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就見到了劉濤先生的新書《頭等強國》,看了之后一直想說點什么,但不知該如何說,如鯁在喉,很不舒服。聽說如今有很多人在做“頭等強國”的夢,我沒有見過,只是耳聞。有夢想當然是好事,總比渾渾噩噩好。我雖然沒這樣的夢想,但也不會反對別人有夢想。
　　直到看到國家統(tǒng)計局前不久發(fā)布的一個報告,我才有了一點發(fā)言的欲望。這個新聞透露的是個喜訊,標題叫“我國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說的果然是我國在2008年底終于從長期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行列。這確實是一個好消息,但顯然和“頭等強國”的夢想還很遙遠。
　　報告中另外兩個數(shù)據(jù),卻又似乎顯示出一些“頭等強國”的氣派。一個是2008年的財政收入有6.13萬億元,60年間增長985倍;另一個是外匯儲備60年增長了近14000倍。財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還有一大筆非財政收入,數(shù)量也與財政收入不相上下。一個政府收入和外匯儲備有如此大量增幅的國家,難道還不算“頭等強國”嗎?當然不算,因為還有另外的數(shù)據(jù)制約著,我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60年間僅增長了18.5倍,而農(nóng)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還不到城鎮(zhèn)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較這兩組數(shù)據(jù),說我們已經(jīng)有了一個頭等強大的政府,大致是沒錯的。這個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額財政赤字的美國政府都要強大,但頭等強大的政府,并不意味著背后就能成長出一個“頭等強國”。近幾十年來,有句口號一直很流行,叫“國富才能民強”,大家天然認同這個邏輯,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細究當下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可能都與這個邏輯有關。
　　國富民強這個概念,最早出自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國強,眾安道泰”。從“民富國強”到“國富民強”,雖然只是顛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與邏輯關系完全不同。漢語的模糊性,使一個中國古代的常識性理念,就這么悄悄地被改頭換面了。
　　財富如何在國與民之間分配,是一個古老的政治問題。從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國強就成了政治家治國的一個常識。管仲曾說:“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薄墩撜Z》有子對哀公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荀子還對國富民弱這種狀況做過結論:“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國蹶”,意思是這種國家是要潰敗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確指出兩者的邏輯關系:“百姓所以養(yǎng)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yǎng)百姓也�！狈▏�思想家孟德斯鳩在18世紀也曾問道:“國家是先以民眾貧困作代價而使自己變富呢?還是讓國民先富起來再實現(xiàn)自己的富裕?”結論是:“只有個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動國家的富強�！�
　　人們常言康乾盛世,豈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于民”上也動足了腦筋。有學者作過統(tǒng)計,康熙在位的62年間,不同程度地減免過天下的租賦有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于當時4年多的全年財政收入。而乾隆更厲害,曾先后5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zhí)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億兩。據(jù)黃仁宇計算,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只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可見盛世之名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舉這些例子,只是想說“民富才能國強”曾是一個多么簡單的政治倫理,今天卻被各種花里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為何把財富集中在政府手中,就無法成為“頭等強國”,反而充滿了社會危機呢?戰(zhàn)國時代的尉繚子很早就指出:“亡國富倉府,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币馑际且�想亡國就把財富集中到政府的庫房中,因為政府能控制的財富越多,各種腐敗行為會愈多,社會矛盾便越激烈,貧富分化也會越厲害,社會秩序反而處在了一觸即發(fā)的禍患之中。比如曾輝煌一時的秦與隋朝都是這樣,雖留下了萬里長城、大運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潰于一時。如果國家的強大不是以民眾的富裕為基礎,兩者不是一個共同體,民眾不僅會對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對其衰敗更是無動于衷,因為與民眾無關,甚至盼望這樣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來,民眾對政府的離心力,也會加速社會的崩潰。
　　劉濤的這本書,引用了很多方法來分析中國成為“頭等強國”的可能。其實,中國能否成為“頭等強國”,缺少的并不是什么復雜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在一些常識問題上,與人類經(jīng)驗真正形成呼應,這個夢想才可能有基礎。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不是把政治或經(jīng)濟說得越來越復雜,而是如何說得越來越簡單,因為問題往往出現(xiàn)在那些最簡單的地方。比如,成為“頭等強國”首先得有“頭等強民”,沒有這個基本邏輯的認定,談得再多都是枝節(jié)問題。枝節(jié)越多,人們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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