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并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的陳寅恪,曾在課堂上夸下海口,說他講課有“四不講”,即:“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也不講�，F(xiàn)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的學問到底有多深?兩個事例可以證明:一是據(jù)北大教授季羨林說,陳寅恪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xiàn)存六十四本,單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類之多;二是抗戰(zhàn)爆發(fā),因為參考書被焚毀于戰(zhàn)火,陳寅恪就在幾乎沒有任何參考書籍的情況下,撰述了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僅《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引用的典籍就達上千種。這兩個事例一則說明他治學之勤奮,二則說明他鉆研之深廣,的確達到了縱橫今古、貫通中外的程度。陳寅恪上課,吳宓、馮友蘭、朱自清那樣的名教授和北大的德國教授鋼和泰這樣的漢學家也經(jīng)常來聽。所以,鄭天挺稱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則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比欢褪沁@樣一位聲名遠播、人人景仰的博學鴻儒,卻有著十分倔強的脾氣。
　　1949年前后,在共產(chǎn)黨直搗黃龍、國民黨節(jié)節(jié)敗退的當口,陳寅恪的去留問題,始終讓各方密切關注。1949年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zhàn)時內(nèi)閣”,學人出身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部長。作為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的力倡者,杭立武深深懂得陳寅恪的聲望和價值,一直注視著陳的動向。他曾多次派人向陳表達請其去臺灣的意思,被陳拒絕。后又退求其次,力勸陳先到香港看看局勢再說,也被拒絕。最后,杭立武拉著“戰(zhàn)時內(nèi)閣”的財政部長親自上學校勸說,并開出只要陳去香港,馬上給陳十萬港幣并送一套新洋房的優(yōu)厚條件,陳寅恪不為所動。同時,作為與陳寅恪多年同事、交情甚厚、已經(jīng)到達臺灣并出任了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電陳寅恪,請他赴臺,據(jù)說還承諾只要陳一答應赴臺,傅馬上派專機來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的說法。然而,自始至終,陳寅恪始終堅持不出國、不去臺灣,態(tài)度堅決到了執(zhí)拗倔強的地步。
　　1953年,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準備請陳寅恪出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所所長是郭沫若,三所所長是范文瀾。郭沫若和范文瀾均欣然赴任,而陳寅恪卻說當所長可以,但有個“三不”條件,即:“一不學馬列主義,二不參與行政事務,三不參加政治學習。”這樣的條件,當時誰敢答應?當年8月,他在給中國科學院的正式答復中更是明確表示:“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指陳撰寫的王國維紀念碑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于是,這位倔脾氣的教授便對所長一職毫不客氣地回絕了。
　　1961年,蜚聲海內(nèi)外、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專程赴中山大學探望了陳寅恪之后,這位蟄居嶺南埋頭學問的史學大師,又一次引起了外界的注意。6月,光明日報記者向中山大學提出要專訪陳,希望他談談治學態(tài)度和治學方法,陳以“天熱不適”為由婉拒。但他拿出了寫于七年之前的五首七絕,說“如果認為需要,可在報上刊登”。這幾首詩中既有“淪落多時忽值錢,霓裳新譜圣湖邊”的酸楚之情,亦有“豐干饒舌笑從君,不似遵朱頌圣文”的自嘲之句,相對于當時那種全民歌頌的氛圍,陳的詩句是多么的不合時宜,陳的行為又是多么的倔強。這種迥異時流、近乎哀歌的詩歌,誰又敢刊登?
　　同年8月,老朋友吳宓由重慶赴廣州,以六十七歲高齡千里迢迢來看望七十一歲的老友陳寅恪,吳宓在他的日記中,連用九個“不”字,記下了見面當晚這位老友的慷慨陳詞:“寅恪兄說明寧居中山大學較康樂便適,政府于是特別致尊禮,毫不系于蘇聯(lián)學者之請問也!此后政府雖再三敦請,寅恪兄決計不離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臥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決不從時俗為轉(zhuǎn)移�！标愐∨c吳宓多年至交,這次見面,除了老友重逢的喜悅外,還有促膝長談,必然對胸中郁結(jié)一吐為快。我們從陳寅恪這種如同井噴似的情緒流泄中,不難看出他對于北京方面一再邀請他去北京任職一事拒絕得多么徹底,尤其是 “決不從時俗為轉(zhuǎn)移”一句,鏗鏘有力,體現(xiàn)了他固守本真的操守�！�
　　(責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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