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么這么刻毒地挖苦顧頡剛的“生理缺陷”？照說，魯迅不是這樣的人。因為和魯迅發(fā)生爭執(zhí)的人多了，用聶紺弩的話來說就是“有文皆從人著想，無時不與戰(zhàn)為緣”。可無論爭論的人有多多，也不管爭論得如何激烈，我們都沒有看到過魯迅公開或私下里拿對方生理缺陷做文章。

　　學(xué)過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或?qū)W術(shù)史的人都知道：歷史上，魯迅與顧頡剛是一對冤家，彼此之間一提到對方，就忍不住筆露鋒芒，罵他個鮮血淋漓。尤其是魯迅，甚至不惜在歷史小說《理水》中，塑造一個很可笑的“鳥頭先生”來影射譏諷顧頡剛。比如書中有這樣一段：“‘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xué)者吃吃地說，立刻把鼻尖漲得通紅�！�你們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嗎？’”為什么這樣影射呢？原因是顧頡剛根據(jù)文字學(xué)將“禹”解為“蜥蜴”，從而得出 “夏禹是一條蟲”的結(jié)論。而魯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根據(jù)文字學(xué)將“顧（顧）”字分解為“雇”（本義為“鳥”）與“頁”（本義為“頭”）。所以，不少人說魯迅這是在利用小說進行“人身攻擊”。因為這讓人想起《水滸》中的罵人話，“鳥人”！而在魯迅的私人通信里，則直接將顧頡剛稱為“鼻公”、“鼻”、或 “紅鼻”。比如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５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魯迅就寫到：“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dāng)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
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發(fā)，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再比如同年８月１７日魯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遙想一月以前，一個獐頭鼠目而赤鼻之‘學(xué)者’，奔波于 ‘西子湖’而發(fā)揮咱們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訴之‘無聊之極思’來。湖光山色，辜負已盡，念及輒為失笑。禹是蟲，故無其人；
而據(jù)我最近之研究：迅蓋禽也，亦無其人，鼻當(dāng)可以自慰歟？……近偶見《古史辨》，驚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漢朝欽犯司馬遷，因割掉卵子而發(fā)牢騷，附之于偌大之《史記》之后，文尚甚短，今該學(xué)者不過鼻子紅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謂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氣吞聲，自認為并無其人而已�！睘槭裁催@樣稱呼呢？原因就是顧頡剛長了一個紅紅的酒糟鼻。這當(dāng)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擊。所以有人認為這是魯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舉”。

　　現(xiàn)在的問題是：魯迅為什么這么刻毒地挖苦顧頡剛的“生理缺陷”？照說，魯迅不是這樣的人。因為和魯迅發(fā)生爭執(zhí)的人多了，用聶紺弩的話來說就是“有文皆從人著想，無時不與戰(zhàn)為緣”�？蔁o論爭論的人有多多，也不管爭論得如何激烈，我們都沒有看到過魯迅公開或私下里拿對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１９２２年，當(dāng)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北京時，因為寫文章批評了北京學(xué)生上演的戲劇，結(jié)果惹怒了這群天之驕子，立即就有北大學(xué)生魏建功寫出一篇《不敢盲從》以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觀”、“盲從”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擊，而這引起了魯迅的強烈反感。他馬上寫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從〉以后的幾句聲明》。在文中，魯迅怒斥這種利用別人生理缺陷對其進行攻擊的人，是“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藝術(shù)的名而發(fā)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為《孔乙己》做“附記”時，魯迅也曾明確反對用小說進行人身攻擊，使小說成為一種潑穢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魯迅為什么對顧頡剛有這樣的“失德之舉”？顧頡剛到底什么地方開罪了魯迅，使他這樣不顧自己原則地，對其生理缺陷一再實施旁人看來甚是過分的攻擊？而且，這種怨恨一直持續(xù)到魯迅晚年。比如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魯迅致鄭振鐸的信中，提到顧頡剛時，仍然這么刻薄地寫到“三根（指顧頡剛，因為在中國古代相面語中，‘ 三根’即指鼻梁———筆者）是必顯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謀略，凡與接觸者，定必麻煩，倘與周旋，本亦不足懼，然別人那有如許閑工夫。嘴亦本來不吃，其吶吶者，即因歲談話時，亦在運用陰謀之故。在廈大時，即逢迎校長以驅(qū)除異己，異己既盡，而此公亦為校長所鄙，遂至廣州，我連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粵也�，F(xiàn)在所發(fā)之狗性，蓋于在廈大時相同。最好不要與相涉，否則鉤心斗角之事，層出不窮，真使人不勝其擾。其實，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shè)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得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對魯迅如此刻薄顧頡剛有很多解釋。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輕描淡寫，認為這不過是“開玩笑”：“謔而不虐，這個玩笑開得頗有童心，近乎天真�！边@顯然不對。因為沒有人會拿原則開玩笑。而有人（比如陳漱渝先生）則根據(jù)魯迅與許廣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內(nèi)容認為魯迅不滿顧頡剛，主要是因為“顧頡剛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人，而胡適在２０年代卻多次給封建軍閥出謀獻策，幻想由他們來‘裁軍’、‘制憲’、實行‘聯(lián)省自治’，甚至反對驅(qū)逐廢帝溥儀出宮。陳源則是眾所周知的魯迅論敵。”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還不能完全解釋魯迅為什么對顧頡剛這么仇恨。因為即使對胡適和陳源，魯迅在論爭時，也沒有違背自己為文原則而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更沒有在小說中對他們進行影射。對“閻王”這么“寬大”的主兒會對“佩服”他們的“小鬼”那么嚴(yán)厲？這從道理上講不過去。

　　當(dāng)事人顧頡剛對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额欘R剛年譜》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顧氏日記，有他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３年補記的兩節(jié)，對他與魯迅在廈大的沖突，有這樣的說辭：“林語堂來信囑換聘書改為史學(xué)研究教授。予駭問其故，則謂自《古史辨》出版后，學(xué)術(shù)地位突高，故稱謂亦須改變。然此時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與我同住十年，且談話最多，我之所作所言，無所不知，廈大本只請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裝以俱登。我性不絕人，到廈后即為向……林語堂介紹，林氏以為其為素識，乃照北大例給以講師頭銜。這一來就使得他火高三丈，與我爭名奪利起來，稱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過良心上過不去的事，但仗著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變成壞事）。值魯迅來，渠本不樂我，聞潘言，以為彼與我同為蘇州人，尚且對我如此不滿，則我必為一陰謀家，慣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園川島等從旁挑剔，于是厭我愈深，罵我愈甚矣。”也就是說，他以為魯迅不滿他是因為潘某的攻擊與伏園川島的挑撥，但實際上魯迅對他的不滿并非這個原因。這點，在顧頡剛后來給胡適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覺，所以他才在信中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來受幾個紹興小人的播弄。”

　　在這諸多的解釋中，胡文輝先生提到的一種特別讓人感興趣。他在《鳥頭與紅鼻》一文中說：“魯迅與顧頡剛交惡是現(xiàn)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據(jù)說起因是顧頡剛曾誤信陳源之說，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著作。魯迅自然耿耿于懷，從此就‘盯’上了顧頡剛。”我之所以對這種說法感興趣，是因為魯迅對別人造謠，說他嘔心瀝血之作《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別人著作的人的確深惡痛絕。１９２６年陳源公開在報上說魯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襲。有一個學(xué)生抄了沫若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到刻骨銘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是根據(jù)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xué)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dāng)?shù)氖虑橐簿土T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xué)生，可是他還盡量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本來是自古已有的道理”。為這個緣故，魯迅不僅當(dāng)時把陳源罵了個狗血淋頭，慌得陳源的好朋友徐志摩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雙方“帶住”。而且在１０年后的１９３６年，魯迅在做《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后記”時，還在提及此事：“當(dāng)１９２６年，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xué)概論講話》里面‘小說’一部分的�！堕e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xiàn)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了中譯，我的書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xiàn)在總算可以卸下，并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zāi)估锶チ��！笨梢婔斞笇Υ耸碌脑购拗�深。如果顧頡剛的確是在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魯迅對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墒牵�此說也有幾處難愜人意：首先，說“顧頡剛誤信陳源之說，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著作”。這從二人的知識背景上說不過去：陳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學(xué)為主。換句話說，他對國學(xué)或東洋（日本）學(xué)問不太在行，這點，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與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xué)概論講話》有何關(guān)系，進而“造謠”說“抄襲”。這情形，正如魯迅在《不是信》中對陳源造謠說自己罵個學(xué)生抄襲了郭沫若的幾句詩時所言，“但我還要對于‘一個學(xué)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銘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抄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fā)揮著他的真本領(lǐng)”。而在這方面，專弄國學(xué)的顧頡剛顯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資格。其次，如果是“顧頡剛誤信陳源之說”，那魯迅罵陳源當(dāng)比罵顧頡剛厲害。但實際上，正如上文所言：魯迅罵陳源雖然厲害，可并沒有像罵顧頡剛那樣進行人身攻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魯迅恨顧頡剛比恨陳源厲害。為什么？理由只有一個：謠言的制造者比謠言的傳播者更可恨！所以，我們不妨先推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說魯迅的名著《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xué)概論講話》的傳播者雖然是陳源，可制造者卻是顧頡剛；
不是“顧頡剛誤信陳源之說，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著作”，而是“陳源誤信了顧頡剛之說，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著作”。那么，這個結(jié)論除了邏輯上的理由外，有沒有直接證據(jù)呢？

　　這證據(jù)就出自顧頡剛的女兒顧潮寫的回憶錄《歷劫終叫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一書。在書中，提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所謂“抄襲”一事時，顧潮這么寫道：“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xué)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nèi)容就是根據(jù)此書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當(dāng)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即持此觀點，并與陳源談及，１９２６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隨后魯迅在《不是信》中說道：‘鹽谷氏的書，的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jù)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jù)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癁檫@一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jié)了怨�！币簿褪钦f，在污蔑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xué)概論講話》一事上，出面?zhèn)鞑ブ{言的雖然是陳源，而制造者卻是顧頡剛。

　　這樣，我們也就明白為什么魯迅對顧頡剛?cè)绱藨嵑�，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說中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的原因了：其一，對于一個學(xué)者來說，被別人判為抄襲者幾乎就意味著他學(xué)術(shù)生命的完結(jié)。所以，魯迅對造謠的顧頡剛深惡痛絕而對其酒糟鼻進行沒完沒了的攻擊，對傳播這個謠言的陳源也謂之“謊狗”！其二，魯迅所以特別恨顧頡剛，還因為他是一個“陰謀家”：自己造謠不公開，卻叫陳源在報上嘰嘰喳喳。這特別讓人感到憤恨（因為他造謠）而無奈（因為他沒公開）。

　　有意思的是：陳源在后來編輯自己文章時，對這段與魯迅爭論的文字，他一篇也沒編進自己的文集。也許，他也多少對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陳源與顧頡剛的共同朋友胡適曾出面為陳源洗刷過：１９３６年底，胡適在寫給蘇雪林后來又公開發(fā)表的一封信中寫到，“通伯先生（即陳源———引者）當(dāng)時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現(xiàn)今鹽谷溫的文學(xué)史已由俍工譯出，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jù)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yīng)該為魯迅洗刷明白”。在這封信中，胡適承認了說魯迅抄襲是“冤枉”，并承認造謠的人是“ 小人”；
不過，胡適這樣說還是為了替陳源洗刷，也掩護了顧頡剛（那“小人”不是顧頡剛，而是張鳳舉）。可謂用心良苦�？上�，顧頡剛的后人并不領(lǐng)情，還是白紙黑字地將這個“功勞”算在了自己父親頭上。胡適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會啼笑皆非？ (本文來源：網(wǎng)易歷史 作者：孫玉祥)

　　本文摘自《百年潮》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小說書 魯迅 中對 何在 人身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