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的辭世，在社會公眾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熱潮。有學者不無遺憾地說，其實大多數(shù)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這也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從何而來？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學德國回來時，年方36歲，就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及東方語言學系系主任，也是該系的創(chuàng)建人。他的學術(shù)功底扎實，治學方法嚴謹，據(jù)稱深得時任校長的胡適先生的欣賞。

　　但是，跟同輩學人相比，季先生在社會公眾中并沒有那么大的名氣。我想原因有這樣幾點:一，當時的北大人才濟濟，群星閃耀，以才情論，他并非最亮的那幾顆之一；
二，他的專業(yè)為印度語言學，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文字，對于一般人來說如同天書；
三，他為人謙遜，作風素樸，不沽名釣譽。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體上走紅起來。原因比較復雜，大抵有以下幾種:一，經(jīng)過幾十年的斗爭之后，治學嚴謹?shù)膶W者所剩無多，都兀然聳立起來，被尊為大師；
二，中國社會有敬老的傳統(tǒng)，他年歲已高，著述頗豐，仍筆耕不輟，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
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誤解或者利用，幻化為時代思潮中公眾所渴望的大師。

　　人們對季先生至少有兩大誤會或者利用。一是他的專業(yè)是印度學，卻被誤指為“國學”，符合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學被壓制、國學被弘揚的社會環(huán)境，也滿足了社會公眾的虛驕之氣。因為“國學大師”的頭銜，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禮遇。顯然，憑著那代學人的學術(shù)良知，他為此感到不安。在兩年前出版的《病榻雜記》中，他要求摘去“國學大師”、“國寶”、“學術(shù)泰斗”三頂帽子。他坦承:“我對（中國）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后來專治其他的學術(shù)，浸淫其中，樂不可支�！币簿褪钦f，他對印度學的興趣大于國學。然而，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這個帽子也沒能摘下來，還充滿諷刺性地放到大標題里。

　　另一大誤會，是公眾把他當作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每個人都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作為現(xiàn)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來自近代的西方社會，要求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擔當社會良知，參與公共事務。并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是公共知識分子。薩特甚至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不是個知識分子，只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才是個知識分子。

　　按照薩特的定義，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皓首窮經(jīng)于與公眾相距遙遠的偏僻學問，并非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且，他還對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活動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中，盡管對胡適先生充滿了景仰之情，但也對其公共知識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寫道:“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shù)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

　　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他還略帶調(diào)侃地說:“我對于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么輪回轉(zhuǎn)生�，F(xiàn)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但是，季羨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學者。在“文革”中，當胡適和陳寅恪被批判時，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線。后來，他又提出了“學術(shù)良心”的概念，對年輕學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通過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眾溝通的橋梁，展示一個學者的胸襟和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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