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發(fā)展學會主席 PeterNolan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王小強 　　 　　廣東化解金融危機十年回首（上） 　　 　　十年之前，王岐山當選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接著，廣東省委成立包括王岐山在內的“化解金融危機五人領導小組”，任務是處理日益嚴重的支付危機。其間，王岐山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有關方面的充分肯定。如今，圍繞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的爭論，早已不再是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然而現在回頭來看，整個事件所呈現出來的教訓與經驗，對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依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身處喧囂之中，我們活得匆忙，往往來不及感受；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也幾乎沒有時間沉入回憶。這篇文章為我們打開了一道回憶的閘門，有助于我們在面對復雜的現實之時保持警醒。而對于在改革關鍵時期當選為新一屆國務院副總理的王歧山來說，他依然面對著巨大的挑戰(zhàn)。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不久，1997年12月，中共中央調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到廣東省委任省委常委。一個月以后，王岐山當選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接著，廣東省委成立“化解金融危機五人領導小組”，任務是處理日益嚴重的支付危機，兩家旗艦公司首當其沖――廣東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廣國投）和粵海企業(yè)集團（粵海）。經過激烈的辯論，廣東省政府決定破產廣國投和重組粵海。這在國際媒體引發(fā)軒然大波。
　　亞洲金融風暴早已過去。圍繞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的爭論，早不再是媒體和公眾關注的焦點。然而，與表面故事顯示的戲劇性效果相比，整個事件包含的重要意義，其中所蘊含的更深層次的嚴峻挑戰(zhàn)，對當時以及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具有極大的警世作用。
　　根據我們2000年10月以來對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 “三步走”的調查研究，我們發(fā)現，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遠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更為脆弱。當時，亞洲金融風暴有可能通過香港，嚴重影響到香港的“后院”――廣東，并且向內地蔓延。
　　金融風暴通過兩個渠道對廣東形成沖擊。首先是從香港或通過香港涌入廣東的國際資本，特別是通過廣東各級國投和紅籌企業(yè)。另一個表面上看似不相關的渠道，是從中國其他地區(qū)流入廣東的大量資金。兩股巨大的資金流，為尋求遠遠高于一般市場的收益而來，高度集中在一個狹小地區(qū)――珠江三角洲。1997年，珠江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qū)之一，從遭受金融風暴沖擊的潛在危險看，也是世界上最為脆弱的地區(qū)之一，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強烈沖擊，直接或間接導致負外債的香港紅籌、內地國投和負內債的城市信用社（城信社）、農村金融基金會（農金會）等各種地方中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大面積發(fā)生嚴重的支付危機。而廣東省廣泛發(fā)生的支付危機，有可能向遍布全國各地同樣負債累累、并且正在全面整頓的國投、城信社、農金會以及國有商業(yè)銀行更大面積地蔓延，從而危及到整個中國金融系統(tǒng)的安全和穩(wěn)定。
　　
　　廣東經濟的脆弱性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上半期，7000萬人口的廣東省，經濟增長速度高于任何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15年時間，廣東省從低收入水平跨越到中等收入水平。處于增長中心地位的珠江三角洲，2300萬人口，與臺灣或馬來西亞相當，當地居民的實際收入獲得突飛猛進的增長。超常規(guī)的高速增長，使廣東經濟高度依賴外資和出口，極易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沖擊。
　　80年代后，香港以及東亞地區(qū)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工業(yè)大規(guī)模向珠江三角洲轉移，廣東省與香港變成了“前店后廠”的關系。與此同時，廣東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吸引外資最重要的地區(qū)。到1996年，廣東省實際利用外資累計870億美元，80%以上涌入珠江三角洲。這或許是世界上同等規(guī)模地區(qū)中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
　　1997年，廣東省進出口相當于全省GDP的150%，其中出口相當于全省GDP的86%。1996年，廣東省出口港澳占廣東出口總額的86.4%，經由港澳的進口占廣東進口總額的79.3%。如此之下，亞洲金融風暴，香港金融危機，廣東省注定沒有好日子過。
　　除國際資本外，另一部分是來自中國其他地區(qū)的“熱錢”。由于正規(guī)銀行系統(tǒng)在利率及貸款方面受到政府較為嚴格的管制，各地有大量資金在銀行系統(tǒng)以外尋求高額回報。廣東省各地國投以及全國各省市的國投，積極到廣東投資―投機。廣東省得金融改革風氣之先，不僅有緊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之后的廣國投，而且各種地方國投、城信社、農金會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雨后春筍一般蓬勃發(fā)展。它們利用廣東高速發(fā)展的鮮活現實編造五花八門的神話故事，在全國各地向存款人許諾投資廣東的高額回報。廣東省官方估計，有上千億元人民幣資金通過各種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涌入廣東。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國際、國內兩股表面上看起來不相干的 “熱錢”，勢必存在復雜的潛層聯系。國際、國內兩股“熱錢”，決非教科書式的簡單交易，而是在物流、人流、資金流的特定渠道和信用網絡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難想像，擁有優(yōu)良信譽的外商介入，足以提高投資項目和集資故事的可信程度。無數一頭外債一頭內債的神話故事，直接或間接地共同推動了廣東省投機泡沫繁榮昌盛。
　　90年代中期，廣東的總投資率超過40%。不錯，廣東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環(huán)境、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基礎設施、研究與開發(fā)、普通市民住房等等。問題是，所有這些急需投資的項目，根本無法兌現離譜的高額回報。而且，當集資規(guī)模越來越大而資金周轉速度必然慢下來的時候，惟一的拯救辦法是飲鴆止渴，進一步提高回報的承諾。不幸的是，對金融管理局來說，騙來的錢越多，遲早演化成的支付危機越嚴重。
　　金融機構雨后春筍、“龐氏騙局”爭先恐后，即便沒有亞洲金融風暴沖擊香港，內外兩股“熱錢”的賭博游戲，命中注定難以為繼。王岐山用“水落石出”來形容1998年以后蔓延全省的支付危機，再貼切不過了。
　　
　　香港的金融危機
　　
　　香港實行聯系匯率制度，不管國際炒家如何沖擊，7.8港幣兌一美元的匯率不會自動崩潰。直接受到傷害的不是貨幣而是經濟。周邊地區(qū)和國家貨幣對美元紛紛一貶再貶，等于港幣對周邊貨幣持續(xù)升值，直接傷害香港的貿易和出口。
　　香港金融危機的直接結果，是股市和樓市崩盤。到1998年8月14日，與1997年的高峰比較，恒生指數下跌59%，紅籌指數下跌86%。
　　在這以后，紅籌企業(yè)的市值還在繼續(xù)一路下跌。特別是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之后，廣國投所有的兩家紅籌破產清盤，粵海所有的五家紅籌停牌，進一步累及其他紅籌股票一跌再跌，有的簡直一錢不值。
　　同時，房地產價格陡降一半以上。香港紅籌的企業(yè)資產（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急劇“縮水”，縮到80%-90%的幅度，經營再好的企業(yè)，也避免不了“資不抵債”的命運。雪上加霜的是，還債壓力突然陡增。香港金融危機中，大陸背景的香港企業(yè)面臨特別大的還債壓力。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紅籌企業(yè)用股票和房地產作抵押借債，資產“縮水”比一般香港企業(yè)更嚴重，追加抵押或馬上還債的壓力自然更緊迫。另一方面，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的很多國際銀行在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地損兵折將。金融危機中，資產的流動性狀況成為企業(yè)生存的依據，“現金為王”是所有企業(yè)的共同渴望。號稱“紅籌之父”的百富勤，資產246億港幣，遍布16個國家35個辦事處2500名員工，《財富》500強之一的龐然大物，因為6000萬美元周轉不靈而破產。同樣頭寸周轉不靈的國際銀行，在向其他“百富勤”或“正達集團”加緊追逼欠款時，不能不考慮香港私營企業(yè)紛紛破產的現狀。相比之下，大陸在香港的企業(yè)，不僅沒有破產的記錄，而且具有政府全額償付外債的光榮傳統(tǒng)。兩個方面的因素相加，大多數香港紅籌和中資機構，盡管資產“縮水”比誰都慘，卻突然成為所有債主嚴追猛討的楊白勞。
　　有學者估計，中資企業(yè)在香港的國際債務總額，可能超過800億美元。廣國投和粵海兩家（轄七家紅籌）就有上百億美元沒有償付能力的外債，考慮到紅籌企業(yè)、H股企業(yè)和數不清的各地政府機構背景的 “窗口公司”，這個估計應當不過分。這些公司在香港相互借貸、抵押、擔保，編織了一張巨大的開放性網絡，埋下更多 “或有負債”的雷區(qū)。可以說，一旦這個雷區(qū)全面引爆，或者說紅籌企業(yè)都像百富勤或正達集團一樣，按照市場經濟原則自負盈虧，該破產就破產，香港經濟的歷史就此結束。所以，市值縮水90%的紅籌，是香港金融的軟肋，是香港經濟全面崩潰的決堤之口，香港最終能夠頂住國際金融大鱷一波又一波的兇惡猛撲，經受住亞洲金融風暴的嚴峻考驗，不僅歸功于香港當局與國際炒家 “埋身肉搏”，而且取決于大陸當局對香港中資企業(yè)如何妥善處理――特別是在香港擁有大量國際債務的國投和紅籌。
　　對香港金融危機的關注，深深影響中國處理危機的決策選擇。在解釋為什么廣東省政府決定廣國投破產而粵海重組時，王岐山說中國政府對待這個問題，“超過了純粹的經濟考慮”。他特別指出：“粵企是境外集團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們要考慮香港市場的穩(wěn)定�！�
　　
　　廣東省的支付危機
　　
　　香港貿易和出口加工訂單減少，直接從外商投資、貿易和加工訂單三個方面沖擊廣東經濟的擎天柱――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出口加工工業(yè)。
　　經濟景氣急劇惡化的嚴峻現實，讓金融游戲中所有超常規(guī)高額回報的神話從根基上喪失了依據�！八�落石出”的確切含義是，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大潮已退。沒有了20%以上的真實增長做背景，再也無法編排30%、40%、50%的高額回報。國際國內的債權人開始擔心投資一去不返，紛紛要求馬上還錢。一些機構發(fā)生支付困難，采取限制提款的臨時措施，造成更大范圍的信用動搖，引發(fā)更廣泛、更急切、更大規(guī)模的擠提，形成更嚴重的支付困難，最終演化成為一場自我強化的信用危機。
　　從香港傳過來的國際債務壓力，更是迫在眉睫。王岐山第一天走進廣東省政府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處理廣國投和粵海的緊急債務。廣國投和粵海，負債不僅遠遠超過兩家企業(yè)的資產價值，而且超過省政府可以考慮的支付能力。找中央政府幫忙？中央政府要考慮的，不僅只有一個廣國投，全國還有329家滿世界借錢的國投；不僅只有一個粵海，在香港，股票價格下跌超過88%以上的32家紅籌企業(yè)，29家不屬于粵海企業(yè)集團。中央政府救得過來嗎？
　　
　　危機向內地蔓延的危險
　　
　　經過大力壓縮整頓，到1999年，中國各地還有國投329家，資產500億美元。有分析指出，這些國投官方登記的外債300多億美元，沒有登記的國際借款也是300多億美元。除了國投，香港紅籌的國際借款，還有190-250億美元。也就是說，國投和紅籌的外債規(guī)模達到800億美元以上，相當于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中國外匯儲備的60%左右。
　　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城信社和農金會，問題更嚴重。廣東省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債務，高達1000多億元人民幣。1997年，整個中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不包括國投，資產總額1450億美元，占中國金融機構全部資產的11%。
　　中國的主要商業(yè)銀行，多年積累了天文數字的不良貸款。
　　2002年，標準普爾估計，如果將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城市商業(yè)銀行的不良貸款與主要商業(yè)銀行的不良貸款匯總，中國金融系統(tǒng)的壞賬高達5180億美元，相當于2001年中國GDP的50%。實際上，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期間，中農信、中創(chuàng)、海發(fā)行等全國性大型金融企業(yè)相繼關閉。主要國有商業(yè)銀行的地方支行，多次發(fā)生類似中國建設銀行恩平支行的大規(guī)模擠提。
　　對中央政府、省政府和省以下各級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為資不抵債的紅籌和國投承擔責任，媒體和學術界存在著激烈爭論。對借貸雙方而言，四處充滿了“道德風險”。
　　對決策者來說，更現實的挑戰(zhàn)，不是該不該，而是有沒有錢全額償付外債。對后一個問題，答案根本不用討論。不錯，根據以往關閉金融機構的經驗，中央政府統(tǒng)統(tǒng)出面償付了全部國際債務。但是，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危機時刻，為了支持香港當局抗拒國際金融大鱷的重拳猛擊，中國政府正在打算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重大承諾。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人民幣不貶值，相對周邊大幅度貶值的貨幣，等于承諾繼續(xù)保持大幅度升值的不利地位。這對中國的出口、外匯收入、支持人民幣國際信譽的外匯儲備，會發(fā)生巨大負面影響。影響到什么程度，當時不僅不可控，而且不可知，完全取決于來勢兇猛的亞洲金融風暴持續(xù)的時間和災害的程度。于是乎，中央手上現有的外匯儲備，頓時顯得極為珍貴。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在一個很短時間內，集中償還這些總數相當于中國外匯儲備60%左右的國際債務，對堅持不貶值的人民幣而言，明擺著是一場無法承受的災難。
　　更加無法承受的是風險。當時，而且時至今日，人們無法確切知道，這些國投和紅籌究竟欠下多少國際債務。不僅如此，另一個方面的巨大風險是，內部需要支付的人民幣債務規(guī)模同樣無法確定。亞洲金融風暴結束了超常規(guī)發(fā)展速度的預期，“水落石出”，不僅對廣東省，而且對全國的金融企業(yè)都具有同樣不幸的意義。無法預計的債務總額，有可能突然匯聚空前巨額的現金需求，通過內外夾攻，形成更大面積的支付危機。
　　亞洲金融風暴通過香港波及廣東，全省發(fā)生大面積支付危機，一旦廣東的問題處理不好，有可能通過香港的諸多紅籌、廣東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全國各地的國投、國有商業(yè)銀行的分支機構，遍布各地茍延殘喘的地方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這些金融機構之間盤根錯節(jié)的借貸、擔保和支付鏈條，向大陸縱深迅猛蔓延，燃起一場四處冒煙的燎原大火。
　　
　　廣東化解金融危機十年回首（下）
　　
　　事后我們看到，廣東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了兩年的時間，化解了彌漫全省的支付危機。省政府的工作小組，把他們夜以繼日的緊張戰(zhàn)斗，按時間順序，概括成化解危機的 “三步走”――廣國投破產、粵海重組和關閉近千家中小金融機構。這三個步聚，并非事先精心設計。應付挑戰(zhàn)的方式，被王岐山稱作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仡^來看，其舉措非常符合“砍樹救林”的基本原理：砍出一條防火道，阻止大火向森林縱深蔓延。
　　
　　第一步：廣國投破產
　　具有關鍵意義的第一步，是決定廣國投破產。這決不可能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決定。廣國投僅次于中信，是中國第二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國際金融界，曾經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一流的商業(yè)信譽。廣國投破產，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案。
　　1998年10月6日，關閉廣國投的決定在國際金融界引起震動。1999年1月10日，廣國投申請破產。
　　廣國投破產最重要的意義，是中國政府不承認廣國投欠下的外債等同于非還不可的國家主權債務。這在中國史無前例。中國政府通過第二大國投破產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政府對國投和紅籌總額800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國際債務，不承擔直接責任。廣國投破產，對外符合國際慣例，對內符合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方向――企業(yè)自負盈虧，政府不再直接對企業(yè)的經營負責。這也為中國的國有企業(yè)發(fā)出進一步改革的信號：不管它們的規(guī)模有多大，國際聲望有多高，曾經有過多么輝煌的歷史，政府最終都會出手挽救、替它們償還債務的歷史，從此終結。
　　廣國投破產，同時為與中國國有企業(yè)做生意的國際債權人發(fā)出改革信號。按照傳統(tǒng)定義，國投和紅籌的所有者是大陸的國家實體，不管是公司還是政府部門。所以，國際債權人堅持國投和紅籌企業(yè)的國際債務應被當作主權債對待。
　　債權人的理由可以理解。過去，經�；�于這種理念，他們才放心大膽，爭先恐后，把大筆金錢借給國投和紅籌。由于有這樣的理念，債權人用不著對貸款企業(yè)和貸款項目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嚴格的持續(xù)監(jiān)督（這正是銀行從事商業(yè)貸款必須花費的主要成本）；與此同時，貸款通常按照企業(yè)之間的商業(yè)程序和商業(yè)利率安排，并不是政府與政府之間，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對發(fā)展中國家政府的援助性低息貸款。商業(yè)利率本身，應當包含了對商業(yè)風險的付費。
　　廣國投破產一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充滿爭議的里程碑。國際借貸人今后向中國企業(yè)提供借貸時，必須像對其他市場經濟體的企業(yè)一樣進行周密的風險評估，對企業(yè)財務狀況進行持續(xù)的嚴格監(jiān)督，而不能再省下這道主要成本，幻想中國各級政府會繼續(xù)無條件承擔國有企業(yè)的國際債務。
　　
　　第二步：粵海重組
　　1998年夏末，債權人急切追討債務，粵海集團度日如年。到9月，粵海只能靠省政府的短期資助支付需要緊急償還的債務。展望未來，在欠下的46億美元外債中，1999年1月到期6.8億美元，4月到期11.7億美元。負債比率高達74%�；浐Ｒ呀浬礁F水盡，活不下去了。10月8日廣東省政府決定，在廣國投破產的同時挽救粵海。10月26日官方宣布，粵海的債務將通過重組解決�；浐Ｏ聦俚膬杉抑髁ζ髽I(yè)――粵海投資和廣南控股，對香港的股市穩(wěn)定十分重要。
　　關于重組粵海的談判時走時停，經過一系列漫長艱苦的討價還價，2000年12月6日，國際債權人終于接受高盛提出和修改的重組方案。談判延續(xù)數個月的主要原因是，盡管有廣國投破產，債權人仍然希望廣東省政府償還粵海的全部債務。廣東省政府用停止償付貸款利息的實際行動表達不妥協(xié)的決心。王岐山在第二次 “沒有掌聲”的國際債權人會議上，禮貌、誠懇而又語帶機鋒地說：“我相信廣東省政府和國際債權人都不愿意看到粵海步廣國投的后塵�！备鶕�畢馬威的評估，如果粵海破產，債權人的損失會達到74%。國際債權人最終只能妥協(xié)，與廣東省政府分擔損失。倘若不然，逼迫粵海進入破產程序，損失只會更加嚴重。
　　粵海重組終于得以順利進行，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官方確實分擔了“痛苦”。廣東省注入的是全省最優(yōu)質的資產―東深供水項目。香港75%的生產生活用水依賴這個項目。該項目每年坐收20多億港幣現金。這筆資產注入粵海，相當于現金抵押的功效。
　　值得一提的是，像雇用畢馬威主持操作廣國投清盤一樣，粵海重組雇用了著名的美國投資銀行――高盛。倘若沒有國際一流的權威機構參與，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很可能會曠日持久地拖下去，甚至卷入不必要的外交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干擾廣東化解支付危機的當務之急，損害阻止金融危機向內地蔓延的大局。
　　
　　第三步：關閉上千家中小金融機構
　　當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進入操作程序，1999年底，廣東省政府的工作小組馬上騰出手來，展開化解金融危機的“第三步”――處理地方其他國投、城信社、農金會等中小金融機構的人民幣支付危機。這是一場沒有喘息和休整時間的連續(xù)戰(zhàn)斗。
　　中國的一句諺語――“快刀斬亂麻”，可以成為“第三步”最貼切的形容。1999年11月23日，廣東省成立以王岐山為組長的 “廣東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農金會金融風險處置工作協(xié)調小組”，省長助理武捷思、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行長蔣超良、廣州證券管理辦公室主任劉興強任副組長。廣東省向中央銀行“一攬子”借款380億元；同時，中央銀行向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增撥70億元再貸款額度，專項用于解決人民銀行自辦地方金融機構的遺留問題。用這450億元，到2000年10月，不到一年時間內，廣東省政府對147家城信社1063個分支機構，16家國投及14家辦事處，國投下屬48家證券營業(yè)部，以及843家農金會實施停業(yè)整頓。這也是危機時刻“沒有選擇的選擇”，卻是當機立斷、化解危機的最佳方案――大刀闊斧地快刀斬亂麻。
　　這一次，中央政府毫不猶豫，伸出援助之手。中央銀行的380億借款，由廣東省各級政府的財政擔保，年利率2.25%，不計復利，從2001年起九年時間全部償還，每年折還款47億。這對當時年稅收收入超過1100億元的廣東省來說，是可以做到的
　　到2000年3月11日，汕尾、韶關、梅州、潮州、湛江、中山、肇慶、汕頭、佛山、珠海、江門、茂名、惠州和廣州市（四家）共17家市屬國投，全部停業(yè)整頓。東莞國投經營良好，成為唯一一家獲得“規(guī)范保留”的市級國投。
　　真正需要投入大量工作的，是廣東全省范圍147家城信社和843家農金會。它們牽扯到千家萬戶，與全國各地的企事業(yè)單位構成錯綜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譬如，韶關市13家城信社擁有20多萬儲戶。從維護社會安定的第一需要出發(fā)，工作小組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對需要清理的金融機構進行全面摸底。為此，還專門開發(fā)出“分檔次存款統(tǒng)計表”和“待移交中國工商銀行儲戶資料清單”兩套軟件。根據摸底情況，協(xié)調小組制定了居民儲蓄和外債優(yōu)先的政策原則。在居民儲蓄中，進一步分成10萬元以上，5000-10萬元、2000-5000元、1000-2000元以及1000元以下若干檔次。小額存款通常來自普通百姓，首先兌付，得以最大限度減少社會震動（譬如，梅州市農金會個人股金90%在5萬元以下）。另外，關閉企業(yè)的失業(yè)職工，需要妥善安排。韶關市按每月1000元的標準，給城信社職工多發(fā)兩個月工資后遣散，得到協(xié)調小組的肯定。
　　到2000年1月31日，僅僅兩個月時間，中間還過了一個春節(jié)，全省各地城信社共兌付自然人存款160億元，完成任務的83.3%。如此這般“閃電戰(zhàn)”似的政府工作效率，為多年市場化改革以來所僅見。不僅兌付范圍來不及擴大，而且把清盤過程中由于交接混亂可能造成的財產損失，降低到最少。
　　同時各級領導紛紛出面講話、寫文章，包括盧瑞華和王岐山也在發(fā)行量最大的《南方日報》為農村信用社大說好話，防止“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們的努力使這一事件的性質、范圍以及有關政策規(guī)定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才不致釀成情緒性、災難性的社會動蕩。
　　廣東省政府要求各級政府財政擔保，用財政收入在八年時間還清中央借款，強化了各級政府變賣被關閉的中小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追討欠款的積極性，可以在一定程度實現“道德風險補償”。為了減輕還債負擔，各級各地政府分別制定了追討債務的具體辦法。這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平衡道德風險，畢竟聊勝于無。
　　
　　“三步走”：沒有結束的故事
　　亞洲金融風暴的大火燃燒到香港，在香港岌岌可危之際，不僅廣東的支付危機遍地燃燒，并且明顯呈現出通過全國各地資不抵債的國投、紅籌、城信社、農金會、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國有銀行的地方分支機構向壞賬累累的整個金融體系蔓延的可怕前景。廣東省政府化解金融危機的工作小組，在危急時刻扮演了奮不顧身、砍樹救林的搶險角色。
　　廣國投破產，根本改變了中資企業(yè)在國際債務糾紛中永遠被動挨打的局面。到2001年底，經中央借款兌付個人儲蓄283億元。余下的近700億，當是企事業(yè)單位投資（投機）。到2001年底，共追收資產123億元，占691億元賬目總資產的17.8%；其中收回現金31.8億，占賬目總資產的4.6%。余下的資產，實際上，很多已經泥牛入海了。在頂風冒火砍樹救林之際，廣東省政府對普通百姓和外商刀下留情。與國內債權人高達80%以上的“削債”相比，削債30%的國際債權人應當千恩萬謝了。
　　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的一個副產品，是公開暴露出大量金融腐敗和金融犯罪。不難想像，即便是簡單試圖清理企業(yè)財務賬目，都會直接觸犯犯罪集團和犯罪分子的切身利益。面對判刑坐牢、包括被判死刑的現實前景，“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是邪惡與正義之間的殊死搏斗。更何況，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公開要求各級政府領導人 “及時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打擊金融犯罪”。特別說明問題的是，王岐山以常務副省長身份，經常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在他背后，是從不公開張揚的“省委五人領導小組”。正因為“三步走”是在政法、組織、紀委的直接領導下展開，一個重要收獲是，在步伐所及的范圍內“水落石出”，實現了一場對腐敗犯罪分子的大規(guī)模清洗。
　　但是，化解大火蔓延的危險，不等于改變了雜草叢生的生態(tài)。危機過后，這片土壤會繼續(xù)生長出什么東西？會不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三步走”暴露出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值得改革決策者認真思索。
　　（本文原題為《砍樹救林：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本報有刪編，并略去作者原注釋若干）
　�。�2008年3月24日《經濟與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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