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談師生關系，是一個糊涂的話題，不說還好，一說就亂，因為大家心目中的師生，大抵不是一回事。當年在鄉(xiāng)下替人代課，有的農民會對你說，這孩子調皮搗亂，你就盡管打，打不死就行。然后再對我的學生說，老師就是父母，不聽話揍你沒的說。顯然，在這些農民心目中，還有過去天地君親師的影子，有意無意，把師生看成五倫中的一倫了。
　　其實，在古代社會（以明清為例），老師也分檔次。有些檔次的所謂老師，沒有人真的把他們當作倫理關系中的老師來看的，比如那些本身就沒多少文化，只能教村里孩子識幾個字的三家村學究，說起來也是老師，但大家都不會認真地把這種老師當回事，學生跟老師開個玩笑，搞點惡作劇，也沒多大關系。但是那些能夠給學生開講，教學生開筆作文，而且講得不錯的，就不一樣了，如果這些老師本身還有功名，是個舉人或者秀才，那就更得學生高看一眼，日后學生發(fā)跡，這些人就是蒙師。更進一步，如果學生考上了秀才，繼續(xù)求學，無論進書院還是自投名師，這段生涯里的老師，一般就具有相當固定的意義了，屬于授業(yè)老師，嚴格地講，韓愈《師說》里的“傳道授業(yè)解惑之師”，就是指這些人。當然，最具法定價值的老師，是科舉途中，為你判卷而且最終錄取你的那幾位，無論房師還是座師，都是一個人生命中真正具有倫理意義上的老師，一輩子都不能背棄，否則不僅會背上千古罵名，而且很可能被治罪。有的人，老師死了還要守制（辭官不做，結廬守墓）。在古代社會，所謂的師生，實際上是師徒，無論講課，還是平時相處，大抵一對一。
　　現(xiàn)代化在中國的體現(xiàn)，最主要的就是興學堂，所謂學堂，就是西式學校。西式學校的教育方式，是開教室上大課，師生之間不是一對一的關系，加上洋鬼子不懂什么叫五倫，老師自然也不把自己當“五達”尊，因此，“師徒”開始變成師生。有刻薄者，如馬一浮就說，西式學校，等于商號公司，計鐘授課，鈴響輒止，有若買賣，交易而退，各不相干。
　　其實，即便西式學校，個中的師生，面目也不盡相同，上完課各不相干者固然有之，但是師生關系密切，猶若師徒者也大有人在，吃在老師家，住在老師家者有之，拜師行跪拜大禮者，也有所聞。特別有福或者無奈的，老師看上了，就做主把女兒嫁給學生的事，也不少見。
　　1949年以后，師生關系又是一變。一方面，當老師的要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老是擱在臺上不是檢討就是挨批，師道之尊固然談不上，欲求各不相干，也不可得。一方面，另一種國外的教育模式蘇聯(lián)模式的引進，教師作為某種理念的灌輸者，具有更多的工具性，離傳統(tǒng)“師”的身份，距離更遠。
　　好在這種日子終于結束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我們這個民族現(xiàn)代化的起點，只是，凡是在歷史上走過的，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有些人幻想著回到古代，重建“師徒”關系，老師對學生的關心不多，可老師的架子不小，一擺就像皇帝或者老子。還有些人遵循西方式的不相干主義，上完課走人，學生是誰，想要什么，全然沒有干系，即便是研究生和導師之間，一年到頭也見不到一次面。有個高校里的經典笑話，說是某導師在一次學術會上，認識一個學生，發(fā)現(xiàn)他頭腦清楚，思維敏捷，還特別乖巧，于是建議說，你報考我的博士吧！不承想該學生回答，我就是您的博士生呀！其實，這不是笑話，而是實情。當然，如果師生關系特別商業(yè)化和功利化的，老師則對學生特別巴結，比如高校辦的各種掙錢的班，比如高官來讀博士等等。同時，蘇聯(lián)式的工具模式，也沒有拍屁股走人，眼下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本科評估，無非是檢查各個高校的教師，是否嚴格按照程序，把知識或者真理或者標準答案，合乎標準地灌輸給學生。這樣一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方寸大亂，有學生“跪”老師的，也有老師“跪”學生的。
　　如果說上面有什么導向的話，那么一方面是工具主義，鼓勵教師做工具，不僅中小學力行灌輸，連大學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階段的教育，都中學化，或者叫灌輸化，把導師的自主性降低到最低。一方面則是老板主義，鼓勵導師當老板，學生給導師打工，導師給學生發(fā)工資，不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科也如此，導師拿不到課題，給學生發(fā)不了工資，就別帶學生。前一種模式，師生是灌輸?shù)穆┒泛推孔又�間的關系，后者則是老板和打工仔的關系。真正能讓學生尊敬的，教師的學問和責任心，在這兩種關系里，基本上是沒有的，好像也不需要。
　　現(xiàn)在的師生關系就是這樣，仿佛找不著北了，尤其是在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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