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圖書館學的芝加哥學派為圖書館學引入正規(guī)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范式，可以說芝加哥學派的實證研究是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的開端。回顧芝加哥學派實證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并追溯我國圖書館學界實證研究的歷程，指出我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由于歷史與社會的原因遺憾地錯過芝加哥學派科學的改造，存在著諸多先天不足。最后，呼喚以科學的研究規(guī)范為基礎，深入開展我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
　　[關鍵詞]芝加哥學派 實證研究　研究規(guī)范 定量研究 實證圖書館學
　　[分類號]G250
　　
　　芝加哥學派在世界圖書館學史上獨樹一幟，挑戰(zhàn)了杜威的經驗圖書館學，開創(chuàng)了圖書館學實證研究范式，由此形成了20世紀最重大的一次理論革命。其目標是反對圖書館職業(yè)隊伍中實用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學術傳統(tǒng)，以期樹立起以科學方法為支柱的科學研究之風。雖然芝加哥學派作為一種學術運動隨著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生院(Graduate Library School，GLS)的關閉而偃旗息鼓，但其倡導的實證研究并未就此結束，反而在世界各國圖書館學研究中生根發(fā)芽。但中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由于歷史和社會原因多次錯過了芝加哥學派的科學的改造，在20世紀70年代引進芝加哥學派的實證研究時又發(fā)生了“誤讀”，造成中國圖書館學研究一直偏向宏觀、抽象、思辨的理論研究，致使中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存在“先天不足”的缺憾。GLS為世界圖書館學播下實證研究的種子已80周年，中國圖書館學也日益融入世界，今天仍有必要回顧芝加哥學派實證主義研究思想，借鑒國外相對成熟的實證研究經驗，以引領中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的成長。
　　
　　1　芝加哥學派的實證主義研究
　　
　　1.1　芝加哥學派起源
　　1928年，世界上首次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圖書館學教育的“專業(yè)學院”GLS在芝加哥大學成立。學院聘請了具有豐富學術研究經驗的其他學科的教授，他們借鑒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和思辨方法，從歷史、文化、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圖書館學的理論問題，開始對實用主義圖書館學進行改造。由此開創(chuàng)出新的圖書館學研究范式，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學派”。
　　
　　
　　1.2　芝加哥學派實證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成果
　　芝加哥學派在世界圖書館學史上獨樹一幟，開創(chuàng)出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的范式。其從圖書館外部視角選擇和社會緊密聯(lián)系的研究課題，并采用內容分析、田野調查、調查統(tǒng)計分析等社會學的實證研究方法，量化分析圖書館學問題。其早期代表人物韋普爾斯(Wapls)、到伯埃爾森(Berelson)、巴特勒(Butler)等都是“作為科學的圖書館學”的積極倡導者，對圖書館問題身體力行地進行實證和經驗研究，對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韋普爾斯深感確立“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范對建立“科學的圖書館學”至關重要，為此開設了一門有關研究方法的專題討論課程，他在此課程中主張“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集體討論”，通過對學生的實際經驗訓練使其掌握實證研究的知識和技能。韋普爾斯的研究成果把芝加哥學派社會學所代表的“數據分析”的嶄新的研究手段靈活運用到圖書館學研究中，追求的是一種客觀的、中立的、可驗證的經驗社會科學的模式。
　　伯埃爾森在GLS完成他的博士論文《輿論決定要因與傳播媒體的關系》時采用了當時比較新穎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盡管其研究課題超出了圖書館學領域，但其文所用的研究方法與芝加哥學派圖書館學所提倡的重調查、重數據的實證主義研究傳統(tǒng)一脈相承。之后，伯埃爾森對內容分析研究方法進行了大量的系統(tǒng)化、理論化研究，其被認為是內容分析集大成者。由于伯埃爾森對韋普爾斯實證研究思想和方法的發(fā)展和理論化，形成了后人稱之為“韋普爾斯一伯埃爾森模式”的芝加哥學派的研究特色。
　　巴特勒界定了圖書館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從而對圖書館學的“科學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他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視角應該是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構成的社會科學視角；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規(guī)范，這在當時主要是仿照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規(guī)范，認為圖書館可以而且應當作為科學的對象來對待，采用常用的科學方法對其進行客觀觀察，要素分解，定量分析等操作。
　　綜上，GLS的芝加哥學派的重要貢獻就在于建立了圖書館學研究的“社會科學規(guī)范”，給當時以經驗技術為主導的美國圖書館學補上了“近代科學方法論”這一基礎課。他們大膽地把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圖書館學研究相結合，用一些社會科學研究中成熟和規(guī)范化的研究方法來培養(yǎng)和訓練圖書館學專業(yè)的學生，特別強調數理科學是圖書館學的基礎。實踐證實，這種培養(yǎng)方式豐富了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倉親雄在評價GLS的做法時，認為正是這種“非常規(guī)”做法才使得GLS的身份倍增，同時也提高了圖書館學科的科學地位。然而，在芝加哥學派實證研究帶給西方圖書館學深刻影響的同時，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卻沒有很好地接受芝加哥學派的科學化改造，使我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存在諸多“先天不足”。
　　
　　2　中國圖書館學的實證研究
　　
　　我國圖書館學研究始于20世紀20－30年代，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阻斷了西方的圖書館學研究成果及其影響，使我國圖書館學在起步階段就錯過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提倡的“圖書館學科學化”進程。盡管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批杰出的圖書館學教育家、活動家和一些有影響的著述，但在圖書館學研究方面，研究內容還停留在杜威的經驗圖書館學時代。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我國圖書館學研究因日本的侵略而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20世紀50－60年代初，我國出現大批圖書館學者和著述，但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學者的研究活動仍偏向于圖書館學經驗主義研究。因此，中國圖書館學又一次錯過了科學改造。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圖書館界大膽吸收西方思想，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才得以正式進入我國。但在引進芝加哥學派思想，強調圖書館學理論建設之時，我國圖書館學界似乎恰恰忽略了圖書館學科學化中關鍵的一環(huán)――研究方法的科學化，似乎誤讀了巴特勒所說的“理論”和“理論建設”，將“理論”理解成了純粹思辨的產物。在對“理論”的誤讀之后，我們又遺憾地錯過了一次圖書館學科學化的機會。從我國圖書館學近一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看出，我國圖書館學實際上從未經歷過西方圖書館學所經歷的科學化洗禮。
　　因此，中國圖書館學在這一發(fā)展時期未能跟上世界圖書館學發(fā)展的潮流。而反觀國外圖書館界的情況：雖然芝加哥學派作為一種學術運動隨GLS的關閉而偃旗息鼓，但芝加哥學派倡導的實證研究卻得以“星火燎原”。據統(tǒng)計，美國研究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調查與實驗法”，1983年運用該方法的論文占論文總量的59.1％。而同期這一方法在我國的研究中使用很少，其中“調查法”在1984年使用最多時也只有20篇文 章，占總量的3.1％。中國學者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是抽象理論思維，歷年的研究論文中均超過總量的40％，而美國只有16.3％的論文運用此方法。由此可見，在我國思辨研究占絕對主導優(yōu)勢，實證研究長期處于邊緣徘徊。念及黃純元先生所言，沒有進行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的研究“最多只能稱為‘寫文章’，不能稱為‘做研究’”。筆者認為，雖然稍顯偏激，但也不無道理。
　　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巴特勒認為，圖書館學研究成效取決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研究和建立，其核心手段是研究方法。因此，若以研究方法為考察對象，我國長期呈現的是單一與豐富共存的尷尬局面。單一，是指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實際運用的研究方法相對單一，絕大多數都是依據文本進行思辨研究。豐富指的是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理論研究狀況。文獻調查顯示，我國圖書館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重視方法論，20余年來研究持續(xù)紅火，不僅在宏觀上形成了以“三層次說”(哲學方法、一般性方法、專門方法)為主的較為完整的方法論體系，還歸納出了種類繁多的具體研究方法。多年前有人做過統(tǒng)計，認為圖書館學使用價值較大的研究方法在當時已有20種之多。但據統(tǒng)計，1981－2001年間，以“圖書館學方法論”為主題的論文中，實證研究中運用較多的調查、觀察和試驗方法、數學及定量方法的研究僅為10％。研究方法論的研究論文尚且如此，可以推斷在其他研究中使用的情況并不樂觀。如，中國以問卷方式的調查在三年的期刊中只見到8篇文章，面談的方式調查研究則未見。又如，從1973-1981年和1990-1993年美國博士論文的研究方法來看，實驗法研究約占研究論文總數的10％左右，且美國的研究中平均有1.5％左右的論文是利用“內容分析法”對文獻的字、詞、段落、概念、主題、角色等進行定量的、客觀的分析。但同期國內的研究中對上述兩種方法的利用幾乎是空白。
　　此外，以實證研究分支之一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引用為例。美國1984年定量分析的論文占論文總數的53％。中國1984年為6％，1987年為6.8％。在美國定量研究中，64.9％為描述性定量研究(如：頻度統(tǒng)計、平均數、標準方差、相關系數的計算)，35.1％為推測性定量研究(如：X2檢驗、T檢驗、F檢驗等)。推測性定量分析是描述性定量分析的發(fā)展。而中國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幾乎都是單一描述性的，推測性的極少�？梢�，僅就定量方法運用于圖書情報學研究而言，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較大，這仍然與研究方法有關。
　　可喜的是，近年來有不少學者開展實證研究，使我國實證研究不足的現狀得以改善。如王子舟教授等人對5省10縣圖書館的調查；徐建華教授開展的圖書館員快樂指數的調研；于良芝教授和蘇州市圖書館邱冠華對全國地級市公共圖書館的訪談調研等。這些為數不多的實證研究都對我國當代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
　　綜上，從中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的歷程看，圖書館學發(fā)展早期，由于戰(zhàn)亂、重建、動亂，中國圖書館事業(yè)處于事業(yè)發(fā)展的低迷時期，長期中斷了對西方圖書館學的了解，其中就包括對芝加哥學派科學的實證研究的了解。而在引進芝加哥學派的實證研究時又發(fā)生了“誤讀”，使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一直偏向宏觀、抽象、思辨的理論研究，這就使得我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先天不足”。
　　
　　3　以科學的研究規(guī)范加強中國圖書館學的實證研究
　　
　　1957年，劉國鈞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是一門獨立的科學”，而科學是一種系統(tǒng)、嚴謹、客觀的研究活動，科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運用科學方法發(fā)展知識。從這種意義講，科學的研究規(guī)范對建立“科學的圖書館學”至關重要。注重科學的研究規(guī)范，即也是張揚了實證研究的精神。遵循科學的研究規(guī)范，利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探索知識的過程，就是我們所說的“科學研究”。一般它遵循如下的基本過程：選題→回顧文獻→研究設計→收集資料→分析資料→得出結論。科研實施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利用實驗或理論技法，創(chuàng)造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材料的過程。在社會研究中，實證主義方法論一直占據著社會研究方法論的主流地位。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研究應該向自然科學研究看齊，應該對社會世界中的現象及其相互聯(lián)系進行類似于自然科學那樣的探討。要通過非常具體、非�？陀^的觀察，通過經驗概括得出結論。同時，這種研究過程還應該是可以重復的。圖書館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目的就是要指導現實社會機構或事業(yè)的正常運作和科學發(fā)展，而且學科的主體也是圖書館實務研究，在圖書館學理論、應用和專門三個分支學科中，后兩者研究的主要是圖書館的具體工作。因此，對這樣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研究應該以回答事實命題的實證研究為主。實證研究的過程可以用胡適先生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來加以概括。具體來說，首先要根據科學事實，運用已有的科學原理，有效的發(fā)揮思維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對所研究的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提出的某種初步的、假定性的設想。然后根據假設進行嚴謹、小心的取證和證明，使之盡可能的由假設上升為理論。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最主要特征。實證研究比較喜歡精確的定量資料，而且通常采用實驗研究、調查研究以及定量的文獻研究的研究方式以及量表測量、問卷調查、結構式訪問、結構式觀察等定量研究中常見的資料收集方法。通過尋求“客觀”的研究與確實的測量工具，并通過仔細分析測量所得的數據來檢驗假設，即“小心求證”的過程。因而，定量研究更加強調研究程序的精確性、客觀性和規(guī)范性，如圖1所示：
　　從圖1可知這種實證研究程序的“規(guī)范”主要體現在：①變量的確立、變量的因子分析、變量測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檢驗、回歸分析、方差分析或結構方程模型等；②抽樣的方法，一般定量研究傾向于使用數學上的概率論為基礎的抽樣類型，如簡單隨即抽樣、系統(tǒng)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隨機撥號方法；③數據的審核、整理、統(tǒng)計和分析。在社會科學中較常用的的統(tǒng)計分析軟件有：sPss、SAS、s-PLUS。然后對數據分析結果進行總結、概括，用這種概括檢驗理論，或建構新的理論�？梢姡@種“求證”過程中從變量的確立、總體的抽樣、數據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方法的運用、直到研究結果的總結，其過程都盡可能嚴格地按照自然科學研究的方式進行。處處體現了實證研究的客觀性、用事實說話，進行事實判斷的特點。從這個角度而言，可說實證研究是圖書館學更新、變革的基礎和動力。因此，加強圖書館學的實證研究，應盡量避免在研究中出現“我認為……”、“我感覺……”的主觀價值傾向，多一些“我依據……”、“結果表明……”的事實判斷，這樣才更可能為我國圖書館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提供科學的指導。我國圖書館學在長期倚重思辨的同時對實證研究重視不夠，而當前中國圖書館學正日益融入世界，實證研究是中國圖書館學和世界圖書館學的學術研究對接和發(fā)展做出的更大貢獻的必然選擇。
　　
　　4　結語
　　
　　芝加哥學派倡導的圖書館學實證研究方法引領國外圖書館學順著研究方法的大門步入社會科學殿堂。而中國圖書館學界卻一次次錯過芝加哥學派科學的改造，沒有在這場20世紀圖書館學重要的理論革命中采擷到革命的果實，這成了中國圖書館界實證研究的一大遺憾。2001年以來，美國專門圖書館協(xié)會開始關注專門圖書館領域內的研究與創(chuàng)新問題，并在其頒布的“研究聲明”中大力倡導“實證式研究”和在“實證式研究”指導下的“實證式”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此后，在“實證式”研究之風的引領下，國際圖書館學界開始倡導實證圖書館學(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因此，我國圖書館學界更應以此次國外實證圖書館學運動為契機，更積極的參與、吸收和研究，開創(chuàng)我國圖書館學實證研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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