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理論界人士對“五四”的理解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對“五四”的價值與意義賦予了不同的內(nèi)涵。每一次對“五四”所作的重估，都引發(fā)了不同層面的爭論，這些爭論都與當代中國面臨的社會現(xiàn)實與思想問題息息相關，這顯示當代“五四”觀念是處在持續(xù)豐富與充實的狀態(tài)之中的，研究與分析這種狀態(tài)，正是“五四”觀念史研究的任務。通過“五四”觀念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論領域在正確思想主導之下繼承“五四”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關鍵詞〕“五四”；
觀念史；
改革開放30年；
多重闡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不僅體現(xiàn)在表層物質(zhì)生活的變化上，而且體現(xiàn)在深層觀念思維的改變上。由社會變革而生成的諸多觀念猶如巨型瀑布，一瀉而下，讓人驚詫于其中的轟鳴之聲，無數(shù)穿梭的水泡式意念，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時至今日，積淀下來的觀念，已成歷史，足夠讓人們作分門別類的反思�！拔逅摹庇^念史的演變，正是其中值得考察的一種。

　　觀念是外在事物在人的意識中形成的概括性形象，觀念也因時勢轉(zhuǎn)移而變遷�！拔逅摹庇^念因時代思潮之變化以及闡釋者言說立場之轉(zhuǎn)換而呈現(xiàn)諸多不同的取向，分析此一現(xiàn)象便是觀念史研究的任務。觀念史家提醒，觀念史研究“不僅要掌握言說的意涵，而且同時要理解言說者的意圖。”①「〔英〕昆廷。斯金納：《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丁耘、陳新主編《思想史研究》第1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1頁」“五四”觀念史上的“意涵”與“意圖”，雖然已有90年的歷程，但前2/3歷程的變化②「參見郭若平《意義的賦予：時勢轉(zhuǎn)移與“五四”話語的演變》《安徽史學》2008年第5期」，遠不如近30年來的變化來得紛紜雜沓，歧見重重，更不用說其中的反思深度與廣度了。通過疏理改革開放30年來“五四”觀念演進的“路線圖”，明晰其衍化脈絡，有助于理論領域在正確思想主導下繼承“五四”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一、舊文重刊與找回“五四”記憶

　　盡管如何“看”“五四”已有不短的歷史，但從1979年起，理論界人士對此的“看”法，卻是有別樣的滋味在心頭的。1979年是五四運動60周年，也是此后30年觀念史上“五四”被如何“看”的衍生點。不過，紀念僅僅是一種外在形式，內(nèi)在內(nèi)容則是人們經(jīng)歷了10年“文化大革命”動亂之后，重新放開心境談論“五四”，重新拾回原有的“五四”記憶。

　　1979年5月，當時尚屬“內(nèi)部發(fā)行”的《新文學史料》，在第3期特以“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名義，刊發(fā)了一組紀念“五四”的文章。意味深長的是，除了幾篇應時寫就之文外，最能激起人們“五四”想象的，卻是另外幾篇重刊的舊文，其中以蔡元培的《五四前后的北大》與匡互生的《五四運動紀實》兩文最值得注意。蔡氏之文原本以《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之名載于1937年12月《宇宙風》第55期上，此次舊文重刊改換題目且只摘其數(shù)段。

　　匡氏之文原本是作者于1924年寫就的回憶錄，《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2期曾刊載，此次依樣再刊。兩文此次重刊，究竟意味了什么？從兩文所欲表達的意蘊看，大致有兩層主旨：

　　第一，還“五四”一個基本精神�！拔逅摹本�神通常被概括成“民主”與“科學”兩個符號，但在蔡元培文中，并無提及，反倒是這樣一段文字能引起人們的通感。蔡氏說：“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fā)展�！雹佟覆淘�培：《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輯，第16頁」就是這句“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最為后人津津樂道，而此時重刊此文，其精神對于受盡極左思潮禁錮的理論界人士來說，不啻空谷足音。

　　第二，還“五四”一個真實面貌。有關五四運動的起因、過程、結(jié)果及其運動參與者成分，按歷史文獻的記載，本應大致明白清晰。但后人因某種需要，特別是受政治立場的左右，五四運動的“真實面貌”卻出現(xiàn)了較大差異的表述，尤其是那種從概念出發(fā)解釋“五四”的思路，往往得出先入為主的結(jié)論。因此，在觀念上正本清源成了人們的一種心理期待。重刊匡互生之文，顯然有此意圖。僅就五四運動起因一項，匡氏之文與往昔的解釋頗有出入�？锸弦宰陨碓谖逅倪\動中的現(xiàn)場感受，揭示五四運動發(fā)生的三大原因：“新書報的出現(xiàn)”：“事實的壓迫”：“革命暗示的殘留”。在第一方面，歷來是將公開流行的《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報刊雜志視為五四運動發(fā)生的思想前導，但匡氏之文卻認為，當時秘密流行的新出版物如《自由錄》、《民聲》、《進化》等雜志，其“文章刺激性比較的強”。在第二方面，當時中國青年“所感覺最不安的有幾件事”，如“二十一條”問題、南北戰(zhàn)爭、“中日軍事協(xié)定”、歐洲大戰(zhàn)、安福系統(tǒng)治等，青年“由恐懼而悲憤，由悲憤而發(fā)生革命思想”。在第三方面，清末反清活動和辛亥革命“殘留的革命暗示所有的權(quán)威”，使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成了一種自然的趨勢”。以上“三個原因如果不同時存在，那么，所謂五四運動也就根本地不能發(fā)生”②「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輯，第21～22頁」，至于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只是一個導火點而已。

　　蔡、匡二氏的舊文重刊，讓人們重新找回有關“五四”的歷史記憶。正因“五四”記憶是人們想象“五四”的牽引力，因此，重新“整理”記憶，編織記憶之網(wǎng)，是理論界人士在新時期重新走進“五四”歷史隧道的起點。在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下、續(xù)）三厚冊，則是“五四”回憶文本的集大成者。那么，此三冊“回憶錄”中的“五四”觀念又是如何呈現(xiàn)的呢？檢視此三冊回憶文本，時間跨度在半個世紀以上，雖說每個回憶者的個體“五四”經(jīng)驗各不相同，甚至顯得繁雜，但“任何一種觀念的許多部分都渲染了歷史事實”①「〔美〕洛夫喬伊著，吳相譯：《觀念史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頁」，每個回憶者的記憶，都只能是“五四”的一個歷史側(cè)面，它都可能或允許受到重新審視。實際上，以上“五四”回憶文本是以歷史文獻的形式，在觀念史上重塑了“五四”的形象，大致可將其分出以下幾個觀念層次：

　　其一，五四運動主體雖然是由青年學生所組成②「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頁」，但卻存在著一批引領運動方向的中心人物。這種中心人物觀念，在以上“五四”回憶文本中被列出的主要是中共早期人物，如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而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杰出代表，亦居于顯著地位。中心人物觀念的核心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問題，史學家金毓黻認為，“反帝反封建是執(zhí)行中國革命的主流，誰能掌握這一主流，誰就是領導”，“當時掌握中國革命的主流，最正確而又最積極的應該是李大釗先生，因此他就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③「金毓黻：《李大釗與五四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353頁」。五四時期《新青年》撰稿人之一的高一涵同樣認為：“五四運動爆發(fā)時，李大釗同志是一位親身參加者，并且是一位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④「高一涵：《從五四運動中看究竟誰領導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第337頁」就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而言，此種論斷此后雖遭學界質(zhì)疑，但至少在此前長時期內(nèi)，是“五四”觀念史中的一種認知。

　　其二，五四運動的整體性觀念，被認為是這場運動具有全國意義的前提。按專業(yè)史家的認定，或一般教科書與辭典的界定，五四運動只是發(fā)生在1919年五六月間北京與上海的一場政治運動或文化運動，至于地方性“五四”因素，在時空上與此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在以上“五四”回憶文本中，“五四”時空概念被大大地擴展了。這意味著“五四”不是局部性的歷史現(xiàn)象，它在整體上引導了全國的革命風潮。這種整體性觀念大致來自于兩種記憶模式，一是“影響說”，另一是“響應說”。前者如作家李霽野所說：“五四運動發(fā)生時，我正在安徽一個偏僻的小市鎮(zhèn)上小學，因此對這次斗爭沒有直接的經(jīng)驗。但是就在那樣一個小地方，受到的影響也還是相當大的。”⑤「李霽野：《五四時期一點回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820頁」后者則有如是說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fā)了革命運動，在四川立即得到響應，涌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怒濤�！雹蕖笍埿闶欤骸段逅倪\動在四川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下），第868頁」類似的表述，往往用“五四運動在××”的格式來表述，在時空差異中將周邊與中心聯(lián)結(jié)上，局部也獲得了全局的意義，“五四”的整體性觀念被建立了起來。

　　其三，有限度地承認“五四”評價的多樣化，解釋的差異性觀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拔逅摹痹u價歷來不只是純粹的學術(shù)問題，意識形態(tài)立場至今仍左右其間，因而在“五四”認知上往往是“單向度”的。時值思想解放之風吹拂之際，對“五四”彈出不同音調(diào)，已不至于讓人驚詫。于是，在以上“五四”回憶文本中，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的回憶文字也就赫然在目。胡適聲稱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當時并不是政治運動”⑦「《胡適回憶〈新青年〉和白話文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第170頁」的觀點，可自成一說，而其人其事在此后不久逐漸也成為理論界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顯然，對差異性觀念的認同，“五四”也就有了“橫看成嶺側(cè)成峰”的形象，各種重評、反思、超越之論開始在理論界浮現(xiàn)。

　　二、“五四”正名：重塑兩大觀念的現(xiàn)實價值

　　1979年5月2日至9日，為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了一場頗具規(guī)模的學術(shù)研討會，會后出版“論文選”三冊。這次研討會是在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背景下舉行的，為重新認識“五四”提供了機會。就在這次研討會期間，舉行了一次“老同志座談會”（5月4日下午），會上最值得關注的，是為“五四”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正名”。此前有論者為了論證五四運動之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便想當然地將這個運動發(fā)生的原因歸結(jié)于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此次座談會上，鄧穎超明確地指出這種觀念不是實事求是的，認為說五四運動“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這符合事實，可以；
但說受馬列主義影響，就不完全符合事實”。這是見證者之言。隨后發(fā)言的五四運動親歷者許德珩同樣證實了這一點，指出：“五四運動時雖然有少數(shù)人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大多數(shù)人對馬列主義還是不懂的。”“有人說，五四運動是和馬列主義相結(jié)合的，實際上不是這樣”，“當時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領導，所以說那時已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大可能的，沒有那回事�！雹佟浮吨袊�社會科學院舉行五四時期老同志座談會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5、29～30頁」五四運動當時情境既如此，但理論界依據(jù)日后現(xiàn)成的事實，在五四運動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與組織上的準備等問題上，基本取得了共識。

這一“五四”史觀的確立，一方面可糾正往昔對“五四”認知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則可為重塑“五四”科學與民主兩大觀念營造思想空間。科學與民主是“五四”時期的兩大主導觀念，也是理論界人士在談論“五四”思想價值之時，不可繞過的話題，大有開口不談兩觀念、說盡“五四”也枉然的氣象。但是，晚近觀念史研究顯示，人們的觀念往往是構(gòu)成的，并且這種構(gòu)成又是“層累地疊加”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在五四運動之后的幾十年間，這兩大觀念因時勢轉(zhuǎn)移而被人們賦予了諸多不同的涵義。

　　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理論界人士重塑這兩大觀念的努力，顯然依舊是在傳統(tǒng)模式內(nèi)運行，其致思出發(fā)點雖然已不再是極左時代的以階級斗爭為衡量標準的斗爭哲學，不過對民主與科學的現(xiàn)代性特征缺少深度剖析，卻是顯而易見的。1979年5月，一篇發(fā)表于權(quán)威政治刊物上的文章，顯示了當時理論界的認知水平，其中稱：“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潮則表現(xiàn)出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zhuǎn)變的特征。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民主這個口號，基本上還是舊式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后，民主這個口號就有了新內(nèi)容，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zhì)。”而科學“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但當時也有不少人把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唯心主義哲學以及其它各種社會政治學說當作‘科學’而加以擁護。其實，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才開始有真正的社會科學�！雹凇负钔鈴]：《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思潮》，《紅旗》1979年第5期」

　　當然，“五四”民主與科學觀念能夠被人們持續(xù)地接受，完全取決于這兩大觀念能為現(xiàn)實提供積極的價值。1979年“五四”60周年來臨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為籌備學術(shù)討論會，曾發(fā)過一個“通知”，其中強調(diào)：“‘五四’時期提倡民主與科學。我國現(xiàn)在正處在新的發(fā)展時期，發(fā)揚民主，加強法制，繁榮科學，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應當根據(jù)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著重加以論述”③「《中國社會科學院籌備召開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所謂的新情況與新問題，就是經(jīng)歷了10年“文化大革命”后，整個社會期待重整民主秩序與法制秩序，重提科學理性與科學精神，以便使社會走上健康發(fā)展之途。因此，借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之機，重新闡釋“五四”民主與科學的意義及其與當代現(xiàn)實的關系，便成了研究者矚目的課題。僅就如上提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的討論會后結(jié)集出版的三冊文選統(tǒng)計，單是論文標題直接論及“五四”民主與科學的，就有11篇之數(shù)，占入選論文（共73篇）總數(shù)的1/7，更不必說其他論文涉及此兩大觀念的內(nèi)容，足見這一論題的引人之處。

　　對新時期之初理論界人士在“五四”民主與科學觀念上的認知進行描述，就如同觀念史家常告誡的那樣，這種描述難免帶有“后見之明”，或者存在如法國闡釋學家利科所說的“多出來的意義”①「彭剛：《歷史地理解思想》，《什么是思想史》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6頁」。但假如文獻文本俱在，而又不做臆測，這種擔憂或許可減輕許多。這個時期理論界人士在討論“五四”民主與科學觀念時，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征，就是明確將這兩大觀念提升為具有內(nèi)聚意義的現(xiàn)實價值。五四運動史家彭明在一篇文章中就“五四‘民主與科學’兩個口號在今天有了怎樣的發(fā)展？它的現(xiàn)實意義是什么？”問題回答道：“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今天又在補五四啟蒙運動的課”，但“補課”不是“簡單地‘溫故’，而是創(chuàng)造的‘知新’，即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繼承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第一，不是“回到‘五四’當年”，而是要“辯證地理解資產(chǎn)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關系”，“更好地實現(xiàn)社會主義民主”；
第二，要“避免五四啟蒙運動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偏向”，“既不能盲目地學習西方民主，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待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笨傊�，“今天所講的民主和科學，和六十年前五四運動最初提出這兩個口號的含義是不盡相同的，因為時代不同了，面臨的任務也不同了�！雹凇概砻鳎骸睹裰鳌⒖茖W和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一），第194、205～206頁」這個任務就是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而“五四”民主與科學之所以有現(xiàn)實意義，就在于與這個任務連接了起來。顯然，理論界此時觀念上需要重新闡釋“五四”的民主與科學，乃是這個時期思想氣候使然。

　　三、反思“五四”：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張力

　　事后回望，似乎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界都沉溺于現(xiàn)代化的熱望與文化傳統(tǒng)的重估的緊張之中，仿佛重走了一回當代版的“五四”中西古今爭論之路。就像社會轉(zhuǎn)型在迅速推進一樣，人們表象觀念也在隨時置換。但這種“轉(zhuǎn)型”與“置換”卻并非人們想象的那么順當，于是問題被歸結(jié)于“歷史”，尤其是傳統(tǒng)的“歷史”。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就是對這一“歷史”所作的一次范圍廣大的回應，而“五四”因為與中國現(xiàn)代文化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而成了文化討論“熱”中的“關鍵詞”。

　　“文化熱”興起于1982年學術(shù)界關于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討論，但真正的“熱”起來，則是在1984年，幾次學術(shù)研討會和相關研究機構(gòu)的設置，如中國文化書院的成立即是，使得“文化熱”驟然掀起③「參見吳修藝《中國文化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23頁」。在此“熱”風吹拂之下，理論界出現(xiàn)了兩樁沖擊人們“五四”觀念的事件，并且同時出現(xiàn)在1986年。這一年，華裔美籍學人林毓生英文著作《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文譯本出版，而學者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在《走向未來》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這兩個文本都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五四”觀念，引起理論界極大的關注與爭論。

　　林氏之著提出一個高度濃縮的命題，稱“五四”“反傳統(tǒng)主義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說成是全盤的反傳統(tǒng)主義”④�！浮裁馈沉重股�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tǒng)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訂版，第6頁」

　　美國的中國學家本杰明。史華慈在為林著作序時，又將此一命題作了如下推演：“全盤性反傳統(tǒng)主義包含兩項預設：其一，過去的社會——文化——政治秩序必須當做一項‘整體’看待；
其二，此一秩序也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拒斥。”⑤「〔美〕林毓生，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tǒng)主義》，史華慈“序”，第2頁」林氏觀點的出現(xiàn)，引發(fā)了學界的諸多思考。最有力的質(zhì)疑觀點來自王元化，在一篇為“五四”精神辯護的文章中，王元化承認“五四”反傳統(tǒng)精神是用不著討論的，但“五四沒有全盤性的反傳統(tǒng)問題，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禮教’”，并且指出林毓生所說的“五四的全盤性反傳統(tǒng)主義是被更深沉的傳統(tǒng)意識所支配所滲透”的觀點，“前提東西的本身是有待論證的。不經(jīng)過論證而作為必然的結(jié)論，這只是一種先驗論”。①「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新啟蒙》（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19頁」“五四”與反傳統(tǒng)本身具有復雜的多層面關系，因而王元化之論在人們的“五四”觀念中，只能自成一說。另有論者認為，林氏之“全盤”一詞，實有整體性（totalistic ）之義，而傳統(tǒng)是整合的，且“其整合性又是以孔子為人格代表的硬核所維系的，那么真正意義上的反傳統(tǒng)唯有粉碎硬核為目標的整體反傳統(tǒng)，如果‘五四’反傳統(tǒng)不達到這樣的深度，又何從顯得它的劃時代意義呢？”②「許紀霖：《論“五四”的全盤反傳統(tǒng)》，《社會科學報》1989年4月13日」

　　林毓生命題的出現(xiàn)，恰好正當文化討論熾熱之際，理論界對“傳統(tǒng)”的反思，與其說是在梳理“五四”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毋寧說是在借這種關系以表達對現(xiàn)代化的期待。因為“傳統(tǒng)”素來被視為現(xiàn)代化的負擔，不“擺正”傳統(tǒng)文化的位置，似乎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就成了一個問題。在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所構(gòu)成現(xiàn)實的張力，正好由“五四”來承擔，因此有論者指出：“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tǒng)，深入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一課題之所以重要，因為這個大課題與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③「張豈之：《“五四”精神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638頁」。

　　但在實際上，在“五四”與傳統(tǒng)文化關系的論域里，除了個別命題有一定程度的新意外，大多數(shù)討論并無在觀念上有所突破，以至于有人感嘆這種討論“僅僅是在原地空轉(zhuǎn)了一圈”④「何新：《“五四”精神：繼承與超越》，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下），第642頁」，似乎又回到了“五四”當年。之所以會出現(xiàn)回到原點這種“怪圈”，有論者以為是因為“五四”思想啟蒙一開始就染上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而缺少訴諸知識系統(tǒng)。然而學者李澤厚卻獨抒己見，認為“五四”啟蒙運動的不徹底性，是由于“五四”“繞了一個圈，從新文化運動的著重啟蒙開始，又回到進行具體、激烈的政治改革終”⑤「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30頁」。這就是著名的“救亡壓倒啟蒙”命題的提出。

　　這一頗具爭議的命題的提出，學界反對之聲四起，人們在觀念上似乎難以接受。雖然李澤厚在提出這一命題時，其立論前提曾稱：“啟蒙沒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沒；
相反，在一個短暫時期內(nèi)，啟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張，不脛而走�！�…啟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只不過后來“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xiàn)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⑥「李澤厚：《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第19、36頁」。但李澤厚似乎具有“唯啟蒙論”的傾向，因為在他看來，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在“五四”之后長時期沒有得到合理解決，結(jié)果造成巨大的惡果。這種觀念，顯然夸大了啟蒙的作用，是一種事后“修正”歷史、對中國革命必然性認識不足的表現(xiàn)。同時，在另一層面上也應當看到，不論人們在觀念上接受不接受，這個命題在當代觀念史上顯然不同程度地被“簡化”了，因而造成了理論界對此命題作出超越范圍的解讀。

　　由于李澤厚的這一命題帶有輕革命重啟蒙的內(nèi)在矛盾，因而厘清這一觀念就成了理論界不能不著重討論的問題了。姜義華在分析了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革命的特征后指出：“現(xiàn)代中國的救亡運動、政治暴力、革命戰(zhàn)爭之所以常常會擠壓了啟蒙運動，正是因為這是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救亡，是適合于農(nóng)民要求的政治，是首先滿足農(nóng)民要求的戰(zhàn)爭，而不是歐、美那種與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的救亡、政治暴力、革命與戰(zhàn)爭�！薄皢⒚墒姑�之所以成為未竟之業(yè)，這恐怕方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雹摺附�義華：《理性缺位的啟蒙》，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117頁」盡管理論界對“五四”啟蒙與救亡的關系爭論不休，但都無不一致地認為“五四”啟蒙與救亡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進程具有同樣的重大作用。啟蒙之于傳統(tǒng)文化，救亡之于政治革命，而兩者之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無論從何種角度、何種層面進行闡釋，都不曾改變?nèi)藗冇^念中的“五四”現(xiàn)代意識，因為“五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國全部文化都必須現(xiàn)代化的歷史課題，提出了中國精神文化也必須現(xiàn)代化的歷史課題�！雹佟竿醺蝗剩骸秾θ�部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追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第269頁」這個“歷史課題”在觀念史上，被視為是“五四”當年先驅(qū)者所追求的，也被視為是20世紀80年代全體中國人正在追求的。

　　四、在“激進”與“保守”的“主義”爭論之中

　　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即五四運動70周年前后，理論界除了對科學與民主根據(jù)現(xiàn)實的需要取得進一步的共識外，對“五四”觀念中其他因素的認知，依舊是不確定的，或許本來就沒有確定的限制。這個時期，人們試圖在“五四”觀念中，要么增加什么或者刪除什么——如對科學觀念的倫理化、“五四”口號忽略平等觀念等的批評；
要么借“五四”之名闡發(fā)某種當代“主義”，反過來又將其附于“五四”之上，以顯示“五四”原本就有“主義”的形象。

賦予“五四”以當代“主義”的形象，自1990年起驟然成為理論界討論的話題，其中心話語就是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五四”又開始承受這種爭論的詰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那么，詰難指向何處？有論者云：“由于近代中國走上激進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激進傾向所造成的，因此毫不奇怪，時人大多傾向于貶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傳統(tǒng)，而主張今天在思想學術(shù)上更應該繼承民初‘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理念”②「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90年代中國思想批判》，羅崗、倪文尖編《90年代思想文選》第2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2頁」。這一說法固然是事后敘述，但同樣以事后敘述的觀念看，20世紀90年代乃至延續(xù)于今，兩種“主義”使“五四”不得不承受巨大壓力。人們曾費了不少的口舌去檢討這種壓力的來源，異議之論亦為大觀。

　　“五四”承接的“激進主義”封號，頒發(fā)者來自海外學人。1988年9月，華裔美籍學人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講座，稱：“五四”“將保守跟激進的對峙從政治推進到文化的層面”，依據(jù)是“五四”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一些觀念來推翻和取代傳統(tǒng)文化，以至于后“五四”時代直至當代，“反傳統(tǒng)的激進思想已取得普遍的信仰，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和基調(diào)”。在余氏看來，“五四”激進主義導致在道德上的“善”與“惡”、價值上的“進步”與“落后”成為“激進”與“保守”的代名詞，最終“往往陷于思想的混亂和矛盾而毫不自覺”③「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7、9、26頁」。余氏之論，引發(fā)學界在“五四”觀念上的反思，雖然不在學術(shù)而在思想層面之上。

　　對余氏質(zhì)疑“五四”激進主義觀點首先作出回應的，是姜義華1992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4月號發(fā)表的《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一文，而后來的一系列爭論，都集中于這樣的觀點：“中國的‘保守主義’，不是太弱，而是太強了，這也是百年變革不斷受阻的政治原因。”“20世紀以來，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既不是‘激進主義’，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義’�！雹堋附�義華：《激進與保守：一段尚未完結(jié)的對話》，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第30、35頁」余與姜之爭論，現(xiàn)已有相關的研究⑤「參見許紀霖、羅崗等：《啟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此處無需詳釋。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五四”在觀念上不證自明地被賦予了“激進主義”之名，人們試圖從中反思什么？雖然在“五四”研究中，“激進”與“保守”二元對峙糾纏一塊，其中兩個概念所指常常含混不清，且也常錯位使用，但在總體層面上，借“五四”而抒發(fā)對文化“激進主義”或“保守主義”的訴求，則是涇渭分明的。

　　僅就討論“五四”而言，話語之間無“保守”之指斥，而有“激進”之責問。1994年王元化撰文言此前曾對激進主義表“同情”，是“受到‘五四’庸俗化觀的影響”，“近年”則開始反思這種“主義”，并進而對“五四”作再認識的反思。王元化反思后稱：“‘五四’時期所流行的四種觀念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庸俗進化觀點（這不是直接來自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是源于嚴復將赫胥黎與斯賓塞兩種學說雜交起來而撰成的《天演論》。這種觀點演變?yōu)榻┯驳財嘌苑彩切碌谋囟▌龠^舊的）；
第二，激進主義（這是指態(tài)度偏激、思想狂熱、趨于極端、喜愛暴力的傾向，它成了后來極左思潮的根源）；
第三，功利主義（使學術(shù)失去其自身獨立的目的，而作為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
第四，意圖倫理（即在認識論上先確立擁護什么和反對什么的立場，這就形成了在學術(shù)問題上往往不是實事求是地把考慮真理是非問題放在首位）�！雹佟竿踉�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127頁」其實，這四種觀念都屬于思維模式或思維方式，王元化雖然認同應當繼承“五四”的啟蒙任務，但主張堅決克服這四種觀念。

　　更深入于挖掘“五四”“激進主義”因素的，是以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見長的陳來。在一篇檢討20世紀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傾向的文章中他認為：“五四”“全盤否定儒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激烈態(tài)度”，起源于“對于文化問題并不是依照文化發(fā)展的內(nèi)在價值加以評判，而是依據(jù)達成政治目的的需要加以褒貶”，而造成這種觀念的出發(fā)點有三：“第一，強烈的政治指向。

　　第二，以富強為判準的功利主義。第三，以科學、民主排斥其他文化價值的信念�！瓣悂硌韵轮�意，在于指斥”五四“在文化問題與政治社會問題之間”張冠李戴“，亦即使用了不同的衡量評判標準，即”激進主義的理論把中國的一切問題歸結(jié)為孔子、儒家或黃土大陸，把現(xiàn)實問題變?yōu)閭鹘y(tǒng)問題，把制度問題變?yōu)槲幕瘑栴}，其結(jié)果與其動機可能正好背道而馳“。②「陳來：《人文主義的視界》，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4、85、87、100頁」在對”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傾向作了批評之后，陳來認同了”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要求的將價值的立場與功利的立場分開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并非特例，反倒呈現(xiàn)了強勁的為”五四“時期的一些持文化保守主義的人物恢復”名譽“的勢頭。

　　應當承認，“五四”時期堅守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文化人如杜亞泉等人，或者文化流派如“學衡派”等，在文化“激進主義”光環(huán)之下，失色已久，幾乎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與研究。

　　但在90年代忽然浮上水面，并且受到原本大可不必的“熱捧”，這自然與“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受到質(zhì)疑大有關系。其實，即便不存在這樣的背景，文化保守主義也理當受到合理的估價。姑且不論90年代有關政治或社會理論方面的保守主義爭論，就文化方面而言，理論界在觀念上對“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的適度重視，其積極意義應當?shù)玫奖匾�的肯定�?/p>

　　“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大多并不反對文化革新，而且還是開明的支持者，但他們反對簡單地、激進地否定傳統(tǒng)文化，多以主張文化調(diào)和為文化思想進路，杜亞泉便是其中之一。1993年王元化為《杜亞泉文選》作序，以杜亞泉現(xiàn)象為中心，為文化保守主義辯護。在王元化看來，杜亞泉“大概是最早把保守與開進結(jié)合起來，并揭示保守主義的積極意義”③「王元化：《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許紀霖、田建業(yè)編《杜亞泉文存》（代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頁」的人。杜氏以傳統(tǒng)資源為依據(jù)，主張東西方文化調(diào)和論，引發(fā)他在1918年至1919年之間與陳獨秀發(fā)生了一場有關東西方文化問題的爭論。

　　歷來的史論都將爭論中陳獨秀之論視為代表“進步”、“新文化”，而杜亞泉之論則為“保守”、“復古”、“落伍”。晚近以來關于此次爭論已有重新評估之論④「參見許紀霖、田建業(yè)編《一溪集》中的相關論述，三聯(lián)書店，1999年」�！岸艁喨�現(xiàn)象”的重提，顯示文化保守主義在“五四”觀念中找回它應有的位置，而這種觀念還有如水中漣漪般地擴散，以至于有論者在討論“學衡派”之時認為，應當擴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nèi)涵，將其看做是“新”“舊”文化的混合，并非由“新”所獨有。

　　在批評“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弊端之后，將文化保守主義納入“五四”觀念之中，構(gòu)成了20世紀90年代前后理論重估“五四”的一種觀念，這應當視為“五四”觀念史的進步。

　　1989年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有論者指出：“五四”“當年主張‘文化調(diào)和論’的人，為反對新文化運動而發(fā)表的一系列議論中，提出并論證了文化的歷史延續(xù)性質(zhì)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性質(zhì)這樣一些重大問題，這里面包含的合理成分是彌足珍視的，絕不能因為那是出自反對新文化的人士之口而因噎廢食�！雹佟付�偉志：《重評“文化調(diào)和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上），第329頁」在人們的“五四”觀念中，“保守”一詞被壓抑得太久，現(xiàn)在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卻有“紅光滿面”地出場的氣象，但這并不意味著“五四”觀念史的演變，就會如此地凝固，那種認為在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和保守性自由主義對‘五四’的反省、批評乃至批判獲得了廣泛的影響，激進反傳統(tǒng)的命題被顛覆了”②「許紀霖、羅崗等：《啟蒙的自我瓦解》，第59頁」的看法，似乎只是一種預設的想象。

　　余論：“五四”觀念的新傳統(tǒng)

　　已故的五四運動史研究專家彭明在1999年五四運動80周年時，曾撰文提到：“‘五四’精神也應該算作一種傳統(tǒng)”③「彭明：《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郝斌、歐陽哲生主編《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5頁」。其實，在“五四”觀念史上，具有科學價值的觀念，如“民主”與“科學”觀念，早已成為一種精神傳統(tǒng)。那么，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理論界對“五四”認識的不斷深化，“五四”觀念中新的成分勢必不斷增加，只要是有科學價值的，同樣將成為一種傳統(tǒng)。即便如上述所論及的各種“五四”觀念，經(jīng)過時間的推移，社會實踐的不斷檢驗，大浪淘沙，有的將被淘汰，有的將被保留。根據(jù)觀念史研究經(jīng)驗，筆者認為，能夠被繼承下來的觀念，至少必須具備如下兩個條件：其一，這種觀念應當反映社會發(fā)展的本質(zhì)，應當是對人類社會實踐與知識實踐的一種高度概括的總結(jié)；
其二，這種觀念具有持續(xù)的闡釋功能，它既能應對歷史作出解釋，又能有效地對現(xiàn)實問題作出說明。例如“五四”時期形成的“科學”觀念，最早是在反迷信、反偶像、反武斷、反“吃人”封建禮教的意義上被使用，而后上升為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主體的理論層面，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武器；
直至今日，它又發(fā)展成為鄧小平理論中提出的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新觀點，并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中得到進一步的充實與豐富�？梢姡�“五四”的“科學”觀念，可以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而不斷被豐富，同時這個觀念自身對實踐問題與理論問題都具備了有效的解釋功能，因而它被理論界一致公認地繼承下來，成為一種優(yōu)秀傳統(tǒng)。改革開放30年來，“五四”觀念史中的各種表現(xiàn)形式，其演進“路線圖”雖然充滿了復雜性，但它的演進過程本身就是“五四”觀念史不斷被補充、被選擇、被認知的過程，它的有價值的、科學的、反映當代中國社會進步的成分，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踐和理論體系中形成新的傳統(tǒng)。就像社會總是發(fā)展的一樣，“五四”觀念也是在發(fā)展著。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人們在紀念之際，應當更多地考察與分析這種發(fā)展，這是紀念“五四”的價值所在。

　　本文作者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福州，350001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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