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給他,當時我不大樂意,歲數(shù)比我大了六七歲;可這是黨介紹、爺爺同意的 　　 　　邢燕子成名后,寫給她的信從全國各地寄來,多得裝了幾麻袋,其中不乏表達仰慕、愛慕之情的求愛信。而農(nóng)村的習俗,女孩兒過了二十歲,也該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然而對于一個剛剛樹立起來的“扎根農(nóng)村,大辦農(nóng)業(yè)”的青年典范來講,邢燕子嫁給什么樣的人,不僅僅關(guān)乎這個典型是否能夠繼續(xù)“立得住”的問題,而且一旦她“遠嫁”到他鄉(xiāng),還存在一個本鄉(xiāng)本土培養(yǎng)的典型“自然流失”的實際問題。
　　所以,上級黨組織對邢燕子的婚姻問題很重視,1961年,經(jīng)過了多方面的考察、比較、挑選后,最后,組織上為她挑中的人選是根正苗紅、政治上十分可靠的同村人王學芝。
　　王學芝1934年出生,1956年入黨,生產(chǎn)小隊長。他出身貧農(nóng),兄弟四人里他排行老大。
　　
　　那時候在農(nóng)村,對搞對象這問題也不敢想。而且說實際的,那時候的人,哪怕坐在同一個板凳上,時間長了,人家都該說閑話了,都得避嫌,誰跟誰都不能多接觸。搞對象沒有兩個人自個兒好上的,都得有介紹人。
　　但是,黨組織當“介紹人”把王學芝介紹給我,一開始我不太同意。為什么呢?我初中畢業(yè)回到我們那個村,一去了我就管他叫“大叔”嘛。雖然并沒有什么親屬關(guān)系,但是在一個村里,論起來,他就是叔叔輩的,這個輩數(shù)是個大障礙。再一個障礙呢,他的歲數(shù)比我大了六七歲,我也不大樂意。那時候年輕,比較天真,我就想,為什么不找一個般配的、歲數(shù)差不離的呢?一下兒大那么多歲,死還得比我先死呢。我就不是那么太愿意。
　　可是,他們的想法跟我爺爺是相呼應(yīng)的。當初我回鄉(xiāng)務(wù)農(nóng),最初的想法是陪爺爺――那時候我父親在天津,我大爺在北京,我哥哥在江蘇,司家莊老家就一個老爺爺。后來不是成立了“司家莊姑娘隊”嗎?我們起早貪黑跟男社員比著干,不管多晚,三更半夜爺爺都給我等門。那會兒我爺爺就想,這家里就一個大老爺子,一個孫女,早啊晚啊的有個啥事,沒有一個靠山似的。我父親他們都在大老遠的地方,那時候連通個信也都不方便。
　　組織上選他,考慮的首先得說政治面貌好,家庭是貧苦農(nóng)民。我爺爺死乞白賴地同意呢,是因為爺爺比較喜歡他,也覺得這個人挺厚道可靠的,將來不會出什么問題。
　　對這事兒我父親有點想法,他是覺得我到這村沒多長時間就搞對象,他不那么同意。那時我才21歲嘛,也不大。末了跟我姐姐商量,我姐姐給我做工作,說我應(yīng)該相信黨,相信爺爺。反正,在這當中,黨決定,爺爺同意,1961年7月3日,就辦了這事。
　　至于我們老王對這事的想法,過去我沒問過,但是頭兩年我們倆在中央電視臺做一個節(jié)目的時候,人家主持人問他,他把實話說出來了。他說:“組織跟我談了,問我有什么意見。我說,她本人沒有意見,我就沒有意見。當年來追求她的,有房的也有,有錢的也有,有權(quán)的也有,什么人都有。那時我家庭困難,沒房,我還敢考慮‘同意不同意’?”他說,我不敢強求人家。
　　他這人就是這樣,不強求你。
　　那會兒結(jié)婚,什么辦不辦的,也沒有什么東西,也沒有錢,連布票都沒有―― 一人一尺八的布票,全家湊也夠嗆,我就做了一身新衣裳,是一個褲子一個襖,這褲子是淺米色的,沒太舍得穿,現(xiàn)在我還有呢。那襖是花洋布子的,穿穿以后也就壞了。我蓋的被子、褥子還是上級領(lǐng)導(dǎo)批準我們結(jié)婚的時候給我們做的�？考依锏牟计弊霾涣�,他家也沒錢。村里在食堂請我們吃了一頓飯,兩個青菜,一個豆腐。參加的是我公公婆婆,我爺爺和村黨支部的兩名干部。黨支部董德林書記當證婚人,賀詞就是,要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扎根農(nóng)村,建設(shè)農(nóng)村,做一對革命夫妻。
　　他家是“困難戶”,連個房子都沒有,哥兒四個,加上父母,才兩間半土房。我們結(jié)婚頭三天,老太太和那哥兒幾個都只好出去借宿。三天后,我倆就搬到了早年喂驢的小棚子里,那個小草棚只有一米多寬,床都擺不下,站起來時直不起腰,一下雨就漏。就那么著,我沒說任何埋怨、嫌棄的話,自己就這么想:這是考驗我的時刻到了。
　　在牲口棚里住了七個多月后,我們回到了我爺爺家,去跟爺爺做伴。
　　
　　■我雖是中央委員、市委書記,但一樣下地干活當社員,否則工分根本掙不夠
　　
　　曾先后五次見到毛主席,13次受到周恩來接見,是邢燕子一生最感榮耀的,放得大大的照片隆重地鑲在鏡框里,端端正正懸掛在她家書房墻上。
　　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氣越來越大,職位越來越高,她曾有個綽號叫“邢十六”,就是說她最多同時擔任了中央委員、天津市市委書記、司家莊黨支部副書記等十六個職務(wù),但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卻始終是農(nóng)民身份,是人民共和國靠工分養(yǎng)家的中央委員。
　　而對現(xiàn)實生活而言,她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著家,“經(jīng)常半夜三更從被窩里被掏出來去開會”。
　　1962年我生了老大,我家老二跟老大為什么相差八歲呢?是我趁著在天津參加團代會的機會,自作決定,到婦產(chǎn)醫(yī)院上了避孕環(huán)。
　　農(nóng)村婦女生孩子也沒什么待遇,在家歇一個月,沒人給工分,一分也掙不了,可是多了個孩子又多份開銷,就得趕緊去干活嘛。我生老大的時候,上午還在干活呢,在場上往下抱高粱個子,下午的時候,婆婆說,今天都八月十三了,你在家看半天家,我到二里地外的石家窩去買點菜,明天包餃子。就在我看家的時候,就生了。
　　在農(nóng)村,孩子一生下來,就得跟著母親,為什么?就為了吃那口奶,不然,孩子就沒得吃�？墒俏依系贸鋈ラ_會,沒辦法,就帶著孩子和婆婆一起去,我開會時婆婆給我抱孩子,會議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就跑出來,找個地方給孩子喂奶。就這樣緊緊張張的。但也不是都能帶,有的時候,領(lǐng)導(dǎo)要求嚴。還有一次老太太有病不能跟著去,這孩子又哭又鬧不撒手,就不讓我走。別人要抱,他誰也不跟,唉,那次我真為難了。
　　還有那次,我整整一個月在外參加活動,憋了一個大奶瘡,開刀以后還不行,等了兩個月才收口,可受了大罪。
　　我怕不斷地添“拖累”,1963年那時候計劃生育還沒有推行,在農(nóng)村,做節(jié)育對整個家庭都有影響。這個事,我對老人瞞了多年,直到計劃生育全面推行好幾年以后我才說。我們家老王當時也不知道,后來知道了,也沒說非怎么怎么樣。他是共產(chǎn)黨員,跟老人們想法還是不一樣。多少年我們倆就一起瞞著這事。
　　老二生下來以后,我到中央黨校學習五個月。他一開始哭了二十天,天天晚上睡著睡著覺就起來大哭著找媽:“媽媽你快抱抱我!”他爸爸就得抱著他到處轉(zhuǎn),讓他累一點,好能睡得沉一些。中間他出麻疹了,我回來了三天,咬咬牙還得走。長大以后倆孩子都說,媽媽總不在家。
　　那時我還在寶坻,任職多,公社、地區(qū)、省,婦聯(lián)、共青團、貧協(xié)、知青領(lǐng)導(dǎo)小組,不管什么都得兼一個職,最多的時候有十六個職務(wù),開不完的會,參加不完的活動,感覺到非常緊張。那時候新華社寫了個內(nèi)參,周總理看了,當時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說只保留“上一職和下一職”就是上職是天津市委書記,下職是司家莊黨支部副書記�！吧弦宦毾乱宦殹钡恼f法就是這樣來的。我為啥只當副書記不當書記呢?我感覺,你天天出去開會,讓人家在家里干嗎呢?怎么來當這個家?所以我拼著命也沒有當。
　　真可樂,那時候大伙給我起的外號叫:淘廁所的中央委員,拾柴火的市委書記。我們開會就是書記,回家就是社員,在家干活和社員一樣,你不帶頭淘廁所、澆稀(注:往田里施糞肥),不行。
　　不干也不行。我那會以農(nóng)代干,不掙工資掙工分,當市委書記補助60元,30元交隊里,另外30元出外開會交飯錢。這個實行一段時間以后,“限制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又給限制下去,取消了。那交隊里的30元,我還掙不回來――那時一個工八毛錢,我掙8分多,早上干活再加2分,一開會去,就沒這2分了,30元應(yīng)該合一天一元,我還掙不回來,這不叫“倒找”嗎?我們那時叫“倒找干部”。
　　我這樣老王抱怨不抱怨?他抱什么怨?他掙錢也不多啊,天天出工,干一年,好了,分幾百;趕上老天爺不幫忙,收成不好,還沒得分。
　　
　　■耀邦同志當時說:“邢燕子是黨培養(yǎng)起來的,她不是‘四人幫’培養(yǎng)的�！�
　　
　　邢燕子跟人說過“我這一生啊,就跟說笑話似的,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全是急轉(zhuǎn)彎:我沒想出名卻出名了,還鬧到中央去了;我沒想當官,卻有了那么一大堆的職務(wù);可是等我想繼續(xù)革命工作的時候,卻突然什么也不讓我干了……你說是笑話不是?”
　　
　　“文革”中說我是“黑典型”,是劉少奇培養(yǎng)的。那時候罵我的,前后地罵,走著遛地罵,有人還想把我父親、我大爺、我哥哥從外地弄回來,在村里批斗。可是到了后半截,又說我的錯誤就是批過劉少奇。這方面我也有為難的事情。
　　1976年11月,天津市委凡是跟江青有過直接接觸的人都要“自我清理”。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們寫過一封悼念的信件,寄給了江青,有人說那是“效忠信”,要重點清查。我已經(jīng)反反復(fù)復(fù)解釋過很多次。1978年,天津班子上中央辦學習班,那時胡耀邦同志是中央組織部部長,在談到我的時候,耀邦同志當時說了這個話:“邢燕子是黨培養(yǎng)起來的,她不是‘四人幫’培養(yǎng)的�！�
　　1959年秋,我第一次見到胡耀邦同志,當時他是團中央書記,新華社記者吳大有介紹了我的情況,提出想讓我在北京為團員青年做事跡報告。胡耀邦同志說:每當一個先進典型涌現(xiàn)出來,要讓他們多干些實際工作,千萬不要脫離群眾。他說,燕子還年輕,要培養(yǎng),不要老往外邊跑。要好好學習,撲下身子真正和群眾在一起。臨走,胡耀邦同志還提出和我們合影留念。
　　見不見江青其實不是你自己能做主的事,當年誰不愿意見見毛主席的夫人?可是她讓你去,你不去也不行,她不讓你去,你想去也去不成。
　　那封悼念信呢,是我和侯雋聯(lián)名寫的,大意就是深切悼念毛主席,今后將繼承主席遺志,好好學習,努力勞動工作等。落款自稱“女兒”。那時候我們真的覺得毛主席對待我們青年人就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邀請我和工人、農(nóng)民代表參加生日聚餐,讓我和董加耕坐在他左右,那天他說:今天沒讓我的孩子來,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不下鄉(xiāng),不配。吃飯的時候,怕我們拘謹,吃不飽,給我夾了兩個餃子一個燒餅,給董加耕夾了兩個燒餅一個餃子。
　　信寫好了,寄到哪里去呢?考慮到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就把信寄給了江青。
　　那個階段我壓力很大,也感到別人好像都在躲著我。老王讓我別去著急,他說,你是“三種人”嗎?黨和人民一定會相信你的。聽得我是放聲大哭。
　　慢慢我想明白了,這事兒就得自己想開了。
　　在班子里讓我做個檢查,我說,從哪兒說呢?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我就是一個社員。再一個,“文革”中我既不是“�；逝伞�,我又不是“造反派”,我就是勞動模范起家的,我說啥呢?后來,做檢查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說實在的,我沒想到我能當選第十屆中央委員,更沒想到后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又當了兩屆。
　　
　　■我倆幾十年沒有打過架,但也沒說過什么悄悄話
　　
　　那句俗詞套話怎么說來的?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個什么樣的女人。在邢燕子的光焰背后,那個叫被安排的革命愛人王學芝的一輩子又是怎樣的?
　　
　　我們沒有結(jié)婚照,連年輕時候的合影、跟孩子的全家福都沒有。僅有的幾張合影,都是老了以后照的。
　　有人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回答不上來。人家問,你們怎么說悄悄話?
　　什么悄悄話、貼心話,對我倆來說,這是一個新鮮事,真的。我倆到現(xiàn)在了,走路也是挨著走的時候很少,離著的時候多。一塊出去溜達,老是,一瞧,這人遠遠地去了,那人跟別人說話呢。要說,擱現(xiàn)在,我有時候還敢跟他說個笑話啥的,過去沒有那個。
　　老王脾氣特好,什么事要是他不同意,他就給人一個里里外外不言聲,也就是這樣。我倆幾十年沒有打過架,但也沒說過什么悄悄話。我們在娘家住的時候,睡在我們對面屋的就說,沒有聽過你倆說什么話兒。一個是那時候不懂,再一個,也沒法說。過去天天就是頂著星星來,頂著星星走,沒有在家呆著的工夫,12點才睡覺,說什么悄悄話呀?趕以后有孩子了,那更是里外忙得不得空閑。
　　一直都寫我們姑娘隊“冰上治魚”的故事,在數(shù)九寒冬破冰捕魚,其實,老王那時候就是生產(chǎn)隊長,就是他領(lǐng)著我們?nèi)ジ苫�。攛冰窟窿是又得有技術(shù)又得有力氣的活計,都是他們男同志干,女同志弄不動。
　　老王跟我沒沾什么光,那個年代,對領(lǐng)導(dǎo)要求非常嚴格,組織上決不允許領(lǐng)導(dǎo)的家屬沾光,所以當了市委副書記,我告訴老王,今后有事去市里,你去是去,但就是別去找我。他也從來不搭我的車,倒是過去充當我的“專職司機”――那時,我去縣里開會,都是老王騎著“鐵驢”(注:自己用鐵管焊的架子制成的自行車)接送。從村里到縣城七十里路,無論下雪,還是風天、雨天,都是送過去,完了再接回來。
　　老王入黨早,當過生產(chǎn)隊長、大隊長、民兵連長、副業(yè)廠廠長,1981年跟著我調(diào)出來,在北新農(nóng)場6年,1987年他才“農(nóng)改非”,改了以后,在園林隊當一般的工人,工資幾十元。他唯一的一次發(fā)牢騷也是為這:我們單位的黨員都是當干部有頭銜的,只有我這個30年黨齡的老黨員是工人!我能說什么呢?我只能說:為我,你還不都是為了我嗎?是委屈你了。
　　其實要不他早當工人了,過去公社早就要他,修水利、建拖拉機站,那時候就要他去,可不是不讓出去嘛。
　　這幾年,我身體不太好,養(yǎng)病九年,都是老王買菜做飯。他有什么不舒服可是誰也不告訴。
　　(2009年12月25日《北京青年報》,作者為該報記者。標題有改動)
　　
　　人物介紹:邢燕子,生于1941年1月15日,天津市寶坻縣人。1958年她初中畢業(yè)時,正逢我國遭受嚴重饑荒的“三年困難時期”,她沒有回父親所在的天津市區(qū),而是自愿留在農(nóng)村老家司家莊務(wù)農(nóng)。1960年人民日報發(fā)表長篇通訊《邢燕子發(fā)憤圖強建設(shè)農(nóng)村》,介紹了邢燕子的先進事跡。各大報紙、電臺紛紛跟進,在全國形成空前的宣傳聲勢,此后,她成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知識青年的先進典型,郭沫若曾為她寫了《邢燕子歌》。
　　二十幾年間,她先后歷任縣委副書記、地委常委、天津市委書記、市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務(wù),兩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是黨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屆中央委員。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知青陸續(xù)返城,邢燕子逐漸淡出了公眾的視野,陸續(xù)卸下之前的所有職務(wù),先擔任天津北辰區(qū)永新知青農(nóng)場任黨支部副書記,1987年任天津北辰區(qū)人大副主任。2001年,邢燕子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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