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綬?，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研究員、名譽臺長，中國天文學會名譽理事長。 　　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43年畢業(yè)于重慶馬尾海軍學校。1945年留學英國。1953年回國。歷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上海徐家匯觀象臺、北京天文臺副研究員、研究員，北京天文臺臺長，中國科學院天文委員會主任等職。1980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曾任數(shù)學物理學部副主任、主任。1985年被選為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1959年負責創(chuàng)建我國射電天文學。隨后在北京天文臺開始“太陽射電”及“宇宙射電”設備的建立和研究工作。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1998年當選為歐亞科學院院士。
　　
　　“我當時要是在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機遇”
　　王綬?是我國射電天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射電天文學是以無線電接收技術為觀測手段 ，利用觀測天體的無線電波來研究天文現(xiàn)象的一門學科。射電天文學的研究開始于1932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的一些物理學家和工程師，把在二戰(zhàn)中發(fā)明的雷達技術和設備用于天體研究領域，射電天文學才得以迅速發(fā)展。
　　
　　主持人：您是中國射電天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首先請您為我們解釋一下，什么是射電天文學？
　　王綬?：創(chuàng)始人不敢當。射電天文學是這樣――1932年，人類由于洲際通訊，偶然發(fā)現(xiàn)了在地球之外有無線電波。一些天體，自古以來我們都是用眼睛看它們發(fā)出的光，研究它們的光學現(xiàn)象；知道天體有無線電波后，我們就希望能收到它們的無線電來進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西方的一些無線電隊伍，特別是雷達隊伍，把一些技術設備都轉(zhuǎn)到對天體的研究上去了，一些非常出色的物理學家和工程師都參加了，一下子發(fā)現(xiàn)了很多新現(xiàn)象。
　　主持人：也就是說，射電天文學給了我們了解宇宙的另一個手段。
　　王綬?：有了這個新的手段，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個形象，從而更全面地了解它。
　　主持人：從20世紀中葉到現(xiàn)在，射電天文學也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它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王綬?：新中國成立后，在我們顧得上去發(fā)展基礎科學的時候，就開始建設射電天文學。在20世紀50年代，全世界的射電天文學都處在起步階段。
　　主持人：射電天文學對人類的直接影響是什么？
　　王綬?：很多自然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創(chuàng)造、發(fā)展它的工具，這些工具在使用的目的上與人類日常生活沒什么直接關系，但一旦發(fā)明出來，就具有了普遍性。比如說射電天文學，開頭就碰到一個大難題――它用的波長很長，而相對而言射電望遠鏡不夠大，“分辨本領”就變得很差，看東西不清楚，就跟近視眼似的。要想看得很清楚，就要把望遠鏡做得非常大。20世紀60年代，出現(xiàn)了一種“綜合孔徑”射電干涉儀系統(tǒng)，干涉儀的基線非常長，不但“分辨本領”提高了，而且能夠很好地“成像”。這種技術移用到了雷達上，能夠很準確地測出被偵察物體的位置。
　　主持人：二戰(zhàn)以后，中國的射電天文學從零開始。在這樣一個零起點上，您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王綬?：我們靠小米加步槍作戰(zhàn)。射電天文學我們沒有現(xiàn)成的基礎，所以當時中國科學院作了一個決策，讓我們利用和蘇聯(lián)在海南島聯(lián)合觀測日食的機會，引進他們的技術。我們召集了一些年輕力量，去了海南三亞。海南那時還比較荒涼、很窮。內(nèi)地干部到了三亞以后，每個人都得了瘧疾。患病了就休養(yǎng)三個月，病好了就又上去。一撥人一撥人地換，再病了再下來，我們就是這么干活的。我們到那里觀測困難相當大，但是跟當?shù)氐母刹勘绕饋�，人家比我們要苦多了�?
　　主持人：這次觀測日食是蘇聯(lián)專家提出來的。聽說他們還從蘇聯(lián)特意運了幾架望遠鏡到中國？
　　王綬?：這是一個聯(lián)合觀察隊，要到特定地點去觀察日食，當然得自己帶設備。中國當時沒有射電望遠鏡，我們組織了一個隊伍，跟他們學，當然還負責后勤工作。當時，我國跟蘇聯(lián)是兄弟國家，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科學上的合作還是很真誠的。經(jīng)過在海南島的合作，我和他們的團長莫爾強諾夫結下了終生的友誼，中蘇關系非常不好的時候，我們都還彼此一直非常關心。
　　主持人：據(jù)我所知，通過海南島的日食觀測，中國有了自己的第一架天文望遠鏡。
　　王綬?：我們在蘇聯(lián)帶到海南的技術的基礎上，制造了自己的第一臺射電望遠鏡，比原計劃起碼提前了十年。和蘇聯(lián)人聯(lián)合觀測日食的時候，我們從北大、清華、南京工學院的年輕助教中挑選人員組成一支隊伍，分配到每臺望遠鏡工作。望遠鏡安裝起來要調(diào)試，調(diào)試后天天演練，工作完畢后拆下來。我們和蘇聯(lián)專家在一起待了一個多月，每臺機器都操作過一遍，掌握了技術。當時派去的人都很得力。
　　第一臺射電望遠鏡是仿制蘇聯(lián)的。后來中蘇關系惡化，對方把借給我們的設備突然要回去了，這對我們是一個考驗。當時正好處在“大躍進”時期，我們自己加速干，一面開始去尋找好基地。幾年后我們在密云建立了基地。同時用一年的時間，籌劃建立能夠在世界上站得住腳的望遠鏡�，F(xiàn)在回想起來，“大躍進”時的氣氛，雖然導致事情做得很粗糙，但倒是對我們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推著我們往前走。
　　主持人：您創(chuàng)立了我國的射電天文學，研制出了中國第一架射電望遠鏡。為什么您能夠這樣做？
　　王綬?：這跟機遇有關。我雖然能做一點事情，但和好幾位物理、數(shù)學方面的同輩相比，恐怕還是蠻有差距的。我常常說，本來自己算不得一匹戰(zhàn)馬，但因為沒有多少馬，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張鈺哲先生召集隊伍時，愣把我當戰(zhàn)馬用了。當時我國天文學很困難，但困難中大機遇也就多；我當時要是在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機遇。
　　
　　“中國應該有自己有威力的設備，能夠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
　　
　　1980年，王綬?擔任北京天文臺臺長。從那時起，王綬?開始更多地從戰(zhàn)略高度來考慮我國射電天文學乃至整個天文學的發(fā)展方向。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高新技術的引進和理論工作的發(fā)展，天文學面臨著一次新的學科飛躍。在進一步發(fā)展的問題上，卻遇到了瓶頸：要獲得天體物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光譜觀測，但進行天文光譜觀測有兩個問題：一是天體的光本來就很弱、很暗，測光譜時還要分散，分散后光就更弱了，得用大型望遠鏡。望遠鏡的直徑越大，花錢越多，一億美元才能造一架直徑十米的望遠鏡。我國沒有這個經(jīng)濟實力。二是天上有那么多的天體，當時只能一個一個地測，這樣速度就非常慢。20世紀80年代初，光纖技術系統(tǒng)發(fā)展到比較高的水平，在望遠鏡上,光纖可以把不同位置的光引到同一個點上,一次就可以測出成百上千個天體的光譜。但是,將這項技術應用到天文上卻凸顯了一個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題――天文望遠鏡的設計上大口徑和大視場不能兼得。王綬?、蘇定強院士等研制的LAMOST系統(tǒng)，解決了這一難題。1994年7月,中國學者在英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上首次報告了這個系統(tǒng)，引起國際同行的強烈反響。這套設備符合王綬?強調(diào)的“大”。他們研制設備的理念是：不拼技術，不拼財力，拼智慧。
　　
　　主持人：LAMOST的總工程師崔向群曾經(jīng)說，您是中國天文學界的戰(zhàn)略家，這個“戰(zhàn)略家”指什么？
　　王綬?：戰(zhàn)略家不敢當，但我曾經(jīng)當過北京天文臺的臺長，在科學院數(shù)理學院分管過天文學，對我國天文學科的全局發(fā)展，曾負有責任。我只是由于有了這個責任，就多想一點各個不同分支學科的事情，比如光學天文的事、太陽物理的事、天體測量的事。天文學的分支非常多。作為學科的帶頭人，首先應該非常虛心、尊重別人。另外，你需要判斷不是你本行的東西，你要依靠一些學術會議，依靠更多的討論、論證來作出這種判斷。
　　
　　主持人：在天文學研究領域，您一直在尋找能領先世界的突破口？
　　王綬?：天文學是一門觀測性科學，看到現(xiàn)象就能夠作研究。20世紀特別是后半葉以來，天文學發(fā)展得非�？�。在美國，對這個學科每十年都有六七十億美元的投資。單在制造哈勃望遠鏡時，就投資了二十億。我們國家還比較窮，不能跟人家拼財力，甚至不能全面地拼高技術，高技術需要綜合國力的支持。按照孫子兵法，若想“無所不備”就要“無所不寡”，把有限的力量放到整個面上，結果只能是每個地方受力都很小，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做得出色，所以應該找突破點。這也是毛澤東的戰(zhàn)略思想，叫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zhàn)。這不但適用于軍事，也適用于科學發(fā)展。
　　再回顧“大躍進”時，分析當時天文學發(fā)展的形勢，我們想，如果計劃做一個非常大的望遠鏡，一定比不過其他國家(英國、美國也還沒做好)，而且要花很多錢――望遠鏡的直徑增加一倍，造價將增加八到十倍。當時，澳大利亞、英國把很小的望遠鏡列成一個陣,拼了起來，功能很強，這也是一條路，但很難。難在什么地方？你要拼得很準確。這對我們是難題，對美國人也是難題。這樣，我們就可以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進行一些國際上的合作和競爭。后來關于LAMOST，也是這樣考慮的。
　　主持人：您對科學前沿的東西非常敏感。這種敏感是如何培養(yǎng)的？
　　王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敏感，但我們經(jīng)常想著這些事。研究做多了，書讀多了，想多了，有時候一下子來了主意。當然這是第一步，真正艱巨的東西在后面。比如LAMOST，大概經(jīng)歷了十幾次的小范圍討論，好幾次全國性的大討論，真正參與的有三十個人，各自下力氣從不同的角度來提意見。有時提了一個意見，你需要回去考慮三天，科學成果就是這樣出來的。
　　杜甫的一首詩中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就是說要把眼界盡可能放寬，多學習，多儲備，火花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出現(xiàn)�，F(xiàn)在每天都出爐很多論文，有些非常出色，新一代人的思想很敏捷，你得掌握科技進展的情況。有了全局觀點以后，才有可能找到一個最好的，或者說比較好的突破點。通常你找到十個突破點，可能當中只有一個值得一試�？茖W家吃飽飯就做這個事情，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興趣。
　　搞科學研究，最忌諱急功近利。你的目標要明確，要對這個問題研究非常深入。只有非常深入，你才會產(chǎn)生一些新思想，才會創(chuàng)造一些新方法，才會對社會作出貢獻。如果老想著我一年能發(fā)表幾篇文章，得個什么獎，晉級什么的，往往會走彎路。
　　
　　“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很負責任，做一件事情就盡力做好，我希望也能這樣”
　　
　　1923年，王綬?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父親是位前清舉人，民國后靠行醫(yī)為生。他在王綬?三歲時病逝。王綬?是獨子，由母親一手帶大。母親出身中醫(yī)世家，行醫(yī)的傳統(tǒng)是傳男不傳女,母親卻自學了《本草綱目》，并且研制藥方、配藥，后來也能給人看病了。
　　童年的王綬?對各門功課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喜好數(shù)學和物理。1936年，正在讀初中二年級的王綬?經(jīng)在海軍服役的叔叔提議，考取了福建馬尾海軍學校(前清左宗棠所創(chuàng))。入校后曾學習航海，后改學造船。王綬?當時體質(zhì)很差，但他不滿足于規(guī)定的功課，將大部分課余時間用來閱讀接觸到的一切書。
　　抗戰(zhàn)時期，學校輾轉(zhuǎn)遷到重慶。在街頭的舊書攤上，他讀到了伽利略、牛頓、居里夫人等科學家的傳記，開始接觸到天文學。1943年,王綬?結業(yè)于造船科。實習一年后，即1944年，王綬?正式從馬尾海軍學校畢業(yè)。
　　
　　主持人：您非常喜歡讀書，覺得讀書就像交朋友,讀好書就是交到了好朋友。讀書習慣的養(yǎng)成，是否和母親對您的培養(yǎng)有直接關系？
　　王綬?：我母親把他們那代人對人生的期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她認為，你如果刻苦讀書，以后就可以生活得好一點。在傳統(tǒng)思想中，讀書是跟做官聯(lián)系起來的，但到了我們那個年代，讀書就變成了謀生的手段。母親很單純地認為，讀書是最重要的，對你將來的發(fā)展有利。你非讀不可，她愿意為之犧牲一切。
　　主持人：母親的善良和勤奮好學，對您人生觀的形成有什么樣的影響？
　　王綬?：我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報答我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很負責任，做一件事情就盡力做好。我希望也能這樣。八十歲時回顧一生，心里頭真正反應強烈的事情也就幾件。母親去世，應該是其中最強烈的一件。我成家比較晚，母親甚至沒能看到我剛出生的女兒，是挺遺憾的事。
　　主持人：您是天文學家，可最早在福建的馬尾海軍學校念書。您是從什么時候起開始對天文發(fā)生興趣的？
　　王綬?：我很小的時候，就很喜歡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天文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研究的東西，你抬頭就可以看到，不像物理化學，需要到實驗室里做實驗。因為有興趣，我經(jīng)常去書店看科普書刊。在三聯(lián)書店，書翻破了也沒人管你。
　　老前輩李珩先生、張鈺哲先生，在抗日戰(zhàn)爭非常艱苦的時候，還在寫科普文章。有本雜志叫《宇宙》，當時書店里有。雖然紙很粗糙，但都是我愛看的內(nèi)容。它引導我更多地去了解一些科普知識。
　　這些年來，我和青少年接觸不少，發(fā)現(xiàn)很多小孩――有的六七歲，更多的十五六歲――對天文特別感興趣。但你問他什么，他卻說不出來。我想，那些前輩在相當困難的時候，依然堅持普及天文知識，我們現(xiàn)在條件這么好，總該多做點事吧。
　　
　　“我后來對學生也是這樣，讓他們選擇課題，盡量開發(fā)他們自己的思路”
　　
　　1945年，王綬?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進修造船，格林尼治天文臺就在海軍學院的隔壁。數(shù)年后，王綬?完成了畢業(yè)論文，標題是《一艘航空母艦的設計》。
　　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丁大夫，一位六十來歲、思想開明、有學識、有主見的婦幼保健醫(yī)生。她向王綬?介紹了哲學家羅素的著作。此外，英國科學大師、天文學家金斯和愛丁頓的天文科普著作也極大地吸引了王綬?，使他從一個科學向往者變成了一個科學追求者。
　　1949年，王綬?開始制訂計劃，系統(tǒng)地補學所需的數(shù)理知識。他交上了天文臺的一些同齡朋友。交往中，他就課余研讀的天文學教程、愛丁頓的一些專著和天文學家們討論，覺得回味無窮。他把自己寫的有關天文學的筆記和對天體物理學的見解，寄給了倫敦大學天文臺臺長格雷戈里。
　　1950年，王綬?正式到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在那里進行照相天體測量和天體物理的研究。格雷戈里退休后，著名的實驗天體物理學家艾倫繼任臺長。在艾倫的影響下，王綬?利用他的工科基礎，把研究方向轉(zhuǎn)向從實測課題出發(fā)來探索技術和方法。
　　
　　主持人：在英國皇家海軍學校接受教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綬?：英國皇家海軍學校跟普通大學不同，它吸收了很多工人子弟。英國海軍有造船廠，廠里有半工半讀的工人子弟學校，可以免費進去。從子弟學校出來的最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一部分被吸收到皇家海軍學校，跟倫敦、劍橋的畢業(yè)生一起接受培訓。這些學生是苦出身，屬于社會藍領階層，有實踐動手的經(jīng)驗，又非常勤奮，其中很多人成了英國造船界的領袖人物。
　　主持人：您從海軍學校畢業(yè)后，轉(zhuǎn)而研究天文。突然放棄十幾年所學的專業(yè)，您不覺得可惜嗎？
　　王綬?：這并不是一個突然的轉(zhuǎn)變。我到英國后，好像打開了一扇閘門。英國當年有幾個一流的天文大師，他們的科普文章寫得非常吸引人，看了這些文章，我對天文就更癡迷了。最早的時候，我的業(yè)余時間基本上花在了看天文書上。有時候我也到天文臺去看看，它可以公開參觀。
　　主持人：格林尼治天文臺就在旁邊？
　　王綬?：格林尼治我就去過一次。因為它是英國政府辦的，所以不像大學天文臺那么開放。但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天文臺，若有人去參觀，他們都負責招待。我去交交朋友，也無所謂。在英國，假期很長，我除了到工廠去，大部分時間就一個人沉浸在天文學里。
　　
　　主持人：您剛才說，在天文臺交了一些朋友？
　　王綬?：這些人都是科學家，有的年紀也不大。有時候我會找個借口，給他們寫封信，但并沒有太深的友誼，只是說多了一個信息渠道吧。我真正了解天文臺還是在人文大學天文臺，后來在那里工作了幾年。
　　主持人：您的簡歷顯示，您1949年決定從事天文學，1950年已經(jīng)到倫敦大學的天文臺工作了。倫敦大學天文臺為什么會錄用您？
　　王綬?：我那時還是一個年輕人，年輕人可能勇氣大一些；另外，我非常喜歡天文，對于自己想做些什么，也有了一點看法。那時候，倫敦大學天文臺的臺長是一個叫格雷戈里的老先生，當時他也六十歲左右了，看到一個年輕人非常喜愛這個專業(yè)，就想提供幫助。我跟他談了幾次，相關的知識積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大概就在談話中體現(xiàn)了出來。他的專業(yè)是天體力學，我的興趣在天體物理方面，但他作為臺長，對天文學的全局很清楚，所以能判斷。
　　主持人：進入天文臺以后，您能勝任工作嗎？
　　王綬?：工作也不是太多。我進去以后，常規(guī)的工作很快就能夠挑起來。所謂常規(guī)工作，就是每年出文章之類。課題研究也要經(jīng)歷這個過程――先有個想法，以后才能去充實它，然后立項，制訂計劃去實現(xiàn)它。我提出了幾個設想，跟臺長談了，他覺得不錯，就介紹我到幾個教授那里去討論。
　　主持人：讓您在有問題的時候去找專家？
　　王綬?：我想這是對年輕人的一個最好的培訓方法。我后來對學生也是這樣，讓他們選擇課題，盡量開發(fā)他們自己的思路。
　　
　　“我希望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的天文學能夠重現(xiàn)歷史的輝煌”
　　
　　1953年，在當時的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先生的邀請下，王綬?回到祖國。自此，他開始將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的天文事業(yè)。
　　1959年，王綬?創(chuàng)辦了全國第一個射電天文訓練班，他邊學、邊教、邊用，為我國帶出了自己的射電天文隊伍。如今，訓練班的學生又傳了一代人，有不少成了全國各天文機構的首席科學家和業(yè)務骨干。
　　在長期的科普工作中，王綬?發(fā)現(xiàn)，科技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對人才的培養(yǎng)缺少跟蹤、沒有系統(tǒng)。中國科學已經(jīng)走出了初期的建設階段，需要大量的人才。1999年6月，王綬?發(fā)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每年，他都安排近百名優(yōu)秀中學生到第一線科研團組去進行“科研實踐”活動。他希望借此引導有志科研的優(yōu)秀高中生盡早步入科學領域。
　　
　　主持人：您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卻沒有為自己樹碑立傳，連一本專門介紹您的書都沒有。
　　王綬?：我想對我的介紹已經(jīng)有點過分了，因為國家對院士非�？粗兀�我有時候覺得擔當不起。我現(xiàn)在八十多歲了，在課題上，我覺得只能對已經(jīng)熟悉的東西保留興趣，千萬不要用你的做法過分影響別人�？茖W研究，不進則退。在第一線的人，正在發(fā)揮你意想不到的各種作用�？茖W要發(fā)展，必須一代一代接力，這不是個人的事。每個人會根據(jù)興趣、能力、機會作出自己的貢獻，但一定要考慮接力棒的問題。
　　主持人：1959年，“大躍進”時期，您開辦了全國第一個射電天文學培訓班。您辦的培訓班，是不是也來了個大躍進？
　　王綬?：如果沒有“大躍進”，我也會辦這個培訓班。這是吳有訓院長當年的整體部署之一，他要把這個學科建起來。在中國把這個空白填滿，從人員訓練開始。
　　主持人：從訓練班出來的那批人，現(xiàn)在應該是我國天文學界的骨干力量。
　　王綬?：搞射電天文，這是第一批種子吧。我不太贊成科研跟教學完全隔絕。發(fā)展科學研究，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每段時間都應該是一代師生在一起同舟共濟。
　　主持人：有這樣一個現(xiàn)象，不知道是否引起您的注意：很多人畢業(yè)以后，直接去了國外，或者為國外的公司服務，造成了人才的嚴重流失，包括青少年俱樂部的學生。
　　王綬?：人才流失，在目前確實是個問題。國內(nèi)很好的研究所，很好的教授，有時候不容易招到他所需要的研究生，為什么呢？學生都到國外去了。
　　我想，現(xiàn)在留學或者出去的政策，還是正確的。我們的孩子，按照我們中國話說，我相信都有報效國家的思想。如果北大進不去，哈佛大學來招生，他就去了，也有可能。在我國的科學建設中，到國外受過教育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要把一件事情做起來，自身的一些基礎不可缺。比如我國研究所、大學本身得有凝聚力。所謂凝聚力，不在于一個人能獲得多少待遇，在于能夠發(fā)揮所長。待遇再高，也不能和美國等國家相比。
　　主持人：您指的凝聚力是什么呢？
　　王綬?：事業(yè)上的凝聚力。拿我自己來說，早年搞科學感到報國無門，后來能參與我國天文建設，和許多人力往一處使，這是很大的凝聚力。能作出成績，心里頭就有成就感�？茖W家需要的是充分的理解和信任。我們的條件肯定不如美國，但眾志成城，力量是很大的。
　　主持人：您的夢想是什么？
　　王綬?：一是，我們的新一代科學人才能夠成長得更快更好。二是，我們近期的科研目標完成之后，能夠比較快地實現(xiàn)它們的價值。說得更遠一點，我希望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的天文學能夠重現(xiàn)歷史的輝煌。
　　（責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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