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理論本源上有新的認識，在文字表述上有一定調整，在內涵解釋上有重大變化。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 新認識 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我們黨在現(xiàn)階段的基本路線所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一些人也時常大談無產階級專政。不過，他們大多沒有注意到，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已經(jīng)講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容�！盵1] 2007年12月和2008年12月，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我們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涵�！盵2]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理論研究的進展，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現(xiàn)在，我們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理論本源上有新的認識，在文字表述上有一定調整，在內涵解釋上有重大變化。語言基本還是原來的語言，但是含義卻不盡相同�！　�

　　一、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新認識　　

　　馬克思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包括哪些內容，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澄清。

　　第一，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只存在于共產主義社會包括其第一階段之前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yōu)楹笳叩母锩�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盵3]在緊接著這段話之后，馬克思又說：“但是，這個綱領（指《哥達綱領》——引者注）既不談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不談未來共產主義的國家制度�！盵4]這些論述闡明，無產階級專政只存在于共產主義社會包括其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只存在于“革命轉變時期”，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亦即《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 的時期[5]。而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處于過渡時期之后，因而是不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它已經(jīng)是無階級的社會。

　　第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條件及其實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盵6]由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不斷進行階級斗爭，而資產階級只占人口極少數(shù)，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只能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即“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7]。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基本邏輯。這就是說，建立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條件，是資本主義充分發(fā)展，生產力高度發(fā)達，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工業(yè)化因而工人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社會，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并且日益激化。當時只有巴黎等少數(shù)工業(yè)化城市，以及英國等個別國家大體具備這樣的條件。1870年初，馬克思在由他撰寫的《總委員會致瑞士羅曼語區(qū)聯(lián)合會委員會》一文中說：“盡管革命的發(fā)起可能來自法國，但只有英國可以成為重大經(jīng)濟革命的杠桿。它是這樣一個國家，唯有那里已經(jīng)沒有農民并且土地所有權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里。唯有這個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形式——即勞動大規(guī)模地聯(lián)合在資本主義企業(yè)主的統(tǒng)治下——幾乎籠罩了整個的生產。唯有這個國家中的絕大多數(shù)居民是雇傭工人。唯有這個國家中的階級斗爭和工人階級在工聯(lián)中的組織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國在世界市場上占統(tǒng)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國這個國家在經(jīng)濟方面的每個變革會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盵8]這里，馬克思特別用黑體字強調了英國的“絕大多數(shù)居民是雇傭工人”。可見，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工人、勞動者當家作主、直接掌握全部公共權力的意思。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即全體人民當家作主（而且是直接民主），在馬克思的語境中，它們完全是一回事。

　　不過，應當指出，在當代世界，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fā)展，本來意義的無產者正在趨于消失，愈來愈多的勞動者占有一定的財產，人們在階層之間的流動性不斷增強，階級關系不是越來越簡明化，而是越來越復雜化了，階級矛盾總體上也比較緩和。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的預見有很大不同。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根據(jù)巴黎公社的經(jīng)驗，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特征做了描述。他說：“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公社是由巴黎各區(qū)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薄肮�社實現(xiàn)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盵9]由此可見，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特征：實行直接民主（普選制），沒有高薪和特權，沒有常備軍和國家官吏。正如李惠斌所指出的：“仔細研究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jīng)驗而提出來的這個重要學說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與國家消亡理論密不可分的。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沒有職業(yè)軍隊、警察和國家行政人員，非常類似于今天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政治形式。”[10]

　　我國現(xiàn)階段的國家政權，顯然與馬克思上述設想有很大不同：我國現(xiàn)在不是“革命轉變時期”即用暴力推翻舊制度的時期，階級斗爭不是社會主要矛盾且工人階級也不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政權亦不具備以上三個基本特征。當然，我們不必拘泥于馬克思的論述，姑且也不論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是否包含過于理想化和簡單化的因素，而應根據(jù)實際國情和時代發(fā)展決定自己的國家形式。但是，既然我們繼續(xù)使用馬克思的概念，就應當弄清它的原意，注意理論與現(xiàn)實的重要差別。否則，就會出現(xiàn)混淆甚至扭曲，造成思想混亂。　　

　　二、文字表述上的一定調整

　　自從1982年以來，我國憲法主要使用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盡管在《憲法》“序言”中也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1982年11月，時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彭真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解釋說：“無產階級專政在不同國家可以有不同形式，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創(chuàng)造的適合我國情況和革命傳統(tǒng)的一種形式。在一九四九年《共同綱領》中，在一九五四年憲法中，在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中，我們一直把我國的國家政權稱為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確切地表明我國的這種階級狀況和政權的廣泛基礎，明白地表示出我們國家政權的民主性質�！盵11] 1993年，鄧小平也說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講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容易為人所接受�！盵12]而眾所周知，他在1979年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是講“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

　　為什么要做以上文字調整呢？我認為，從文字表述上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詞是“專政”，它遮蔽了人民民主這個更基本的方面，容易模糊黨和人民的奮斗目標，也不利于樹立社會主義國家的良好形象。相對而言，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明顯優(yōu)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正如毛澤東所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13]它把民主和專政兩個方面講全了，并且把民主置于專政之前，表述更科學一些。

　　進一步說，專政是同階級斗爭密切相連的國家職能，而目前我國絕大多數(shù)社會矛盾已經(jīng)不再具有階級斗爭性質，因而需要更多強調民主。這也符合當代世界的發(fā)展潮流。對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人民內部矛盾，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內，主要通過協(xié)調各方利益的方式加以化解。　　

　　三、內涵解釋上的重大變化　　

　　黨的十七報告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14]這實際上對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作出了新的界定，體現(xiàn)了中國國情和當代人類基本價值的結合，包含著重要的新意。

　　第一，從階級專政（階級民主）到人民民主

　　如前所述，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然而，在中國這樣的經(jīng)濟文化落后國家，社會結構與馬克思設想的社會條件很不相同，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因而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就存在重大區(qū)別了。過去，我們往往僅僅從字面上看問題、把無產階級專政等同于階級專政或階級民主，是有很大缺陷的。

　　再進一步，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xiàn)，只有吸收了階級的革命力量的先鋒隊，才能實現(xiàn)這種專政�！盵15]而作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jīng)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wěn)定的集團來主持的。”[16]列寧著重強調了領袖、政黨、階級和群眾一致的方面，但對它們之間的差別和矛盾有所忽略，尤其對領袖可能脫離政黨、政黨可能脫離階級和群眾的變質危險估計不足。斯大林更加忽視了后一方面，似乎領袖、政黨、階級和群眾之間總是天然一致的。在實踐中，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一黨專政，進而又變成領袖個人專制，致使無產階級專政面目全非，釀成了許多人間悲劇。

　　現(xiàn)在，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盵17]這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雖“形異”但“神似”，更符合其精神實質。

　　在中國、俄國等經(jīng)濟文化落后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還含有歧視和排斥人民中其他階級和階層的意味（在馬克思那里不存在這個問題）。譬如，列寧講過：“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盵18]盡管后來列寧補充說，在俄國這樣農民人數(shù)眾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要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但仍然強調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在選舉蘇維埃代表時，國家規(guī)定，城市居民5萬人有1個名額，而農村則是25萬人才有1個名額。我國參照蘇聯(lián)的這個做法，規(guī)定選舉同樣名額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農村人口要達到城市人口的4倍[19]。這就等于把人民區(qū)分為不同的等級，是同現(xiàn)代社會通行、我國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相背離的�，F(xiàn)在，中共中央已經(jīng)注意到這個問題，在十七報告中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xiāng)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20]。

　　第二，從人治到法治

　　馬克思本人是學習法律專業(yè)出身，他深知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法律的階級性及其虛偽性。雖然他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的“法令”，但沒有過多去談它。而且，他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只存在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短暫的過渡時期，而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存在國家因而也不存在法律的。

　　馬克思對法律重視不夠，這固然不應苛求，但終歸是個不足，而列寧和斯大林卻把缺點當作優(yōu)點，進一步放大了這個局限性。列寧直言不諱地講：“專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強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權。”[21]斯大林也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項內容，就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22]。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權大于法、黨高于法是普遍現(xiàn)象。離開法治，在確定專政對象、國事決策等重大問題上，必然會出現(xiàn)許多隨意性和偏差，更不要說制約政府、執(zhí)政黨特別是其領袖的權力了，公民甚至包括黨和國家一些領導人的基本權利都很容易受到侵犯，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提供了大量的沉痛教訓。這種不講法治的政權，雖然在革命政權建立初期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但顯然不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常態(tài)。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曲折歷程，我們逐漸認識到，依法治國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保障。根據(jù)中共中央的建議，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guī)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yè)事業(yè)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1999年，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決定：“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一款：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新中國建立50周年之際，依法治國終于成為我國的憲法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上可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民主法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當然，從憲法原則和執(zhí)政黨的主張到社會現(xiàn)實，還有一個過程。如何進一步改進黨的領導，真正實現(xiàn)人民當家作主，切實落實依法治國，我們依然任重道遠，仍需繼續(xù)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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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頁。

　　[2] 胡錦濤：《繼續(xù)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yè)推向前進》，《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活動領導干部學習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頁。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第2版。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頁。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7—438頁。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第58頁。

　　[10] 李惠斌：《轉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轉型》，載于《學習時報》2007年2月12日第3版。

　　[11] 彭真：《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人民日報》1982年12月6日第1版。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頁。

　　[14]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

　　[15]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頁。

　　[16]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

　　[17]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頁。

　　[18] 《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頁。

　　[19] 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79年通過、2004年修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二條、第十六條。

　　[20]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頁。

　　[21] 《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258頁。

　　[22]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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