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宗教基礎分崩離析，西方生活中的圣俗二元性正變得毫無生命力。 　　 　　哈羅德?伯爾曼的《信仰與秩序》剖析了現(xiàn)代西方流行的人本主義法學學派的各種錯謬，他據(jù)此提出應重建法學與法律的神圣信仰根基，恢復基督信仰與法律間的實際正常關系。
　　在伯爾曼看來，當代西方人正在經歷一場整合危機(integrity crisis)，人們對正式宗教和正式法律的幻滅，表明他們對宗教和法律的根本價值觀已嚴重喪失信心，對社會秩序與正義的體系和程序的信仰和委身已經衰退。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很多，但伯爾曼認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則是法律與信仰被完全割裂。通常而言，法律賦予宗教以社會維度，宗教賦予法律以精神、方向和法律博得尊重所需的神圣。如果這兩者彼此脫節(jié)，法律便容易淪為教條(legalism，即律法主義)，宗教則容易落入狂熱。
　　伯爾曼指出，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危機，在于它無力解決20世紀的關鍵性沖突，無力在一個因暴力和壓迫而變得岌岌可危的世界里維持正義和秩序――因為西方法律傳統(tǒng)所依賴的社會業(yè)已崩潰。法律已經變成一個機器，宗教則成為民眾的一種逃避方式。
　　伯爾曼回顧了早年宗教生活時期的美國：那時候宗教在家庭法、教育、社會福利事業(yè)中占主導地位，政府的法律也體現(xiàn)了宗教的價值觀，且政府在社會生活中只占輔助地位。但這一現(xiàn)象在當代世界已最大限度地被改變――政府在社會生活中開始占主導地位，而宗教則日益退出公共領域，完全私人化。
　　伯爾曼分析認為，韋伯的法律社會學出現(xiàn)了根本的錯誤：從一開始就對事實與價值進行明確區(qū)分�！霸谖铱磥恚f伯的法律社會學總體上有害無益，因為它大大助長了這樣一種普遍信念的形成，即法律體系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使那些‘在一定疆域內擁有對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的人實現(xiàn)他們對該疆域內人民的控制�！�
　　
　　單純制度性反腐的局限
　　曲范
　　
　　隱性腐敗的癌細胞，正逐步向政治與社會肌體轉移擴大，變得越來越難以治理。
　　作為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中國從來不缺少權力制度和權力監(jiān)督的制度設計，然而為什么腐敗成為權力的癌癥?我們能夠寄希望于通過制度來消除腐敗嗎?現(xiàn)實似乎給出了答案，只靠制度反腐敗，要想成功十分困難。
　　針對權力腐敗問題，從政策措施到具體實踐，我們都沒少下功夫，然而當這些措施與實踐遭遇“隱性的權力”，便往往變得十分無力。中國政治與社會中無所不在的“隱性權力”從何而來?是文明基因所攜帶的嗎?政治學能否解決這一巨大的焦點難題?
　　因為社會輿論和政治權力的相互角逐，更多的腐敗隨轉入地下狀態(tài)，但依然活躍地存在著，這種隱蔽的權力腐敗，正如癌細胞一樣，逐步向政治與社會肌體轉移擴大，變得越來越難以治理。
　　在《中國隱性權力調查》一書中，難能可貴的是，李松并沒有僅限于對這一事實的調查和揭示，而是進行了更深層次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深層次地系統(tǒng)地“反腐敗”的必要性。
　　《中國隱性權力調查》關注領域的領域十分廣闊：從駐京辦到培訓中心，從公車改革到公務接待，從官員出書到官員出國，從干部掛職到干部年輕化，從秘書升遷到秘書腐敗，從公務員收入到公務員工資，幾乎覆蓋了現(xiàn)有公權力領域的各個方面。作為記者，李松所關注的，實際上也都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難點、熱點問題。
　　
　　貴族大廈傾覆時
　　陳星男
　　
　　盡管是出于對秩序合理性的辯解，但幾乎所有的解釋都與真實的社會狀況嚴重不符。
　　“等級制度和有機統(tǒng)一是現(xiàn)代人建構其社會性質和政府功用理論的兩個最重要基本條件。”所以，盡管在英國革命前夕城市資產階級中有著機會均等信念的征象，在農民起義期間還不時聽到激進社會平等主義的轟鳴聲，個人主義有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在秩序尚且運行的時候，誰都恪守著自身的等級和地位。
　　在變革前夕，利益階層和保守勢力往往傾向于將現(xiàn)有秩序的各個方面都解釋得合情合理。所以，英國革命前夕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由權威采取的措施幾乎沒有反映真實的社會體系：它趨向于美化上層階級和隱匿他們源于其身份地位的利益；夸大少數(shù)人的職責并極力低估他們的特權。然而當社會的天平遭遇嚴重傾斜的時候，變革便會不可避免地來臨。
　　在《貴族的沒落》一書中，勞倫?斯通解釋說：1640年至1642年間英國社會政治崩潰的原因有三個：其一是長期以來對王權尊敬和忠順的衰弱。造成衰弱的部分原因分別在于國王個人不稱職，財政陷入嚴重困境，宮廷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宮廷和國民在道德標準、愿望及生活方式上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其二是國教教會權力過于龐大，其內部幾乎包羅一切，但卻失敗地把天主教排除在外。當然，僅有上述原因，還不能引起1640年代持久的劇變，所以第三個原因也至關重要：貴族世襲精英在各個方面的事務危機。
　　勞倫?斯通論述說，17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不同階層持有國民收入的相對份額發(fā)生變化，王權、貴族和主教的財政、軍事及領地基礎已經遭到全面侵蝕，但他們卻依然拼命堅持根植于此的政治權力和社會特權，這是變革發(fā)生的根本原因。一場和平或暴力的革命顯然不可避免。
　　
　　機器時代的田園夢
　　陳寧
　　
　　退居山林，歸隱田園是當代都市人心中的幻想，而有誰想過它曾經是現(xiàn)實?
　　美洲被發(fā)現(xiàn)之后，當時的新大陸宛如文明開始前的樣子：“開滿各色花朵的美麗花園”，未經斧鑿，是田園靜居的理想之地。16世紀的美國就是如今房地產商宣傳的現(xiàn)實樣板。
　　但脆弱的花園難以抵擋工業(yè)化的大潮。美國建國之初，十個人中有八九個是農民，而現(xiàn)在十個人中可能有一個人生活在鄉(xiāng)村。美國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社會結構最復雜，城市化、工業(yè)化程度最深的國家。
　　幾百年來，美國最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政治家，都一直沒有放棄對鄉(xiāng)村神話和技術機械之間矛盾的追問。古老的理想仍然纏繞著美國人的想象。
　　1780年，杰弗遜寫作《弗吉尼亞紀事》時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還沒有結束。在書中，未來的總統(tǒng)寫道：是讓我們所有的國民都來改良土地土地好呢，還是把另一半人召集起來為另一半人從事制造業(yè)和手工業(yè)好呢?……我們有土地可以耕作，因此希望永遠不會看到我們的國民在工作臺上忙碌著或者旋轉著卷線桿……考慮到制造業(yè)的一般作用，那就讓我們的車間留在歐洲吧。
　　不過，工業(yè)化的力量一直對美國的田園意向構成重大威脅。到了1812年，杰弗遜寫道：撒旦使我們的祖先離開了伊甸園，我們的敵人則使我們告別了和平的農業(yè)國，成為好戰(zhàn)的工業(yè)國。
　　1840年到1860年這一時期，美國經濟發(fā)展到了“起飛”的決定性階段，田園與機械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更深的體現(xiàn)在霍桑、愛默生、梭羅和麥爾維爾的作品之中。他們也試圖分析和創(chuàng)建田園化的工業(yè)風景，把秩序、寧靜與和諧賦予我們現(xiàn)代混亂的生活。
　　不過結局不能令人滿意，調和性的象征已經過時。而藝術家們又創(chuàng)造不出理想的中間風景來替代。不過創(chuàng)造這樣的象征更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我們到底在機器和大地之間如何安居，這個問題需要所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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