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頂級會所 　　 　　每次寫會所，只要糾纏到歷史，毫無創(chuàng)意的撰稿人就開始扒百度上那點事兒。一上來起源都是17世紀的英國，因為紳士們不屑于隨便下館子、去銀行，所以上流社會就有了這種俱樂部，供紳士們在自己的俱樂部里結交朋友、用餐，就連寫信、寫短箋他們也都盡量用所在俱樂部的紙張，只有這樣才夠得體，夠有范兒。
　　其實，我們現(xiàn)代的俱樂部也并不是純粹的舶來品。中國人向來是聚族而居，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因此，中國古代早就出現(xiàn)了會所的雛形，稱作會館、公所。
　　會館盛行于明清和民國時期，是一種地緣或業(yè)緣性的傳統(tǒng)社會組織。簡單地說，就是同鄉(xiāng)人或同業(yè)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創(chuàng)建的“聚會寄居場所”，有點像如今各地駐京辦附近的民間會所。舊時的學子、商人、進城闖蕩的漂泊者或打工的農(nóng)民，都可憑同鄉(xiāng)或同業(yè)的關系免費或少費寄居在這里。陳獨秀、毛澤東、阿英、蔣光慈、王瑩、沈從文、丁玲等一大批人在出名之前，都曾得濟于會館之助。盡管這與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私人會所差異很大，但俱樂部“人以類聚”的傳統(tǒng)卻是一脈相承。
　　再說得遠一點，中國的達官顯貴們自古就有建私人會所的傳統(tǒng)。為彰顯自己的財力，或突出個人品位，圈地建宅，極盡奢華之能事，卻不為自己久居，而做呼朋引伴之用。友人們聚在一起，再拉攏幾個文人墨客、青樓佳人，時而飲酒作樂，時而議天下之事，一切本是常態(tài)，如此才能符合身份。
　　待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俱樂部作為舶來品披上了歐美文化的光鮮外衣，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大行其道。長安俱樂部等著名的“京城四大”私人會所，長得一副聚寶盆模樣，雍容富態(tài)，是否有5000萬元的公司資產(chǎn)成為進入俱樂部最基本參考標準。
　　去四大俱樂部請客吃飯，對某些人來說不再是一件格外榮耀的事情，而是透著俗氣和難與時代接軌的“暴發(fā)戶”氣質(zhì)。
　　與長安俱樂部同在長安街，偏安CBD的蘭Club則是近年來北京新會所的代表。彌漫著菲利普?斯達克固有的頹廢奢華，蘭Club不再強調(diào)會員制的重要，而是用價格和設計直接將目標客戶以外的人群攔在客廳之外，并招致大批有消費能力的潮流人士追捧。兩年前一個滬上藝術家朋友出差來京，我好心為她安排好吃的大董烤鴨，她卻生生叫囂要去感受蘭Club的昂貴，足見新會所來勢之兇猛。
　　
　　“京城四大”的前世今生
　　
　　“那個時候的俱樂部真是火，尤其是圣誕晚宴和跨年party，真的是一票難求。”趙先生說。趙先生自2000年起加入長安俱樂部，今年30歲出頭，擁有兩家公司，主要從事環(huán)保領域產(chǎn)業(yè)。回憶起當年加入長安俱樂部時的心情，趙先生依然甚是自豪。
　　“2000年時，我的申請得到了批準，正式成為長安俱樂部的會員。當時我的家人聽說我花1.2萬美元獲得了長安俱樂部的終身會員資格，而且每年還要交1250美元會費，他們都驚呆了。其實，我申請進入長安俱樂部，并不是因為想滿足虛榮心，也不是為了用這個資格來證明自己的尊貴，而是長安俱樂部里有的700多名會員個個堪稱是商界的精英，與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就可以偷學到許多真經(jīng)。這對于學物理而并非學經(jīng)濟的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的機會了。”
　　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四大俱樂部的會員構成發(fā)生了變化。不再只有老派的紳士、港商、巨富光臨俱樂部，許多像趙先生這樣，創(chuàng)業(yè)有成的中青年也不惜擲重金換會籍，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擺派頭，而是希望能夠憑借這個更高層次的社交平臺，結交更高層次的朋友，以便獲得更高層次的商業(yè)目的。一時間，高端會所從包攬上流階層的閑暇時光，迅速過渡到充滿濃重的商業(yè)氣息。
　　自國內(nèi)第一家高端私人俱樂部――長安俱樂部1993年進駐北京以來，京城俱樂部、美洲會、中國會等其他頂級會所都各自為政，誰都不服誰，并強調(diào)各自有各自的特點。俱樂部雖然已在京經(jīng)營多年，但利潤卻越來越不樂觀。然而，伴隨著中國新富階層的成長，以及這一階層在奢侈生活方式消費上的大膽與創(chuàng)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禁讓高端俱樂部樂觀地以為屬于他們的時代終于到來了。事實上，他們的判斷并沒有錯，只可惜打錯了算盤。俱樂部選擇降低“門檻”，的確換來了短期利益，卻為未來種下禍根；大量引進新生奢侈品牌，的確很快賺到了錢，失去的卻是會員對俱樂部的信任。
　　2003年的“京城俱樂部事件”就是這種惡性循環(huán)累積到一定程度爆發(fā)的產(chǎn)物。
　　“當時，我們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俱樂部當局沒有履行其入會時的服務承諾�！敝袆P國際投資顧問公司(香港)歐亞財富投資公司董事長冬夏女士說。
　　她口中的承諾究竟是指什么呢?據(jù)她介紹，當初的承諾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服務上乘，不僅有各種花樣品種的免費商務早餐，而且每月至少舉辦一次商務交流活動；二是會員數(shù)量實行封頂制度，最高不超過1000名。
　　“1994年就身為京城俱樂部的會員，我有一種自豪感和優(yōu)越感。在這里認識了很多朋友，也成就了很多大事，從總經(jīng)理到員工都非常熱情，無論是宴請朋友，還是組織活動，都很周到。但從1999年以后，一年不如一年，到了2003年感覺更差，不要說請朋友，作為會員，我還感到一種壓抑感�！�
　　冬夏女士舉例說，在SARS期間，給會員的免費早餐只是面包加牛奶。當時俱樂部停止舉辦活動，但大部分服務卻照收月會費。如果這在非常時期還可以理解的話，至少這兩點是令人無法釋懷的：一是會員的月費一個勁地漲，從當初每人每月的1000元漲到近1400元；二是會員數(shù)量已經(jīng)發(fā)展到目前的1200多名(到2000年就已經(jīng)有1200名會員)，這些均沒有事先知會會員并征得同意。與此同時，俱樂部管理者在當年7月還新招收了32名會員，并計劃設置一年制會員和一個月制會員�！斑@些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俱樂部這樣做必然使我們的會籍價值大幅度貶值。”
　　SARS的爆發(fā)在緩解了會員和管理者矛盾的同時，也激化了會員心中潛藏的不滿。SARS剛過，6月23日，近百名俱樂部會員“揭竿而起”，發(fā)起了維權活動，并成立了代表會員利益的5人維權會，中凱國際的冬夏女士被推舉為秘書長。維權會一方面設置會員聯(lián)絡信箱，將會員的要求、建議與感想集中整合，另一方面就以上情況積極與俱樂部當局和理事會進行鄭重交涉。與此同時，維權會發(fā)布公告稱：“鑒于俱樂部當局嚴重違法違約的事實，我們從7月開始停止上繳月費，直到問題解決!”這份傳到俱樂部管理當局的公告上，同時簽滿了92名會員的名字，其中不乏聲名顯赫的大公司老板與駐京首代、大使級官員。
　　后來，盡管這件事情以一拍兩散不了了之的形式告終，但高端俱樂部在富人們心中的形象卻大打折扣。這件事情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會員對俱樂部信心盡失，連俱樂部員工的工作熱情亦受打擊。我曾在2004年采訪過京城俱樂部的會籍總監(jiān)，那時她已在京城俱樂部服務了7年，并表示未來的7年、70年，都還希望能為俱樂部的會員服務。結果，僅僅7個月后，這位總監(jiān)便悄然離職。
　　時隔5年，今天的京城四大顯然已經(jīng)退去了往日的輝煌。某夜途經(jīng)長安街，卻見長安俱樂部大樓上的霓虹彩燈壞了一部分， “長安”兩字光亮不再，只剩下“俱樂部”獨自支撐。為配合本次對私人會所的報道，特地打電話去美洲會要求采訪，卻被告知美洲會暫停業(yè)，據(jù)說會在12月重新開業(yè)，其他的便無可奉告。
　　新貴們簇擁著新會所，與從前富人們喜歡去會所里“攀高枝”的心態(tài)不同，如今的新貴們不但有資產(chǎn)，也有資歷，各人有各人的驕傲和趣味，也樂得在同一會所中和諧共處，并不以攀比炫富為榮。與會員一樣，私人會所經(jīng)歷了從“暴發(fā)戶”到“上流社會”的演變，不但不在裝潢上鑲金戴銀，服務也更加去功利化，開始注重菜品等實在事。是的，會所的管理者和我們一樣也明白了一個道理：有錢的人錢多，人卻不傻，反而精明得厲害，他們的錢比想像中難賺得多。
　　
　　(摘編自《商界時尚》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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