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道主，APEC第十三屆雙部長會議和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于十月中下旬在我國上海舉行。這是今年我國外交上的一件大事，也是APEC本身的一件大事，有關方面都對之寄予厚望。讀者也想更多地了解APEC。本刊記者特地采訪了曾長期擔任中國APEC高官的王?生大使。
　　
　　問：APEC成立以來主要有哪些成就？是否也有一些矛盾和爭議？
　　
　　答：APEC成立以來取得了不少成績，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APEC領導人1993年在西雅圖“經濟展望聲明”中莊嚴承諾，要深化“大家庭精神”，并且明確指出，“這種大家庭精神的基礎是為我們的人民爭取穩(wěn)定、安全和繁榮”。
　　這是APEC發(fā)展史上一項帶有戰(zhàn)略性的成果。如果說APEC成立后的頭幾年是奠基和探路，那么這一最高級別的承諾則指引了APEC前進的方向，賦予它血肉和生命力，第一次適應了“后冷戰(zhàn)時期”亞太地區(qū)人民對和平、發(fā)展、合作和共同繁榮的愿望。
　　但這一成果是來之不易的，經歷了一場相當尖銳的斗爭。
　　美國的戰(zhàn)略目標是要實現(xiàn)美國主導的，以經濟、民主和安全三要素為支柱的“亞太共同體”。但日本和韓國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印尼等東盟大多數(shù)國家強烈反對，中國也不贊成。面對現(xiàn)實，克林頓知難而退，在最后關頭對“共同體”一詞做了新解釋。他說，這里所說的“共同體”，不同于歐洲式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以大寫C開頭的“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而是以共同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小寫c開頭的一個亞太地區(qū)的大家庭似的“共同體”(后來大家索性把這個小寫c開頭的“COMMUNITY”譯成“大家庭”)。各有關方面為了尋求合作，避免對抗，一般都顧全大局，表示贊同或不再反對。這實際上是一次帶有歷史性的妥協(xié)，各方都作了重大讓步，體現(xiàn)了與冷戰(zhàn)時期截然不同的一種相互關照彼此利益和立場的時代精神，以及平等、和睦的新型國際關系。它不僅對APEC具有重大意義，對冷戰(zhàn)后的國際關系也具有深遠影響。
　　2．APEC領導人1994年在茂物“共同決心宣言”中明確承諾，“最遲不晚于2020年完全實現(xiàn)‘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同時，考慮到各經濟體的不同經濟發(fā)展水平，決定發(fā)達經濟體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時間不晚于2010年，發(fā)展中經濟體不晚于2020年。接著，次年便制定了“大阪行動議程”，各經濟體都作了“首次投入”。1996年各經濟體都遞交了相關的“單邊行動計劃”。
　　這一承諾(按兩個時間表實現(xiàn)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及隨后的行動，對亞太地區(qū)的經貿合作和經濟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對維護和推進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也具有重大影響，為APEC繪制了一幅前進的藍圖。但這也是來之不易的，“繪圖”過程爭論得也相當激烈。
　　如，美國主張各經濟體都按同一時間表實現(xiàn)貿易投資自由化，馬來西亞反對有任何時間表，中國主張時間表應是“意向性的”。后來大家按印尼方面的意見接受了兩個時間表，給發(fā)展中經濟體晚十年時間的照顧。這一折衷妥協(xié)是實事求是的，但也不能不承認，這是本著“大家庭精神”對發(fā)展中成員的某種照顧。
　　又如，發(fā)達經濟體以及新加坡和香港等，強調按兩個時間表實現(xiàn)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約束性”和“全面性”，日本和部分發(fā)展中經濟體強調要“在自愿基礎上”并允許有必要的“靈活性”。后來“大阪行動議程”在“一般原則”中明確規(guī)定，要按時完成貿易投資自由化，并在第一條中標明了“全面性”，但第八條中又標明了“靈活性”，表明考慮到APEC經濟體之間的不同經濟發(fā)展水平和每一個經濟體的不同情況，在處理由此而引起的問題方面，允許有“靈活性”。這顯然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xié)，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事實上，會后有關成員都各取所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釋。
　　再如，實現(xiàn)貿易投資自由化，本應遵循“非歧視原則”，但美國強調其國內法，不同意實施這一原則。這實際上是針對中國的，但APEC其他成員都支持中國立場，形成了美國獨家堅持的僵局。最后在中國據(jù)理力爭的情況下達成了協(xié)議，在行動議程一般原則的第四條標明“非歧視性”，說，APEC經濟體在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過程中，將在它們之間“實施或努力實施”非歧視原則。這當然是一個比較有利于中國的妥協(xié)，但也照顧了美國的立場，并未真正解決問題。
　　3．茂物會議在制定貿易投資自由化兩個時間表的同時，明確提出“發(fā)展合作”（次年日本作東道主期間把它改為“經濟技術合作”）。1995年“大阪行動議程”把經濟合作單列一大部分，領導人“共同行動宣言”也明確宣布，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1996年領導人蘇比克會議通過了“加強經濟技術合作框架宣言”，并把人力資源開發(fā)、穩(wěn)定安全和高效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科學技術、環(huán)境保護及中小企業(yè)確定為經濟技術合作的六大優(yōu)先領域，同時鼓勵各成員在自愿基礎上為經濟技術合作做出貢獻。1997年溫哥華會議又決定成立高官會分委會負責執(zhí)行這個框架宣言，并通過了加拿大關于促進基礎設施領域私人投資與合作的框架文件。其間及以后，還根據(jù)江澤民主席的倡議，召開了多次APEC高科技工業(yè)園網(wǎng)絡會議，制定了“走向21世紀的APEC科技產業(yè)合作議程”，通過了馬來西亞提出的“技能開發(fā)行動計劃”。所有這些，對APEC的健康成長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分歧和爭議也不少，主要表現(xiàn)在：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投資自由化是否真正具有“同等重要性”，二者相輔相成，抑或前者服務于后者，僅起“補充作用”。
　　4．產生了“APEC方式”。
　　西雅圖會議聲明，要“深化大家庭精神”。然而，什么是“大家庭精神”，西雅圖會議沒有回答，但APEC從西雅圖到大阪的實踐做了回答。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觀察形勢，總結經驗，于1996年在蘇比克會議上提出了以承認多樣性、允許靈活性、自主自愿和協(xié)商一致為主要內容的“APEC方式”。
　　發(fā)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不大喜歡，一度甚至反對，認為這種方式影響APEC效率。但后來還是接受了――雖然有些勉強�！疤K比克宣言”宣布了“APEC方式”的誕生，說，“APEC的力量來源于它的多樣性以及我們共同對大家庭的展望”；“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對于APEC在本地區(qū)和全球發(fā)揮積極影響是至關重要的”。1997年APEC領導人“溫哥華宣言”進一步指出，“認識到其成員不同的利益與情況，APEC創(chuàng)造了國際經濟合作的全新方式�！瓵PEC方式’以一種全面的方式應對本地區(qū)的機遇與挑戰(zhàn)，使所有成員都能提高自身的能力，全面參與合作，從合作中得到益處”。從這兩個宣言關于“APEC方式”的表述不難看出，它對APEC乃至對開展新型國際合作的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APEC發(fā)展進程中的幾個突出矛盾：
　　方向之爭　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將APEC發(fā)展成為亞太共同體的設想。APEC是只討論經濟問題的官方論壇，還是改變其性質，把議題擴展到政治、社會等領域，并引入非政府組織及民間參與，關系APEC的未來發(fā)展方向。美國、加拿大等成員不斷試圖在APEC內引入經濟以外的議題，也不斷遭到包括我國在內的發(fā)展中成員的反對。這一矛盾仍將繼續(xù)存在、發(fā)展、演變。
　　原則之爭　APEC采取何種決策、運作方式關系該組織的基本特性問題。是進一步肯定以自主自愿、協(xié)商一致為核心內容的“APEC方式”，以此處理APEC合作中的差異與分歧；還是像發(fā)達成員所推動的，以“實質多數(shù)”等方式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強加于人。對這一問題各方并未達成共識。
　　重點之爭　貿易投資自由化與經濟技術合作兩方面的實際發(fā)展仍很不平衡。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成員所看重的主要是貿易投資自由化，對經濟技術合作態(tài)度消極甚至阻撓。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是，APEC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同時，是否還要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也取得進展，以盡可能地縮小目前已經存在的這兩大合作內容發(fā)展不平衡的差距。
　　速度之爭　即要以何種速度推進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如何處理APEC與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進程的關系。發(fā)達成員始終要全面、快速地推進自由化，而且要超越世貿組織進程(所謂“WTO＋”)。多數(shù)發(fā)展中成員認為，應根據(jù)各自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逐步開放市場，APEC成員應首先落實世貿組織已達成的協(xié)議，而不應急于超越。
　　
　　問：APEC成立時只有12個成員，現(xiàn)已發(fā)展到21個，還有8個國家和地區(qū)在申請加入。APEC為什么有這么大吸引力?它的生命力何在？
　　
　　答：APEC之所以發(fā)展比較迅速、健康，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堅持了官方經濟論壇性質和“大家庭精神”。APEC存在著巨大的多樣性，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發(fā)展階段不同，它要的不是“共同體”之類的集團，而是作為官方經濟論壇的“大家庭精神”。只有這種經濟論壇和“大家庭精神”，才有可能把APEC的巨大多樣性轉化為互補性和互需性，才能引導APEC實現(xiàn)平等伙伴關系，區(qū)別對待，逐步縮小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距，尋求“共同繁榮”的戰(zhàn)略目標。
　　另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堅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APEC不是“共同體”性質的，但作為亞太地區(qū)的一個“大家庭”，也需要有一種“大家庭精神”。這種“大家庭精神”就是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APEC方式”。這種獨特的合作方式承認多樣性，強調自主自愿和協(xié)商一致，允許靈活性和漸進性，集體制定奮斗目標，各成員根據(jù)自己的實際情況努力達標。它對保證APEC大家庭的和睦與健康發(fā)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凹液腿f事興”。實踐證明，只要堅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和處理問題，APEC就“興”，不論是在貿易投資自由化領域還是經濟技術合作領域，事情都進展得比較順利，也比較快。反之，一旦要偏離“APEC方式”，矛盾就馬上激化，吵得不可開交，事情就很難辦，問題也不好解決。
　　
　　問：APEC同工商界的關系如何？請介紹一下我國工商界參與APEC活動的情況。
　　
　　答：APEC一直很重視并強調工商界參與的重要性，工商界也一直謀求參與APEC進程，發(fā)揮影響。為鼓勵工商界參與，1995年11月APEC大阪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決定，將原“太平洋工商論壇”（PBF，成立于1993年）更名為“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簡稱ABAC），并成為APEC的常設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就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以及創(chuàng)造有利的工商環(huán)境提出設想和建議，并向領導人提交咨詢報告。每個成員委派三名工商界人士參加理事會。我國現(xiàn)在的三名代表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總裁秦曉、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王麗麗、中益集團總裁張力軍。
　　除ABAC外，APEC成員每年還舉辦一些工商界參與的活動，如APEC貿易博覽會、APEC科技博覽會、APEC投資博覽會等。自1997年起，每年還召開一兩次工商界領導人峰會（CEO SUMMIT）。這一峰會現(xiàn)已成為領導人會議的重要相關活動之一，每次都有來自各成員的數(shù)百名乃至上千名工商界人士與會，共同探討本地區(qū)經濟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并同領導人對話。
　　中國企業(yè)一直積極參與APEC進程。在1998年的第六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主席宣布中國將成立“中國APEC企業(yè)聯(lián)席會議”，并宣布出資1000萬美元建立“中國APEC科技產業(yè)合作基金”。這是中國政府為加強企業(yè)對APEC參與而采取的兩項具體措施。
　　我國于1999年初成立了“APEC中國企業(yè)聯(lián)席會議”（ACEA），并開展了不少活動，如，與APEC部分成員駐華使館探討經貿商機，組團訪問拉美國家，舉辦APEC2000論壇等。據(jù)了解，秘魯、俄羅斯和美國也成立了類似組織。從發(fā)展趨勢看，今后APEC各經濟體有可能成立類似協(xié)會。果如此，勢將有利于加強橫向聯(lián)系，有利于工商界更好更多地參與APEC活動。
　　
　　問：您曾長期擔任中國APEC高官，離任后仍一直關心APEC進程，您對十月APEC上海會議有何展望與期待?
　　
　　答：回顧APEC過去十二年的歷史進程，我個人對上海會議有以下一些期待。
　　1、要爭取初步界定和完善“APEC方式”的內涵，并強調“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的現(xiàn)實意義以及深遠影響。
　　“大家庭”是美國當時總統(tǒng)克林頓的“寶貝”（BABY），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APEC成員的贊同――雖然程度不同甚至還有點勉強；“APEC方式”是江澤民主席在新形勢下發(fā)展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創(chuàng)舉，也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APEC成員的贊同――雖然程度也有所不同，甚至也有點勉強�！疤K比克宣言”第一次將二者有機聯(lián)結起來，提出“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這是一致同意的。江主席提出的“APEC方式”的主要內涵，如：承認多樣性，允許靈活性和漸進性，強調開放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集體決定戰(zhàn)略目標，以及各成員根據(jù)自己具體情況制定達標計劃等，都可見之于APEC歷次聲明和宣言中，都是各成員早已有過的共識�，F(xiàn)在要爭取的是，進一步磋商和完善，使之有機聯(lián)結起來，界定清楚，正式寫進“上海宣言”，體現(xiàn)一種“上海精神”。
　　2、要選擇一兩個可以實現(xiàn)利益平衡或有利益匯合點的大項目。在APEC，一般來說，發(fā)達經濟體更多關心的是“市場前景”，發(fā)展中經濟體更多關心的是“發(fā)展前景”，但這兩者并非絕對對立，實有血肉相連的關系。比如，前者要求后者盡快全面開放服務業(yè)，后者也并非全然不愿，實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如在電子商務問題上情況就是這樣。現(xiàn)在一些發(fā)達經濟體主動提出要幫助發(fā)展中經濟體“加強能力建設”，其中就蘊含著雙方的利益匯合點，我國作為東道主，正好接過來建議落實，如建立APEC金融培訓中心及旅游服務與發(fā)展培訓中心等。
　　3、從APEC的實際需要和發(fā)展連續(xù)性考慮，需要在貿易投資自由化和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上增加推動力度，因此，上海會議很可能──也應該建議要求各成員強化單邊行動計劃，分別按兩個不同的時間表，適當加快達標速度，同時推動WTO盡快開始新一輪談判，并為此做出積極貢獻。
　　4、經濟技術合作領域也需要推動“首次投入”(DOWN PAYMENT)。
　　為了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1995年大阪會議在制定行動議程的同時，曾要求各成員提交“首次投入”，效果很好。次年馬尼拉會議前，我國高官曾提出，在制定“經濟技術合作框架宣言”的同時，要求各成員也在來年提交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的“首次投入”。東道主菲律賓認為是“好主意”，并表示將以東道主名義寫信呼吁各成員同意。很多發(fā)展中成員都表示贊同，有的發(fā)達成員也愿意，但由于少數(shù)幾個發(fā)達成員強烈反對，菲律賓迫于壓力而打消原意，我們也只好暫時放棄，等待新的機會。
　　然而這一思想(建議)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并未隨之泯滅。人們不理解：為什么在貿易投資自由化領域可以做的在經濟技術合作領域卻不行?不都是在自愿基礎上量力而行的事嗎?
　　現(xiàn)已事隔多年，經過金融危機的沖擊和之后的反思，APEC發(fā)達成員和發(fā)展中成員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雖難完全趨同，但利益的匯合點還是增加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我覺得似乎可以重提這一問題探討�，F(xiàn)在一些發(fā)達成員急于推動電子商務，打開亞太市場，發(fā)展中成員也極愿提高在這方面的能力，加快發(fā)展。如果它們能在這方面提出“首次投入”，幫助建立APEC電子商務培訓中心，既有利于它們的市場前景，也符合發(fā)展中成員的愿望和需求，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
　　APEC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APEC。時代對和平、合作和發(fā)展的呼喚襯托著上海會議。我本人熱切期盼APEC“上海精神”的誕生。希望在APEC未來的合作與發(fā)展中，少看到一點霸氣──沒有更好，多看到一些“APEC方式”和“大家庭精神”。果真如此，那將是APEC的福音，也是新世紀的福音。
　　作為在APEC工作過將近六年的中國高官，我在北京預祝APEC健康成長，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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