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今日中國鄉(xiāng)村交通的變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適先生寫在1927年的一段話，“今年三月里我到費城（Philadelphia）演講，一個朋友請我到鄉(xiāng)間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車往鄉(xiāng)間去，到了一處，只見那邊停著一二百輛摩托車……這真是一個摩托車（注：胡適說的摩托車包括汽車）的國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著汽車去上課，鄉(xiāng)間兒童上學都有公共汽車接送，農(nóng)家出的雞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車送上火車或直送進城�！保ê�適，《漫游的感想》）

　　上世紀初胡適在美國看到的情景，如今的中國鄉(xiāng)村已經(jīng)隱約可見，盡管中國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輪子上的國家”，也沒有“輪子上的鄉(xiāng)村”。

　　先說說我過去的一點經(jīng)驗與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發(fā)生一起嚴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誤食了一種劇毒蘑菇，至少有十幾位農(nóng)民中毒死亡。這是我第一次以記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訪。在采訪過程中，我注意到縣城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有蹬著頂篷三輪車的車夫。在當?shù)�，人們把這些用盡腳力的“的士”稱作“蹬士”，也有人稱之為“肉的”，大概是笑話這種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車燒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關于蹬士，在一部描寫當?shù)厣�活的長篇小說上我讀到這樣一段對白：“公司垮了，我倆的退休工資上哪兒拿？現(xiàn)今公司的好多職工日子過不下去了。只得下鄉(xiāng)割禾，上街騎蹬士，都走到人生盡頭啦�！边@段話的意思是說，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領一旦走到了“窮途末路”，要么下鄉(xiāng)種地當“無領農(nóng)民”，要么上街跑步前進賽駱駝祥子。對于這種邏輯，相信許多熟悉中國城鄉(xiāng)分治與隔離的人可能并不認同。因為對于許多進城務工的農(nóng)民來說，為人力車出賣自己的“人力資源”，可能只是另一種新生活的開始。

　　趕巧，在那次采訪過程中我遇見了幾年前九江抗洪時的新聞人物楊平英，當時她正領著自己的兩個小孩為誤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號稱“固若金湯”最終泡湯的九江長江大堤稱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楊平英因為懷抱兩個得了佝僂病的雙胞胎女嬰站在大堤上成了新聞媒體救助的對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復常態(tài)，楊平英把自己的家從鄉(xiāng)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縣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當“蹬士”。

　　一位車夫曾經(jīng)和我談起，在這個小縣城里有一兩千輛頂篷車。蹬車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鄉(xiāng)村的農(nóng)民和本縣的下崗工人，他們早上6點鐘出門，一直蹬到晚上10點左右，平均一天能賺上十幾塊錢。老實說，對于人力車這種謀生方式，在感情與理智上我一直難以接受�；舨妓拐f人類為避免“人對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國家，在我看來，東方的“道德人力車”卻讓人進入了“人對人是牛馬”的時代。我雖然不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價值，但是其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遠坐在車上，有人只配當牛作馬往前跑么？而以此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車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當我再次路過涂家埠時，首先想起的就是當?shù)氐娜肆�車夫。和過去一樣，這里依舊“蹬士”滿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車以外，現(xiàn)在還有不少摩托車和小汽車。在當?shù)�，靠“拼車”攬活的小汽車更像是小公交，它沿著縣城的主要道路來來往往，通票兩元，隨時有乘客上下。

　　面對如此人車混雜的場景，恍惚之間我仿佛走進了歷史。這是一種似曾相識的印象———就像胡適當年在哈爾濱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線”，那里既有摩托車，又有人力車，“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精神文明�！庇腥さ氖牵�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以東方的人力車文明為參照，對美國的摩托車文明贊不絕口：“這種開車的訓練真是‘勝讀十年書’！你開著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腳也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并用，同力合作……什么書呆子，書踱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勤，五官不靈了�！彼坪踉诤�適看來，能夠和游泳一樣協(xié)調(diào)人體四肢的就只有開車了。

　　當然，“摩托車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人已經(jīng)意識到美國的“摩托車文明”同樣可能導致“裝甲車不文明”———世界各國因為搶石油而單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顯而易見，胡適在這里著力批評的是東方的“膝蓋上的文明”（人對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適在文中流露的純真情感與難以抑制的怦然心動，我想只有正在初戀的人才能真正體會。

　　整體而言，胡適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還是“栗栗危懼”、半盤接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所謂“半盤接受”，是因為只接受了“摩托車”）。古文字學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憶早年在北京時經(jīng)常開摩托車在長安街與汽車競賽，熟人見了都為之擔心，說“你搞古文字學這行，應當坐牛車�。　笔聦嵣�，剛開始胡適也不太敢坐知識分子開的車，擔心他們像哈里•波特一樣天馬行空，在開車時思考哲學和天文學方面的問題。不過坐了幾次后胡適也就不害怕了———因為那些教授自從接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洗禮，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紀初的中國，汽車只是有錢有勢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車文明”在中國攻城略地，城市被汽車占領，而鄉(xiāng)村則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車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難行的街道和晚間擁堵不堪的小區(qū)見證汽車飛入尋常百姓家；
后者，像印度、越南等發(fā)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鄉(xiāng)村正在由“自行車王國”變成“摩托車王國”。由于許多大中城市都開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車不斷降價，摩托車開始上山下鄉(xiāng)，希望能在農(nóng)村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自從2001年南昌“限摩”以來，當?shù)氐哪ν熊嚱?jīng)銷商們紛紛把“戰(zhàn)場”轉(zhuǎn)向鄉(xiāng)村。就這樣，鄉(xiāng)下孩子們過去只有在放露天電影時才能聞到的汽油味如今四處流溢，終年不絕，早已不復當年芬芳。

　　談到摩托車下鄉(xiāng)對生活的改變，有農(nóng)民驕傲地說：“現(xiàn)在出門種田，只要一騎上摩托車，幾分鐘就到了地里。真沒想到，我們當農(nóng)民的也能享受到這份‘瀟灑’�！北M管年輕人偶爾會騎摩托兜風，但在鄉(xiāng)下摩托被賦予一種“求真務實”的樸實性格。它沒有《摩托車日記》里格瓦拉式理想主義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樣在美國成為匯集自由大道、原始動力和美好時光的象征，成為時尚男人胯下兇猛的鋼鐵動物。對于大多數(shù)農(nóng)民來說，摩托車不過是種兼具助力與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幫手。2008年12月有則新聞說，重慶10位農(nóng)民工因在東莞打工的工廠老板跑了，沒有拿到工資，于是只好將廠里已報廢的十輛三輪摩托車改裝成“大篷車”，帶著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帶走的財物踏上了返鄉(xiāng)之旅。由于車況不好，這群“中國吉卜賽”從東莞到重慶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難理解，在交通閉塞、公共設施匱乏的鄉(xiāng)村，摩托車同樣是農(nóng)民賴以自救的權宜之計。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農(nóng)民的“賺錢機器”。就像縣城里有人力車夫一樣，在一些通向五里三鄉(xiāng)的關鍵路口常常會有摩托車在那里守候行人。不過這一次，當我像往年一樣，在熟悉的三岔路口叫停巴士并且準備坐摩托回家時，發(fā)現(xiàn)自己徹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見有摩托車來，直到后來在路邊的村子里發(fā)現(xiàn)泊著一輛破舊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時“摩的”稀少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現(xiàn)在不是年關，而且每家都買了摩托車，客源少；
二是因為摩托不安全，在當?shù)爻隽瞬簧佘嚨�，一些做載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換了小型面包車。

　　“西弗吉尼亞，大山媽媽，帶我回家，鄉(xiāng)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實的鄉(xiāng)村了。我坐的是輛黑色的桑塔那，據(jù)司機說是從上海買來的報廢出租車。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車內(nèi)無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襯托出這車是可以暴走鄉(xiāng)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連下了幾天雨，正在翻修的鄉(xiāng)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濘，最后司機在我的建議下走了山間另一條大路。不得不說，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來鄉(xiāng)村荒蕪，草木茂盛，這條大路也像關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樣淪陷在枝條與茅草之中。好在司機沒有退縮，開著他的坦克繼續(xù)勇往直前，半壓著灌木前行。世界變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羅紀公園里探險———雖然這里沒有一只恐龍。有趣的是司機，雖然手忙腳亂，仍不失時機地說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見過豹子下河喝水，嚇得沒命地跑了。在這寂靜的山林，盡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動物的。

　　穿出叢林，拐了幾道彎，坐著“山寨”版坦克，我終于回到了我的江南鄉(xiāng)下。愿這里永遠陽光明媚，空氣清新，萬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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