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禁令”可以搞怪 　　 　　無論我們居住在哪個城市，無論我們從事何種職業(yè)，無論我們接受的是怎樣的教育，無論我們處在社會的哪個階層，我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生活在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禁令中，但有許多“禁令”，總讓我們“覺得怪怪的”，但又讓你我都無法逃脫。
　　如果你是一名小學生，可能會有禁令禁止你戴紅領巾。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第二實驗小學就把學生分為兩部分，能達到少先隊員條件的戴紅領巾，學習不好、綜合素質(zhì)不高等不符合條件的學生不許戴紅領巾，只能戴“綠領巾”。
　　如果你是一名中學生，可能會有遭遇“禁尿令”，禁止你晚自習期間上廁所，禁止你晚上熄燈后上廁所，禁止你考場上上廁所。
　　如果你中學沒讀完就輟學�？赡軙小敖睢辈辉S你結婚。福建省平和縣就規(guī)定。鄉(xiāng)鎮(zhèn)、村和教育、勞動、工商、公安、民政、土地等部門時未取得初中畢業(yè)證書的青少年不得開具勞務證明，不給予辦理勞務證、結婚證、駕駛證等……
　　好吧，既然這樣，你選擇繼續(xù)讀書。你順利地中學畢業(yè)并考上了大學。然而此時的你仍然面臨眾多“禁令”。你可能會被禁止去別的宿舍樓串門，中國人民大學就有“A公寓樓的學生不準進入B公寓樓等任何非自己所在的公寓”的規(guī)定；你可能會被禁止上點評老師網(wǎng)點評學校和老師，建立國內(nèi)第一家大學生點評大學老師的網(wǎng)站“點評老師網(wǎng)”的北京某高校就有內(nèi)部規(guī)定，學生不準上該網(wǎng)站點評該校老師，以免影響該校聲譽和招生情況：你可能會被禁止參加期末考試，甘肅聯(lián)合大學就有規(guī)定，不交清學費不得參加期末考試；你可能會被禁止和戀人有“親密接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學校明文規(guī)定，在校期間發(fā)生非婚性行為者給予處分。
　　現(xiàn)在，你大學畢業(yè)了，走上了工作崗位。也許。你成了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然而，你別以為你可以就此逃離“禁令”。你可能會被“嚴禁奸淫猥褻女學生”，“嚴禁和異性學生單獨接觸”，“嚴禁以任何理由與學生談戀愛或超出正常的師生關系”等等的本來從一開始就未“開禁”過的“禁令”弄得莫名其妙。
　　或者，你成了一名公務員，但你仍會被各種“禁令”包圍，會被禁止“在工作日的中午和晚上喝白酒”；被禁止“在任何時間穿著制服在公共場所喝酒”；被禁止留胡須――看來有“胡仙”之稱的周總理和有“胡子”之稱的王震將軍如果仍健在將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公務員；被禁止“在辦公室嬉笑”、“在辦公桌上放與工作無關的用品”：被禁止“用公款打麻將”，如果你是一名男性領導，你會被禁止配女秘書；如果你是一名人民警察，你還會被禁止發(fā)福，一旦腰圍超過2.7尺，你將面臨下崗。
　　你不吃“公家飯”了，你從事別的職業(yè)。你走進美容美發(fā)行業(yè)，會有“禁令”要求你不能對肩部以下膝關節(jié)以上部位進行按摩：你做護士，會有“禁令”要求你“微笑時必須露出八顆牙齒”：你從事影視、歌唱、舞蹈等工作，會有“禁令”要求你“持證上崗”；你從事新聞工作，會有“禁令”要求你不許使用諸如“美眉”、“恐龍”、“PK”、“粉絲”等網(wǎng)絡語言；你做出租車司機，會有“禁令”要求你“載客時不能吃零食和打呵欠”；你開個小店，會有“禁令”要求你一個店只能有一個招牌，店鋪玻璃門上就算“轉(zhuǎn)讓店面”或“歡迎光臨”之類的標語也不準貼，原因是“影響市容”：如果你的店不巧開在蘭州市，不巧又是牛肉面館。你還會遭遇“牛肉面限價令”，要求你大碗牛肉面售價不得超過2.5元，小碗與大碗差價為0.2元。違規(guī)者將“嚴厲查處”；如果你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會有“禁令”限制你在上海買房，你想租房。會有“禁令”禁止你和家人以外的人合租：如果你在北京生活卻又沒有房子，一條“五不租”的禁令將要求你嚴格遵守生活作息規(guī)律，只要是需要上夜班的工作你最好都別干，以免租不到房子睡大街：如果你是在東莞生活的外地人，“禁摩令”將不許你騎摩托車出門。目的是為了防止“雙搶”；如果你在黃岡生活，你騎摩托車出門載人行駛時會被要求攜帶“全家�！币宰C明車上坐的是你的親屬，否則將被處罰。目的是為了“嚴禁摩托車載客”……
　　夠了，夠了，用不著更多的羅列，我們知道的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這種搞怪“禁令”會時常碰到；我們不知道的是。還有多少“禁令”可以“搞怪”?
　　
　　搞怪“禁令”泛濫的背后
　　
　　毫不夸張地說，在法制越來越完善的今天，我們?nèi)匀簧钤谇姘俟治寤ò碎T的“禁令”里。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政府機構和部門煞費苦心，為我們炮制了無數(shù)的禁令，管制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不可否認，許多禁令對維護我們生活的安全和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禁令泛濫已成為一個公認的事實。一些“禁令”過多地管制了我們的私人生活，過多地干涉了對我們的自由，侵犯了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的權益：一些“禁令”違情悖理，荒誕可笑；還有一些“禁令”與國家的法律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
　　搞怪“禁令”泛濫反映我們在公共管理方面的不足。當今社會正處在轉(zhuǎn)型時期。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不完善，社會出現(xiàn)了“失范”現(xiàn)象，很多法律條文面臨修改以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要求。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法律懲治力度不夠的現(xiàn)象普遍，所以針對性強、便于執(zhí)行的禁令就不斷出現(xiàn)。禁令表面上看是上級對下級或權力部門對公眾的強力約束。其實背后反映了我們在公共管理方面已經(jīng)面臨局部失控，需要通過強調(diào)最低底線的方式來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禁令完全是無奈的應急之舉，是權宜之計，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一個過渡。由于不同的人對法治的認識的不同以至不足與不正，搞怪“禁令”得以順利誕生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搞怪“禁令”的泛濫反映了一些部門的“懶政”作風。“懶政”的一個最主要表現(xiàn)，就是為了實現(xiàn)一個目的，可以動用一切資源，使用一切手段、乃至侵犯一切個體權利與個人自由，以求一勞永逸。遇到問題，管理者總是最先想到最省事的辦法。而不是最合理、最正義的辦法。禁令簡單明確。執(zhí)行沒有載量余地。它為服從者設定的是義務，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權利，所以，實施起來十分省心。于是，遇上需要整治的事由時，頒發(fā)禁令就成了管理者的首選。這種用“一刀切”的方法處理紛繁復雜的問題的執(zhí)政作風，正是典型的“懶政”。為了減少“雙搶”犯罪，東莞市在2006年9月1日頒布“禁摩令”，禁止外地摩托車上路。出于減少犯罪的理由就禁止摩托主，其荒謬之處，自不待言，這點道理連古人都明白。三國時候，劉備在川中禁止釀酒，有人因為家里被搜出釀酒工具而被治罪。一天簡雍和劉備在街上看見一男一女在走路。簡雍對劉備說：“這對男女要淫亂。應該馬上抓起來�！眲鋯枺骸澳阍趺粗滥�?”簡雍答：“因為他 們有淫亂之器。”劉備大笑。就放了家藏釀酒工具的人。近兩千年過去了。某些政府管理者的執(zhí)政能力甚至不能超越劉備，不能不令人扼腕。
　　搞怪“禁令”的泛濫更反映了一些政府部門和機構的“濫政”或者說“獨政”�！盀E政”和“獨政”的根源，是源遠流長的政府家長制管理模式。家長制主義或者說父權主義的特質(zhì)，就是喜歡秉持一種優(yōu)勢的態(tài)度訓育眾生，什么都管，什么都干涉。什么都用“規(guī)范與懲罰”的老把戲處理問題。因為什么都要管，管得細，管得寬，于是就演變成無窮無盡地對公民的行為做禁止性的規(guī)定，于是就有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禁令源源不斷地出臺。如同家長對子女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一般。幾乎每一個政府部門都享有不受限制的“立法權”，能夠隨意地制定出各種稀奇古怪的規(guī)章制度即禁令。而其中的大多數(shù)規(guī)章制度。都增加該部門官員的權力與尋租機會，而且各種法規(guī)不明晰，實際解釋權在官員手中，規(guī)章制度越模糊他們的權力就越大。在家長制管理模式的社會里，“兒女”的權益包含在“家長”的“義務”之中了。一個合格的家長該考慮到子女的方方面面，我都替你考慮到了。你還要求什么?一要求就有了“犯上作亂”的嫌疑，于是“兒女”的權利在溫情脈脈中被剝奪了。我們并不懷疑制定禁令的政府部門和機構的確懷有“想為人民所想。急為人們所急”的良好愿望，然而這種“管你是為你好”的想法正是政府父愛主義邏輯的體現(xiàn)。制定禁令的部門都有這樣的心理假設：公眾是缺乏理性的，是需要管理的。自己的決策最終會有利于公眾的利益并獲得公眾認同的。然而，即使行使權力的人動機十分高尚，即使是一心為民造福的權力，其范圍也是應當受到嚴格限制的。家長制管理模式不僅犧牲了公眾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與自由，更為現(xiàn)實的是，公眾還要承擔決策失誤所造成的重大損失。
　　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fā)展，公眾的公民意識如燎原之火，在蓬勃地成長和壯大�？梢哉f這已經(jīng)是一個公民意識呈井噴狀態(tài)的時代，人們對自身的權利、自由、獨立人格的要求越來越明確，越來越迫切，越來越理直氣壯。人們拒絕那些侵入自己私人生活的“禁令”，質(zhì)疑那些侵犯自己行為自由的“禁令”，反對那些以犧牲民眾權利為代價達到某種整治效果的“禁令”。人們甚至用“民間的智慧”，通過戲謔、調(diào)侃的言行，來營造一個軟化某些“禁令”的氛圍，使搞怪“禁令”成為茶余飯后嘲諷的對象。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有些禁令之威就漸行漸遠，有些禁令也就成了掛在墻上的紙老虎了。
　　
　　治理搞怪“禁令”的三種境界
　　
　　王國維說，做學問有三種境界：第一種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第二種境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種境界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以為，治理泛濫的禁令也有三種境界。
　　第一種境界，是規(guī)范禁令。頒布禁令的政府機構和部門必須對禁令的出臺嚴格把關，禁令必須遵守起碼的一些規(guī)則。禁令不能降低標準。法律是最低行為規(guī)則，是“下限”，禁令是在法律之上提出更高的具體要求，是“上限”。有些禁令混淆了這種“下限”與“上限”的關系。例如，“海關工作人員不能庇護走私”、“中小學教師嚴禁奸污猥褻女生”等“禁令”。用禁令這種并不比法律更有權威和強制力的形式來重復法律的規(guī)定，不但沒有任何實質(zhì)意義，而且禁令的懲處措施遠不如法律那么嚴厲。禁令不能侵犯人的合法權利。否則，禁令就成了侵權之令和違法之令。例如，“初中沒畢業(yè)不準結婚”、“不遵守生活作息規(guī)律不準租房”等“禁令”，都涉及到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禁令不能違背常理。社會規(guī)則和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都是建立在社會常理基礎之上。違背常理的怪禁令，往往建立在荒唐的邏輯之上。例如，“嚴禁無婚姻證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的禁令，本意是要禁止男女混住的婚外性行為等，但是制定出來的禁令卻完全包含了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等合住情況。難道這也在禁止之列?
　　第二種境界，是以法律敵過禁令。與其轟轟烈烈發(fā)布禁令，不如認認真真落實法律。禁令畢竟是權宜之計，應急之法，“禁令治國”有悖于依法治國這二，基本國策。認真落實法律更需要制度的緊密配合。當下我們的制度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也是影響法律實施的重要原因。假如領導干部總是抱著自己任期內(nèi)不要出大亂子的想法去施政，那么他不可能重視法律的實施。凡有需要整治之事，必然會借助于具有立竿見影效果的“禁令”。假如我們的制度能夠驅(qū)使領導干部以長遠利益為施政指導思想，那么，他就不會迷戀“強心劑”式的禁令。所以，要讓法律敵過禁令，需要決策者牢固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多談些法律。少出些禁令，多在法律如何落實、貫徹上下點功夫：公民需要多些法律意識，勇敢捍衛(wèi)自己的合法權益，營造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只知有“禁令”而不知有“法律”，不僅是法制的悲哀，更是國家的悲哀。法律才是保證長治久安的有力武器。
　　第三種境界。是消滅禁令，建立和諧的社會管理格局。政府部門每出臺一個禁令，幾乎都是兩種力量起作用的結果。其一是政府部門自身受到的考核壓力，如果所管轄的地方出了問題，該部門或者機構將會被“上面”問責，而公眾也習慣性地出了問題就追究政府的某種責任，在這兩種力的長期作用下，政府覺得“這些事情就是我該管的”。因此不得不不斷地推出各種防范性的規(guī)定即禁令。
　　因此消滅禁令同樣需要兩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規(guī)范權力，要減少政府的職能。政府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要有所放棄才能有所收獲。該管的一定要管好，不該管的堅決不要管。要像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說的一樣“像戒毒一樣戒掉政府管制”。政府管制過多過細，會影響社會資源的最優(yōu)化配置，窒息公眾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制約社會的全面發(fā)展。只有給公眾自治的自由，才能培養(yǎng)出公民自由的能力和自由的責任，才能培養(yǎng)出“積極的公民”。
　　另一方面，民眾也要努力樹立法律意識、公民意識、主人翁意識，自覺、主動地參與社會管理。如果公眾一直抱著什么事情都希望政府重視、政府做主、政府背起責任這樣的想法，習慣于處處依賴政府，政府管你你惱火，不管你了你又把責任踢給政府，這不是一個主動的、積極的公民應有的態(tài)度。公民應該在社會的發(fā)展當中，自己承擔起責任，形成社會協(xié)調(diào)和社會自理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靠政府無微不至的規(guī)定禁出來的，而是人們在生活當中自己協(xié)調(diào)出來的一種秩序。
　　和諧社會需要和諧的社會管理格局。這種管理格局應該是消除社會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增強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讓每個社會成員都能自覺地、自主地服從管理，參與管理，從管理中受益，管理成為良性的互動，政府與公民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只有這樣。禁令才沒有了生存和繁衍的土壤，這是治理禁令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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