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自1998年創(chuàng)刊至今，已邁過10年歷程了。當年為架設這個中外學者所共享的對話平臺而鼎力相助的中方學術(shù)委員匡亞明、李慎之、張岱年、王元化等諸位前輩，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先后謝世，他們?yōu)檎搮驳膯柺�、發(fā)展所付出的心力，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里，特別是不久前離世的王元化先生，他為《跨文化對話》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們珍惜、懷念。

　　王元化先生是我國文化界具有獨立思想品格、享有聲望的著名學者，是我心目中特別敬重的前賢，他的離去，使我沉浸在深切的懷念和愧疚之中，近幾個月來我的腦海里總是浮現(xiàn)著先生和藹慈祥的面影，時時憶起和他相遇、相識的點點滴滴，內(nèi)心里總是禁不住在呼喚：遠去的“智者”啊歸來兮。

　　我初識王元化先生，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閱讀他的兩部著作《向著真實》（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和《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1984年再版本）。那時，我在一些前輩鼓勵下，正起步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并開始招收比較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這兩部著作，對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機緣”。《向著真實》是先生的一部文學評論集，在這部處處充滿著真知灼見的評論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興趣、且對我產(chǎn)生影響的，是他評論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兩篇文章，先生對羅蘭作品認識獨到，見解高遠，我不僅在自己的論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對研究生授課中多次介紹過，雖然那時我并不知道先生為這兩篇文字曾受到過不公正的討伐。而王先生的《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可以說，是一部在新時期引領人們走向自覺的比較文學研究的杰作之一，在80年代比較文學成為“顯學”的時代，王先生這部名著，給予我最深刻啟發(fā)的，是其跨文化研究視野和確立在深厚學養(yǎng)基礎上的觀照方式上的創(chuàng)新。閱讀先生這兩部大著，使我受惠良多，為之傾倒，渴望能有機緣拜識先生，當面聆聽這位前輩大家的教誨。

　　1996年，拜識先生的機緣終于到來。是年4月23日—27日，由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承辦的“對話：文化的差異與共存”國際學術(shù)會議，在南大舉行。此次會議是由中國文化書院牽頭，與歐洲跨文化研究院合作，繼1991年3月中山大學“文化的雙向認識策略”、1993年6月北京大學“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之后的第三次中歐跨文化對話論壇，具有國際前沿性的高層學術(shù)會議。我受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湯一介教授、樂黛云教授的委托，與法國夏爾-雷奧波·馬雅人類進步基金會負責人蘇蓋（Michel Sauquet）先生聯(lián)手，共同主持了這次會議，王元化先生作為特邀貴賓前來與會，使我得以有機會與他首次晤面交流，一睹其風范。開幕式那天，樂老師還在美國，我們就請湯先生和王先生在開幕式講話，湯先生因為要在開幕式后作大會發(fā)言，他們互相推讓再三，便由王先生代表致辭，王先生在開幕式的簡短講話中，首先援引孔子《論語》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語錄，強調(diào)“和而不同”便是本次中歐論壇的對話原則，給了所有與會者以極大啟發(fā)。接著，王先生和法國巴斯德學院著名生物學家唐善先生（Antoine Danchin）聯(lián)手，主持了一場“科學技術(shù)與文化的同一性”專題討論，在討論中，他倡導實事求是、平等交流的科學態(tài)度，厭棄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浮躁作風，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成熟的思想家，一個“沉思著的智者”，“虛己服善”、平易謙和的大家風度。他在他提供的《與友人談想象書》的論文中，以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于連早期的論作《想象的產(chǎn)生：論中西文學》為例，批評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往往以西方為坐標來衡量中國文化、加以比附的偏頗，自謙地檢討他60年代撰寫《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時，“雖對比附存有戒心，但在論述文論時以西學為準的影響仍然存在”，并舉他對《文心》、《熔裁》篇的闡釋為例子，說這是使他“長期以來，未愜于心”的方面。他強調(diào)指出：“我覺得海外漢學家倘以西學為主體來解讀中學，實際是退回到半個世紀前已被克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上。這是無法理解中國文化傳統(tǒng)底蘊的�！边@個精當之論，在當時就獲得了與會者高度評價，在今日西方漢學界更獲得了有識之士普遍性的認同，它對推進漢學健康發(fā)展和跨文化對話深度交流，仍具有針對性的現(xiàn)實意義。在會議期間，王先生還接受媒體采訪，應邀在南京大學作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再思”的學術(shù)報告，受到南大師生熱烈的歡迎，其轟動性影響，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記。王先生也為南大學子的學術(shù)熱情所感動，多次跟筆者提起，他住在南大南園賓館的幾天里，每每晨起戶外散步，常見學生在校園里晨讀，這上佳的學習風氣給他印象至深�；氐缴虾２痪茫�他便撰寫了一篇長文刊載在《文匯讀書周報》，文中多處夸獎南大勤奮好學的校風，他把這期《讀書周報》寄給了我一份，成為我們的永久紀念。

　　自96年南京會議后，我和先生之間的往來和交流，便日趨頻繁起來。這一則是，在南京會議上，我們提出創(chuàng)設一份《對話》國際刊物的動議，得到了王先生在內(nèi)的所有與會的中外學者一致贊同，會后我們就積極籌建，邀請他和湯先生等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為學術(shù)顧問，時不時的要向他們請教；
再則是，在南京聚首時，我不揣淺陋，向先生贈送拙作《法國作家與中國》，求教于他，他當即高興地將其印出不久的跨文化研究大著《思辨隨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題簽于我，這也平添了我們彼此間深入交流的機緣。南京中歐跨文化對話論壇結(jié)束不到兩個月，由海峽兩岸關(guān)系協(xié)會會長汪道涵先生牽頭、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的中日“東方思想研討會”，于6月8日——9日，在上�；▓@飯店舉行，我經(jīng)王元化先生舉薦、由大會副秘書長葛偉倡先生出面邀請赴會。王先生本應在大會作“論道德繼承”的講演，后因身體不適而未能與會。一天晚上，我在大會秘書處的安排下，前往吳興路246弄3號王先生府上看望他，受到了他親切而熱情的接待。我還記得，當我到達他家的時候，來上海參會的湯先生和秘書處葛偉倡先生等已先我而至，廳堂里還擺放著汪道涵先生托人給他送來的花籃。那晚，大家相聚甚歡，交談中提及南京會議的情景，先生依然興致甚濃。為不使先生過于疲勞，我們便收住話題，準備告辭。離開前，先生特地跟我說：“你送我的《法國作家與中國》，我已翻閱過了，寫得很不錯。羅曼·羅蘭和中國的關(guān)系也引起日本漢學家的關(guān)注，這方面的資料如果你感興趣的話，我可以寄給你�！毕壬�如此支持和獎掖后學，令我又惶恐又感動，便連聲道謝，和大家一起向先生告辭了。這是我與王先生的二次晤面。

　　不久，我便收到王元化先生用特快專遞寄來的羅曼·羅蘭的資料，這些資料包括先生1945年11月獲悉羅曼·羅蘭逝世的消息后寫的《關(guān)于〈約翰·克利斯朵夫〉》、1950年6月寫的《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1989年2月寫的《寫在兩篇文章的日譯之后》，及日譯者著名漢學家相浦杲在病榻上寫的《有關(guān)羅曼·羅蘭的一些事》（1990年）和先生1991年3月寫的《遙祭相浦杲》文章影印件，至今我還完整無缺地保留著，連同那打上“1996、9、28”郵戳原裝特快專遞信封。羅曼·羅蘭是王先生所喜愛的作家，他青年時代所寫的這兩篇讀《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如上面所提，我在此前已拜讀過，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過。先生第一次讀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期，正是抗戰(zhàn)初期的1941年，是陰霾遮蔽整個中國的時期。他一讀這部作品，與書中的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相遇，就“把他當做像普洛米修士從天上竊取了善良的火來照耀這個黑暗的世間一樣的神明”，將之引以為他向人生和光明攀登的榜樣。我在考察羅蘭作品在中國20世紀40年代影響時，曾征引了先生的例證：

　　當年尚還年青的王元化在談到他在上海孤島時期讀到羅蘭作品時寫道：“……當我認識了克利斯朵夫的艱苦的經(jīng)歷之后，我看到他處于這樣不幸的境遇中仍舊毫不動搖的趲奔他的途程，始終不放松他的遠大理想，什么都不能阻撓他的果敢的毅力。‘在這種榜樣之前，誰還有抱怨的權(quán)利？’比起他的痛苦，那些小小的苦惱又算得了什么？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給予了我一個人對于生活的信心，別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淪下去的一定還有很多�！保�7）羅蘭及其作品確實成了那一時代中國知識讀者生活和戰(zhàn)斗中的“良伴與向?qū)А薄?/p>

　　《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于建國初期，先生在這篇文字里，再次肯定了羅蘭和克利斯朵夫為信仰而搏斗的英雄精神，肯定了他們追求“心的光明”的人格力量，并有遠見性地批評了學界有人以新的社會意識來貶責羅蘭作品的傾向。我在幾年前研究有關(guān)《約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國的命運的一篇未刊文字里，引述過先生這個極具預見性的精辟論點，現(xiàn)摘錄如下：

　　當然，在五六十年代這場撻伐羅蘭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運動中，輿論并非絕對一致。事實上，在“一邊倒”的批判聲中，仍有不少熱愛和保護羅蘭的人站出來為他辯護（實際上，也是為自己的個性辯護），也曾出現(xiàn)過公正的呼聲，甚至是真知灼見的呼聲。比如，五十年代初批評家王元化在《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文中，就曾針對一些機械地運用現(xiàn)代思想意識否定《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傾向發(fā)表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他說：“我們?nèi)绻�以從后來居上的態(tài)度，用挑剔毛病的辦法，是可以把《約翰·克利斯朵夫》批判得一文不值的，并且也可以有數(shù)不清的證據(jù)來證明自己的社會意識遠比羅蘭進步而引為驕傲”，但問題是，“一種社會意識如果沒有偉大的品格作它的基礎，沒有人格的印記作它的血肉，沒有心的參預作它的生命，即使以科學的方法來標榜，從客觀的態(tài)度來吹噓，它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掩飾自己的冷淡”。他認為：“《約翰·克利斯朵夫》可能趕不上現(xiàn)在它的讀者的社會意識的水準�？墒牵�我們得說：這個‘相信善的勝利的貝多芬’，仍舊可以作為那些‘覺得沒有心的參預的社會意識，就能濟事的男女’的一個少不了的榜樣”。（41）但是，在“興無厭資”的一片呼聲中，這個聲音畢竟很小，沒有也不可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況且，在“無產(chǎn)階級思想”成為主流意識，并成為唯一、絕對的價值尺度的時刻，縱有不同評說，也如一箭之入大海，完全沉入到以無產(chǎn)階級思想意識為主潮的奔騰的洪流中。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正如這篇文章所不幸而言中的那樣，人們“以后來居上的態(tài)度”，羅織了“數(shù)不清的證據(jù)”，證明《約翰·克利斯朵夫》之不可取，對克利斯朵夫大力撻伐，到“反右”后，便愈演愈烈，釀成一個空前的討伐約翰·克利斯朵夫、拷問自己靈魂的悲劇。這樣的討伐是那樣的嚴酷和無情，以至一切推崇過，介紹過羅蘭的人都難以幸免。

　　我在這篇未刊文字里，接著敘及了著名翻譯家傅雷受害于五六十年代那場可怕的政治洪峰，卻不甚了解王元化先生也遭遇過同樣的傷害。直至1996年9月，讀到先生寄來的這些資料，才知道這兩篇論《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文字和先生本人所經(jīng)歷的坎坷遭遇。這兩篇論文原載于先生1952年初版的《向著真實》一書，1954年印刷三版后，因先生被卷入所謂胡風案件被禁。1955年反胡風斗爭中，在它們的作者站在被告席上又被剝奪答辯的情況下，遭到了口誅筆伐，甚至直到1960年，反胡風斗爭早已結(jié)束的時候，在學界仍有翻譯、研究羅蘭的專家，運用與《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的“按語”同樣的語言，對先生這兩篇文字加以指斥、討伐。這兩篇飽經(jīng)創(chuàng)傷的文章沉埋20余載后，才得以修訂重印，載于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的《向著真實》里，日本著名漢學家相浦杲據(jù)此將這兩篇文章翻譯成日文，在日本發(fā)表，并附一評介，稱《關(guān)于〈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新中國成立前優(yōu)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羅曼·羅蘭觀”，《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社會主義成立后的羅曼·羅蘭觀”，還說，“誰的也不及崇敬并熱愛羅曼·羅蘭的王元化先生的論文”給他的“教益”。不久，這位翻譯家不幸身患癌癥，臥床不起。出于對譯者的懷念，王先生獲悉這一消息后，于1989年寫了一篇追思往事的文章《寫在兩篇文章的日譯之后》，順便提及他這兩篇文字所經(jīng)歷的坎坷命運。先生在這篇追思往事的文字里，撫今憶昔，不無慨然地說：“對于在過去那些思想批判的政治運動中為了保全自己的批判者，我不想多加指摘，雖然去痛打一個不能還手的人比《圣經(jīng)》中所寫的向娼妓投擲石塊的群眾似乎更為卑劣，但他們的行為畢竟要歸咎于氣候的影響�！比欢�，更令他憂心而悲哀的是，“由于長期以來學術(shù)和權(quán)力的結(jié)合，喪失獨立人格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卑怯，使得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永遠像惡夢般地被窒息生機的極左思潮所纏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先生這篇文章很快傳到日本病榻上的譯者相浦杲那里，這位已病入膏肓的日本漢學家，閱后感動至極，在臨危之際，依然扶病提筆，寫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文《有關(guān)羅曼·羅蘭的一些事》，發(fā)表在日本《亞細亞時報》1990年12期上。文中記述了他翻譯王先生兩篇文章的經(jīng)過，以及他以前所不知道的這兩文飽受極左政治鞭笞的悲劇。文章還將當年中國批判者對羅曼·羅蘭的評價隨風而變的表現(xiàn)，和被批判者始終不變的立場加以比較，最后得出結(jié)論：“與之相比，作為被害者的王元化先生為羅曼·羅蘭所傾倒的態(tài)度，雖然經(jīng)歷了文革前后的不同時期，卻始終如一，僅就這一點而論，在同一個問題上，王元化先生即使在受迫害期間仍把它作為知識分子的識見始終堅持下來，我認為勝利者當然應該歸屬于他。”作者欣慰地重申，他九年前將王元化先生的這兩篇文章介紹給日本讀者，“真是太有意義了”：“一則可以讓人了解到貫穿整部中國現(xiàn)代史的優(yōu)秀的中國知識分子關(guān)于羅曼·羅蘭的評論，二則也是為了幫助人們進一步了解，究竟是誰才對中國文化問題作出了有益的貢獻�！蓖跸壬�讀到相浦杲這篇文字，它的作者已經(jīng)離開人間，先生懷著無限惆悵和悲傷的心情，寫下了《遙祭相浦杲》一文，以誠摯的感情，遙祭他的異國好友。就這樣，由羅曼·羅蘭和他心愛的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引領，在其充滿風雨的東方之旅中，演繹出一個由中日一代優(yōu)秀的知識者接受西方文化的哀婉動人的樂章，從中不但讓我們了解到，在特定文化政治環(huán)境下的中國知識界，若要準確無誤地接受異質(zhì)文化，需要邁過多么漫長而艱難的路程�。∷�同時也讓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知識界不乏卓具遠見、“心的光明”的智者，他們在跨文化對話交流的進程中，表現(xiàn)出卓越的獨立的思想品格，王元化先生便是其中優(yōu)秀的代表，確實令人敬佩！

　　在籌辦《跨文化對話》初始階段，無論是樂老師還是我本人，及其他參與籌備的同人，我們都希望獲得一個正式刊號，以便《對話》論叢一旦問世，就能正常的運轉(zhuǎn)。為此我們求見了病榻中的老校長匡亞明，并于1997年4月上旬專程去上海請教王元化先生，他在寓所書房里見了我，依舊是那樣親和、慈祥，這是我和先生的第三次晤面。此次晤面只有我與先生在場，又正值中法往來頻繁的年頭，我們便無拘無束地談起很多有關(guān)中法文化交流的事，我告訴他5月我要去北大參加“未來十年中國和歐洲最關(guān)切的問題”第四次中歐對話論壇，他告訴我，他剛剛接待了由李棣華教授陪同來訪的巴黎《觀點》（Le Point）雜志主編，并轉(zhuǎn)贈了我一本《觀點》“1997 L’Année de la Chine”專號。談起《對話》論叢的刊號問題，記得他這樣溫和地對我說過，“作為一個非專業(yè)化的、無固定經(jīng)費和人手支撐的知識者業(yè)余同人刊物，有無正式刊號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確保文稿的學術(shù)質(zhì)量和思想價值，成熟一期出版一期，反倒駕馭自如，若有正式刊號，需定期出版，組稿、審稿，必負荷太重，久之則難以為繼�！彼�一邊說著，一邊從案頭拿出由他主編、剛出版不久的不定期論叢第三卷《學術(shù)集林》給我看，最后，他以這樣商量的語氣囑咐我：“你回去好好想一下，跟朋友們商量一下，如果你們覺得還是希望擁有一個正式刊號，那我就替你們跟一位在中宣部任副部長的朋友問問，看能否設法申請一個。”王先生這番話語，使我為之動容，久久不能平靜。后來考慮到申請正式刊號的難度，我們就再也沒有去麻煩先生，而是按他主編《學術(shù)集林》的思路和經(jīng)驗，努力創(chuàng)辦一個有思想追求和學術(shù)分量的不定期論叢，回想《跨文化對話》十年旅程，與先生的引領睿智是分不開的。

　　經(jīng)我們與法方合作伙伴兩年多積極籌備，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中文版創(chuàng)刊號，終于于 1998年10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隨即由編輯部和出版方，在上海靜安賓館舉行隆重的首發(fā)式，樂老師和湯先生專程從北京趕來主持，應邀與會的，除上海各媒體代表外，還有王元化、賈植芳、朱維錚、陳伯海、許紀霖等學術(shù)界前輩和不少年輕才俊，以及法駐上�？傤I事郁白先生，約30余人，這是我與王先生第四次會面。首發(fā)式上樂老師向來賓闡明了《對話》論叢創(chuàng)刊宗旨和期待后，王先生接著有個簡短的講話，支持刊物創(chuàng)辦，再次強調(diào)跨文化研究中，必須摒棄以西方為坐標的弊端，文字不長，照錄如下：“南京大學舉行過一次中法學者就不同的文化差異與共存的問題進行研討的會議，我是頭一次參加這樣的會。當時樂黛云教授從美國回來，一下飛機，就從北京再趕來南京參加討論，她那個勁頭是很讓人感動的。西學東漸之后，都是以西學為坐標來研討中國文化傳統(tǒng)，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也是以西學為參照坐標的。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也有以西方為坐標的傾向，也是西方化的。不同文化有沒有共同標準的問題，還要研究。不能強調(diào)“同”，忘了“異”，強調(diào)“異”，忘了“同”。不能光是從思辨中解決問題，那是不行的。我想，辦這樣一個刊物很有意義�！蹦谴螘�面，雖未有機會和王先生更多交流，但他這個講話和講話時的莊重高興的神情，我是記憶猶新的。臨別時，我也以他似的那種莊重和喜色對他說，在校系有關(guān)領導和部門的支持下，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榮幸地聘請他和湯先生、樂老師和巴黎知名學者伊夫·謝夫萊爾（Yves Chevrel）為兼職教授，誠邀他在方便的時候，再來南大講學，他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

　　自此很長一段時期，我與王先生都沒有能會面，但我與他的交往始終沒有中斷過：每年他會收到二至三輯《跨文化對話》贈書，逢年過節(jié)，編輯部都要給他寄去賀卡賀信，向他致意，他也給我們回復。我們極為關(guān)注來自王先生那里的一切，也時常通過報紙或友人獲悉他的令人歡欣的消息：新近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錄》、《清園書簡》、《清園近作集》等受到讀者怎樣的歡迎，他對思想文化探索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獲得了上海市政府和社會公眾怎樣的嘉獎……在此情境下，縱有和他相見的機會，我們卻不愿貿(mào)然去打擾他，寧肯讓他安靜思考、寫作。我們和他心氣相通，并不隔膜，我們在心底里默默祝福他，并堅守著與他再度晤面交流的相約。在這里，值得一記的是，2000年，我應寧夏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編《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為使這套大型跨文化叢書順暢開展，我們特邀季羨老、王先生、湯先生、樂老師等海內(nèi)外前輩為學術(shù)顧問，2002年初，叢書先期六卷開印之前，我給前輩們致函，誠邀他們賜序、賜字。沒有多久，王先生就用掛號寄來了他手書的陸機《文賦》中的名句“橐籥罔窮” [1]四字，題贈叢書，以資勉勵，給予了跨文化研究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所有作者和編者以巨大而永恒的精神鼓舞。接到先生這幅意義深遠的親筆題字，我內(nèi)心萬分激動，當即給他復函，代表叢書全體創(chuàng)作者向他致以深切的敬意！并跟他相約：叢書一俟出齊，便陪同出版方負責人和責編哈若蕙女士，一起去上�？赐�他，向他敬獻他所關(guān)注、扶掖的10卷集跨文化研究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

　　由于叢書整體開發(fā)意想不到的難度牽扯與拖累，10卷《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全書，直至2006年初才出齊。歲月悠悠，一晃就是四個春秋！從叢書印齊這一年起，我便不斷催促著寧夏人民出版社負責人，相約去上�？赐�王先生，但寧夏方面，終因社務和編務太忙而一時難以成行，一延又是一個寒暑！在這一年里，時而從上海傳來消息說，王先生近來因身體疲累不適，已離家到別處讀書休息了；
又傳王師母已先他而去了，但先生無恙，精神尚健，仍筆耕不輟。這些尚未得到證實的信息，都讓我們惴惴不安：先生依然康健嗎？我們一年中照例寄發(fā)的《跨文化對話》和歲末賀卡，他能如期收到嗎？2007年9月，樂老師、湯先生來南大講座，我從他們那里獲知王先生已身患重癥，但病情穩(wěn)定，這使我心里不禁一震，分外惦記著先生的健康。那時，我因要馬上赴法訪學而不能和樂老師湯先生一道去探望先生，只能請他們轉(zhuǎn)致我對先生深切的問候，便懷著一種隱隱的愧疚、不安的心情，踏上西去法國的旅程。去年10底，我在巴黎漢學研究所圖書館，巧遇也在巴黎訪學的王先生高足胡曉明教授，問及先生的健康，胡教授告曰：王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的身體在康復之中。這讓我從心底里感到由衷的欣喜，我在巴黎默默地遙祝先生早日康復，期盼著年底回國，相約寧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們一道去看望他！

　　誰料想2008年的頭幾個月，卻是我們偉大祖國所經(jīng)歷的“多事之秋”。然而相約上海，看望王先生，仍然是我和寧夏銀川的朋友們內(nèi)心的熱望。4月下旬，我終于和已擔任寧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長的哈若蕙女士電話約定，5月一起前往上海拜望王先生，代表出版社和《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編委會去拜見他、答謝他，雖然這是一次遲到的拜見和答謝，但它畢竟是相約有年的晤面，我們還是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興奮。為此，我們準備帶上10卷集全套《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和一枚由出版社專為他刻制的漢夏對照的賀蘭石印章，當面敬獻于先生，以深切感謝他對叢書創(chuàng)設和全體創(chuàng)作者的勉勵與支持。不料，正待一切準備就緒，就要起程之時，我們分別從網(wǎng)絡和報紙驚悉，王元化先生已于5月9日在上海與世長辭了！當若蕙女士將這一不幸的消息從銀川電告于我的時候，我正獨自在南京自家書房里，對著《文學報》頭版刊登的 “一個存在感受豐沛的思者” 標題下方王先生那幅微笑慈祥的遺像發(fā)呆，說不出一句話來，好一陣子才對著話筒回話：“我們?nèi)サ锰�遲了！”是的，我們?nèi)サ锰�晚了，毋寧說，先生走得太早了！想不到，1998年《跨文化對話》首發(fā)式上的相聚離別，竟成了我與先生的永別！命運之神，沒有能讓我們在先生離世前見到他，這成為我們終身的遺憾！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黑色五月”，驚悉先生謝世的噩耗后，我們甚至都沒有去打聽一下，先生的追悼會在何時何地舉行，設法在先生靈堂前敬上一束花圈，想起來更使我們難過、負疚。在數(shù)萬生靈葬身于斷桓瓦礫之中，舉國同悲的“國殤”之日，我們?yōu)闊o數(shù)死難的同胞哭泣，也為失去“一個存在感受豐沛的思者”、一位“心的光明”的智者而萬分痛惜！安息吧，遠去的智者！

　　草于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期間，

　　修訂于9月3日凌晨，南京龍江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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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橐籥”二字，出自《老子》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意思是天地的空間就象一個大“風箱”，一推一拉，一呼一吸，引申為太虛的元氣在宇宙自然流行。陸機《文賦》用以論文：“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并育”。意思是豐富的文辭如同風箱鼓風（或者解作，宇宙間的元氣自然流通）一樣，沒有窮盡，與天地同般生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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