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14歲的時候，高小畢業(yè)，家里就想辦法讓他參軍。很多湘西青年都是走的當兵這條路，他能讀到高小已經(jīng)算不錯了。那時候的當兵和現(xiàn)在不一樣，所謂“兵”，其實是地方武裝，換一個不好聽的名字，就是軍閥。
　　就這樣，14歲的沈從文開始離家闖蕩。和別的孩子不一樣，他的內(nèi)心更為敏感。他在湘西的河面上觀察船只，一看就是一天。兩岸的吊腳樓、竹林以及峭壁，都能讓他出神。沿著江河行走，偶爾上岸，碼頭上又有各種讓他好奇的故事。
　　那個時代的作家，大多數(shù)是精英，有赴英美或者日本留學的經(jīng)歷，連在樂山的郭沫若，都想辦法到日本留學。相比之下，沈從文所受的教育少得可憐。他后來成了北漂，想考一所大學念念，考試是口試，考官他也認識，但他仍是一問三不知。最終，他打定主意，寫他的農(nóng)村，并成為中國優(yōu)秀的小說家。
　　他的經(jīng)歷給我們一種印象，似乎他真的沒有什么文化。如果你真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在讀高小的時候，字就寫得就很好；入伍后，也是靠寫字吃飯，當然，不是寫文章，而是抄寫公文。他發(fā)現(xiàn)字寫得好確實有用，于是就更勤奮地練習書法。后來，他成為陳渠珍的文書。陳渠珍的偶像是王陽明和曾國藩，他每天讀書，就讓沈從文管理一個大書房。那個時期，沈從文讀了很多古代典籍。
　　事實上，沈從文在古代文化方面的造詣，可能比現(xiàn)在的古代文學博士還要高。他剛當北漂的時候，在北京前門一帶流連，看到很多文物，便每天在那里揣摩。那時，“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興起，很多人認為研究文物沒有價值，但是沈從文是真正地喜歡。后來在“文革”時期，沈從文轉(zhuǎn)行做文物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初寫出《中國古代服飾史》，光這本書就能奠定他學者的地位。
　　我感興趣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早年看待時間的方式。從14歲到20歲，他其實處于半流浪狀態(tài)，在湘西那片土地上到處走。對于一位作家來說，這似乎是在浪費時間。等到20歲的時候，他突然下定決心，想“拿自己的這條命到外面的世界賭一賭”，于是就去了北京。20歲之前的他，處于一種半開化狀態(tài)，物質(zhì)生活上的困苦與精神上的敏感融為一體，讓他成為一個獨特的“鄉(xiāng)巴佬”。
　　如果以一種“現(xiàn)代”的眼光來看，他幾乎是停止了成長。他的心智似乎不成熟，后來到了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他就像個孩子一樣。但是，20歲之前的他，又有著某種深刻的整體性：喜歡音樂，喜歡繪畫，喜歡書法。這些基本的藝術(shù)形式，他都沒有專門學習，卻每天練習，對于他來說這也是一種玩。他沒有想過成為什么“家”，那只是他與自然和自己的內(nèi)心溝通的方式。
　　這是一種蠻古老的應對時間的方式。“現(xiàn)代”的一個標志，就是對時間進行了理性的分割。按照工業(yè)生產(chǎn)的方式，每天分為“上班”時間和“休息”時間，后來又有了8小時工作制。為了應對現(xiàn)代工業(yè)體系，教育也開始細化。每個孩子從小就被教育合理利用時間，更理性地學習將來在社會上可能用到的知識。但是對于沈從文來說，這些都不存在。嚴格來說，20歲之前的他，并沒有這樣的時間觀念。他看待時間仍然是日出日落、流水落花。他從自然中感受到美麗與哀愁，他喜歡書法，就沒日沒夜地練字。
　　所以，我們最終才有了一個“整體”的沈從文。他去當北漂時，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因為他沒有辦法和當時那個“現(xiàn)代”的世界進行對接。最開始的時候完全是游蕩、胡亂看書，后來實在沒錢了，才開始打算靠寫作謀生。當時的北京新文化圈，其實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圈，這樣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套路的“鄉(xiāng)下人”，卻因為語言的活潑（沒有規(guī)范）、想法的奇特（不多見）征服了徐志摩。
　　現(xiàn)代社會的教育已經(jīng)非常完備，像沈從文一樣在體系之外生活到20歲，幾乎不可能。如果誰這么做，那么他一定會成為新聞人物，社會大眾會把他看作異類，會讓其父母檢討他們在教育方面的失誤。即便韓寒這樣的人，就算不讀大學，但也要讀到高中畢業(yè)。這種現(xiàn)代的、成體系的教育，確保了大多數(shù)受教育者能達到某個基本的水準、理解現(xiàn)代時間觀念和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理性地對待挫折，但是很難再有像沈從文這樣的“赤子”了。
　　當然，這就是歷史。我們沒法回到那個時代，也不必回到那個時代。只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他對待時間的方式上學到一些東西，獲得對世界的整體認知，更好地親近自然，并且像他那樣保留一份天真和美好，這倒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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