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抽離了時代的社會和政治背景，大寨的變遷肯定就是另外的樣子了。 　　 　　1915年2月14日，農(nóng)歷大年初一。在距大寨30公里的昔陽縣小南村，一個奶名“金小”、大名“榮貴”的孩子呱呱墜地。6年后，他被一貧如洗的父親帶去大寨，住在―座破窯洞里。30年后，已經(jīng)改名“永貴”的他掌管并改造了這個山村，接著，這個村莊又對全中國的農(nóng)村產(chǎn)生了劇烈的影響，他也當上了國務(wù)院副總理，大寨被交到他挑選出來的接班人“鐵娘子”郭鳳蓮手上。再以后，他和大寨都從天上跌回到人間，他郁郁而終，“鐵娘子”被黜11年，大寨遂被人們遺忘。
　　20多年后，大寨以一種令人驚詫的面貌，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
　　
　　從勞模開始
　　
　　1980年代曾任大寨村支書的高玉良說：“陳永貴對共產(chǎn)黨、對毛主席的感情比一般人深得多，因為他一家在舊社會吃了太多的苦。他對自私的人最看不慣，誰有私心，他就說準搞資本主義�！�
　　1952年，37歲的陳永貴被評為省級勞動模范，出席山西省農(nóng)業(yè)豐產(chǎn)勞模代表會。在這里，他認識了大名鼎鼎的張老太。這個全國著名勞模，參加過1949年的開國大典，毛澤東給了他3個信封，讓他有要事可以直接向自己反映。這是多么巨大的榮譽!昔陽作家孔令賢在《大寨春秋》中記述，躺在省政府招待所床上的陳永貴徹夜難眠，他捏著拳頭想：張老太能辦到的事，我為什么就辦不到?
　　1963年的那場洪災，大雨下了7天7夜，陳永貴搞的大寨10年造地規(guī)劃，被一場洪水沖得無影無蹤，幾乎所有社員的窯洞都沖垮了。
　　讓社員們更瞠目結(jié)舌的是陳永貴豪情萬丈地提出了：大災之年，不要國家的救濟糧、不要國家的救濟款、不要國家的救濟物資!這是“三不要”，另外還有一個“三不少”：上繳國家的糧食不少；社員的口糧不少，社員的收入不少!
　　陳永貴帶著全村社員，白天修地，晚上修窯，天天發(fā)揚“人定勝天”精神。當年大寨糧食總產(chǎn)量42萬斤，畝產(chǎn)745斤，上繳國家糧食247萬斤。昔陽縣委和山西省委先后發(fā)文肯定大寨的抗災壯舉，號召干部群眾向大寨學習。陳永貴四處去作報告，妙語迭出。媒體記者蜂擁而來，毛澤東也第一次聽說了陳永貴的名字。
　　
　　1964年1月，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作報告，不拿講稿，3個小時滔滔不絕。2月《人民日報》刊登長篇通訊《大寨之路》。這年年底，陳永貴作為人大代表出席三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贊揚了大寨。大會結(jié)束后，毛澤東邀請陳永貴吃飯、合影。稍后，毛發(fā)出“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號召。
　　
　　50條好漢
　　
　　在大寨展覽館，記者看到了大寨創(chuàng)業(yè)時期的50條好漢的照片，他們很多人都有著威武的綽號如“鐵肩膀”、“大力士”、“飛毛腿”、“黑旋風”等�？粗�這些瘦弱的農(nóng)民，一個個起著“變形金剛”式的外號，讓人想笑又想哭。
　　大寨大隊的社員，是被陳永貴高度組織起來的農(nóng)民。社員間的人際關(guān)系，遠比人們想象的復雜、緊張。組織內(nèi)部的協(xié)調(diào)成本越高，辦事效率就會越低。為此，陳永貴采取了最簡單、最直接的一種方法，就是斗爭。
　　陳永貴很欣賞毛主席的名言：“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标愑蕾F每時每刻都在與人的本性，與人的感情、思想、體力和能力的極限斗爭。這是一場無休無止的戰(zhàn)爭。希臘神話里的西西弗斯，每天要推一塊石頭上山，但當他休息時，石頭又自動地滾了下來，令人沮喪。在大寨，陳永貴以一人之力，每天要推全村幾百塊“石頭”上山。然而，他的氣場太強了，竟然能令“石頭”們自覺地爭先恐后往上跑。
　　社員宋立英，在用鍘草機鍘草時，看見秸桿里挾著一顆石頭，眼看就要接觸到刀刃了。宋立英毅然伸手去機器槽道內(nèi)掏石頭，左手被鍘刀鍘掉了中指和食指。從前的落后社員趙小和，為了保護集體的馬車不掉進深溝，用雙手和肩頭緊緊托住馬肚子。馬和車得救了，趙小和的腿卻被砸斷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就是：“馬傷著了沒有?”兩年后，趙小和趕車為集體拉石料時，又遇險情，趙小和再施壯舉。這一次，他直接被翻了的重車壓死了， 他們都是大寨大隊的英雄。
　　似乎沒有人注意過，陳永貴是怎樣對自己用狠，繼而戰(zhàn)勝自己的。用郭鳳蓮后來的話說，陳永貴“是一個先行官，思想是激進的”。陳永貴親口說過：“要是毛主席讓我去死，我馬上就去死�！倍鴵�(jù)昔陽縣志記載，在陳永貴統(tǒng)轄昔陽的13年間，昔陽農(nóng)民在學大寨、大搞農(nóng)田基本建設(shè)時共傷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
　　當時，即使在昔陽，大寨也是高不可攀。鄰村人一提學大寨，就說：“哎，咱可不受那磨難!”至今，記者在大寨附近村莊采訪時，還能感受到村民們對大寨的怨憤之氣。
　　1967年1月，陳永貴參加了造反派對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奪權(quán)活動，回來后又作為總指揮奪了昔陽的黨政大權(quán)。
　　以前他所敬仰的老勞模張老太，也成了學大寨運動的“絆腳石”，被昔陽縣革委會打成了“五種”。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那是一個“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時代，沒有這個時代背景，陳永貴會是另外一種樣子整個大寨的變遷，也完全會是另外一種樣子。
　　
　　巔峰生活
　　
　　1973年9月，58歲的陳永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稍后又被任命為國務(wù)院副總理。這年年底，他辭去了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職務(wù)，接替他的，是他親自挑選的、年輕的大寨鐵姑娘隊隊長郭風蓮。
　　大寨出名后，特別是陳永貴當上副總理后，大寨人變著法子對付土地。陳永貴規(guī)定村民下地干活不準穿鞋，因為穿鞋會把土壤踩實，留不住水。如果光腳干活。因腳底是弓形，踩在松軟的土地上，會留下一個一個的小坑，澆了水就能留住。
　　陳永貴和他帶領(lǐng)下的大寨社員是真正的愚公。愚公移山最后還要拜托神仙幫忙，把山背走，陳永貴和大寨社員們是真的移走了十幾座小山，硬生生地造出了一個個小平原。
　　從1963年到1979年，中國沒有哪個地方的農(nóng)民，像大寨大隊的社員這樣，沒日沒夜地處于聚光燈的照射之下。大寨展覽館里有一張照片，是兩名大寨婦女在田間育苗，面前站著一排參觀者，目不轉(zhuǎn)睛地觀看。大寨農(nóng)民的日常勞作，變成了一種超炫的舞臺演出。
　　陳永貴對大寨的要求是無止境的。大寨的糧食產(chǎn)量必須不斷地攀高。但是，大寨每年只能種一季玉米或谷子，加上山地條件限制，產(chǎn)量能上千斤已屬不易，陳永貴提出大寨試種水稻、棉花和小麥。
　　按照大寨“首席科學家”，大隊科研組組長高玉良的說法，這些試驗還真取得了成功：“因為我們用的水庫水，在太陽下曬著，又沿15里長渠過來，到支農(nóng)池后很暖和，加上我們的管理技術(shù)好，在高山上種水稻，畝產(chǎn)竟能達到1700斤。
　　有趣的是，由于大寨種水稻也成功了。 昔陽決定全縣推廣這一新的“大寨經(jīng)驗”．普及水稻種植，這一來，引起了水源緊張。加上昔陽多是山地，四處滲漏，跑水嚴重，水稻種植遂偃旗息鼓。
　　又因同樣的原因，小麥、棉花種植也半途而廢。1983年分田到戶后，昔陽到處挖煤窯。淺水層的水位不斷下降，全縣水源少了，用水澆地還得掏錢，就更沒人種小麥了。
　　從1979年開始，陳永貴和大寨開始走下坡路。這一年，64歲的陳永貴被免去昔陽縣委書記職務(wù)，翌年辭去國務(wù)院副總理職務(wù)。1986年春，陳永貴因肺癌在北京病逝。
　　
　　風風雨雨郭鳳蓮
　　
　　假如沒有陳永貴，就沒有大寨的昨天；假如沒有郭風蓮，就沒有大寨的今天。
　　1980年6月，社會輿論對大寨的攻訐正酣時，郭風蓮趁赴京出席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之機，去找國家領(lǐng)導人訴苦，據(jù)媒體報道，鄧小平聽完郭鳳蓮哭訴后，除安慰外，還講了一段話，大意是：一、大寨吃苦耐勞、自力更生的精神應該學；二、“全國學大寨”學走了樣，走了極端；三、大寨自身也走了極端。
　　鄧小平的話，對大寨那段歷史是個公正、全面的評價。9月4日，記者在采訪郭風蓮時向郭風蓮求證當時的具體情況．郭鳳蓮面色一沉，旋即拒絕道：“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見過鄧小平后兩個月，郭風蓮被昔陽縣委免去大寨村支書的職務(wù)，又兩個月后，郭鳳蓮被調(diào)離大寨，安排到晉中市果樹研究所，當了一名無所事事的副所長。5年后，在她的要求下，又調(diào)回老家，任昔陽公路段黨支部書記。
　　沒有人知道在被黜的這11年里，郭鳳蓮是怎么熬過來的。除了過年及祭拜陳永貴。她連大寨村都不愿意回，對村里的變化也不管不問。
　　11年的沉寂與思考"足夠讓她接受社會現(xiàn)實的變化，實現(xiàn)由“政治掛帥”向“經(jīng)濟掛帥”的轉(zhuǎn)變。對于郭風蓮今天的東山再起而言，這11年的沉寂是必要的，甚至是可貴的。
　　此次采訪中，郭風蓮對本刊記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是幾十年風風雨雨走過來的。確實，她有資格說這句話。
　　
　　當時的村支書高玉良說：“那時候，全國都在罵大寨。我們出去都不敢說是大寨人，只敢說是陽泉、平定人，有時連山西人也不敢說。你在火車上一說是山西人，就有人罵大寨……”
　　1982年，縣里要求大寨分田到戶，但阻力很大，大寨的老干部、老社員怕分了地后兩極分化，再吃解放前的苦頭。然而，地沒分下去，大寨社員卻產(chǎn)生了懶惰思想，玉米一長高就不想下地干活了，出工不出力，干部沒法管。因為周圍的村子地都分了，農(nóng)民很自由，沒人管，大寨村民也受到影響。昔陽縣委副書記、副縣長也住到大寨，天天開“兩委”會、黨員會、青年團員會，大講聯(lián)產(chǎn)承包制的好處。大隊干部頂不住了，得，大寨也分吧。
　　郭鳳蓮調(diào)走之后。大寨村先后換了4任黨支書，唯有郭鳳蓮重新上任，是省領(lǐng)導研究決定的，是省委書記和省長事先與她談過話的。
　　
　　經(jīng)濟掛帥
　　
　　大寨實在需要一個與它的名聲、地位相匹配的、能撐得起來的當家人。跟陳永貴、郭風蓮曾經(jīng)擁有過的政治地位、政治資源、強人本色相比，那4任后繼者都相形見絀，有的甚至是被縣委、縣政府臨時抓撓來“救火”的。
　　“我干支書的那幾年，別說中央領(lǐng)導了，昔陽縣縣長都不來，還對大寨有意見，怕大寨黑了他的頭，讓他當不成縣長。”高玉良感慨地說。
　　大寨搞企業(yè)，并非始自郭風蓮復出。1981年村里就造過一座煤礦這座煤礦1999年停了，1995年又造一座，就是現(xiàn)在的大寨煤礦。1987年村里還建過一家化工廠因未能預測到市場變化，產(chǎn)品滯銷，被遣停了。
　　郭風蓮復出后，最初辦的企業(yè)也有一些失敗了。然而風水輪流轉(zhuǎn)，“大寨”品牌越來越吃香，許多對過去那個時代懷有感情、對大寨懷有深厚感情的企業(yè)家，都愿意與郭鳳蓮合作，扶持大寨發(fā)展。在市場經(jīng)濟社會，大寨所擁有的最珍貴財富，也許不是大寨精神，而是它的名聲，用專業(yè)術(shù)語叫“品牌”。這份顯赫的名聲是由陳永貴奮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如今郭鳳蓮將它變了現(xiàn)。
　　大寨成立經(jīng)濟發(fā)展總公司后，引進資金、洽談項目、聘用企業(yè)負責人，甚至宣傳推銷新產(chǎn)品，都由董事長郭風蓮親自出面，她掌握著這一切大權(quán)，旁人無從置喙。如果說大寨還有一個繼承了大寨精神的人，那就是郭鳳蓮。2006年，大寨經(jīng)濟發(fā)展總收入達到了1.2億元。
　　如今的大寨，似乎成了一個福利社會。村民的地由集體統(tǒng)一耕種、管理，自己到玉米成熟時去收就行了。村里的孩子上幼兒園和小學全部免費，考上大學后還有補助。村集體給全體村民買了醫(yī)療保險，老人每月有養(yǎng)老金，對勞動模范還有額外補貼。村民愿種地的可參加農(nóng)業(yè)組，愿當工人的可安排到總公司所屬企業(yè)，愿做生意的可租賃統(tǒng)一建造的門面房開“窯洞飯店”、賣旅游紀念品等。游客們走進大寨，感受到的是一片悠閑、靜謐的氛圍，與傳說中的大寨人“戰(zhàn)天斗地”的忙碌景象形成對照。村里建起了兩處“大寨新村”小區(qū)，以優(yōu)惠價提供給村民居住。過年時免費發(fā)放兩瓶“大寨酒”和一箱“大寨核桃露”。
　　大寨村民似乎變成了“被供養(yǎng)的一群”，他們跟村干部接觸的機會很少，對村級管理建言的愿望也很淡然。至于大寨經(jīng)濟發(fā)展總公司共擁有幾家企業(yè)，經(jīng)營情況如何?已經(jīng)給大寨掙了多少錢?更無一個普通村民能說得清。
　　記者在大寨村采訪時，有村民笑曰：“大寨為什么刑事案件少?因為大寨人就沒這個膽!我們大寨人最馴服，最好領(lǐng)導了�！辟Z進財?shù)倪z孀、全國著名老勞模宋立英天天告誡子女：“干部說甚就是甚，咱可千萬別頂撞。”
　　如今的大寨，家家有電視，但有線電視阿卻尚未開通，包括郭風蓮家的小樓，家家都是支起“鍋蓋”來接收電視信號�！板伾w”的特點是本地電視頻道收不到，遠方的頻道卻能收到，所以，鳳凰衛(wèi)視的評論性報道《大寨建大廟是不是違背大寨精神?》很多村民都看了，但他們都不愿置評。
　　記者問及為何大寨離縣城只有5公里，卻至今未通有線電視網(wǎng)?村民們說：前面的武家坪不鋪，我們鋪了。 從他們村過，他們不就沾我們光了?那武家坪村又為何不鋪呢?村民笑曰：沒錢唄。
　　眼下。郭風蓮最遭人非議的，是她的兩個兒子都開了公司，賺了錢，有^說郭風蓮家已是昔陽縣首富了。郭的小兒子擁有一支運輸車隊，人稱“皇家車隊’，最近他又建起了昔陽唯一的四星級酒店。郭風蓮的大兒子，則建起了令無數(shù)人跌破眼鏡的“虎頭山上一座廟”。
　　假如是太邱莊禹作敏的兒子，或者華西村吳仁寶的兒子這樣干，也許不會引起如此眾多的非議。無疑，大寨的政治光環(huán)既給郭風蓮帶來榮耀和機會，也給她帶來了新的困擾。

相關(guān)熱詞搜索：村莊 兩個人的村莊 電影兩個人的村莊 夢見一個村莊死了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