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黑幕揭發(fā)運動是20世紀初美國從農業(yè)社會到工業(yè)社會的轉型剛剛完成之際發(fā)生的一場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其中一批有志于社會改革和社會正義的作家/新聞工作者即“黑幕揭發(fā)者”，利用當時已經大眾化的傳媒——期刊，以深度的解析和犀利的言論抨擊了伴隨社會轉型而來的種種不公和腐敗現(xiàn)象，與政界、商界和知識界的其他進步力量一起，通過激活公眾輿論、促使民眾覺醒和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現(xiàn)的社會失序，進而鞏固了生產力發(fā)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會體制。黑幕揭發(fā)運動歷時不久，然而它的影響的深廣度是新聞和文學史界上罕見的，它在動蕩而復雜的社會變革中幫助國人形成共識，為最終完成社會轉型進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調適。黑幕揭發(fā)報道也成為美國當今威力最為強大的新聞輿論監(jiān)督樣式——調查性報道的先聲。借鑒黑幕揭發(fā)運動的經驗教訓，對于構想和設計中國新聞/大眾傳播新體制，使之有效擔當轉型期的社會守望者和社會雷達的角色，在這場運動百年之后仍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關鍵詞：黑幕揭發(fā)、社會轉型、輿論監(jiān)督、社會正義

　　引 言

　　黑幕揭發(fā)運動是20世紀初美國從農業(yè)社會到工業(yè)社會的轉型剛剛完成之際發(fā)生的一場改革運動，其中一批有志于社會改革和社會正義的作家/新聞工作者利用當時已經大眾化的傳媒——期刊，伴隨著深度解析的報道和言論抨擊了社會轉型而來的種種不公和腐敗現(xiàn)象，與政界、商界和知識界的其他進步力量一起，通過民眾覺醒——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現(xiàn)的社會失序，進而鞏固了生產力發(fā)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會體制。

　　由于期刊的特殊性質和這場運動參與者的多重身份，這段歷史通常不進入中國新聞和文學研究的視野，國人發(fā)表的有關文獻幾近于無，而只限于翻譯著作和論文中，因此人們對這場運動不甚了了，或者有時僅從一鱗半爪的材料中得出偏頗的甚至于錯誤的推斷。而往往成了文學史的一部分，國內學界研究成果幾無跡可尋。今年是這場社會運動肇始100周年，在改革開放中快速發(fā)展的中國，在諸多方面面臨著與社會制度不同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100多年前相似的境遇和社會問題。這就為研究社會轉型與大眾傳播的互動，提供了一個參照價值彼高的個案。本文便是對這一個案的一個初步描述與研究。

　　“1890年代的分水嶺”與進步時代

　　美國史學家亨利•S•康馬杰說：1890年代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在分水嶺的一邊，主要是一個農業(yè)的美國”，“在分水嶺的另一邊，是現(xiàn)代的美國；
它主要是一個城市化的工業(yè)國家”（康馬杰，1988：63）。

　　南北戰(zhàn)爭之后，美國進入所謂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語出馬克•吐溫和查爾斯•沃納一部小說之名)。這一時期的特征是：經濟迅速形成，富有的東部工業(yè)集團控制了國家政治。據(jù)調查：1890年，八分之一的人擁有全國八分之七的財富（黃安年，1992：382）；
1900年，十分之一的人擁有全國十分之九的財富，百萬富翁從1860年的3個增加以約3,800個(Weinberg, 1961: xiii)。1860—1900年間，百萬人口的城市由1個增至5個，50—100萬人口的城市由2個增至5個，1—10萬人口的小城市由84個激增至402個（黃安年，1992：373）。農業(yè)人口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例則從1860年的81.23%降至1900年的60.23%（黃安年，1992：360）。一些小型分散的企業(yè)通過合伙經營（pool，又叫君子協(xié)定）、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組織方式，發(fā)展成支配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企業(yè)。在1897年與1904年間發(fā)生過319次公司合并，資本總計63億美元。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合并了20家分散的石油公司，到1904年控制了國內石油貿易的80%，石油出口的90%。J•P•摩根在1901年合并10家鋼鐵公司，以巨大的卡內基鋼鐵公司為中心，組成美國鋼鐵公司，它擁有的現(xiàn)金可以應付美國政府1880年的全部開支（卡爾金斯，1984：244）。

　　占據(jù)著商界、工廠和工廠生活的托拉斯和壟斷企業(yè)在國家經濟中變得更為重要。運作有序的財富統(tǒng)治著政治，呼風喚雨，政治腐敗成了大商業(yè)和大政治老板之間每日的風流韻事。一位參觀過紐約城的游客將美國經濟中心紐約城比作“一位衣著舞裙的貴婦，戴著鉆石耳環(huán)、蹬著一雙露趾的皮靴”(Weinberg, 1961: viii)。

　　生產力的空前發(fā)展使美國生機勃發(fā)。但是，“美國人對新時代的到來既無經驗也無精神準備”（康馬杰，1988：73），美國社會中出現(xiàn)了成堆的問題：政黨核心小集團（machine）和老板（boss，一譯黨魁）控制城市、政府官員貪污受賄、經濟權力集中、大企業(yè)享有特權操縱國計民生、財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廠、童工和女工處境悲慘、貧民窟、勞工互相傾軋、許多人沒有選舉權、不合理的稅法、對黑人移民的偏見和歧視、假藥和不潔食品充斥市場、農民不滿意以及國家資源被浪費，等等。

　　這些工業(yè)化的弊端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從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這一時期，一批有識之士力圖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基本改革，史稱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其杰出領導人除政界的伍德羅•威爾遜、西奧多•羅斯福、羅伯特•拉福萊特、喬治•諾里斯，知識界的約翰•杜威、威廉•詹姆斯等之外，就要數(shù)新聞界和文學界中的黑幕揭發(fā)者了。

　　1890年代也是美國新舊新聞事業(yè)的分水嶺，“民主化市場社會”（Schudson, 1993: 58—59）孕育出發(fā)達的新聞事業(yè)（史稱“新式新聞事業(yè)”）(埃默里，2001)。1830年代開始的報刊大眾化進程，到世紀之交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城市人口增加，對報刊的需求擴大，這使新聞業(yè)成為地位日益重要、利潤較高的產業(yè)。造紙、排版、印刷、攝影、折報、運輸新技術的應用，1879年的郵政法，都刺激了報刊的大規(guī)模生產。從180年到1900年，報紙數(shù)目增加3倍，銷售量增加近6倍；
日報由1880年代的909種增加到1900年的2190種（張允若，1996：147—148、152）。“從1880年代中期到世紀之交這15年里，人們普遍采用了我們認為同現(xiàn)代新聞事業(yè)有關的幾乎每一種編輯手法或方針（康馬杰，1988：105）”。辦報者中的主要新領袖有約瑟夫•普利策（1847—1911）、威廉•倫道夫•赫斯特（1863—1951）和愛德華•斯克里普斯（1854—1926）。

　　在雜志業(yè)中也出現(xiàn)了新的領袖人物。弗蘭克•芒西（1854—1925）是其中一個，他在紐約的雜志界苦斗了10年，才在1889年創(chuàng)辦《芒西》成功。愛爾蘭裔的S•S•麥克盧爾（1857—1949）于1893年出版了《麥克盧爾》，兩年后發(fā)行量達25萬。第三份重要雜志是《世界主義者》，創(chuàng)辦于1886年，1905年出售給赫斯特。到20世紀初，《芒西》的發(fā)行量已達65萬份，居于各雜志之首。以上3份雜志均為月刊，都刊登流行小說、一般文章和圖片。賽勒斯•柯蒂斯（1850—1933）1883年創(chuàng)辦的《婦女家庭雜志》則成為女性雜志中的新領袖。在周刊中則有柯蒂斯1897年買下的《星期六晚郵報》、1888年由彼得•科利爾（1849—1909）創(chuàng)辦的《柯里爾》和1857年問世的《哈潑斯周刊》等。雜志數(shù)量從1865年的700種增加到1885年的3300種（張覺明，1987：60）。

　　黑幕揭發(fā)者的不朽功績

　　關于黑幕揭發(fā)運動的起始和終止時間，學界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從1902年到1912年，有的認為終止于1914年。但是多數(shù)人認為它肇始于1903年1月《麥克盧雜志》同時發(fā)表林肯•斯蒂芬斯、艾達•塔貝爾和雷•斯坦納德•貝克的3篇文章之時。

　　這場運動迅速試卷社會各個角落。在政治領域中，它從城市、州波及國家立法機關。有關資料顯示，1880年代，代表美國當時38個州的76名國會參議員中有20名百萬富翁，其他人與鐵路公司、冶金、石油等大商業(yè)多有瓜葛。于是，前紐約《世界報》記者、思想激進的戴維•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1906年3月號的《世界主義者》上發(fā)表了《參議院的叛國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擊納爾遜•奧爾德里奇等20多位參議員，稱他們是財團的代言人。文章通篇盡是“叛國”、“無恥”、“掠奪”、“強盜”、“財團”這些激烈的字眼，一時間舉國皆掠，以至于公認的改革派領袖西奧多•羅斯�？偨y(tǒng)也捺不住，在公開發(fā)表的演說中給這類揭發(fā)美國社會腐敗現(xiàn)象的記者和作家加上了“扒糞者”（Muckrakers，后通譯為“黑幕揭發(fā)者”）的稱呼。此名源于17世紀英國清教徒宣道者兼作家約翰•班揚的小說《天路歷程》中的扒糞人那樣，手拿糞耙目不轉睛，對美好的事物視而不見，專門盯住卑鄙墮落的東西不放。雖然林肯•斯蒂芬斯這些羅斯福的友人當時感到震怒，但是“扒糞者”一語不久便成了一種高貴的尊稱和一枚光榮的勛章，而為揭丑者欣然接受。黑幕揭發(fā)運動因此反而“名正言順”，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十多年。據(jù)統(tǒng)計，1900—1915年間，黑幕揭發(fā)者大約發(fā)表了2,000文章(Miraldi, 1990: 28)。

　　誠如阿瑟•溫伯格所言，黑幕揭發(fā)者的觸角遍及美國生活的每一階段，無一幸免。他們描述、分析，準確無誤地指出弊病。黑幕揭發(fā)者是大膽的，他們指名道姓的指責詳盡而直接，對政界、商界的腐敗毫不轉彎抹角。他們發(fā)現(xiàn)的問題形形色色：食物摻假、金融和保險公司肆無忌憚的行為、欺詐性的索賠和專賣藥中含有有害萬分、踐踏自然資源、官僚主義、賣淫、政府與黑道勾結、監(jiān)獄的情況和報紙為廣告商支配等內幕，被一一揭露出來。黑幕揭發(fā)者是“改革的宣揚者”。他們是進步運動中新聞界的代表。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發(fā)雜志在喚醒慵懶公眾正義感的憤怒上功不可沒。他們使進步主義為世人所矚目，給這個政治運動提供了動力，幫助通過社會和經濟立法(Weinberg, 1961: xix)。

　　黑幕揭發(fā)運動歷時不久，然而它的影響的深廣度是新聞和文學史界上罕見的。黑幕揭發(fā)者激活了公眾輿論，“恥辱”一詞使人想到，揭發(fā)黑幕“實在是一場世俗性的‘大覺醒’，因為那些新聞記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圖激發(fā)全國的罪惡意識”（埃利奧特，1991：350）。作為黑幕揭發(fā)作品載體的雜志，在凸顯新聞界的監(jiān)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過了報紙，進而在動蕩而復雜的社會中幫助國人形成共識，“新聞界和文學界的男男女女與政治家、勞工領袖、改革家和鼓動家、教授和牧師以及社會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響了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進程”（ 埃默里，2001：247），最終為完成社會轉型進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調適。

　　由于美國是一個“要求更完善的法律、理性以及實際觀念”（利德基，1991：353）的法理社會，因此衡量社會運動成效的最重要標準是看它對立法進程的影響。在這方面，黑幕揭發(fā)運動可謂居功至偉。受它的影響，“市、州和國家的社會立法洶涌而至，幾乎席卷公眾所感興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動方式”（梅里亞姆，1988：268）這些改革性法案有：憲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純凈食品和藥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檢查法》（1906年）、打擊放任自流式經濟的《赫伯恩法》（1906年）、《報紙公示法》（1912年）《聯(lián)邦儲備法》（1914年）、《克萊頓反托拉斯法》（1914年）、《聯(lián)邦貿易委員會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諸多法律：婦女選舉權、創(chuàng)制權、復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選任人數(shù)、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李軍，1992：246—247）（埃默里，2001：244）。

　　《人人》雜志在1908年1月號上列舉了黑幕揭發(fā)者的成就：“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苦難公眾了，保險業(yè)運行機制更為健全了，銀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廣告基本真實，食品和藥物摻假將冒更大的風險。公共運輸公司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安全。舊時政治老板風光已不再了。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設。人們開始提名自己的候選人……兒童在法庭上獲得美好童年，弱勢群體在和賭博老手和灑館的對抗中獲得保護。我們的公眾資源得到了保護。”

　　黑幕揭發(fā)運動還成為1960年代興起的調查性新聞事業(yè)（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先聲，后者派生出美國當代主流新聞思潮之一的調查性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1985年普利策新聞獎增設調查性報道獎，則賦予這種威力強大的輿論監(jiān)督樣式以合法地位。

　　雜志新聞事業(yè)與公共領域

　　進步時代伊始，美國報界已經出現(xiàn)了一批“人民的斗士”。普利策堅持認為：“新聞必須具有揭露社會弊端的特色”（斯旺伯格，1989：65）；
赫斯特也鼓吹過“消滅罪惡的托拉斯”（埃默里，2001：250）；
斯克里普斯則宣稱：“我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難于更加富有，使貧窮者易于避免更加貧窮”（埃默里，2001：246）。盡管他們主持的報紙都揭露出一些貪污腐敗行為，但是與黑幕揭發(fā)運動遠遠不能相提并論。最令筆者意外的是讀到林肯•斯蒂芬斯的文章《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時代》時所產生的困惑：那不是大力倡導社會改革的普利策奠定其報界偉業(yè)基礎的城市嗎？

　　美國是一個聯(lián)邦制國家，地區(qū)差距顯著，報紙又多半是城市的產物，因此美國報紙的城市性、地方性和社區(qū)性一直是一個突出特點。既然腐敗是全國性通病，偏于一隅的報紙自然難有真正的作為。而現(xiàn)代雜志的一大特點便是全國性�！耙话愣�論，雜志所探討者，乃多為全國性的問題，予讀者國性的觀念及眼光，所以雜志與電視相同，一向被視為全國性的媒介，而結全國讀者有普遍的影響力量”（張覺明，1987：26）（第一份全國性報紙《今日美國》1982年才問世）。

　　雜志的第二個特點是它與社會改革和社會精英的密切關系。19世紀的兩位哲人說過：“報紙的最大好處，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預運動”，雜志則可以“只談最主要的問題……詳細地科學地研究作為整個政治運動的基礎的經濟關系”（馬克思、恩格斯，1959：3）。國人張覺明也指出：雜志作為傳播媒介，其“解釋及忠告功能最急切的功效，常見于社會改革”，綜合性雜志“多為社會改革的先鋒”（張覺明，1987：26—27）。1900年，美國的全國性雜志已有50種以上，它們吸引了報界、政治、經濟、文學、法律等各界精英人物擔任撰稿人。這些精英又影響了更多的社會精英，即政策決定者、高級知識分子、企業(yè)界主管以及各階層輿論領袖，因此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廉價雜志的大量涌現(xiàn)又將這種影響擴及大眾，進而促進了在反腐敗和改革問題上全國性共識的形成。大眾的興趣又促進了雜志業(yè)的繁榮，從事黑幕揭發(fā)的雜志每月總發(fā)行量曾高達300萬份(Miraldi, 1990: 5)。

　　哈貝馬斯在其著名的“公共領域”理論中非常重視雜志的作用。他所謂的“公共領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達以及溝通意見，以形成民意或公識的社會生活領域（張錦華，1994：203）。他指出：“公共領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松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哈貝馬斯，1999b：35）。他認為，18世紀初葉由英國作家兼記者笛福、阿迪生、斯蒂爾等人辦的熔新聞和文學于一爐的雜志和咖啡館開公共領域之先河。他并推崇隨后出現(xiàn)的一批力主改革、批評政府的刊物，稱有了這樣的雜志，“報刊才成為真正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即第四等級的批評機構”（哈貝馬斯，1999b：35）。哈貝馬斯可能沒有研究過黑幕揭發(fā)運動，如果關注到了它，那么他會不會認為它是他所謂的公共領域自19世紀在歐美逐漸瓦解以后的一次回光返照呢？筆者似乎不這么看。

　　社會轉型與大眾傳播

　　黑幕揭發(fā)運動發(fā)端近百年來，人類在20年世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變，以科學技術為第一生產力的工業(yè)化國家（發(fā)達國家）大致從1960年代起開始步入后現(xiàn)代社會（后工業(yè)社會、信息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王岳川，1996：5—8），然而對于占全球人口更大比例的后發(fā)國家（發(fā)展中國家）來說，仍然面臨著并且通常渴求著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從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過渡和轉型�！艾F(xiàn)代化以及追求現(xiàn)代性的熱望，或許是當代最普遍和最顯著的特性”（艾森斯塔德，1988：1）。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對現(xiàn)代化的追求已經不下于整整一個世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同建國以后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行動和“趕英趕美”、“大躍進”、“放衛(wèi)星”、“四個現(xiàn)代化”、“落后就要挨打”、“發(fā)展是硬道理”這些口號中可以看出國人和權力精英們的急切心情。然而直到1978年以后，隨著國門的開啟，中國內在的變革力量才與發(fā)達國家在有了日益廣泛和深入的交往。在這種交往持續(xù)了20多年后，我們發(fā)現(xiàn)，在世界各主要國家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現(xiàn)代化轉型中，中國的轉型可能是最為復雜的，這是因為，社會轉型決不是像我們的權力精英當初設想的那樣，無需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宗教、倫理和大眾傳播在內）諸體制方面實現(xiàn)轉換，而單靠引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就能解決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20年來的經濟成長顯然屬于“速進”型。在舉世公認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的成就后面，也積淀了工業(yè)化國家過去在轉型時期遇到了普遍問題，如黑幕揭發(fā)作品揭露的問題，主要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腐敗，以及當代世界普遍的社會偏離（賣淫、賭博、吸毒、不當行為、犯罪、放蕩、流浪、自甘潦倒、性倒錯等）（沙蓮香，1994：190），以及一些中國特有的問題，諸如極左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與真空、人口超飽和、地區(qū)發(fā)展失衡、民族問題、作為社會穩(wěn)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作為后發(fā)國家又一受到了信息社會的挑戰(zhàn)，等等。因此我們的改革開放/現(xiàn)代化事業(yè)面臨著全面的制度和體制創(chuàng)新的多重任務。見下表：

　　各主要國家社會轉型期政治經濟文化傳播體制比較

　　英國 19世紀中 葉完成 和平-漸進 多 黨 市 場 新教 獨 立 自由主義/社會責任 民主新自由主義

　　法國 20世紀初 完成 戰(zhàn)敗-速進 多 黨 市 場 天主教 獨 立 自由主義/社會責任 民主管制

　　美國 19世紀末 完成 和平-速進 多 黨 市場 新教 獨立 自由主義/社會責任 民主新自由主義

　　德國 一次大戰(zhàn) 后完成 戰(zhàn)勝/革命 -改制 君主- 多黨 市場 新教 半隸屬 自由主義/社會責任 民主管制

　　日本 20世紀 上半葉完成 戰(zhàn)勝-漸進 /改制 君主- 多黨 市場 神道教 半隸屬 自由主義/社會責任 民主新自由主義

　　俄羅斯***20世紀初 開始 戰(zhàn)爭-反復 一黨- 多黨 計劃- 市場 東正教 隸屬- 獨立 蘇聯(lián)式-自由主義 轉型與混合

　　印度 1947年開始 獨立-漸進 多 黨 市場 印度教 獨立 自由主義/發(fā)展 民主管制

　　中國 1949年開始 戰(zhàn)爭-反復 多黨 合作 計劃- 市場 隸屬 蘇聯(lián)式/ 發(fā)展 轉型與混合

　　*根據(jù)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1983年的分類，各國的主導性媒介理論有以下6種：（1）威權主義理論；
（2）自由報業(yè)理論；
（3）社會責任理論；
（4）蘇聯(lián)式理論；
（5）發(fā)展理論；
（6）民主參與理論（Watson,1998：90—93）。

　　*根據(jù)詹姆斯•科倫和樸明貞的新理論，各國的主導性大眾傳播社會理論有以下5種：（1）轉型與混合社會；
（2）威權新自由主義社會；
（3）威權管制社會；
（4）民主新自由主義社會；
（5）民主管制社會（Curran and Park,2000）。

　　***俄羅斯的現(xiàn)代化進程已有一個世紀以上，迄今尚未完成，其間發(fā)生了多次國家制度的改造。

　　在當下已確立走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化道路的基本戰(zhàn)略和建立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社會的前提下，借鑒各國的體制、理論和運作機制，構想和設計新聞/大眾傳播新體制，為建立民主政治、法制經濟和公民社會擔當社會守望者和社會雷達的角色，其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

　　如果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表明，“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從來沒有發(fā)生過重大的饑饉”（森，2001），那么新聞界對權力精英和政府的監(jiān)督的存廢與強弱也同樣至關重要。西方國家轉型時期滋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并不都是像英美等國那樣受到普遍抑制和消解的，而在剛剛完成了工業(yè)化的德國和即將完成工業(yè)化的意大利和日本，1920—1930年代先后興起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其中新聞界/大眾傳播界非但未能制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這些現(xiàn)代文明的怪物執(zhí)掌文明國家的權柄，反而為虎謀皮，教訓甚為慘痛。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在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過程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經濟成就。但是與之俱來的貪污腐敗現(xiàn)象也四處蔓延開來，以致于幾乎成為今日的“政治之癌”。如今人們公認其中一大原因是缺少監(jiān)督的權力。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腐敗危害社會的穩(wěn)定，分化國家的整合，損耗政府的效能，擾亂政府的管理；
并且破壞社會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導致政府資金的流失，致使公眾法律信念淡漠和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造成了政治混亂可能中斷國家現(xiàn)代化的進程。

　　腐敗導致的直接后果是財富的嚴重不合理分配。據(jù)調查，到1990年代中，中國大陸財富集中的程度超過了美國。1994年，最貧窮的20%家庭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財富的50.24%（何清漣，1998：154）。

這種兩極分化導致了“民眾的相對剝奪感”（何清漣，1998：234）；

換言之，在中國，尤其是在地方一級，“剝奪者”與“被剝奪者”的矛盾在不斷加深，為政治不穩(wěn)定埋下了種子。據(jù)德國哥丁根大學1995年的一項評估報告，中國的廉潔度居41個國家和地區(qū)中的第40位（第41位是印尼）（何清漣，1998：1126）。

　　中國普通民眾目睹腐敗劣跡，自然是不滿和痛恨。然而他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反映和表達心聲的渠道通常是匱乏的。出于政治穩(wěn)定的考慮，1989年以后，黨為媒體制訂了“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一些地方上的腐敗官員利用這一方針，冠冕堂皇地堵塞了新聞輿論監(jiān)督的渠道，尤其是在他們治下，媒體總是報喜不報憂，并成為頌揚個人“政績”的工具。在初步建立的市場機制作用下，傳媒已經將其價值取向轉到了經濟效益上（陳力丹，2001）。而在新崛起的公共關系業(yè)和廣告業(yè)的侵蝕下，傳媒可能出現(xiàn)了哈貝馬斯所謂的“再封建化”（哈貝馬斯，1999：170—171）。

　　中外學者普遍同意，大眾傳播在當今各國的政治發(fā)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媒體不僅在傳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識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導社會政治方向方面都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現(xiàn)在，國人在腐敗成風的嚴酷現(xiàn)實面前形成了共識：必須以權力來制約權力，而代行民眾知情權、批評權的媒體有望成為反腐敗的利器。政治發(fā)展需要大眾傳媒的支持。獨立運作、體現(xiàn)公意的媒體是社會良知的體現(xiàn)。同其他社會監(jiān)督方式相比，媒體所開展的輿論監(jiān)督具有以下獨特優(yōu)勢：（1）不受地域、行業(yè)、領域限制，對社會進行全方位掃描；
（2）干預迅速；
（3）社會成本低廉。在這方面，由媒體獨立進行的率先而獨立的監(jiān)督數(shù)量和層次都遠遠大不到與我們的社會發(fā)展相稱的要求，我們甚至落在了印度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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