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qū)的未來之路，可能有很多條路徑與選擇。其重構也涉及諸如中央政府對于“特區(qū)”身份的再定位。涉及深圳+香港這一“完美婚姻”在“世俗生活”中的實踐檢驗，涉及深圳的產業(yè)升級之路等各方面。這在上期“獨家策劃”中，已經通過全方位的展現(xiàn)視角，給了我們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
　　在上述的思考與反思中，筆者認為需要我們更加關注的是文化因素。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世界看作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認為在全世界，人們正在根據文化來重新界定自己的認同。國家如此，城市自身的發(fā)展及其相互競爭，何嘗不也是如此呢?
　　在城市的發(fā)展中，一些基本的競爭要素，如資源、制度、科技、管理和人才等，都可以通過資本獲得。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可以構成獨特的競爭力。一個城市的文化個性不僅決定了其魅力。而且決定了其競爭力度和發(fā)展路徑。誠哉斯言。如果上述表達還略顯空洞的話，我們可以延伸思考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德國精密機械制造最強?為什么瑞士多奢侈品？為什么印度的軟件業(yè)可以崛起？而巴黎就是時尚中心?這些是否與國家，與城市內在的文化傳統(tǒng)與文化性格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呢?
　　在一個競爭日趨同質化的時代。深圳要想活出自己的精彩，跳出這個雷同的發(fā)展窠臼，定位自己的城市特點。需要尋覓自己的文化性格。這個性格脈絡的尋覓，對于一個城市秩序與命運的重構。分量沉甸甸。
　　石子硯(2007年5月下《深圳命運》)
　　
　　蘇州模式：政府后退，市場才能回歸
　　
　　蘇州在取得經濟巨大成功的同時，也在孕育風險，且不說能源、環(huán)境的巨大代價，所謂“只長骨頭不長肉”、“只富官商不富民”，這種刻薄的評論也令政府主導經濟的“蘇州模式”備受爭議。正如文中所提到的，“蘇州模式”走到今天，已經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應該說，要在幾十年時間里走完發(fā)達國家?guī)装倌瓴抛咄甑穆�，“政府主導”是每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必由選擇。
　　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日本、韓國、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在政治上獲得獨立的發(fā)展中國家，在政府主導下相繼走上經濟增長的道路。但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東亞國家已相繼步入發(fā)達國家的行列，而一些拉美國家卻仍徘徊在發(fā)展中國家的行列。
　　研究者發(fā)現(xiàn)，這些拉美國家在實現(xiàn)經濟的初步起飛后，卻沒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政府、弱企業(yè)的狀態(tài)就像頑疾一樣揮之不去，“政府主導”下扭曲的投資消費關系、裙帶資本主義，使得拉美許多國家在通往增長的道路上，卻沒有發(fā)展。盡管經濟增長是社會發(fā)展的基礎，但增長并不意味著發(fā)展。增長要求回答“有多少”，但發(fā)展則既要回答“有多少”，還要回答“有多好”。與增長相比，發(fā)展關注更多的是屬于人、為了人、維護人的權利的問題。
　　文中提到了一個如何規(guī)避“拉美化”的問題。在“蘇州模式”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應擺正位置，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場干預，讓企業(yè)成為市場經濟的主角。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趙曉提出：不機械地等待市場制度的成熟，不機械地等待本地企業(yè)家的涌起，在市場和政府均不太規(guī)范的情況下，發(fā)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這種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固然有道理，但讓政府管起來很容易，一旦形成利益集團，要政府放手。就難了。政府后退，市場才能回歸，蘇州模式轉型的關鍵一步，正在于此。
　　彭興庭(2007年5月下《“蘇州模式”走到十字路口》)
　　
　　瘋狂股市承載著國人暴富夢想
　　
　　實際上，股市瘋狂伴隨著的是國人心態(tài)的瘋狂。
　　綜觀中國股市17年的發(fā)展，前幾次大牛市中，股民的心理脆弱不堪，一遇風吹草動，就可能望風而逃。時下，情況今非昔比。自2006年5月的1500點到現(xiàn)在的4000點左右，盡管各種傳言、分析、表態(tài)甚至政策層出不窮，但中國股民的心態(tài)似乎越來越堅不可摧。在監(jiān)管層一再提示風險的時刻，仍有不少人蜂擁而至，這并不是他們缺乏風險意識，而是暴富心態(tài)派生出的賭徒心理，遠遠掩蓋了不甚理性的風險意識。
　　為什么?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中國股市正在重演中國樓市幾年前的瘋狂，在這一過程中，暴富心態(tài)主宰了一切。這種心態(tài)，首先與中國近10年來甚為流行的“拜富心理”不無關系；一個有意思的例證是，“富豪榜”推出近lO年．非但沒有如“超女”一樣遭遇“審美疲勞”，反而更加泛濫。
　　而且，在新一輪的“超牛市”中，監(jiān)管層盡管略顯含蓄，但還是恪盡職守的。最為明顯的是，與2000年前后的大牛市帶出了“銀廣夏”、“億安科技”等造假明星以及“呂梁”等的惡莊不同，此次大牛市中，類似現(xiàn)象還遠沒有那般嚴重。此外，監(jiān)管層至今也沒有出臺像2001年的“國有股減持”方案那樣明顯對股市健康發(fā)展不利的政策；甚至可以說，本輪牛市中出臺的政策還是比較溫和而有建設性的。
　　但是，監(jiān)管層忽略了普通人對財富的渴望程度。多年來，金融產品短缺，是國人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對于廣大居民來講，除了把錢存在銀行外，唯一可投資的渠道就是股票。如今看來，這也是股市過熱的原因之一。
　　所以，對于證券監(jiān)管部門而言，有疏有堵才是正途。在履行好證券監(jiān)管者責任的同時，還應該肩負起中國資本市場發(fā)展的責任，即應加快金融產品市場的建設，以疏導更多的資金進入股票以外的投資渠道。
　　張剛(2007年5月下《股市裹挾中國經濟》)
　　
　　戈爾的最后一搏
　　
　　美國前副總統(tǒng)戈爾日前接受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專訪。他聲稱對政治的熱情已經消逝，目前沒有競選總統(tǒng)的計劃，但不排除將來有可能出馬。戈爾在2000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的落敗使他的事業(yè)重心發(fā)生轉移。現(xiàn)在，他是google公司的資深顧問，蘋果公司董事會成員，潮流電視臺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世代投資管理公司主席。他全力倡導環(huán)保運動，為限制溫室氣體排放而四處奔走。由于貢獻突出，他在今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他去年參與制作的環(huán)保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榮獲第79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盡管戈爾反復表示無意再次競選總統(tǒng)，但他的朋友、投資者以及他領導下的“綠色大軍”仍在試圖說服他走進“政治森林”。最新的調查顯示，戈爾的支持率在民主黨內排在希拉里和奧巴馬之后。
　　
　　失蹤之后
　　
　　一名可愛的3歲英國女童瑪德琳日前在葡萄牙離奇失蹤，引起了歐洲國家的震驚和不安。5月3日，凱特?麥卡恩夫婦帶著3個孩子從英國來到葡萄牙南部阿爾加維度假，在安頓下來之后，麥卡恩夫婦離開公寓去附近一家餐廳就餐，謹慎的麥卡恩夫婦每隔30分鐘就輪流回房間查看瑪德琳和兩個雙胞胎弟妹。然而，就在晚上10點左右，當麥卡恩夫婦回到公寓時，卻發(fā)現(xiàn)房間窗戶大開，而瑪德琳早已不見蹤影，當地警 方在勘查現(xiàn)場后認為孩子可能是在熟睡中被人綁架了。孩子失蹤的消息首先震驚了葡萄牙和英國，警方為此已經詢問過100多個人，跟進150條線索，搜索了500間公寓，大約50名志愿者協(xié)助警方在當地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搜索，包括作家羅琳在內的公眾已經捐獻了350X美元懸賞捉拿兇手。
　　
　　投資哥倫比亞?
　　
　　盡管對于大部分美國人來說，哥倫比亞這個名字總跟販毒聯(lián)系在―起，但如今，它已成為國際投資者的新寵。自2001年lO月以來，哥倫比亞股票市場已上漲了14倍，外國直接投資和資本流入已增加超過2倍，許多地區(qū)的房地產價格也上漲了3倍�；ㄆ斓韧顿Y銀行正在哥倫比亞各地建立分部。哥倫比亞外資的驚人增長受惠于國際游資的泛濫，這些資金首先投向了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接下來是土耳其、波蘭、越南等次一等的國家；現(xiàn)在，它已蔓延到哥倫比亞這樣的貧困地區(qū)。這一趨勢給哥倫比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到哥倫比亞的游客在5年內翻了3倍，治安比以前好多了，進出口穩(wěn)步增長，但問題是，哥倫比亞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堪重負，相關的法律也很不健全。
　　
　　危險的捷徑
　　
　　繼并購西門子手機業(yè)務失敗后，明基電通公司董事長李(火昆)耀及4名高管近日被臺灣“地檢署”以內線交易、洗錢等罪起訴。檢方指控明基高層通過海外投資公司克萊歐進行股票買賣，涉及內線交易等違法行為。明基在聲明中解釋，該投資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執(zhí)行海外員工分紅事宜，這是科技界常見做法。面對起訴，李煜耀難掩憤慨：“這是大家的問題，臺灣‘法令’要跟上跨國企業(yè)競爭的步腳�！备鶕�臺灣“法令”，大陸員工不能持有臺灣公司的股票，也不能信托。明基因此必須設計繞道而行的捷徑，之后衍生的問題也都在于此。普華永道律師蔡朝安直言：英美法律是站在保護持有人、投資者的觀點，但臺灣卻著眼于資本市場管制。這樣的管制，不只綁住企業(yè)，更綁住臺灣的整體競爭力。
　　
　　美國的中國恐懼癥
　　
　　如果來賓的分量能決定會議的價值，那么5月22日舉行的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幾乎半數的“中國內閣”在華盛頓參與了6個月以來的第二次對話。用美國財長保爾森的話說，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與增長最快經濟體之間的對話。這一對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用來消除美國政壇上的“中國恐懼癥”的，但實際上卻收效甚微。
　　目前，美國國會中要求對華施加壓力的聲音越來越大。議員們以美國對中國的巨大貿易赤字為由，譴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非法向企業(yè)提供出口補貼，明目張膽地違反知識產權及其他貿易法規(guī)。為此，他們已向國會提交了多部制裁中國的法律，其中包括建議將中國的匯率機制定為違法補貼，以及對出口美國的中國產品征收補償性關稅等。
　　這讓人想起1980年代美日之間的經濟摩擦，當時日本快速上升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被作為操縱匯率的證據。但日本是美國的政治和軍事盟友，而中國無論是在經濟談判桌上，還是在奧運賽場上以及收購美國公司上更多地被視為競爭對手。緊張的貿易關系加劇了這種看法。
　　但實際上，中國不過是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如工資水平停滯、收入不平衡擴大、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福利減少等的替罪羊。美國最好還是從自身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比如對醫(yī)療保險系統(tǒng)進行全面改革，使每個美國人都能享受醫(yī)保；對收入稅進行改革，更好地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而提高對中國廉價商品的貿易壁壘，必將對美國的中低消費者造成打擊，而這些人正是民主黨宣稱要特別保護的對象。
　　
　　除了紀委，還有檢察院
　　
　　在重大責任事故頻發(fā)的今年年初，檢察機關表現(xiàn)出積極姿態(tài)。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負責人在動員各地檢察機關“沒有邀請派員參與調查的要主動與有關部門聯(lián)系并派員參與”時候表示：在辦案工作節(jié)奏、運用刑事政策方面，檢察人員要尊重調查組的協(xié)調意見，適時向事故調查組負責人通報檢察機關開展工作的情況。在決定立案、采取強制措施和定性定罪方面，檢察人員要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努力把每一起案件辦成鐵案。
　　5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宋寒松與廣大網友就瀆職侵權問題交流時說：把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侵權犯罪作比較后發(fā)現(xiàn)，貪污犯罪個案平均是15萬元，瀆職侵權犯罪的平均個案損失是258萬元。瀆職案平均損失接近貪污案17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檢察機關力圖更加有所作為的心態(tài)。
　　在反腐敗的整體框架里，檢察機關面臨的挑戰(zhàn)很多。就在前幾年，檢察機關反貪部門還在為扭轉辦案數量多年下滑的狀況而努力。人們都清楚，這一狀況明顯與反腐敗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的大形勢不吻合。在工作機制上，改革任務仍然很重。比如就偵查權而言，瀆職侵權案件和貪污賄賂案件的偵查集中在瀆職侵權檢察部門和反貪部門，而其他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權還分散于其他職能部門。在反貪部門設置上，有的地方將其列為政府一級局，有的則列為二級局，還有的干脆不明確級別，這對反貪部門的內外工作關系極為不利。而在檢察機關內部，一般說來，反貪的級別又相對高于其他科室，這就對確定中層干部職數和檢察官等級以及開展干部輪崗帶來一定的困難，不利于加強獨立檢察力度。
　　獨立的檢察權是現(xiàn)代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國檢察權的性質爭論一直沒有中斷。幾年來進行的那場曠日持久的關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監(jiān)督權(檢察權)的爭論目前仍未見停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檢察權的調整就在不斷進行。檢察機關先是丟掉了稅務檢察權。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中又失去了免予起訴權，同時，檢察機關自偵權中的相當一大部分劃給了公安――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來，這些權能與檢察權的分離更符合司法規(guī)律，是極其必要和應當的。今天，偵查監(jiān)督權也受到了學術界的質疑。有學者提出應在中國建設治安法院，實行偵查活動中的司法令狀制度――在西方一些國家，批準并簽發(fā)搜查、拘留、逮捕令狀的，并不是檢察院，而是法院。法律監(jiān)督權是我國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職權。但在以權能的重新分配為重要內容的司法改革中，檢察權實際上遇到了重大挑戰(zhàn)。
　　(哲子)
　　
　　民間組織量多還有隱憂
　　
　　中國民政部5月23日發(fā)布統(tǒng)計報告稱，截至去年底，全國共有民間組織35．4萬個。同時，中國社科院主持全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顯示，民眾最關心家庭收入、醫(yī)改及住房問題，在信息獲取上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社會支持系統(tǒng)主要來自親友。
　　對比這兩則消息，人們看到，對中央政府信任度高，而社會支持系統(tǒng)卻主要依靠親友，說明各級政府從管制到服務的轉型沒有做好，其次是非政府組織的缺場，第三，是公民意識尚未形成，需要社會支持時首選的是親友關系和單位領導，而沒有習慣于一個社會人的角色。 　　這里面，第一點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正在努力轉型之中，第三點由于成因比較復雜，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夠讓公民意識同歸。而第二點，傳達出的似乎是民間組織數量不夠的信息�？墒敲裾�部發(fā)布的數據，對比其他國家，這個數字雖不算多，也不能說少，而且，近5年來，每年增長速度也很驚人。
　　民間組織是指除黨政機關、企事業(yè)單位以外的社會中介性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非企業(yè)單位。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潤滑劑，是個人與政府的中間帶。民間組織“第三方力量”的角色定位越來越被認同。但由于各種因素，我們國家的民間組織定位不準，質量不高是有目共睹的。
　　探究民間組織質量不高的原因，除了歷史的經驗匱乏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對民間組織的管理智慧不足。在放手讓各類民間組織更加廣泛地參與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活動上，思想不夠解放，沒有實行分類管理――如衛(wèi)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區(qū)、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政策；沒有放開一大片――鼓勵從事社會服務的民間組織發(fā)展，讓它們在法律框架內最大限度發(fā)揮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以滿足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社會服務需求；強調限制一小部分――有政治企圖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響的民間組織的發(fā)展；總把自己當成是公益服務的唯一提供者，忘記應該轉變?yōu)楸ＷC者，從直接擁有和管理轉變?yōu)橹贫ㄒ?guī)劃規(guī)則和監(jiān)督評估�！�(周曉翔)
　　
　　黎巴嫩“安內”之戰(zhàn)
　　
　　5月20日起，黎巴嫩軍隊和盤踞在該國北部巴勒斯坦難民營中的伊斯蘭激進分子爆發(fā)激戰(zhàn)，目前已造成80人死亡，是黎巴嫩內戰(zhàn)(1975～1990)結束以來最血腥的國內沖突。當軍隊收緊對納赫爾巴雷德河難民營的包圍時，約200名武裝分子以3到4萬名滯留者為要挾，一度宣稱將血戰(zhàn)到底，但在政府格殺勿論飭令下，旋又宣布“單方面停火”。
　　沖突由于難民營附近城市的黎波里的一樁銀行搶劫案引起，最后追查到一個被稱作“伊斯蘭法塔赫”的激進圣戰(zhàn)組織，該組織以攻擊難民營周邊的軍隊哨卡打響了戰(zhàn)斗。盡管被認為勢單力薄，伊斯蘭法塔赫組織近年來卻制造了至少一起震撼黎巴嫩基督徒社區(qū)的炸彈襲擊事件。作為遜尼派穆斯林組織，其與信仰雜陳的政府軍的沖突被看作是更廣泛的權力競爭的一部分，而不像去年西尼烏拉政府打壓什葉派真主黨那樣充滿教派斗爭色彩。
　　黎官員已經開始指責敘利亞在背后操縱全局，試圖阻止黎設立國際法庭審理前總理哈里里遇刺一案。在敘利亞占領時期，黎巴嫩的12個巴勒斯坦難民營受敘軍情部門直接控制，幾個激進圣戰(zhàn)組織也被滲透，成為國際圣戰(zhàn)分子的匯聚地。對于黎巴嫩政府來說，擺脫敘利亞控制是“攘外”，剿滅激進圣戰(zhàn)組織是“安內”，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伯塞斯庫的“回馬槍”
　　
　　2004年末以微弱差距輸掉總統(tǒng)大選后，曾三度將總統(tǒng)一職納入囊中的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一直在走背運。與之同出原救國陣線的民主黨，其主席伯塞斯庫當選總統(tǒng)后，寧可授權右翼聯(lián)盟組閣，也不肯讓中左翼的社民黨繼續(xù)執(zhí)政；并且他在總統(tǒng)任上大刀闊斧地反腐敗和改革司法，令手下敗將、社民黨主席訥斯塔塞中箭落馬，徹底把社民黨給得罪了。
　　作為羅議會最大反對黨，社民黨處心積慮想搞倒伯塞斯庫，首先必須拉攏第二大黨，即執(zhí)政的國家自由黨。該黨主席、現(xiàn)總理特里恰努在羅今年元旦加入歐盟后不久，便與伯塞斯庫發(fā)生矛盾，此嫌隙正好為社民黨所趁。于是，議會5大政黨聯(lián)手，推動羅議會在2月成立了調查總統(tǒng)違憲行為的專門委員會，并于4月19日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彈劾總統(tǒng)案。然而，總統(tǒng)是全民直選產生的，最終罷免須經全民公決，而在5月19目的全民公決中，超過70％的投票選民表示慰留總統(tǒng)。鑒于此，停職一個月的伯塞斯庫重返總統(tǒng)府已成定局。
　　伯塞斯庫殺出“回馬槍”后，此前宣布與總統(tǒng)決裂的特里恰努決定妥協(xié)，表示會留在政府內，不會加入議會反對派陣營，哪怕遭到社民黨倒閣威脅。而總統(tǒng)也順坡下驢，向議會反對黨發(fā)出了對話邀請，以繼續(xù)推進關鍵的改革，為明年議會和總統(tǒng)大選增加籌碼。
　　(本欄撰文：謝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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