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農(nóng)歷閏五月十九日，這一天是中國學術界的哀悼日。這一天，兩位文化老人任繼愈先生和季羨林先生，一前一后離開了我們。任公逝于4時30分，季老逝于8時50分。

　　我是先得知季羨林先生辭世消息的，中午便接到媒體電話，囑寫一篇悼文。在寫悼念季老的文章時，我心中還想起了任繼愈先生，因為幾天前就聽聞他病危昏迷的消息。寫完悼文，是下午3時，接到語文教育學者王麗的電話，告知任繼愈先生也在同一天去世了。在任先生的最后幾年，王麗常去看望任先生，算是與任先生走得較近的晚輩了。

　　聽到這一消息，我才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風木與悲的意味。一日之內，兩大文星隕落，不禁更讓人感到當下學界的蕭條與慘淡。隨著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歷史真相，彰顯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滅。

　　今年6月中旬，我隨王麗一起去北京醫(yī)院看望了任繼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體會到匆匆一見成永別的人間悲愴。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這種特殊時刻猶顯真切。我去時已知老人癌癥復發(fā)，可能時日無多，便挑了一個鮮艷的花籃送上，希望能帶給老人一點喜意。老人見了果然很開心，半靠在病床上，讓我們趕快坐下。

　　當任先生聽說王麗寫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國’的支點》時，他提高嗓門說：“‘家、國’的支點就是文化，應該落在文化上�！苯又f“中國有五千年歷史，不能用的時候就說五千年，不用的時候就說60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蔽也恢绖e人來探望時，老人是否常說出這樣的箴言，但這句話，在我聽來就像是老人的臨終遺言。

　　老人說了幾段話后，就疲倦地睡去了。我們靜靜告別了他，走出醫(yī)院后，坐在路邊石凳上感慨了一番。當時《鳳凰周刊》主編師永剛，正想給任繼愈先生做一個人物記，我便請王麗完成這個任務。如今，發(fā)表了此文的《鳳凰周刊》還在印廠中，7月15日出刊，哪知老人卻已先走了一步。

　　我對任繼愈先生的學術思想了解得很少。1980年代只讀過他的《老子新譯》，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讀到他寫的序，熟知任先生的名字。任先生曾是熊十力的弟子，對儒釋道都有研究，國學功底可謂深厚。然而，他與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來并未堅持自己的儒學思想，而是認同和接受了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一方面這和當年強大的思想改造運動有關，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賀麟和馮友蘭先生的影響。任先生一直是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蕩為學，高尚做人”的品格。任先生后來自述道，1956年他給熊十力先生寫信說：“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后我將一如既往，愿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贝撕笏麄儍扇穗m有書信往來，但再也不探討學問了。

　　可以說那一代知識分子，都有過這樣悲哀而慘痛的經(jīng)歷，或被強行停止了學術生涯，或走了一段長長的彎路。如今有人感嘆兩人身后的反差，殊不知任先生代表的是中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命運。任繼愈先生晚年雖未公開否定自己在1980年代前的一些學術研究，但他的很多談話都暗示了這一點：“承前啟后，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后悔”“二三十年內，中國不會出現(xiàn)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國真正的文化勃興時代將會到來”。這些話雖然直白，但卻是一個學者到了晚年最為珍貴的體悟。對今天的大多數(shù)學者來說，仍具深意。

　　任先生早年雖聲名遠播，1987年卻開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對前期學術生涯的一種反思。他主持的《中華大藏經(jīng)》的編校和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均屬龐大的文化工程，沒有他的推動，這么大的學術工程是極難啟動的。最讓我感念的，是他對《國學基本教材》出版的幫助。2007年王麗女士找到我，說有一套臺灣的“四書”教材編得非常好，希望能放在我編的“紙生態(tài)書系”中出版。一見面，王麗女士就告知我任繼愈先生很關心這套書的出版，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來出，我愿意湊一份錢，我們自己來出�！� 臺灣教育很長時間都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任先生對這套教材的認可，也表明他對儒家進入學校教育的贊同。后來這套教材和教師手冊，分別在新華出版社和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也一改不再作序的習慣，分別為這兩套書寫了序言推薦。至今想起，仍然感激先生。

　　我想，特立獨行才是任繼愈先生追求的學術精神。我們常以為“特立獨行”的觀念來自西方，其實源于唐代大儒韓愈。從這點上，任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名字中“繼承韓愈”的這層意思。韓愈認為，一般學者有一家反對，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
至于一國一州的人都反對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沒有這種人了，所以韓愈期望學者能擁有這種品格：“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 任先生無論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觀研究佛教，還是后來的“儒家宗教說”，都顯露出了一些“亙萬世，而不顧”的意味。既然特立獨行，就必然會冒一定的學術風險，想來任繼愈先生也是有心理準備的。

　　兩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我猜測，也許是想對眼下這個平庸自大、學閥學混叢生的學術界有所啟示。如果兩位老人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學術界有一些反省，那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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