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廳里只坐著4個人，空蕩蕩的。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看完了最近上映的一部名叫《鋼的琴》的電影。 　　但正是這部電影直面了幾乎快要被這個社會遺忘的人群�！八麄儧]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眳菚圆▽懙�。他這篇影評的標題，叫做《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遼寧曾是一五規(guī)劃的“重中之重”，蘇聯(lián)式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在沈陽發(fā)育得最為完備。一條鐵路標識著沈陽普通生活區(qū)和工廠區(qū)的界限，鐵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鐵西區(qū)。蘇聯(lián)援建的“156工程”，鐵西占了3家。
　　《鋼的琴》的導演張猛還記得，鐵西區(qū)里工廠連成一排，煙囪林立。他甚至聽說，無論人們從哪個方向進入沈陽，都會看到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這3座高達百米的煙囪是“回家”的標志，簡直成了“沈陽的地標”。
　　電影中，也有兩根突兀的煙囪不斷在畫面中出現(xiàn)。工人們生怕它被毀掉，恨不得將那里改建成“蹦極的場所”�？墒沁@群人甚至連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煙囪最終還是被爆破了�，F(xiàn)實中的沈陽，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也于2004年被拆除。
　　蘇聯(lián)“老大哥”援建的不僅是大型工廠，還包括大片的蘇式工人村。張猛記得，在那些磚紅色外墻的3層小樓周邊，配套建設有學校、電影院、照相館、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園，“那時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張猛的記憶中，鐵西區(qū)工人的好時光大概從1985年就開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chǎn)。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xiàn)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著手將冗余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jīng)一家?guī)状私影嗌蠉彽墓と藗�，第一次發(fā)現(xiàn)自己手里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
　　2002年，鐵西區(qū)已經(jīng)變?yōu)橄聧弳栴}的“重災區(qū)”。當時還是新華社記者的吳曉波前往鐵西對下崗工人進行調研，至今他還記得，一種平靜得近乎麻木的情緒包裹著那里，人們很少控訴，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個每天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帶回家的中年人，當被問及自己的單位時，那人用一種極其平和的語氣替工廠開脫：“廠子原來很輝煌，但是現(xiàn)在虧損很多年了。國家很困難，我們也理解�！�
　　這個帶著一兜白菜幫子悄悄離去的背影，并不是這個城市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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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那時大部分下崗職工的“吃飯”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家庭收支也屬平衡，但學者們更傾向于將這種平衡稱為一種“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學的學費、一場疾病、甚至食品價格的上漲都可能成為壓垮這種“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幾乎同時下崗，兒子正在讀初中，僅僅維持基本的溫飽也成了大難題，每一筆額外的開支都可能讓這個家庭徹底陷入貧困。一天，兒子告訴父母，學校即將召開運動會，按照老師的要求，他得穿一雙運動鞋。可這個家就連買一雙新鞋的錢也湊不出來。吃飯時，妻子不斷抱怨著丈夫沒本事。丈夫埋頭吃飯，沉默不語，可妻子仍舊埋怨著。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這是吳曉波在調研時聽說的一個真實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記得給他講故事的那張面孔，“無悲無傷，苦難被深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他仍然有時會在夢中再次遭遇這些故事和面孔，“渾身顫栗不已”。
　　
　　把那個時代拿回來
　　
　　2004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些學者前往遼寧、吉林省就下崗職工的社保問題進行調研，郭于華教授是其中一員。今天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她仍然記得籠罩在工廠區(qū)里那種“無望的氣氛”。
　　那年，曾風光一時的長春拖拉機廠已經(jīng)衰敗。一位退休職工給市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稱，下崗職工能夠就業(yè)解決生活問題的僅占其人數(shù)的20％，退養(yǎng)職工每月只能領到176元，退休職工雖有“保命錢”，卻要兼顧下崗的兒女和上學的孫輩。甚至，“由于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嚴重的是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yī)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fā)生”。
　　2002年的調研中，吳曉波聽當?shù)厝颂崞�，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們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個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當?shù)厝朔Q之“忍者神龜”。
　　根據(jù)對遼、吉兩地所進行的詳細的田野調查，清華大學課題組最終于2010年出版了名為《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yè)累計下崗職工人數(shù)高達2818萬。
　　在研究改革史的過程中，吳曉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shù)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shù)目是2萬億元”。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等經(jīng)濟學家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官員曾經(jīng)提出，“這筆養(yǎng)老保險欠賬問題不解決，新的養(yǎng)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wǎng)、保持社會穩(wěn)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隨后的幾年中，他們也一再建言要解決國有企業(yè)老職工的社保欠賬問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但仍有一棟樓墻體殘破不堪，在頂樓又被砌上了第四層、第五層。
　　這里的幾個住戶不大愿意談論過去，“還不就那樣，生活總得向前看�！笨梢粋�20多年前從菏澤來到這里的三輪車師傅卻記得，那時，“這里光跳樓就死了七八個”。他一邊說著，一邊將手指向不遠處，“喏，那邊的樓上跳下來過一個老太太，砰一聲，我親眼見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棟樓早就障基金。
　　新世紀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劃，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chǎn)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然而幾經(jīng)波折，這一計劃最終宣告流產(chǎn)。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chǎn)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chǎn)，明擺著是國有資產(chǎn)的流失”。吳敬璉后來在評論這一問題時，曾經(jīng)用了8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這一代人就這樣被遺棄了�！闭f到這里，吳曉波的語氣變重了，“我們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滅了一代40到60歲間的產(chǎn)業(yè)工人為代價的，他們徹底犧牲了自己的職業(yè)生命。一個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關鍵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益，而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
　　
　　是時候該停下腳步　等等我們的靈魂了
　　
　　在沈陽林立的高樓中，飛馳而過的出租車很有可能錯過低矮的工人村。鐵西區(qū)贊工街的一棟住宅已經(jīng)被改為“工人村生活館”，布置還原了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工人家庭在這里的生活。一個下午，這個冷清的展館只接待了3名游客。
　　馬路對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樓已經(jīng)被重新粉刷，已經(jīng)被拆遷了。
　　吳曉波提醒道，這幾代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中國最著名的機械裝備業(yè)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國資委成立，產(chǎn)權改革問題基本上已經(jīng)解決。而下崗工人的問題也在被慢慢稀釋，沒有解決的“該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實是，盡管下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會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從他們身上折射的問題卻無法一同離去。在吳曉波看來，中國的改革還在繼續(xù)推進，“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倫理角度進行反思，那么未來的改革仍將以犧牲一些人的利益為代價。”
　　而一直在感嘆“時代發(fā)展太快”的導演張猛，只是想重現(xiàn)這段輝煌過后的沒落生活，“畢竟，人不能沒回憶，回憶不能沒物件兒，工廠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幾張破照片鑲進相框，擺在家里”。
　　但是，這部描摹昔日東北的電影，終究未能在沈陽上映�！斑@是一部挽歌一樣的片子，現(xiàn)在的沈陽還在快速發(fā)展，快到他們甚至還來不及停下來看看自己�！睆埫驼f。
　　然后他皺起了眉頭：“我們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時候該停停自己的腳步，等等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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