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羲，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副主席、北京市朝陽區(qū)文聯(lián)主席、國家一級演員和著名男高音歌唱演員，由他演唱的《祝酒歌》經(jīng)久不衰。在圈內(nèi)，李光羲還有一段被傳為佳話的美好婚姻：在那個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他們一個是才華橫溢卻清貧的歌唱家，一個是家境殷實的富家小姐，他們因著愛情沖破世俗走到了一起。
　　此后半個多世紀，他們攜手共同戰(zhàn)勝了父母的門戶之見，戰(zhàn)勝了饑餓與缺乏，戰(zhàn)勝了“文革”十年里的妻離子散，共同經(jīng)歷了因病痛而帶來的事業(yè)的沉寂……在接受筆者采訪的時候，李光羲飽含深情地說：“我一生之中得到過太多太多的榮譽，但在我的眼中，最大的幸運是娶了一個理解自己、愛自己的妻子；因為有這份幾十年不變的愛，我在遭遇貧窮、劫難和事業(yè)的瓶頸時才不至于喪失希望。”
　　
　　富家千金嫁給貧寒“戲子”
　　
　　1957年1月，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時候，在北京歌劇院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職工宿舍里，卻洋溢著融融的喜氣，一場簡陋的婚禮正在這里舉行，沒有豐盛的婚宴，沒有像樣的家具，沒有體面的嫁衣，甚至連雙方的父母都沒有到齊，房間正中的墻壁上貼著大紅的“?”字，新郎和新娘就在歌劇院的一群同事面前歡歡喜喜地拜了堂。
　　新郎叫李光羲，1929年出生于天津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在他中學時父親突然早逝，十七歲的李光羲輟學，接替父親的工作，成為天津開灤礦務局的一名職工，一個人承擔了家庭的重擔。業(yè)余時間，愛好音樂的李光羲一直積極地參加天津各大劇場的演出。1953年國慶，李光羲參加的合唱團要排練節(jié)目，他在合唱團里認識了小自己八歲的中學生王紫薇，這個充滿活力的中學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王紫薇也很欣賞李光羲的才華，兩個人情投意合，很快成為好朋友。
　　1954年，李光羲考入中央歌劇院，登臺不久就成為歌劇院的骨干，好事成雙，他和王紫薇的關系也正式升級。可沒過多久，這段戀情就遭到了王紫薇父母的反對。王紫薇出生在一個富裕的木商家庭，兩個哥哥都不在父母身邊，王紫薇是家中唯一的女兒。當母親得知女兒的戀情以后，用不容商量的語氣告訴她：“跟這個‘戲子’談戀愛，我是絕對不同意的，你還是趁早跟他斷了吧！”
　　王紫薇知道，母親的擔憂也不無道理，自己出生在這樣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出門有汽車接送，在家住的是洋房，作為父母，當然不希望自己嫁到貧寒的人家受苦。在舊社會，從事唱歌、演戲的文藝工作者都是沒有地位的“戲子”，不僅收入微薄，還容易“多情”，對于家境富裕的家庭來說，有幾個做父母的愿意自己的女兒嫁給這樣的人呢？
　　面對父母的阻撓，王紫薇卻心意已決，她一一向父母列舉李光羲的種種品質(zhì)――上進心強，雖然十七歲就輟學當了工人，卻能憑著自己的努力考上歌劇院；有責任感，每個月的工資有一大半交給了家里作為生活費；李光羲在工作能力上也很出色，剛到中央歌劇院就被領導委以重任……
　　母親的態(tài)度卻比她想象的要堅決，她正色告訴女兒：“你跟他談朋友也可以，那就跟這個家斷絕來往！”
　　來自家庭的阻撓沒能阻擋住相愛的兩個人，1955年，王紫薇考入北京醫(yī)科大學（后并入北京大學），繼續(xù)和李光羲維持著戀愛關系。盡管王紫薇一直頻繁地給遠在天津的父母寫信，對于女兒的這段愛情，遠在天津的父母卻依然不看好。
　　1957年，正趕上反右運動和“上山下鄉(xiāng)”的熱潮，李光羲被下放到河北阜寧縣務農(nóng)。接到消息后，他忐忑不安地問王紫薇：“過完這幾天我就下到阜寧，戶口也要遷過去，到時候就是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了。”
　　王紫薇聽罷告訴李光羲：“你別擔心，我正在做我爸媽的思想工作呢，我們遲早會在一起的！”
　　離別在即，兩人心中都有許多不舍，李光羲鼓起勇氣提議說：“要不然我們結(jié)婚吧！”王紫薇當即就同意了。
　　兩個人的婚訊一傳到天津，王紫薇的母親毫不耽擱地趕到了北京，她找到李光羲，用不容商量的語氣告訴他：“你休想娶我女兒回家�！�
　　為了促成這一樁婚事，李光羲幾乎發(fā)動了歌劇院所有的力量，領導和同事們輪番勸慰，依然沒能讓老人回心轉(zhuǎn)意。婚禮前一天，老人憤然離去，臨行之前她告訴女兒：“你既然執(zhí)意要結(jié)婚，就休想從家里拿走一分錢嫁妝，以后不幸福也不要來找我們！”
　　母親走了，王紫薇看著歌劇院安排的這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空蕩蕩的婚房，心里卻沒有一絲悔意。
　　整個宿舍樓都為這樁婚禮張羅開了。東家抱來一床被子，西家搬來幾把條凳，大家東拼西湊，總算是擺上了幾件家具，在墻壁中央貼上一個“?”字，這才有了婚房的樣子。第二天，這個娘家擁有一座花園別墅、一輛汽車、兩個倉庫和一個碼頭的大學生千金，穿著一件半舊的毛衣就嫁給了她的意中人，從此與衣食無憂的日子徹底告別。
　　短暫的幸福之后就是別離。新婚第八天，李光羲就正式起程前往阜寧的農(nóng)村。從不算計日子的王紫薇數(shù)了數(shù)大家送來的彩禮錢，除去買喜糖的錢，還剩下二十四塊。她用這些錢給李光羲買了一只箱子，然后還掉從朋友們那里借來的物品，拖著自己來時的那只箱子回到了學校。
　　貧窮的日子真正開始了。
　　回到學校的幾個月，王紫薇發(fā)現(xiàn)家里停止了給自己寄生活費，所有的開銷全靠李光羲那點工資――李光羲一個月工資八十四元，有一半要寄給家里做生活費和兩個妹妹的學費，最后到王紫薇手上的生活費少之又少……
　　下放不到一年，為了響應周恩來總理引進世界經(jīng)典、建立劇場藝術的號召，李光羲提前結(jié)束了在基層的鍛煉，回到歌劇院參演歌劇，并一舉獲得成功，不久就被派往俄羅斯參加訪問演出。
　　盡管事業(yè)一天好過一天，經(jīng)濟狀況卻絲毫沒有改變。李光羲從俄羅斯回來，送給王紫薇一條絲質(zhì)頭巾，這條絲巾成為艱難歲月里難得的奢侈，之后的幾十年里，王紫薇幾乎沒再給自己添置過衣服。
　　李光羲每每想起這些事情時就心懷感念，王紫薇離開富足的家庭跟隨自己，幾十年來一直受窮，卻始終笑對人生，從未抱怨過。
　　
　　走過三年饑荒十年劫難
　　
　　1959年，王紫薇從北京醫(yī)科大學畢業(yè)并留校任教，眼看兩個人多了一筆收入，卻遇到了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給不足，長時間的忍饑挨餓使李光羲瘦得形銷骨立。1959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李光羲饑餓難忍起床喝水，一時站立不住昏倒在地上。
　　一場虛驚之后，王紫薇把幾乎能夠省下的糧食都偷偷省給了丈夫。一個月家里可以得到一斤雞蛋、半斤肉和二兩油，她變著法子讓李光羲多吃。饑餓的恐慌已經(jīng)在全國蔓延，王紫薇卻用她的細致和智慧維持著這個家的從容。每天，李光羲脫下光鮮的演出服，換上打滿補丁的舊衣服回到家里，對于生活卻不曾有一絲的失落感――小小的房間永遠是一塵不染的，糧食雖少，桌上的餐具卻總是別致而整潔。這樣高品質(zhì)的生活立場幫助夫妻倆戰(zhàn)勝了饑餓，即使是最難熬的時候，李光羲依然從愛情和事業(yè)中看到了希望。
　　1961年，喜事來了，一個小生命在王紫薇的肚中孕育。對于處在饑荒中的人來說，懷孕也是一種考驗，很多成年人都無法平安地活著，又有誰能保證腹中的孩子能夠順利地呱呱墜地？
　　為了孩子，李光羲只能每一頓再少吃一點。遇到歌劇院外出演出，李光羲才有機會善待一下自己的肚子。
　　王紫薇的懷孕終于緩和了與父母之間的關系，王紫薇的母親雖然仍不接納李光羲，在外孫女李棠出生后，依然帶足了自己的口糧，專程來北京照顧女兒及外孫女。因為營養(yǎng)不良，王紫薇生下孩子后整整瘦了一圈，而剛出生的李棠，則更是瘦得皮包骨頭。在母親的悉心照料下，王紫薇和女兒總算度過了最艱難的1961年。之后，李光羲的事業(yè)繼續(xù)上升，先后演唱了《牧馬之歌》、《松花江上》等人們耳熟能詳?shù)母枨��?
　　原本以為這樣清貧而又美好的日子會繼續(xù)過下去，始料未及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演過《貨郎與小姐》、《葉甫根尼?奧涅金》、《茶花女》等眾多國外著名歌劇的李光羲首先被卷入這場風暴。
　　1966年5月的一天，李光羲被幾個同事叫到單位的大禮堂，一進門就被滿墻的大字報驚呆了，橫七豎八的大字報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他的“罪狀”：資本主義的毒草、反動派、地富反壞右的孝子賢孫……批判大會已經(jīng)全部準備就緒，李光羲頓時覺得腦海一片空白。李光羲曾經(jīng)因為演出過多部經(jīng)典的外國歌劇而被譽為“中國歌劇第一小生”，如今，這些優(yōu)秀的作品卻成為他“反動”的證據(jù)，十年的噩夢從此開始。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李光羲每天清早就被拉出去批斗，在大庭廣眾之下弓著身子一站就是一整天，回到家里已經(jīng)是腰酸背痛。王紫薇每天下午都小心翼翼地等著，盼望李光羲能平安歸來。
　　不久以后，李光羲被下放到海河邊上參加勞動改造，王紫薇也被下放到江西。此時二女兒李和核和三女兒李納新也已經(jīng)出生，外婆終于放下過去的恩怨，將三個孩子接到天津――這時的外婆家早已不比當年，巨大的家產(chǎn)早已在批斗中瓜分殆盡，只剩下一間十余平方米的房子用以立足。
　　妻離子散的日子，夫妻倆就靠著書信匯報彼此的平安，在勞動改造的那段日子，王紫薇最盼望的就是來自海河邊上的信。李光羲的信總是很簡單，三言兩語地告知一切都好，老鄉(xiāng)對自己很好。對于王紫薇來說，這些就是莫大的喜訊，在動蕩的時局中，讓自己知道日夜牽掛的人還活著。王紫薇的這種信念從來沒有消退過：只要活著，日子就會有奔頭。
　　最黑暗的日子終于過去了。1977年，李光羲和妻子重新回到北京，一家人終于團聚。貧窮依然伴隨著這個家庭，李光羲卻感覺揚眉吐氣了，作別自己心愛的舞臺達十年之久，現(xiàn)在終于可以大聲放歌了。“四人幫”粉碎后，正好施光南創(chuàng)作了一首《祝酒歌》，這首歌被李光羲一眼看中。有一天，李光羲在迎接外賓的演出中和自己的小樂隊合作了這首《祝酒歌》，贏得了在座的李先念主席和現(xiàn)場觀眾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這首歌一下子為他“文革”后重返舞臺開了一個好頭。1978年除夕之夜，李光羲再次演唱了這首《祝酒歌》，之后短短的兩個月里，出版的一百萬張唱片就被搶購一空。1979年，李光羲也因為《祝酒歌》獲得了全國首屆金唱片獎。
　　事業(yè)重新煥發(fā)光彩，家中的經(jīng)濟狀況卻依然沒有改變，即使唱片的銷量突破了一百萬張，李光羲也只從中得到了十幾塊錢的收入。有好幾次，王紫薇看著在舞臺上揮灑自如的李光羲，都不由得皺起了眉頭，他身上那件襯衫已經(jīng)伴隨了他十幾個年頭，許多被外衣遮住的地方，補丁連著補丁，已經(jīng)不能再補了。
　　一天，王紫薇翻出所有破舊的襯衫，讓李光羲挑出一件最舒適的，她熬了一個多月的夜，小心翼翼地將這件破襯衫一塊布一塊布地拆開，用舊報紙照著每一塊布的原樣剪出模型，然后買來布料，再照著模型裁剪，最后小心地拼接起來――用這樣的方法做一件襯衫，比到商場買一件現(xiàn)成的要便宜五塊錢。
　　市場上的饅頭一個要賣五分錢，自己蒸的話可以省一分錢，為了這一分錢，王紫薇每天從學校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回家，堅持自己和面蒸饅頭，而且一直要忙到晚上才能坐在書桌前開始備課；曾經(jīng)下館子從不問價錢的富家小姐，如今買什么都是挑最便宜的……這樣不畏辛苦的精打細算，王紫薇做得心甘情愿，在她的苦心經(jīng)營下，這個家終于攢下了零零散散的存款。
　　眼看著日子一天天好起來，又一個坎擋住了幸福的去路。
　　1981年的一天，李光羲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的嗓子唱不出歌了，到醫(yī)院一檢查，才知道是得了“喉肌弱癥”，“文革”期間十年沒有唱歌，突然放開嗓子唱，喉肌的張力不足，現(xiàn)在連說話都沒有力氣，又怎么唱歌？
　　即使是在“文革”的時候，李光羲都沒有絕望過，舞臺對于自己來說就是天堂，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歲里，只要還有歌唱的機會，就可以揮灑自如。那段時間，李光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王紫薇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什么都不說，只是默默地陪他一起去游泳、鍛煉，陪他去做針灸，鼓勵他堅持練習氣息發(fā)聲。漫長的六年時間里，李光羲消失在觀眾的視野里，只有王紫薇一個人默默地做著他的追隨者，堅定地支持著他。
　　1986年秋天的一個午后，李光羲像往常一樣練習發(fā)聲，突然嗓音亮了起來，六年的等待終究沒有白費，李光羲再度登上舞臺！
　　
　　事業(yè)比翼雙飛
　　
　　嗓子恢復以后的李光羲，仍然要接受妻子嚴格的“管制”――不能多說話、要注意休息。對于他深愛著的歌唱事業(yè)，王紫薇總是無條件地支持著。作為國內(nèi)最著名的歌唱家之一，李光羲幾乎和每個年齡段的女性都一起同臺表演過。王紫薇始終對丈夫的職業(yè)報以信任和理解，因著這份理解，李光羲在這個圈子里沒有任何的緋聞。
　　1999年，王紫薇從北京大學退休，那時女兒們都已經(jīng)成家立業(yè)，大女兒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yè)以后，在美國加州大學念了博士，與我國半導體領域的一名科學家結(jié)婚；老二成了一名鋼琴教師，嫁給了一名畫家；老三與女婿在美國和日本待過幾年以后，也進了外企工作。辛苦操勞幾十年，夫妻倆終于可以松下一口氣來，李光羲索性帶著妻子在世界各地游歷起來。他們牽手走過不同風情的大街小巷，在別致的建筑物前合影，餓了就拐到街邊的小吃店飽餐一頓。每到一處，他們都會花四美元買下一個代表當?shù)匦蜗蟮谋�箱貼，回家后貼在廚房的冰箱門上。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冰箱上花花綠綠的已經(jīng)貼滿了一百多個，每一個貼都像是一個幸福的戳，見證著夫妻二人共同的足跡、共同的經(jīng)歷。
　　2007年年底，李光羲從歌劇院退休。從工作崗位上走下來，他的演唱生涯卻并沒有因此而中斷，來自世界各地的演出邀請函依然雪片般地飛來。對于這些邀請，只要有時間，李光羲一律來者不拒。這一年正好是李光羲和妻子的五十年金婚，兩口子特意從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幾天時間拍了一套結(jié)婚紀念照。照片取回來以后，李光羲鄭重地將兩人的合影掛在客廳的中央，他看著合影，滿是感慨地對妻子說：“真是多虧了你啊，如果沒有你，我怎么可能這個年齡了還能站在舞臺上唱歌。”王紫薇聽了，在一旁笑著說：“李光羲，你不光要唱，還要比年輕時唱得更有激情！咱倆都應該越活越有激情！”■
　　（責任編輯/譚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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