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知識界意識到原先“蕞爾小國”的日本，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已經(jīng)遠遠走在了原本是它文化母國的中國前面，于是，承認風水輪流轉(zhuǎn)，趕緊派人向日本學習——藉此，晚清中國留日學生就成為老大帝國一景。

　　 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涌入日本學習，僅1906年就有大約8，600人。這樣大的數(shù)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zhuǎn)手得到的，已經(jīng)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wèi)、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等等。辛亥革命的先驅(qū)、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956本日文書譯成漢文；
同一時間內(nèi)，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16本；
民國成立后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1，759本。日文以漢字構(gòu)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于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于中國文體的演變，發(fā)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
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
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
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沖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mào)易的大門的經(jīng)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游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么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fā)，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只要人際關(guān)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yīng)該不會有什么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于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zhàn)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象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
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quán)。

　　變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zhàn)爭后，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fā)須后，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贝撕笏�終身都是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后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

　　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反哺”在中國產(chǎn)生了廣泛、深刻和持久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不爭的事實是，這種極其強勁的“文化反哺”并沒有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現(xiàn)代意義的自由、民主的國家，或者用汪向榮先生的話說，“并沒有將中國導向一個健全的地位，使中國的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在近代化建設(shè)中取得成功”。汪向榮先生多少有些遺憾地承認了這一點。從他的論述中，要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也算順理成章：中國之所以在這半個多世紀里并沒有在政治、經(jīng)濟等各方面都真正“近代化”，并沒有成為一個“健全”的現(xiàn)代國家，是因為日本對中國的“文化反哺”力度還不夠，作用還欠缺。而我以為，這里的因果也許應(yīng)該反過來思考。清末以來，中國的社會轉(zhuǎn)型之所以異常艱難，中國的現(xiàn)代化之所以坎坷曲折，中國的自由、民主之所以難以實現(xiàn)，或許正因為日本的影響過于強大，換句話說，或許正因為在中國的現(xiàn)代化剛剛起步時，就誤投了師門、錯找了奶娘。

　　如果說，張之洞們當年把通過日本學習西學視作事半功倍的終南捷徑還情有可原，今天的人們再這樣看就未免有些膚淺。一個讓人不得不想的問題是：從日本輸入的“西學”，已遠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學，而是被日本所刪節(jié)、改造、扭曲了的東西。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的所謂“近代化”，在政治、法律、教育方面是以其時的德國為藍本的，英美一系的自由、民主思想則受到壓制和排斥；
與此同時，日本傳統(tǒng)中的某些本質(zhì)是反現(xiàn)代文明的東西則與德國輸入的觀念一拍即合，終使軍國主義成燎原之勢，快速成為一個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的國家。大量的中國學生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接受教育，大量的中國游歷考察者是在這樣一個國家受到啟發(fā)；
而眾多的日本教習也是先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完成學業(yè)后到中國來執(zhí)掌教鞭……如果把自由和民主視作是現(xiàn)代化的必備要素，那“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現(xiàn)代國家，相反，在以軍事為先導的物質(zhì)力量快速強盛的同時，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十分前現(xiàn)代和反現(xiàn)代。這就意味著，從日本“反哺”過來的乳汁中，本來就沒有多少自由、民主的成分．而指望這種“反哺”能把中國導向一個“健全”的、自由利民主的現(xiàn)代國家，豈非緣木求魚?

　　中國今天面臨種種政治經(jīng)濟文化問題，我們都可以從留日學生從日本輸入的日本近代文化中找出端倪，這或許就是我們應(yīng)該留意留日學生對中國近代影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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