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表鄧玉嬌事件系列評論以來，一些對法律不熟悉的網(wǎng)友們認為這些文字對他們理解法律很有幫助，但是，卻有法學界的朋友認為我在胡說八道、不懂法——正如他們這次對夏霖、夏楠律師的批評甚至謾罵。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確實不懂法，不懂他們認同的那些無良限制公民基本權(quán)利的狗屁法律，那些法律只是徒具法的外形，而無法的實質(zhì)，是典型的惡法。

　　這些所謂的法律人士沒空關(guān)心一個弱女子的自由、生命的基本安危，卻有空罵律師——如茅于軾先生所說，你罵得有道理當然很好，如果沒道理，還要硬爭，甚至謾罵，那又有什么意思？

　　中國的法律體系，由于籠罩在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之下，所以有大量條文是一種敵我思路下擬定的，而不是從保障公民權(quán)的思路來擬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這個基本點，懵然無知于這個基本常識，在中國學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學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許多法律也走向以保障公民權(quán)為目標的修訂方向，但不可否認，法律條文中還是良惡同在、泥水渾濁。因此，這種情況下，案件中具體操作的律師固然無奈受制于那些惡法，難施拳腳，而作為社會，尤其是懂行的法律界學術(shù)群體，最該做的是批評惡法，推廣良法，推廣人權(quán)保障精神、憲政精神。當有些律師有意識地以自己的代理活動突破惡法之際，法學界更應該挺身支持，即使不同意或者認為律師做得不當，只要想一想律師的做法是為了當事人的基本人權(quán)，那就不應該批評他們，至少可以做到沉默。如果不但不支持，還以惡法亦法的思路批評身陷危局的當事人和律師，則無異于落井下石，例如這次西南政法大學的高一飛教授批評夏霖、夏楠律師，一副討好官方、助紂為虐，落井下石的嘴臉，真叫人惡心，這是此次事件中法學界最恥辱的事情——秋風先生對他的批評和駁斥已經(jīng)十分到位，免我費力，不再贅駁。這種人可能人格發(fā)育有問題，缺乏最起碼的人道精神，不應該從事與法律相關(guān)的職業(yè)，正如他們可能往往也不適合從事與醫(yī)療相關(guān)的職業(yè)。

　　這些年來，我在法學界見識了無數(shù)這樣的法盲，從教師到學生，從所謂的大牌法學家到所謂的大牌律師，無處不在，無所不在，他們在順便推進一下中國法治進程的同時，常常更是破壞法治的力量。至于有些什么十大法學家之流（我并未全盤否定，因為其中也有一些我十分欽佩的人物），為專制論證合法性的，或者頭上頂著一堆頭銜——為將來的十大之類做準備的，在夏霖、夏楠律師艱難工作之際落井下石的（前述高一飛教授，有些文章確實寫得不錯，我原還曾向一些媒體推薦過他，沒想到推薦他的速度遠趕不上他墮落的速度），除了令人作嘔之外，更是等而下之。

　　這些法學界的法盲們比不懂法的普通公民害處更大，因為他們占著忽悠大眾的專家位置，卻沒有穩(wěn)定而明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價值觀混亂之際，在一些具體的事件中，就會因現(xiàn)實處境而見風使舵。他們這樣做的后果，一是混淆視聽，他們比政府更有號召力，更容易蠱惑一般腦子不清的人；
二是敗壞公義，使得還在艱難起步的公民社會雪上加霜。如果在國外，為自己的名利而出賣基本公義和學術(shù)良心的法律人，職業(yè)共同體必定會將他們剔除出去。

　　逆于主流輿論者的言論，不但有與任何言論平等的發(fā)言權(quán)，同時還有它們應負的責任倫理問題。也就是說言論得有底線，正如德國法律不允許宣揚納粹與共產(chǎn)主義思想。在一起涉及公民是否被冤枉的事件中，不明真相之際，最低底線是不能做任何支持斷言其有罪的事情，否則即為突破言論倫理底線的惡行——雖然法律可能暫時還管不著你，但言論的公共道德管著你！他們這些突破言論底線的言論與一般的不同意見性質(zhì)上完全不同，后者是在“保障基本人權(quán)”這同一平臺上的異見，十分正常，而前者則是直接摧毀“保障基本人權(quán)”這一平臺的行為。

　　近二十年來，我從一個厭惡法律的文學愛好者成為一個熱愛文學的法學愛好者，完全因為法學是專門的正義之學。我想說正義是美的，正義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我甚至敢斷言，任何一個學法之人如果不能感受到正義的優(yōu)美，那么一定還沒有入門。

　　在一個公民權(quán)幾乎四面楚歌、惡法環(huán)伺的艱難境遇中（例如《刑訴法》第三十三條這樣的惡法），如果法律人認同這一格局，并且在這樣的前提下，在刑事案件中，空談什么控辯平衡，我以為是扯淡。正如納粹時期的納粹法官，他們越恪守惡法，他們的罪惡就越大。

　　最后，我要告誡法學界的法盲們，你們之所以是法盲，是因為你們首先是心盲，你們失去了對弱勢者最基本的同情心——其中嚴重者甚至以此為“凈身”之階，就像一個大夫開始厭惡生命，你們可以不以正義為志業(yè)，但希望不以出賣正義為業(yè)。

　　正因為此，建議社會各界在每次重大的刑事公共事件中，一定要看清楚這些法學界主流精英，鑒別他們的方法很簡單，三條：

　　1.【是否堅持“無罪推定”原則】

　　這是刑訴法第十二條規(guī)定的基本原則，例如鄧玉嬌事件中的鄧玉嬌，在案件獲得正當程序?qū)徟薪K結(jié)之前，都不可以認定一個公民是有罪的，普通人不懂對人瞎定罪尚可原諒，但如果是法學教授或者律師之類的職業(yè)就不可原諒——這次許多專家教授在這一關(guān)前都沒通過，包括楊支柱。

　　2.【是否堅持“正當程序”原則】

　　未經(jīng)正當程序的審判，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財產(chǎn)、自由和生命。這是現(xiàn)代法治最基本的精神，也是最基本的憲政原則之一。那么什么是正當程序？它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設(shè)計，例如司法獨立、控辯平等的案件調(diào)查權(quán)、證據(jù)共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quán)、警方偵查時的律師在場權(quán)等，由于中國尚未建立這一原則，因此，只能依靠輿論和律師從這些重大案件的突破中去推進這一制度，如果法學教授們不能堅持這一原則，甚至還在實際行動上反對它，那就專業(yè)不合格——高一飛教授就是典型。

　　3.【是否具有“人道主義”常識】

　　簡單說，也就是站在弱勢者一邊，還是我那句話：“真相不明之際，雞蛋與石頭的較量中，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

　　用這三個方法鑒定面對公共刑法事件的法學家，大致應該不會錯。不過，有些事情，也不是絕對的，還要看具體情況，甚至可能出現(xiàn)前后態(tài)度的變化，但只要是在這三項原則范圍之內(nèi)的就是正常的，因為這種平衡也是動態(tài)的。朋友們也可以用這三項原則來檢驗我本人。再者，我有時候在寫時評過程中，因為過于急切，所以有時候會出現(xiàn)法條征引不一定準確，等發(fā)現(xiàn)后去修改，文章已經(jīng)被轉(zhuǎn)載了，這類也算一定程度上的“盲”，不過這種技術(shù)“盲”補起來不難，而且我也會永遠補下去的。最可怕的是那些法學技術(shù)高超，而法學理念混亂甚至邪惡的人。所以，寫作此文請朋友們睜大眼睛，適時鑒別出法學界的法盲，以免被他們誤導。

　　2009年5月29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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