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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曲折的抗戰(zhàn)歷程

發(fā)布時間:2018-06-28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圍繞如何實現(xiàn)合作共同抗日,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進行了5次重要談判,最終在1937年9月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第33集團軍干訓團教官合影

  在廬山談判中,蔣介石對周恩來表示“在獄共黨可由國方開始分批釋放”,同意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1937年9月,黨組織將我從國民黨南京軍人監(jiān)獄營救出獄。出獄后,我就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并接受審查。當時,凡是共產黨員從國民黨監(jiān)獄出來的或被捕過的,到了延安都要接受組織審查。經過陶鑄證明我在獄中堅貞不屈,沒有叛黨,又經中央政治審查委員會討論,恢復了我的黨籍。很快,我就投身到國共合作的抗日戰(zhàn)場。

在國軍兩任政治教官


  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我因未公開共產黨員身份,先后到國民黨張自忠的第33集團軍和李宗仁的第五戰(zhàn)區(qū)任政治教官。
  張自忠第33集團軍的參謀長是張克俠。張克俠是中共特別黨員,畢業(yè)于保定軍官學校,同馮玉祥是連襟,長期在馮玉祥部擔任重要職務,掩護中共組織在該部的工作。1937年11月張克俠隨馮玉祥到達武漢,并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取得了聯(lián)系。
  1938年2月,重返第59軍任軍長的張自忠函請馮玉祥派張克俠回到該軍,“二張”重新合作共事。經中共中央長江局批準并取得馮玉祥同意,張克俠立即返回第59軍任職。
  張克俠帶著馮玉祥的親筆信奔赴魯南戰(zhàn)場,先后任第59軍、第33集團軍參謀長,協(xié)助張自忠取得了臨沂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并率部轉戰(zhàn)魯豫鄂等地。
第五戰(zhàn)區(qū)抗日青年訓練班在徐州招募流亡的抗日青年

  由于在臨沂保衛(wèi)戰(zhàn)中部隊傷亡過大,張克俠建議成立干部訓練團(簡稱干訓團)。張自忠同意由張克俠籌辦,招收一部分學生并選拔一部分士兵受訓。在選拔教職員時,為了提高軍官的政治素質,張克俠致函葉劍英,請長江局派教員并代招一些學員。
  長江局決定派我和曹荻秋去張自忠部。我?guī)像T玉祥的介紹信,去到張自忠那里,他安排我在干訓團當政治教官。干訓團駐地在河南駐馬店,我們招了79名學員。
  8月上旬,干訓團正式開訓,董升堂負責日常管理,張克俠負責教學管理。中旬,第33集團軍調湖北武勝關、橫店一帶,準備參加武漢會戰(zhàn)。張克俠隨軍襄助,干訓團由董升堂負專責。
  9月7日起,張自忠和張克俠率部與日軍第10師團激戰(zhàn),予敵重創(chuàng),堅守潢川12晝夜,完成了戰(zhàn)區(qū)賦予的堅守阻敵任務,奉令向光山、經扶轉進。當時,日軍第二軍廣播稱:“皇軍在潢川方面曾遭華軍極強烈之抵抗,致蒙受巨大之損失!22日,張自忠受到蔣介石通令嘉獎,為西北軍同僚所稱慕。
  張克俠再獲襄助之功,甚為張自忠賞識。會戰(zhàn)期間,董升堂從干訓團來電,稱團內有異黨活動,請示處置。董所謂“異黨”,即為張克俠推薦的我和曹荻秋等人。董升堂反共甚為堅決。張自忠不反共,但決不允許共產黨在所部發(fā)展組織,即電復董升堂,將我們除名離團,不追究責任,為張克俠留了面子。
  10月,我和曹荻秋從國民黨第33集團軍出來,打算到武漢找八路軍辦事處。走到老河口時,才知道武漢已經失守。經過商議,我們決定去重慶。到達襄樊的那天下午,曹荻秋就碰見了熟人,知道錢瑛等同志在襄樊。于是,我們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
  當時,錢瑛是中共鄂西北特委書記,我們原來在洪湖就認識。見面后,她叫我不要到重慶去,這里有許多工作需要人。
  經過中共鄂西北特委的介紹,我在第五戰(zhàn)區(qū)文化委員會擔任軍事干事。后來,第五戰(zhàn)區(qū)籌備成立干訓團,又介紹我去干訓團擔任政治教官。
  不久,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企圖以政治手段把共產黨解決掉。后來,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在草店給我們講話時,口口聲聲稱我們是左傾朋友,施展了一套“溶共”手段。于是,我們就離開了干訓團。據(jù)李宗仁后來回憶:
  在抗戰(zhàn)開始之后,平、津、京、滬學校泰半停辦。青年人請纓心切,紛紛投入軍旅報效。我于1937年11月抵徐時,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學男女學生、教授、教員不下數(shù)千人。無不熱情興奮,希望有殺敵報國的機會。為收容這批知識青年,我便命令長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戰(zhàn)區(qū)徐州抗戰(zhàn)青年干部訓練團”,共有學員四五千人。但是當時中央沒有這筆經費,我便商請廣西綏靖公署匯款前來維持。經過短期訓練后,畢業(yè)學員都分發(fā)至地方行政機構或各部隊擔任組訓民眾和宣傳等政治工作,以提高軍民抗敵情緒,成效頗著。徐州撤退時,在該團受訓學員尚有兩三千人,遂遷至潢川繼續(xù)訓練。各地青年來歸的,仍絡繹于途,朝氣蓬勃,俱有志為抗戰(zhàn)效死力。無奈為時不久,委員長忽有命令將該團停辦。而陳誠所主持的“戰(zhàn)干團”,那時卻正開班招生,何以獨獨將潢川訓練團停辦,殊令人不解。然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辦理。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訓練機構,便無端夭折了。這批青年學生后來投效延安方面的為數(shù)甚多。

拉起川軍“特工總隊”


  在國軍兩次出任政治教官期間,我逐漸認識了一些川軍將領。后來,還通過國民黨開明人士李范一結識了川軍45軍副軍長陳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陶鑄和張云逸(中)、黃克誠(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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