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8月3日，哥倫布率領90名船員，乘坐“圣瑪利亞”號等3條帆船，從西班牙帕洛斯港出發(fā)，往西航行。10月12日凌晨2點，他們看到了陸地。當日，他們登上那個被他們取名為“圣薩爾瓦多”的小島(現華特林島，屬巴哈馬群島)。這就是日后震驚世界的發(fā)現美洲新大陸的光榮之旅。

　　哥倫布的發(fā)現使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各民族都被卷入其中，中國也不能例外。

　　西班牙人到美洲之后發(fā)現并大量開發(fā)金銀礦，以西班牙“比索”為單位的銀幣開始流布全世界。據估算，從16世紀40年代開始的百年間，美洲生產的白銀有六七億兩，這些白銀大約有1/3—1/2流到了中國。同時期世界白銀的另一生產中心日本所產白銀也大量流向中國。粗略估算，這一時期(中國晚明時期)流向中國的白銀應該在3億兩左右，平均下來，每年流向中國的白銀有三四百萬兩。如此之多的白銀流向中國，中國社會的諸多方面不能不深受其影響，如明代萬歷年間實行的“一條鞭法”這樣的稅收貨幣化改革據信就與白銀存量大增有關。

　　美洲白銀流向中國是通過貿易，即“銀絲交易”——用美洲的白銀交換中國的生絲而實現的。生絲主要產于江浙，而主持外貿的是商人。按照常理推論，生絲的外貿出口應該帶動江浙地區(qū)的經濟騰飛，由外貿出口帶來的巨額白銀應該到了從事外貿出口活動的商人手里，由此江浙地區(qū)理應涌現一大批“資本家”才是。但是，我們在歷史上卻看不到這樣的典型例子。那么，巨額白銀到底到了誰的手上了呢？

　　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的嚴世藩，曾經縱論當時財富在百萬兩銀子以上的富豪，榜上有名的17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可能是指晉商、徽商(他們因食鹽壟斷經營而發(fā)家)之外，其余的不是太監(jiān)，就是高官，他們都是因權力而占有財富。嘉靖時期如此，嘉靖之后并沒有改變。明代的社會財富分配，始終是太監(jiān)和高官，如劉瑾、嚴世藩之流占大頭。換句話說，是權力支配社會財富，而不是市場支配社會財富。晚明的江浙商人通過對外貿易為中國賺來大批白銀，但是這些銀子未必能留在他們自己手上。

　　劉瑾、嚴世藩之流利用手中的權力占有巨大的社會財富，大明帝國的整個官場上下一體，社會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上。據估計，明末文官有24683人。假如每個人一年的灰色收入為100兩銀子，那么他們一年所得就是2468300兩。當然他們一年的實際所得肯定不止100兩，而官場也遠遠不止文官系統(tǒng)的24683人。由此可知，每年從美洲、日本流入的區(qū)區(qū)三四百萬兩銀子，還不夠官場消化。

　　明代亡國之前，由于沒錢組織軍隊鎮(zhèn)壓農民起義及抵御滿清進攻，崇禎皇帝曾經向皇親國戚、太監(jiān)、大臣強行“捐銀”，但是這些人個個哭窮，在政治高壓之下，最多也就認捐一二萬兩銀子，如公認為巨富的皇后父親周奎和退休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王之心都只肯認捐一萬兩。而到了李自成的軍隊進了京城之后，周皇后父親家中被搜出白銀53萬兩，王之心家被搜出白銀15萬兩�？梢娝麄儾⒎菦]錢，這些錢都藏在他們家里的夾墻和地窖之中，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暴露于陽光之下。

　　美國學者弗蘭克在他震動國際學界的著作《白銀資本》中認為，晚明時期白銀流入中國刺激了中國經濟的擴張，“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新增的貨幣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自16世紀中期起，白銀注入中國經濟所造成的經濟擴張更為壯觀”。弗蘭克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認為貨幣存量增加“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但是，中國有特殊的“國情”，有許多和“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地方，所以適于解釋“其他地方”如英國、美國的經濟理論在中國未必適用。白銀流入中國，“新增的貨幣”未必就能造成“有效需求的增長”，未必能夠“刺激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原因在于，這些“新增的貨幣”沒有多少進入流通和生產領域，發(fā)揮其刺激生產和消費的功用，而是進入了權貴們私人宅邸的夾墻和地窖，成為不能推動經濟發(fā)展的死的財富。于是，我們從歷史中看到的情形與弗蘭克的推論不同，晚明以來的中國經濟雖有發(fā)展，但經濟結構并沒有質的改變，所謂的經濟擴張也遠遠沒有像弗蘭克所說的那樣“壯觀”。

　　中國歷史上的社會財富分配不由市場，而由“超經濟強力”來完成。晚明以來巨額白銀流入中國，在分配上并不能由工商業(yè)階層所掌握，而是被權貴們所占有。權貴們掌握財富之后，并不把財富用于發(fā)展工商業(yè)所需要的“資本”，財富再多也不能發(fā)揮作用。另一方面，則是民間發(fā)展工商業(yè)缺乏“資本”支持。

　　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社會財富應該由誰來掌握才能推動經濟的發(fā)展？

　　歷史事實證明，財富只有放到那些對通過發(fā)展工商業(yè)而賺錢有強烈興趣的人的手中，才能成為推動生產、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經濟發(fā)展的“資本”，才能對經濟發(fā)展、國民財富增加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這個規(guī)律不僅適用于中國，同時也適用于西方。

　　眾所周知，美洲金銀是西班牙人開發(fā)的，16世紀時西班牙因為占有這些財富而號稱強盛，但這種強盛并沒有保持多久，進入17世紀之后很快被荷蘭和英國所取代。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美洲金銀到了西班牙之后并沒有成為推動工商業(yè)發(fā)展的“資本”，因為這些財富由西班牙的權貴——舊貴族們所掌握，他們沒有興趣也不知道怎么樣用這些錢去發(fā)展工商業(yè)，所以很快這些財富就流到了荷蘭人和英國人手上，而荷蘭人和英國人掌握這些財富的恰恰是所謂的“資本家”，所以這些白銀到了荷蘭和英國之后就成了推動由此可知，社會財富的分配，關系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如果社會財富分配不能有利于具有“生產性”功能，亦即使財富成為經濟發(fā)展的“資本”的人掌握財富，那么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和長期繁榮恐怕是沒有保證的。這也說明另一個問題：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固然重要，但財富的分配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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