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自己。文革初肇，我加入了紅衛(wèi)兵組織。在那些“革命”情緒激昂的歲月，我貼過老師的大字報，參加過老師的批斗會，喊過“打倒”“砸爛”之類的口號。還抄過老師的家。文革結束后，我對自己的“人生敗筆”有過一番反思，曾沉痛地向老師道歉，還結伴到文革中自殺的老師墓前三鞠躬。雖說有所懺悔，但每每憶及，總還是隱痛不已。也許正是這種狀態(tài)，當我讀到近期《南方周末》相繼刊出的《“帶了個好頭”：紅衛(wèi)兵道歉》、《歷史深處的來信》、《一個開始，只能是一個開始》等文章時，油然而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感。
　　上述文章報道的是當年北京外國語學校、北大附中、北京礦業(yè)附中的紅衛(wèi)兵或上門或寫信向老師道歉，有的還從國外發(fā)郵件表示自己的懺悔。那些詞真意切的言語，坦露了當年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將”在盲目革命的狂熱退潮后理性思索的心跡。其實。當年的紅衛(wèi)兵多少都存有這一心跡，他們常會為自己昔日的所作所為而產生驚恐、自責、羞愧的負面情緒。只是有的沉默不語而已。因為向老師道歉而懺悔不止是一種情感的沖動，它是需要“知恥”的勇氣的。
　　當年的紅衛(wèi)兵轉眼已是步入“花甲”之年，歲月的悄然流逝并不能淡化乃至忘卻自己曾經有過的“人生敗筆”，相反，需要直面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正視那些不道德的過錯。正如北京礦業(yè)附中當年的紅衛(wèi)兵郭燦輝所說：“不能因為年齡小’或者社會環(huán)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憶往昔，當紅衛(wèi)兵從暴力行為中得到莫名歡愉的時候，老師們卻蒙受了極大的羞辱和災難，如今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但恐怖的記憶并沒有從他們的腦海中抹去。不是嗎？81歲的北大附中退休老師關秋蘭至今仍常在睡夢中被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然驚醒。當年紅衛(wèi)兵通過懺悔重新撩開那段早已謝下的歷史帷幕，不僅是為了療救曾經被扭曲的心理，更為重要的是，讓它成為一種歷史化石給后人解讀極左提供一個彌足珍貴的標本。
　　“心中有罪，不會安寧”，北大附中等學校當年的紅衛(wèi)兵勇于自責，不憚懺悔，當是在自己的心靈凈化過程中找到一點良知。這種良知更多成分是體現在他們的反思上。北京外國語學校當年的紅衛(wèi)兵申小珂自文革結束后多次向老師道歉，他是基于如此的反思：為什么會有文革？它的必然性何在？一個有理想的青年為何成了歷史的罪人？記得德裔美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平凡之惡”，即作出惡舉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惡之徒，普通者亦可在喪失理智、盲目“服從”時所為。當年紅衛(wèi)兵犯下的正是這種“平凡之惡”!歷史在遺忘中變得堅硬，堅硬的歷史惟有在反思之鹽的催化下漸漸溶化。這里，我以敬慕的心情推出一位同齡人：岳建一。他也是當年的紅衛(wèi)兵，后任中國工人出版社的編輯。為了尋覓“反思之鹽”，他奔波24年，以一個秉筆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廢墟之境，尋求將這些紅衛(wèi)兵個體剖白通過文字再現的方式記錄下來。在2000年后，岳建一正式出版了《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從不同層面去梳理那段歷史，從不同視角去反思那段歷史。如此落犁耕耘于文革學的處女地，功德無量!(詳見《南風窗》雙周刊2010年第23期)
　　有位山東棗莊的退休工人(也許也是當年的紅衛(wèi)兵)讀了《“帶了個好頭”：紅衛(wèi)兵道歉》一文，致函《南方周末》，建議在曲阜被損壞了的孔廟前立一塊紅衛(wèi)兵的懺悔碑。是呵，當年紅衛(wèi)兵的懺悔不僅僅是向老師道歉，它有著多元的內容。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談到自己懺悔的時候，說過這么一句話：“承認這一點，使我很難過；但這是事實，是不幸的真相。”當年紅衛(wèi)兵能有如此的懺悔，昭彰的是其人性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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