6月9日，記者前往甘肅定西采訪太平莊農民自發(fā)募捐雞蛋，并駕車送到隴南災區(qū)一事時，是帶著本《定西孤兒院紀事》去的。定西是1958～1960年甘肅大饑荒的重災區(qū)，作家楊顯惠在這本紀實小說中寫道，那場饑荒發(fā)展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饑荒過后，定西專區(qū)留下了5000名左右孤兒。在他們背后，是5000個左右的家庭全家餓死，孤苗獨存。
　　“3年自然災害”，這場幾乎席卷全中國的大饑荒，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今日的“5?12汶川特大地震”。而當時的人為災難與現在剛剛發(fā)生的自然災害，又由兩名前往地震災區(qū)送雞蛋的定西農民奇妙地串聯起來。因此，特別想了解那場饑荒在定西農民身上留下了什么樣的烙印?他們是如何看待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的種種不同，又是以何種心態(tài)和行動來對待今日的地震災區(qū)人民的?
　　但這些愿望落了空。在定西，沒有人愿意多談大饑荒――他們并非對此抱有抗拒心理，而是壓根就不感興趣，即使談起來也是口氣淡然，記憶殘缺。這使我迷惑。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究竟是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來對待災難的?是麻木還是堅韌?是認命還是達觀?是善于遺忘還是勇往直前?這時的災，那時的難，難道會那么輕易地就都成為過去了嗎?
　　6月11日，在蘭州，記者見到了《定西孤兒院紀事》的作者楊顯惠。楊顯惠，甘肅蘭州人，現為天津作家協會會員。除《定西孤兒院紀事》外，還著有《夾邊溝紀事》，后者描寫了1957年反右之后，甘肅酒泉一所關押右派的勞改農場里所發(fā)生的故事。楊顯惠現在雖然家在天津，但每年都要回甘肅住一段日子。這位50多歲的作家有著一副苦難的面容，但他笑稱自己的人生經歷中，并未有過太大的磨難，他所有的憂思，來自他始終默默愛著的甘肅大地和甘肅人民。
　　
　　“社稷為重”?“以人為本”?
　　
　　《南風窗》：我這次來甘肅采訪震災，因為想要了解一下甘肅省的歷史、社會情況，就到書店去找書，但卻發(fā)現蘭州各大書店都很少這類書賣，為什么甘肅人寫甘肅的書這么少?
　　楊顯惠：如果當初我一直留在甘肅，可能我也寫不出這樣的書。如果我是在甘肅的媒體或文化部門工作，有人管著，“大饑荒”在甘肅又是禁區(qū)，敢寫嗎?寫了飯碗被敲掉怎么辦?你能不想這個問題嗎?可是我現在在天津工作，即使受處分，也是天津作協處分我，跟甘肅沒關系。
　　我30多歲才離開甘肅到天津，因為我在兵團時，談了個對象是天津人，知青回城時跟她回了天津。之前我只在甘肅呆過，所以就寫甘肅的這點事，出版社能出就出，不能出就算了。
　　《南風窗》：那么你寫過天津嗎?
　　楊顯惠：我沒有寫過天津。雖然我住在天津，但對天津的事了解得不多，寫不過人家土生土長的天津作家。
　　《南風窗》：甘肅也是個多災多難的地方，從漢代到清朝，再到民國、解放后，一直都有震災，加上旱災、兵災、水災。有的是天災，有的是人禍，所以甘肅人是那么渴望平安，比如蘭州有“安寧區(qū)”，定西有“安定區(qū)”。你覺得天災和人禍有什么不一樣?在救援上又有什么不同?
　　楊顯惠：1958年至1960年的大饑荒，根本原因在于國家領導人的思想。在國家領導人看來是“社稷為重”，對政權的維護是主要的。解放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但是中國的基礎非常差，本來全國生產的糧食就不夠吃，國共兩黨又打了幾十年仗，加上日本侵略，中國的工農業(yè)生產受到極大破壞，極其凋敝。后來要搞建設，美帝國主義不支持，跟蘇聯又鬧翻了，還在朝鮮跟聯合國軍打了一仗，這都是要錢的。
　　1953年起，中國展開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150多項蘇聯援建的大型工業(yè)項目同時上馬，光蘭州市就有蘭州煉油廠、蘭州化工廠等五六個項目上馬。這些建設項目的資金從哪里來?不就是從農民身上來嗎?如果當初不急于在工業(yè)上搞大投資，農業(yè)也不會很差勁，也就不會出現大饑荒了口因為當時以國家的長期發(fā)展為重，在農民糧食不夠吃的情況下，還要在農村大量征收，對農民進行嚴重的剝奪。
　　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以人為本，以民為本，跟那時有本質不同。汶川大地震，溫家寶總理第一時間趕到災區(qū)，指揮抗震救災，政府馬上撥款，全國人民總動員，老百姓的思想與那時也有很大的不同。
　　《南風窗》：能不能說這樣說：現在的自然災害與當年的人為災害發(fā)生后，應付的手段也不一樣，一個是立足于“救”，一個是立足于“斗”?
　　楊顯惠：不能簡單地分成“救”和“斗”，要看時代背景。
　　開始搜糧是為了要把公購糧繳夠。后來大食堂沒吃的，就把搜到的糧食放大食堂吃了。搜糧策劃得很嚴密，地區(qū)派人到縣上，縣上再抽干部配合，一起帶上各公社、大隊干部，交叉搜糧：這個公社的干部到那個公社，這個大隊的干部到那個大隊，怕熟人下不去手。整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所謂“群眾運動”，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動員這一撥人整那一撥人。文件規(guī)定了哪一群人整哪一群人，不能脫離這個軌道。
　　《南風窗》：當年同樣是大饑荒，為什么定西地區(qū)餓死人最多?
　　楊顯惠：因為定西地委書記執(zhí)行政策最堅決，他是省委書記的大紅人，每次開會受表揚。書記器重他，他干得更歡了，下面餓死人也更多了。那是講階級斗爭的時代，社會本身不關注民生。大饑荒時甘肅餓死人最多的地方有兩個：張掖和定西，張掖地委書記和定西地委書記，都是甘肅省委書記的得力干將。
　　定西死人最多的通渭縣當時并不窮，是甘肅省的產糧縣人少地多，只要幾個公社糧食熟了，就夠全縣人吃了。但是，從1955年開始合作化，1956年高級社，1958年人民公社，農民經不起這樣的長期折騰呀，每年還要繳公購糧，社員只好把單干戶時存下的糧食，一點一點地拿出來貼補著吃。公購糧收得特別嚴重時，自己家里的存糧也補貼著吃完了，餓死人的事就開始了。
　　夾邊溝的右派餓得奄奄一息了，農場領導跑到張掖地委找書記，書記說：“建設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死幾個犯人你就松溝子了?”
　　這個書記是老革命，18歲就當了縣長，當時的整個河西走廊都是張掖市，如果不是老革命，能讓他管這么大地方嗎?那時都是戰(zhàn)爭年代過來的人做領導，長期打仗，把心給打鐵了。他們認為，打仗時還要死人，建設時期能不死點人?怕死人就打不贏仗，人是作為他們的工具的。
　　
　　對災難的遺忘是一種默契
　　
　　《南風窗》：歷史上的多災多難，對甘肅人的性格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災難過后，這種影響是被淡忘了，還是沉淀在甘肅人的血液里了?
　　楊顯惠：甘肅人的性格嘛……忍耐、溫順，能吃苦。1958～1960年的大饑荒發(fā)生時，一開始定西有人往外跑，去外面討飯。政府發(fā)現了，不許再跑，跑出去給黨丟人，給社會主義抹黑，大部分人就坐在家里等死，眼 睜睜的，一家一家地餓死，像綿羊一樣。
　　至于甘肅人其他的性格，看不出與全國人民有啥不一樣的。
　　《南風窗》：汶川大地震后，甘肅省到災區(qū)去的志愿者相對較少，感覺甘肅人除了上面那些性格外，是否還有些對參與公眾事務的冷漠?
　　楊顯惠：不是甘肅人對公眾事務冷漠，
　　也不是他們沒有同情心，這里有更深層的原因。我跟甘肅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大家都很關心災區(qū)，也表現出了公民責任心，但是由于媒體對甘肅災情的報道不夠，大家都不了解甘肅災區(qū)的情況。
　　甘肅的記者跟全國媒體的記者一樣，但他們有紀律，每到這個時候就沒辦法深入報道。
　　《南風窗》：當年的大饑荒發(fā)生后，政府封鎖消息嗎?
　　楊顯惠：甘肅省委成立的那個工作組下來調查時是封鎖消息的。他們的調查就是“指鹿為馬”。后來中央工作組下來了，由西北局負責解決這個問題，甘肅省領導班子改組，免去了省委書記的職務。
　　但后來所謂的“公開處理”，也是在當事縣里宣布一下，城市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大饑荒”這回事。蘭州市民只知道進城要飯的人多了。當時市民一個月供應26斤糧食，機關干部27斤，輕體力勞動者30多斤，重體力勞動者40多斤，雖然吃不飽，也不會餓死。
　　《南風窗》：我覺得甘肅人，也是中國人的一個性格特征，就是善于遺忘，特別是對過去的苦難、災難遺忘得很快。這次到定西采訪，我又感受到了這一點。那里的人不愛談“大饑荒”，不是出于抗拒心理，而是根本就沒有興趣談這件事，請問這是為什么?
　　楊顯惠：如果沒有社會的完全進步，民主化達不到一定程度，有人就是希望你忘記，你要天天說，就會挨批。
　　1962年，夾邊溝農場撤銷了，由勞改系統交給酒泉地區(qū)。新來的農場領導覺得夾邊溝這個名字很臭，因為死了那么多人，就把名字改為“長城機械化林場”。后來，我的《夾邊溝紀事》，以及別人寫夾邊溝的書出版后，夾邊溝有點名氣了，好多人跑去看，林場領導又把名字改成了“夾邊溝林場”。
　　定西孤兒院的事，大部分孤兒不愿談論。一是他們父母雙亡，自己在孤兒院長大，覺得不光彩，好像是個丟人的事。他們從孤兒院出來，進入社會后，有的分配到鐵器合作社、木器合作社當工人，在單位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定西的多數孤兒所受教育有限，在孤兒院吃不飽飯，也沒有上學的心思，文化水平很差。從孤兒院出來后，分到國營大企業(yè)的，只要企業(yè)不倒閉，還能工作，但大部分孤兒都分到了集體企業(yè)。改革開放后，這些企業(yè)很快完蛋了，有的孤兒只能吃社會救濟，最低生活保障線原來是一個月90塊錢，后來漲到100塊、190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更不愿意說了。
　　但是，采訪得多了，總有膽大的，反正已經下崗了，一個月拿90塊、100多塊錢，說就說了，不怕領導找麻煩。
　　有一個女孤兒，從孤兒院出來后，分配到一個集體企業(yè)。她結婚了，自己的孩子也長大了，但孩子找不到工作，她就覺得自己是孤兒，沒有靠山、關系，才會導致兒子找不到工作，覺得對不起孩子。她就在單位老是說過去怎么挨餓的事。領導多次批評她，不讓她說，因為這是陰暗面，給黨、給社會主義抹黑。但這個女的可能已經心理失常了，領導越批評，她就越愛說。后來有一天，她突然失蹤了。我去采訪定西孤兒院時，她已經失蹤幾年了，家人到處找不著。
　　
　　上世紀50年代的形象工程
　　
　　《南風窗》：你寫《定西孤兒院紀事》這本書，除了采訪過定西孤兒院的孤兒外，還采訪過執(zhí)行當時政策的當事人嗎?
　　楊顯惠：我采訪過孤兒院的老師，幾個生產隊長。還采訪過當時執(zhí)行政策的通渭縣委書記。
　　在定西地區(qū)，通渭是受災最重的縣。省委工作組下來后，逮捕了縣委書記等17個人，但后來又放了，沒有追究刑事責任。因為他們只是政策的執(zhí)行者，而非制訂者。我問過這個縣委書記：通渭餓死這么多人，你作為縣委書記有沒有責任?他說我有責任，但我不能承擔全部責任。一般人認為書記的權力大得很，這要看你怎么看這個問題。在糧食問題上，縣委書記一點權力都沒有。上面讓我們把糧食全收上來，我們能不收嗎?給你定多少任務，就要完成多少任務。
　　通渭餓死人的情況出現后，縣委書記想救人，就把糧庫的門打開了，雖然他無權放糧，但他以發(fā)放明年春天的種子為由，放了些糧。地委書記知道后，把他叫去訓斥：“你們縣的公購糧還沒繳夠，你就想往下發(fā)返銷糧了?”縣委書記說那是明年的種子。地委書記說：“現在還沒到種地的時候，你發(fā)什么種子?”縣委書記就不敢再放糧了。
　　1958年秋天，定西餓死人的現象就開始出現了。1959年的11～12月最嚴重，人員大規(guī)模死亡，通渭縣已經餓死了三四百人，縣委書記也覺得情況嚴重，把死亡人數統計后，他連夜坐著吉普車去向地委書記匯報。地委書記正在大禮堂里向干部作報告，縣委書記就坐在接待室等。地委書記開完會，縣委書記上前說，縣上死人了――農民沒有糧食吃，餓死了三四百人。地委書記一聽，說：“你跟我說這個干什么?你們縣是先進縣，這個紅旗不能倒，還要持續(xù)地大躍進!”
　　定西“搶救人命”時，通渭是重點，全縣28萬人，餓死7萬多，逃亡2萬多，占了1／3。1961年，通渭人口下降到18萬。
　　《南風窗》：虛報糧食產量外，大煉鋼鐵及引洮工程也是造成定西地區(qū)大饑荒的兩個重要原因。由于引洮和大煉鋼鐵，定西農村70％的莊稼無人收割，腐爛在地里。甘肅省委1958年上馬的共產主義工程――引洮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區(qū)，說是要修一條山上運河，河里可通舟船。16萬農民辛苦3年，僅定西地區(qū)就耗費1億多元資金，因制作大量人力車及燒水做飯，砍伐了無數參天大樹，在各種事故里，2148名民工死亡，400多人傷殘。3年后工程以失敗告終。
　　前年年底我注意到，引洮工程又上馬了，前幾天我去定西干旱地區(qū)采訪，那里的農民說工程完工后，他們的人畜吃水問題都能解決。
　　楊顯惠：引洮首先是解決吃水問題，不上馬不行，逼到腦門子上了。定西大部分縣都沒有河流，即使有也流的是苦水，不能吃。過去在河道里打井，由于沒有地下水源補充，幾千年、幾萬年形成的那點地下水，很快抽干了。定西市區(qū)十來萬人口，難道都要他們搬遷?即使光為了了人吃水，也必須解決引洮問題。
　　現在施工條件、技術、工程材料等都具備了，1958年純粹是在不能做的情況下，搞的“大躍進”，它不是為了解決吃水問題，而是搞的形象工程。中國的形象工程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當時引洮工程純粹是要用黃土修一條運河，沒有別的材料，而且還不是在平原上，要經過一道道山溝，最要命的是它還“邊施工邊設計邊修改”。
　　這個工程上馬，起因是定西一個干部向地委領導匯報工作時，說了句“能把洮河水引到董志塬就好了”。后來省委書記到定西開會，地委領導來向省委書記匯報這個想法，省委書記一拍腦瓜子：“行，就這么干!”
　　《南風窗》：你現在和甘肅的聯系多嗎?還會繼續(xù)寫甘肅的書嗎?
　　楊顯惠：我每年都要來甘肅幾趟，在這里住一段時間。今年來，主要是想了解這樣一件事：從改革開放起，由定西向河西走廊移民，已經持續(xù)20年了，因為這里已經持續(xù)干旱二三十年了，冬天無雪，夏天無雨，地里的干土有一尺多深，莊稼種不進，種進了也收不上來。
　　河西走廊年降雨量不到50毫米，主要靠祁連山上的積雪春天融化后，澆灌土地。但那里有很多荒灘，只要開墾出來，就是豐產田。我在河西走廊插隊16年，知道這個情況。定西移民到河西走廊的人，很大部分站住腳了。他們也喜愛那里。
　　但河西走廊沙塵暴很厲害，自然生態(tài)脆弱，所以從定西向那里移民，也是一件兩難的事。明天我要去河西走廊，實地考察一下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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