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西方學術界迄今有關中國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是國際上研究文革的領軍人物馬若德在他的三巨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基礎上，精心研磨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毛澤東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二ＯＯ九年中文簡體字版）的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二ＯＯ六年出版，它的孕育出世有趣而又嚴峻。我作為見證人之一，撫卷回想，幾多感慨！

　　此書的淵源久矣！遠在一九八Ｏ年代中期，哈佛校方就正式向本書作者Roerick MacFarquhar， 馬若德（國內把他的名字音譯成麥克法夸爾）提議，可否在該�！逗诵恼n程》大欄目下，新開一門專講中國文革的課？如果開成了，這將是全世界主要大學里，首項以中國文革為主題的完整課目。

　　雖然該建議對馬若德頗具誘惑力，但他卻心中無底。中國的文革是那么的撲朔迷離、錯綜復雜，怎么好給美國本土生長的大孩子們講清楚呢？比如說，毛正式發(fā)動文革的頭排炮火——對《海瑞罷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罷官是十六世紀中葉，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還早了兩個多世紀。怎么能夠對美國的本科生講明白，在毛的中國，古代史、中世紀史都是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的小丫頭呢？

　　誰知道首屆《中國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八八年春開課時，哈佛本科生中主動要來上的幾達千名，哈佛本科生全部才六千多人。這么大規(guī)模的課，倒是給后勤部門出了道難題，因為沒有這么大的常規(guī)教室。無奈，校方只好準許這門課在Sanders劇院里上；
該棟古建筑物頗具文物價值，平時保管甚嚴，通常是在重大慶典時才動用。

　　我記得正式注冊上首屆文革課的學生是八百三十名左右，僅助教就有二十二名，包括本人在內。那時沒有現成的課本，馬若德就組織助教認真挑選中文資料譯成英文，復印裝訂成冊。我印象鮮明的是當時在討論如何翻譯文革特有術語遭遇的困難，常為一個譯法爭論半天。比如“走資派”，最后選定的是capitalist roaders；
有學生在測驗時望文生義，把它解釋成：“非常富有的人開著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這部《毛最后的革命》，狹義的說，是從一九八八年春啟動的，到它的英文版發(fā)行近二十年。而從廣義上說，它是從一九六八年啟動的——那時中國文革正處于高潮，馬若德就已經敏銳地感到它的非同尋常，遂將其定為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由此而奠定了他作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領軍人物。一九七四年，他發(fā)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的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
一九八三年，發(fā)表了第二卷，聚焦大躍進；
一九九七年，第三卷發(fā)行，剖析中共高層在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的嚴重分歧。三部加起來一千七百頁，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是讓人望而生畏！它們獲得了“亞洲研究學會”一九九九年度倍受尊敬的Levenson獎。《毛最后的革命》就是馬若德在文革前史三部曲的基礎上，處理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通史。接受了眾多學者和學生的建議，馬若德把這部通史壓縮成一卷，所以它很“釅”。在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文革的著述雖然汗牛充棟，而通史卻寥寥可數，基本的困難既是因為“太多”，亦是因為“太少”——“太多”是那十年動蕩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席卷了數億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所有重要方面綜攬于一書，難度也是異乎尋常的，惟有在這個專題及其周邊領域里深耕細作經年、且視野廣闊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當、駕馭自如。而“太少”，則是有關文革的核心原始資料一直沒有開放；
文革最重要的領導者、犧牲品和幸存者（毛、劉少奇、彭真、周恩來、林彪、鄧小平、江青、康生、張春橋），均未發(fā)表過文革回憶錄。因此，立志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煙海般的零散資料和“切片分析”（即有關文革某一細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鑒別，才能提煉出相對而言更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全貌描繪出來。

　　本書是西方學術界迄今有關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據的資料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數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從它的英文版近二百頁的注釋和文獻索引（占全書的幾乎四分之一）中看出。馬若德是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費氏乃是第一位不是治美國史卻被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大家）的弟子，然后就任的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聯(lián)席講座教授之職�！睹�最后的革命》便體現了馬若德的治學基調：它首先是一部編年史，力求把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頭緒；
它同時也是一部銓釋史，力求對文革這部政治劇中最重要的演員——不論是得勝者還是失敗者——行動的動機，給出合乎事實和邏輯的解釋。

　　雖然這部通史對文革十年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教、外交諸方面均有交叉描述，著力最多的，仍然是高層政治爭斗的動力學。馬若德筆下的那些重要人物是多維的，就像經典電影中的角色，很難用一個單面的形容詞去界定。作者對晦暗不明的高層政治悲劇和滑稽劇能夠作出扎實的、頗具說服力的剖析，除了上文所說的依據自己和同行多年實證研究的成果外，還得益于他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馬若德曾任數屆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政府系的主任，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接待過許多來自中國的資深訪問者，其中不乏文革的重要參與者和知情人。他們的所知所聞在中國不易照實公開發(fā)表，而在哈佛的自由環(huán)境里，便可以更加實事求是地交流。

　　閱讀這本文革通史的時候，我又一次回想起多年前馬若德發(fā)出的一連串提問。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剛發(fā)行的一套四冊厚書，《統(tǒng)帥部的斗爭》、《兵變！兵變！》、《八載秦城夢》、《千秋功罪》，其中收集的文章，當時在中國屬于廣為閱讀的“文革記事”。我立刻給馬若德郵去一套，一段時間后，他在電子郵件中問我：“這些文章的可靠性如何？它們是否夠格都被視為嚴肅的歷史研究？”他的疑點源于部分文章在描述文革中重要當事人在關鍵時刻是怎么“想”的，他們的“思緒”和“心情”如何，而有些當事人早已喪命于文革時期。馬若德疑問：“這些作者當時并沒有機會與當事人接觸，他們是怎么獲知那些當事人內心的思考和情緒的？”按照嚴格的學術研究規(guī)范，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這個關節(jié)點上毫無交代。這種實證主義的治史態(tài)度，在《毛最后的革命》里處處顯現：有幾分資料，就說幾分話；
在資料不充分的關節(jié)點上，就提出一種以上的可能性，讓讀者比較和判別哪種可能性的高或低。這種審慎的實證主義史學方法，特別值得當代中國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齊，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變成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孫大圣，具有看穿別人內心活動的特異功能。

　　馬若德在《毛最后的革命》書首的題詞中，把這部研磨近四十年的著作“獻給所有以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和言論啟發(fā)了我們的中國人。也獻給未來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們或許能夠更自由地對這些事件進行研究和著述。”而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是分別獻給他的結發(fā)妻子、女兒和兒子、比較思想史大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他退休以后那個講座教授席位的繼承者就是馬若德）的，由此可以看出馬若德對中國的感情和中國學術界的期待之深。我相信，本書中文譯本簡體字版的發(fā)行，將會有力地刺激中國國內的文革研究者和知情人，在進一步挖掘、收集、整理相關的資料方面，或者對已有資料作新視角的銓釋方面，或者兼而有之，作出更可觀的優(yōu)質工作。

　　比如，在資料的發(fā)掘進展方面，我參加二ＯＯ八年底的一個研討會時，聽到清華大學一位農業(yè)經濟史專家說，最近有中國學者的研究，發(fā)現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的原意圖是重新回到三年大饑荒前大躍進高峰期確定的糧食征購目標。毛的提議遭到與會代表多數的質疑抵觸，因為高征購目標正是導致千百萬人餓死的主因。全國農民剛剛喘息了一下，又要從饑民口里奪糧，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后果實在不堪設想。面對全國五級（中央、大區(qū)、省、地、縣）黨政干部代表多數的質疑抵觸，毛不得已收回了原提議。清華大學的這位專家說，這項研究更有力地解釋了毛為什么要發(fā)動文革——如果毛的清洗目標僅僅是劉少奇、彭真等幾個領導人的話，他完全可以通過“政治手術”式的方法去解決，就象他此前解決“彭德懷反黨集團”、“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等等一樣。正是由于毛的治國方針在全國五級干部代表的七千人大會上得不到多數的擁護，才促使他決心發(fā)動一場“橫掃”從上到下一大批“篡奪了黨政軍領導權的修正主義分子”的大規(guī)模運動。

　　我本人很在意的，是文革研究中一個長期被忽視乃至被排斥的方面——造反派和紅衛(wèi)兵的過激行動（包括暴力行動）的社會反抗原因。我在紀念文革發(fā)動四十周年的一篇文章里，講解了這個道理。簡言之，我的觀察如下：文革中造反派和紅衛(wèi)兵在批斗當權派的過程中，并不是一視同仁的。他們不是毫無區(qū)別地對周圍所有的當權派施加同等程度的過激乃至暴力的行為；
那些在文革之前對下屬特別專橫跋扈、魚肉平民百姓的干部，更有可能在文革的大混亂中，遭到對其往日的所作所為相當了解的本地區(qū)造反派和紅衛(wèi)兵的劇烈報復。這類報復行為，從嚴格的技術的意義上說是非法的，但卻合乎政治社會學意義上的受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范疇。

　　值得憂慮的是，這種“以暴抗暴”、“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huán)的互動機制和激進主義的趨勢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又有抬頭的跡象，最明白無誤的例子，莫過于二ＯＯ八年的“楊屠警事件”及其在全中國引起的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研究文革不僅具有史學價值，它對如何建立公正的社會、推進法治和反腐敗等重大現實問題，均具有長遠深刻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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