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初全國高校教授進行了評級，北京大學也一樣，教授分為四級。定級不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學術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資歷及學術水平的不同，總有高下之分，改革開放中的教授們也不能吃“大鍋飯”。教授級別規(guī)定了工資待遇的等差，也必然體現(xiàn)學術水平的高下。正因為如此，評級應當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理應進行廣泛公開有權威的評議。

　　然而，北大的情況至少是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學院卻正好相反，評級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tài)下，由院黨委書記主導進行，沒有教師評議，甚至院學術委員會也不評議不投票，各位老師只是填了一張表，表的內容也不公開，每人所填業(yè)績是真是假也不公開鑒定，甚至也不用開教工大會詳細解說，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奪。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認是自己定的，說是經(jīng)由下面院、片二級投票，而政府管理學院根本就沒有投票，其他院系也不一定投票評議過。定完了級，院黨委書記只是在院教工會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結果，每個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問自己的級別，而不準問別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猶如地下工作。

　　這樣的暗箱操作自然不會合理，院黨委書記在未經(jīng)群眾和院學術委員會評議的情況下，先把自己破格提為三級，同時將前黨委書記也破格提為三級。評級有沒有標準呢？當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資標準外，有“激勵”破格條件，諸如拿國家級大獎，主持國家級大項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項目，拿了國家的錢卻未見象樣的科研成果，至于評獎獲獎也是徒有虛名，有的人有所謂鑒定書卻拿不出像樣的科研報告，更拿不出專著。黨委書記親口說“五個一工程獎”不算數(shù)，什么獎算數(shù)呢？全由書記自己說了算。當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經(jīng)評議競爭的中共黨史獎，作為重大獎項。

　　黨委書記學術水平低人盡皆知，也正是因為學術上不行才在黨務行政上另求發(fā)展。政府管理學院好幾位學歷較低的人都是因當書記、副書記而“破格”晉升教授，這次教授評級他們也當仁不讓，結果當然也是笑話百出。如前黨委書記在職攻讀博士八年，評級時尚未畢業(yè)，許多教授帶的博士生都早于他畢業(yè)，甚至充任這位前書記的博士論文評閱人或答辯委員，拿博士學位早于這位前書記二十多年，無論是年資還是科研、教學成果均遠在他之上，而評級卻在他之下�，F(xiàn)任書記的學歷資歷和學術水平尚不如前書記，只是文革1976年畢業(yè)的工農兵學員，留校搞黨史，講大課搞政治思想灌輸，如今又講反腐倡廉，在辦公室掛了一塊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經(jīng)常上電視講些官話套話，成為“反腐敗專家”，就自認為水平高。從黨委書記暗箱操作自己“激勵”自己，給自己升級來看，實際上是反腐專家?guī)ь^搞腐敗，而且是公開的學術腐敗，因為書記們學術水平低是明擺著的，簡單作個比較就一目了然�？尚Φ氖�，這位書記也承認這種做法和結果很腐敗，但聲稱不是自己腐敗，而是上面腐敗，是體制腐敗。

　　為什么是上面腐敗，是體制腐敗呢？經(jīng)進一步了解，才知道“上面”確實有未經(jīng)公布口頭傳達的“秘密條款”，即黨政干部書記主任有“加分”，理由是忙于黨政工作才使學術荒廢。為怕黨政干部書記主任（包括前書記主任們）在基層學術委員會投票通不過，竟允許在黨委書記主導下可以不投票。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就公開說，若投票把那些有項目、干工作，卻一時拿不出成果的人選下來，那怎么行呢？書記當然明白，若投票，首先選下來的就是他本人。前書記有一個 20萬元的國家教委“項目”，但他搞不來，找了一幫研究生幫忙，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學生，為他打工。而即使是項目完成也就是編一本30萬字的書，由能搞錢的書記當主編，其學術質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即便是質量不會好的書也尚未編成，書記就已經(jīng)以此為“激勵”而升級了！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大多數(shù)評為二級的教授，包括退了休的老教授甚至“資深教授”，竟然大都拿不出像樣的個人專著。但他們卻主編了大量教材、論文集、案例報告集等。所謂“主編”，就是自己不寫，別人來寫。為什么能讓別人來寫，自己當主編呢？就是因為能拿“項目”，能搞錢！有錢就可以出書，至于學術水平怎樣，質量如何，則可想而知。他們大都當過主任、書記，主持了“大項目”，進而評獎。獎是如何評的，那也只有天曉得。甚至上電視講官話也被某些人自吹為高人一等，然而，真正學術性的電視講座諸如“世紀講堂”，卻見不到他們的身影！

　　當官有權力能拿來“項目”、“資金”，獲得資源，當“主編”，因而權力斗爭也就白熱化。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每一次院領導班子換屆，都會斗得烏煙瘴氣，互相攻擊互相拆臺，無所不用其極。教授定崗評級不是比學術，比專著，比論文，而是比官位，比“上電視”，比誰獲得的“基金”多，說穿了就是比權力，比金錢。所謂“獲獎”則更是虛假，因為獲獎是建立在“項目基金”之上的，這就使學術徹底官僚化。只要一看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評級，就知道凡級別高的清一色全是爭當官的，一當上官就破格，就超升。有的剛剛當上副院長不幾個月就升了一級崗。凡學術上不行的，就搞政工，當書記，在黨管人事的制度框架下，凡當上黨委書記，必然就能肯定地晉升教授，即便是學歷低無專著也無所謂。這就使相當多的教師削尖腦袋想當官，本院副院長位子滿了，就鉆到校部去當，當了部長也就相應提了級，成了名教授。

　　學術腐敗與政治腐敗有什么區(qū)別呢？我看是沒有，人們熟知官場上“五十九歲現(xiàn)象”，在北大也同樣發(fā)生。政府管理學院現(xiàn)任黨委書記是1950年生，虛歲59，他沒有博士、碩士學歷，連學士都不是，是文革“工農兵學員”出身，以搞政工當書記得以晉升教授。既年已59歲，書記之位也就到頂了，下次換屆必然退下去，“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教授定崗評級既由書記掌盤，黨管教授，黨領導一切，于是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先以“激勵條件”給自己破格晉升，又暗中給在職攻讀博士八年尚未畢業(yè)的前黨委書記“激勵”一下，破格超升。既然是瞞天過海，當然要嚴格保密，前書記竟聲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評為何級。堂堂北京大學教授評級，竟然會搞得如此骯臟，如此黑暗。這樣的事，若其中沒有貓膩，用得著保密嗎？

　　書記主任凡有一官半職者，都以“激勵”條件晉升了，而據(jù)說，今后凡二級以上教授是65歲退休，其他則60歲退休，凡超升者就可以爭取晚五年退休，多拿五年“崗位津貼”。本來，讓有學術水平的優(yōu)秀教授多工作幾年，能者多勞，應該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暗中以官位來評級，則必將出現(xiàn)諸如北大工學院武際可教授所說的“逆向淘汰”，讓鉆營官位卻拿不出學術成果實際水平很差的“書記主任”，繼續(xù)留在教授崗位上“爭創(chuàng)一流”。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去年就出現(xiàn)了“白發(fā)教授”到了退休年令卻死活賴著不退休的怪事。年紀到了不肯退休，并非其學術水平高，也不是緊缺人才，某專業(yè)缺少了他就辦不下去，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由外系轉來當系副主任，改行搞政治學，除年齡大社會關系廣外，并沒有什么學術上的優(yōu)勢。但是，“白發(fā)教授”有一位“在職博士研究生”當上了北大常務副校長，校長欽定“恩師”可以不退休，似乎就可以不退休，還是朝里有官好辦事啊！然而好景不長，半年后那位當常務副校長的弟子調走，白發(fā)教授也就只好黯然退休回家，鬧出了一場笑話。

　　北京大學自1898年戊戌變法成立，百年來意氣風發(fā)，也坎坷多難，五四時期北大師生引領著時代潮流，校長蔡元培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們諸如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等，風骨卓然與權力相去甚遠，獨立性很強，也倍受尊重，政府官僚不敢輕視。那時教授是不是有級別不太清楚，但依據(jù)名望水平應有等級，薪金也有很大差別，聘任制下校長有權破格聘用人才，一般不會有人不服氣。教授治校也有相當?shù)膫鹘y(tǒng)，教授委員會絕對不會將行政人員捧得很高。國民黨政權搞“黨化教育”，但大學教授并不買黨棍們的帳，黨政干部在北大學術殿堂也不太敢翹尾巴，沒有學術水平很難在北大靠“吃政治飯”混。

　　共和國成立后，全國高校按蘇聯(lián)模式進行了“院系調整”，中共將教師們納入干部編制，黨管干部，雖然對知識分子強制“思想改造”，但開始時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教授尚心存“敬畏”，據(jù)說毛澤東身邊的“秀才”們都“怕教授”，沒有幾個人敢斗膽來北大作報告。有些教授雖批臭了，但待遇仍很高，如俞平伯、周作人等，“養(yǎng)起來”的“高知”待遇可比“高干”，相當于部、司級�！案咧�”可與“長征干部”比肩，令人可望不可及。當然，老教授們人數(shù)很少，又有精神遺傳，難以被中共同化，也就難以官僚化。對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則實行黨化教育，恩威并重，籠絡利用，是附在無產(chǎn)階級這張“皮”上的“毛”，要走“又紅又�！� 道路，他們雖被“黨化”為馴服工具，缺乏獨立之精神，但卻也不允許他們官僚化。管他們的黨政領導如北大的彭佩云、聶元梓等黨委書記卻也沒有什么教授頭銜，官是官，教授是教授，黨管教授。政工干部和科研教學二者分得很清楚，學術雖然意識形態(tài)化，卻難以官僚化。

　　文化大革命時，教授們可就被斗慘了，斯文掃地成了牛鬼蛇神。中共建國十多年來精心組建的大學黨政領導班子，也都統(tǒng)統(tǒng)靠邊站，他們如陸平、彭佩云、匡亞明、聶真等，并非工農干部，而是早年入黨的知識分子干部，具有一定的學術文化素養(yǎng)。而連他們這些老革命都挨批斗，教授們就更加沒有地位了。工作組、工宣隊、軍宣隊魚貫進駐北大、清華及全國各地的大學，中專生謝靜誼和軍代表遲群成了北大、清華的太上皇，“高知”成了“臭老九”，被徹底打翻在地，成了專政對象�！敖逃�革命”的結果是停止高考，由基層群眾推薦選拔紅色苗子上大學，叫“工農兵學員”，工農兵上大學還要管大學，教授們要夾著尾巴做人，師道尊嚴和官僚等級制從表面上看是一掃而光。但是，不少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靠的是“開后門”，并不是群眾公平推薦，背后倚靠的仍然是官位與權力。

　　七七年恢復高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聲浪中，高�；謴土私淌谥疲�不久也恢復了評職稱。在新中國黨政官僚制治理狀態(tài)下，各種場合實際上都嚴格講究級別，1949年前過來的老教授能躲得過文革劫難的已是很少，上世紀八十年代后評上教授職稱的，與黨政干部對應已是降為處級待遇，副教授相當于副處級。學校分配住房教授往往排在處長之后，副教授排在副處長之后。本科生留校搞學生“黨化”思想工作，很快當黨委副書記，馬上就凌駕于博士畢業(yè)的副教授之上。而干部、書記們又紛紛“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評職稱評級時他們反倒優(yōu)先，教授官僚化進程也就全面開始。如北大原黨委書記任彥申原為清華工科本科畢業(yè)，在北大評為文科教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工作”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各個院系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們也都優(yōu)先評為教授副教授，而不再是單純的政工干部了。

　　不光是書記們爭當教授，而且許許多多的教授們也爭當書記主任，大學的“官本位”使學術迅速官僚化。北大學術殿堂也處處以官位決定一切，各種學術資源統(tǒng)統(tǒng)向官權看齊，官位比學術更重要，誰得罪了領導就很難獲得學術資源。難怪上面提到的那位白發(fā)教授當權在主任位上時，曾當面訓斥我：“不干社會工作（指不當官），就不會考慮你出國、提職稱，我們不管你了”。與白發(fā)教授是同班同學卻又長期相互攻擊、爭權奪位的另一老教授，則是諄諄告誡說：現(xiàn)在不入黨的非黨員教授當官有優(yōu)勢，只要加入民主黨派，或以無黨派人士從政，很快就上去了，一下子就到部級。認為北大非黨教授不搞學問賣身去從政，為黨建言說好話，是奇貨可居，說不定能做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成為大官。這話說得可真是北大一流水平！兩位老教授都是文革中留校，是“黨化教育”下的優(yōu)等生，一個搞民族解放運動史，一個搞國際共產(chǎn)主義史，以“黨化”優(yōu)勢搞政治學，天然優(yōu)勢是當官。但一山容不下二虎，兩位都想當官的老同學為爭奪權位，施用了渾身解術，拉幫結派，兩派爭了十多年，一直延續(xù)到他們的學生輩。去年兩位老教授終于退休，空出兩個“一級崗”。教授崗與級不同，分三級，崗位津貼每一級相差一萬元。崗位津貼制是上世紀末高校改革及教育“產(chǎn)業(yè)化”浪潮的產(chǎn)物，大學教師一改先前窮酸勁，一下子步入了小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崗位既與金錢掛鉤，也就被當官的死死盯住。去年春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換崗聘崗時，也是高度保密，教工大會上一點風也不透，秘密組織了一個“臨時聘崗委員會”，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讓教授們來“述職”，每人只準講四分鐘。結果當然也是戲劇性的，新領導班子中的教授個個都依次晉級，黨委書記按自己設定的程序非常順利合法地聘任為二級崗，利用行政資源完成了官僚學術化的進程。

　　權力與金錢支配學術是不是某個單位的偶發(fā)現(xiàn)象呢？不是的，在其他院系其他高校大都也如此。窺一斑而知全豹，學術官僚化其實是全國性現(xiàn)象。本來，當官的教授多拿點津貼，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當了官也的確行政事務多，成了大忙人。但是將其定級并制度化，卻毒化了大學，毒化了學術。正如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書記所申辯的，不是個人腐敗，是上面腐敗，是體制腐敗！是黨政官僚體制賦予他操縱票決與保密的權力，“官本位”之下黨說了算，又如何能虧待黨委書記呢？以致前黨委書記、退下來的官也不能虧待。慣例形成制度，學術上不行的黨委書記有黨撐腰，說話于是牛得很。而話又說回來，中國就這么個體制，官本位黨天下，大學并非沙漠也不能免，讀書做官，非黨教授走“民主黨派”之路，升官本有優(yōu)勢，又為什么不抓住優(yōu)勢呢？不當官干點“社會工作”，就什么也沒有。但是，官位畢竟有限，成為稀缺資源，都想當官卻又引發(fā)了爭權奪位鬧派性，以致于派性斗爭相當普遍相當惡劣！不當官或不巴結當官的，又難以獲取學術資源，這樣看來，又如何能說不是體制性腐敗呢？而說到體制性腐敗，反腐書記也就找到了開脫自已的理由，不是自己腐敗，是上面腐敗啊。

　　學術官僚化的結果只能是摧殘學術。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每年都評項目，發(fā)放國家級、省部級、教委及各種科研基金，就哲學社科基金來講，三十年來費了那么多錢，又取得了多少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呢？而且“項目”也總是與權力相聯(lián)系，就拿最著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來講，居然是出之于長官意志，一位國家領導人在埃及參觀古跡，看見古埃及王朝較詳細的年表，就問中國上古為什么不能也標示準確年代，回國后就立項撥出幾億元人民幣，搞出了這個沒有什么必要的大型“科研工程”�！扒迨饭こ獭本透�加荒唐，一些政協(xié)委員、人大代表閑得無事，竟提出“盛世修史”，說我們現(xiàn)在已進入“盛世”，有責任修前代正史。

“前代”應是中華民國，但他們在臺灣仍在延續(xù)，于是轉而提出重修清史，撥出的資金又是好幾個億，分項目寫一個人物列傳也是幾十萬元，實際上是粉飾太平的形象工程。學術金錢化使一些人分外眼紅，東北一些學者提出“東北歷史文化工程”，竟荒謬地提出古高句麗國的“歷史主權”，獲得了幾千萬元“科研經(jīng)費”，結果引發(fā)了外交糾紛。連國家特大型項目也不過如此，其下大小各類項目更可想而知。“項目”其實就是權力與金錢的代名詞，項目不僅可帶來金錢，而且可以提級，其學術價值何在，卻沒有人認真追究。

　　不光是學術官僚化，許多不需要官僚化的領域也都官本位，如文化、體育、衛(wèi)生等各界。全國各大醫(yī)院都設有高干病房，北大“國學大師”季羨林九十高齡住進了高干病房，享受己故中共元老簿一波等一樣的待遇，由國家精心照料，所耗費巨資皆由納稅人支付，有沒有此必要老先生自己心里清楚。當然，能象季羨林這樣幸運的老教授全國也少有，算是一個特例。體育因關系到國家的臉面，特別是北京奧運的舉辦，而投入的金錢很多，卻也沒有必要地養(yǎng)了大量體育官僚。國際足球比賽全世界唯獨中國隊在教練席上坐著體委干部、足球官僚，結果比起賽來是一敗涂地。女排教練袁偉民被總理夸獎為“有大將風度”，奪得世界冠軍后本應繼續(xù)當教練，發(fā)揮技術特長，卻力所不逮地當上了國家體委主任，跳躍為部級干部，當官沒有當好，女排卻出現(xiàn)滑坡。而在國外象袁偉民這樣的名教練是不會去當官的，如荷蘭人西汀克甚至選擇到外國去繼續(xù)當教練，發(fā)揮自己的一技之長，而鄙視官僚化。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化國家，黨政干部官僚特權無所不在，官僚數(shù)量眾多而且權利凝固化而成為體制性頑癥。黨政官僚體制經(jīng)過意識形態(tài)包裝而冠冕堂皇，盛氣凌人，在體制面前只許服從，不許有異，否則，后果難以設想。1928年國民黨“黨棍”陳德征訓斥教授胡適為“胡說”的事例，在當今仍時有發(fā)生，而且變本加厲。即使是大學也難以擺脫官場陋習，一個院系黨委書記在一個小單位可以一手摭天，信口雌黃，黨政干部官僚們往往會擰成一股繩為自己謀利益，而排斥游離于體制之外的人。官僚化在文衛(wèi)體各個領域，都是投入大，產(chǎn)出少，耗費國家大量資源卻少有真正的成效，因而完全沒有必要。大學官僚化更是扼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把大學統(tǒng)統(tǒng)辦成黨校軍校，而失去生機。為什么就不能放大學一馬，讓教授們自己管理自己，教授治校，讓教授委員會來評價教授們的業(yè)績。如今學術的金權化，直接引導出學術腐敗，爭項目爭錢是有本事，埋頭做學問教書反而拿不到經(jīng)費，顯性腐敗和隱性腐敗相迭。而高校教授評級在許多方面更是看得見的公開腐敗，書記主任可以加分，為維系官僚特權可以不投票，明明學術上不行的“工農兵學員”可以升級，在職博士研究生評級可以比評閱他的論文且比他早拿博士學位二十年的人高。體制就這么個體制，告狀也沒有用！所以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黨委書記會理直氣壯地說：不是我腐敗，是上面腐敗，是體制腐敗。在大學黨政官僚調配一切資源的既有體制下，書記不過是順著體制撈取既得利益而已。所以，書記和前書記以及各類書記們要高呼：體制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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