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998年 　　二十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政府職能社會化的步伐逐漸加快，寬松的經濟和政治環(huán)境為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帶來了契機。1994年中華慈善總會的正式成立為中國現代慈善事業(yè)發(fā)展擎起一面旗幟，各種類型的慈善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按壬啤币辉~在1998年舉國抗洪救災行動的觸動下，逐漸被公眾接受。
　　
　　1988年5月，共青團十二大剛剛閉幕，我向團中央分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劉奇葆提出，不做組織部長了，籌建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落實《關于共青團體制改革的基本設想》中提出為青少年辦實事的承諾。次年3月，中國青基會以10萬元注冊資金成立，我任秘書長和法定代表人。同年10月，一個以“希望工程”命名的救助貧困地區(qū)失學兒童的公益項目問世。
　　希望工程實施已近20年。一個公益項目歷經廿載而不衰，是有它的道理的。在汶川大地震中，四川重災區(qū) 146所希望小學都經受住了地震的考驗，沒有因校舍垮塌死亡一人。《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我，問及8級地震震不垮希望小學的原因。我說道理很簡單，一是資金足額到位，二是全程監(jiān)督。私心想，如果因為希望工程的存在而減輕了災區(qū)師生的傷亡，我亦“雖九死其尤未悔”（《離騷》）了。
　　希望工程產生于我國公益慈善法律制度還很不健全的年代，存在諸多來自外部環(huán)境和內部管理的隱患。我深知生于憂患的道理，一直臨深履薄，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同在天堂和地獄間走鋼絲。但我堅信，“希望工程不會被別人打倒，只會被自己打倒”。這是1994年2月香港《壹周刊》發(fā)表誹謗希望工程文章后我對香港《明報》記者說的話。
　　1994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發(fā)表了題為《千里追查七千萬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的文章，對希望工程進行惡意誹謗，造成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名譽蒙受極大損失。我們不得不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訴《壹周刊》。對香港的法律制度我們并不熟悉，打官司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我心里很坦蕩，一定要打好這場官司，討回清白；要借助香港的法庭，讓希望工程更加透明，得到社會更大的信任。
　　這個馬拉松官司前后打了６年，直到2000年3月13日才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這時候，我們已經為這場官司支付了數百萬元的訴訟費。勝訴了，這筆訴訟費由對方承擔；如果敗訴，不僅訴訟費無處“報銷”，還要賠上對方的開銷，加起來就是一兩千萬。庭審期間我們住在香港華潤大廈18層，我對同事們說，如果敗訴，我只能從這里跳下去了！
　　庭審進行了兩周。我在證人席上接受了被告方黃大律師長達８個小時的盤問。北京天達律師事務所李大進律師旁聽了庭審全過程，他對記者說：“永光連內地的法庭都沒進過，但是在香港的法庭上表現得如此出色，真是本案中最精彩的一筆。似乎是命中注定，永光要在香港的法庭上為自己的事業(yè)奮爭，在關鍵的時刻經得住考驗；他在庭上回答的每一個問題，都能使所有的人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馮華�。ù舐蓭煟M意，法官聽懂了，黃大律師也無可奈何。你看他在法庭上那種從容的神態(tài)，說話彬彬有禮的，其實就等著和黃大律師過招呢！恨不得作證永不結束，才斗得過癮。”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鐘安德大法官做出判決：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勝訴；判被訴人賠償原訴人損失港幣叁佰伍拾萬元整，并須付原訴人法律費用。大法官在判詞中寫道：“面對黃先生（對方大律師）的全面盤問，本庭相信徐先生及楊先生（原告兩證人）的證詞在有關責任方面是完全可靠及可信的”。英文是“Truthful and reliable”。
　　這是香港非營利組織訴媒體并獲勝訴的首個判例，實乃一場“完美風暴”。
　　希望工程從開始到今天，青基會平均每天接受捐款數十萬人民幣。公眾憑什么自愿把錢捐到你手里，是因為認同你的公益理念，相信你能夠把錢用好，讓他們的愛心得以實現。支撐這種信任的是我們的道德誠信。一天，我走進財務部，看到桌子上摞得高高的匯款單，拿在手里一掂，沉甸甸的，不禁心頭一熱。我對財務人員說：“這里傾注了多少人的感情和期望��！我們要是管理得不好，褻瀆了人們的感情，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把我們淹死！”我還明明白白地給財務人員交代：“青基會我的收入最高，個人所得稅一分都不能少交。一旦我得罪了誰，誰要和我翻臉了，想在這一點上抓我的‘小辮子’都別指望�！�
　　轉型期的中國非營利組織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各方面的風險在所難免，而道德風險必須是零。道理很簡單，你不是政府，沒有政府的權力；你不是企業(yè)，自己并不生財；你的生存和發(fā)展只能依賴社會的信任，得到社會的支持。說難聽點，你沒有搞腐敗的“本錢”。公信力是所有非營利組織的生存底線，命根子！
　　希望工程一直“財源滾滾”，第一是信譽，第二是出色的公益營銷。但讓我興奮的恰恰不是錢。希望工程剛開始，一次出差回北京，在飛機上鳥瞰京城。只見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止不住心中一陣沖動。我想，論捐款，希望工程還不及一座樓宇的價值，而多少個“樓宇”才能實現我所追求的價值呢？由此頓悟：希望工程所追求的，不是有形資產的積累，而是精神、文化、道德價值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有形資產有價，公益品牌和精神道德無價。這一悟，成了我從事非營利組織事業(yè)一以貫之的目標。
　　有一位年輕的母親抱著不滿周歲的孩子到青基會，以孩子的名義捐款。她對我說，這樣做是為了從小就在孩子心里播種愛心。這件事讓我想起中國一句老話：助人者自助。意即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是雙向受益。人們?yōu)樨毨У貐^(qū)失學兒童捐款，付出的是金錢，收獲的是精神。如果把捐款也看成一種消費的話，那就是一種精神消費。你的捐款是無償的，沒有買到物質商品；你的捐款也是有償的，你“購買”到了受助孩子成長給你帶來的成就感、精神滿足和快樂。在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社會背景下，人們不僅有追求金錢物質的需求，也有追求精神道德的需求。這種需求正是一切公益慈善事業(yè)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
　　在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來看望工青婦界委員，我搶到話筒發(fā)言：“公益慈善事業(yè)一方面在建設物質世界，同時也在建設精神世界，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希望工程迄今捐款30多億，拿到上海只夠修4公里的地鐵，純經濟的價值微不足道。但希望工程給社會帶來的精神、道德、文化的影響是難以用金錢來計算的�！蔽宜磉_的主題是，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公益慈善事業(yè)。
　　希望工程蓬勃發(fā)展的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民間非營利組織適應政府體制改革，由“官”到“民”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得到了黨和政府的積極支持，并借重共青團的強大組織網絡，有著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特別是1992年，小平同志兩次以“一名共產黨員”的名義捐款，極大地激發(fā)了社會各界和公眾參與希望工程的熱情。當然，也有人認為，希望工程這么“火”的原因是有政府支持的背景，或因政府支持而質疑其民間性和純潔性。在我看來，政府支持可以成為民間組織發(fā)展的有利條件，只要你能夠把握政府職能轉變的機遇，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中社會需求的新變化，遵循民間組織運行的規(guī)則，自律、公開、透明，規(guī)范管理，就有可能把政府支持、社會關注和弱勢群體需求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在資源動員上左右逢源。話又說回來，政府背景與呵護并非全然是好事，也可能成為民間組織發(fā)展的包袱。如果你習慣于依賴行政資源，不愿“斷奶”，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不消除，體制內的好處又得不到，結果就會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總也長不大，或長得不倫不類。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這樣的機構為數不少，既有負政府的信任和群眾的期望，又在整體上拖累了民間組織的發(fā)展。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我個人在由“官”到“民”的道路上并未止步�！痘饡芾項l例》頒布后，我曾預言“非公募基金會將背負中國第三部門的希望”。2007年與周慶治一起創(chuàng)辦了南都公益基金會，實施了與希望工程一脈相承的、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教育環(huán)境的新公民計劃。
　　這是我的第二個希望工程，也是我朝圣之路新的起點。
　　
　　面孔?社團力量
　　徐永光
　　
　　希望工程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原副理事長。1989年徐永光參與創(chuàng)辦希望工程。他把我國農村貧困地區(qū)每年有超過百萬的兒童因貧困失學這樣一個嚴峻的事實展示給全社會，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激發(fā)起公眾的同情和愛心。截至2007年底，希望工程累計接收捐款逾40億元，資助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319萬人，在中國偏遠山鄉(xiāng)建設希望小學14,385所，受益的青少年達數千萬人。當國家對貧困學生的“兩免一補”政策全面實施時，徐永光開始為城市里新出現的打工子弟如何獲取更好的教育資源而呼吁。
　　
　　關鍵詞
　　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團中央、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以救助貧困地區(qū)失學少年兒童為目的，于1989年發(fā)起的一項公益事業(yè)。1990年9月5日，鄧小平為“希望工程”題名。1991年5月，7歲的“大眼睛”蘇明娟被《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解海龍攝入鏡頭，成為中國希望工程的宣傳標志，“大眼睛”也成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
　　
　　志愿者?義工
　　
　　志愿者也被稱為義工。1993年12月，全國鐵道工委在京廣線組織了北京鐵路局和廣州鐵路局2萬鐵路青年發(fā)起的“鐵路青年志愿者學雷鋒迎春運”活動，率先打出了“青年志愿者”的旗幟�！爸驹刚摺痹絹碓綇V為社會所熟知。截至2007年12月，按照《中國注冊志愿者管理辦法》進行規(guī)范注冊的志愿者總數已經達到了2511萬。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中，志愿者的力量得到充分展示。
　　
　　隨機性捐贈
　　
　　由于捐贈思想、傳統(tǒng)與文化不同，中外民眾在捐贈形式上存在很大差異。一般中國民眾的捐贈隨機性很強，基本上集中在扶危濟貧上，因此在非典、洪災、地震等突發(fā)災難面前，中國慈善家表現得要比外國同仁更加踴躍。事實上，后者的捐贈通常有很強的計劃性，善款不一定在災難發(fā)生時才捐出。不過，中國民眾的慈善捐贈正在朝著常規(guī)化、計劃性發(fā)展。
　　
　　匿名捐贈
　　
　　對于匿名捐贈，社會上有兩種看法。捐贈錢物是善舉,同時也是項復雜而又龐大體系的工程，需要有科學實用的操作程序，需要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范制約。而匿名捐贈的方式恐怕無助于捐贈錢物向法律化、規(guī)范化方向邁進。然而，不少人也認為，只要是捐贈就是在做好事，應該予以充分的包容，就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來說，是需要匿名捐贈的。只要是匿名捐贈，尤其是一些富豪匿名捐贈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是否匿名捐贈更是個人的自由。
　　
　　慈善拍賣
　　
　　最古老的慈善拍賣活動要屬每年11月的第3個星期天在法國勃艮第舉行的伯恩慈濟院拍賣會，到2008年為止已經開展了148年。新中國建立后，拍賣行于1958年在大陸被全部取締。1986年11月，新中國第一家拍賣行在廣州正式成立。1997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施行。中國的慈善拍賣是近十多年來才逐漸形成的慈善募捐形式。
　　
　　慈善成本
　　
　　慈善是有成本的，需要合理的募捐開支和行政開支來支持公益慈善的運作，否則任何公益慈善項目都無法執(zhí)行。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規(guī)定“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而據統(tǒng)計，美國的NPO行政開支大概可達到總收入的20%至30%。我國公眾認為自己的捐款應該全部用于窮人身上，但公益慈善工作人員高效的、專業(yè)的、敬業(yè)的知識技能和付出也應當得到對等的回報。今年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中國紅十字會所謂的“提成”風波就是公眾不了解慈善運作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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