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場大規(guī)模政治運動，就當時而言，舉國震動。不過，運動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為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這樣的大都市邊上的，才有點影響，所謂的影響，就是很多鄉(xiāng)下人聽說城里人鬧事，跟日本人有關，莫名恐慌，擔心日本人下毒，跟鬧義和團時的擔心很相似。他們實在弄不清楚巴黎和會是怎么回事，山東又怎么啦，他們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間，一向沒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地開始發(fā)壞了。所以，見著日本人或者他們認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盤問，說不清楚，就一頓胖揍。

　　城里人沒有被攪動的少，從資料上看，多數(shù)的市民都很積極，包括積極地看熱鬧，從學生演講，游行到抵制日貨，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來戴高帽子游街，都出來看。不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細查訪，防備日本人下毒，但凡見著長得像日本人，而且?guī)�瓶子上街的，無論是打醬油還是買藥，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頓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說的娼妓業(yè)，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因此，自然不會自外于運動，上海罷市，花界積極參與，大小妓院一律關門停業(yè)除牌，連在妓院做雜役的人，俗稱“烏龜”之輩，都動了起來，“九成同義會（烏師幫所組織者）且向各妓院散發(fā)‘國事危急，學生被捕，商業(yè)停頓，挽救學生，本會同業(yè)，公同停業(yè)，不達目的，甘坐待斃，大眾開市，方始做業(yè)’一種傳單�！盵①]等級高的妓女校書和長三，一向樂于出頭露面，此時則組織“青樓救國團”，走上街去跟學生一起撒傳單，為游行的人們供應茶水。名妓鑒冰，專門設了一個學生飲茶休息所�！伴T前張一大紙，書‘青島問題發(fā)生，各界一致罷歇，學生為國熱忱，不過稍盡綿力，妓界泣告。’”據(jù)說，“各妓院門前，多貼有長八九寸，寬二寸之小傳單，楷書‘君亦中華民國之國民’�！盵②]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蓮，不僅捐了50元給國民大會，而且發(fā)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書”，全文如下：

　　“我們中國到了將亡未亡的時候了�，F(xiàn)在所以未亡，全仗一點國民的志氣。自外交失敗的信息傳來首先由愛國的學生，發(fā)起懲警賣國奴，抵制日本貨。沒有幾日，全國各界萬眾一心，下至小工車夫，亦不肯與日人工作�？梢娙诵牟凰�，正是我國一線生機。惟我青樓一無舉動。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幾條辦法，勸告我全國花界同胞，各本良心盡我國民應盡之天職。后并附八條：一、請花界同胞哀懇各界，一致救護被捕愛國學生。一、請花界同胞，將波蘭朝鮮亡國苦處，擇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請花界同胞勸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為。一、請花界同胞普勸我商家，國貨萬萬不可漲價。一、請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國民大會，及學生聯(lián)合會經(jīng)費。”[③]

　　而另一份花界的傳單是這樣的：“我們花界，斯業(yè)雖賤，愛國則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堅持到底。國賊弗除，學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緊，切勿暴動。如遇日人，佯作不見，倘伊尋事，逆來順受，莫墮奸計，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樓救國團泣告。”[④]不愧是青樓女子，愛國也帶著可愛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類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來尋釁，也要逆來順受，意志堅定，身體柔軟，遠離暴力。

　　據(jù)美國學者賀蕭（Gail B. 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時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業(yè)兩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國恥日（二十一條簽訂日）停業(yè)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罷，直到6月中才結束。[⑤]“林黛玉、笑意、鑒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數(shù)十名妓，結合不忘國恥會，各于枇杷門下，高標‘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樣�！盵⑥]林黛玉（藝名）是當時上海名妓四大金剛之首，名氣很大，可見聲勢不小。連跟上海接壤的海門地方的妓女，也開會議決停業(yè)，發(fā)了一個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寫的宣言，并創(chuàng)作愛國歌，提倡國貨歌，討賣國賊歌，“分頭拍唱�！盵⑦]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傳單文告，到底是妓女們自創(chuàng)，還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估計多半是這些妓女恩客的手筆。這些恩客里，絕對不乏筆下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屬于共生體，此前辰光，產(chǎn)生了那么多蝴蝶鴛鴦文字，現(xiàn)在代勞寫點愛國的文告，自是義不容辭。但是，有人代筆不等于妓女們的愛國行為，都是被動的。據(jù)當報紙記載，有名妓著人開著汽車，在大馬路和四馬路一帶兜風，車上插著白旗，上書：“警告同胞切勿暴動”，[⑧]這種跟學生學來的動作，表現(xiàn)在妓女們身上，別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們對于運動的積極性，不僅參加三罷，而且對于跟三罷相關的抵制日貨運動，上海的名妓們也很積極，“互相勸告，此后購用國貨，以免權利外溢”。[⑨]據(jù)記載，一直到五四以后，還有名妓堅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時人感慨到：現(xiàn)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盵⑩]反過來說，妓女的愛國行為，之所以被人拿出來宣傳，也不乏有借機貶損官員的意思。

　　雖然說，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場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種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書畫具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這樣的人物，晚清一些所謂的妓女作品，實際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種告花界同胞書之類的東西，盡管是白話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果實），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國民大會或者學生聯(lián)合會的負責人，在給妓女們派活兒，所以，這種產(chǎn)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筆。同時，鑒于在晚清到民國的歷次愛國運動以及政治事件中，強調(diào)卑賤者的參與熱情，已經(jīng)成了一種宣傳策略，不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會拿來做文章，說他們?nèi)绾螣崆槿绻麏^發(fā)云云。不僅正面的運動如此，連洪憲帝制運動，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鳳領頭的妓女請愿團嗎？當然，在護國討袁中，人們則喜歡吹捧那個替蔡鍔打掩護的小鳳仙，從而實現(xiàn)兩邊微妙的平衡。所以，我們看到的五四運動的花界參與，尤其是那些熱情洋溢的文字，盡管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屬于運動宣傳造勢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否認，在運動中如火如荼的三罷中，妓女的確參與了，而且她們也有這個自覺。賀蕭的研究告訴我們，據(jù)上海著名小報晶報報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為不讀書，不熟悉“愛國”，“同胞”等新名詞，竟至門庭冷落。[11]上海是個趨時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屬于中國最為趨時的女人群，不僅時裝的變化，首先在她們身上體現(xiàn)，最早坐四輪馬車，坐汽車，照相，上報刊封面，都是她們首開風氣。因此，即便沒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愛國熱情，當愛國成為趨時的內(nèi)容的時候，她們也是不會落后的。

　　記得有句一度很時髦的話，戰(zhàn)爭讓女人走開。但是，政治卻不會讓女人走開，也走不開，無論宮廷謀劃，還是密室陰謀，甚至大街上的抗爭，都有女人的身影。五四是一場學生發(fā)起的政治抗議運動，但運動的深入，則演變成一場市民運動，自義和團運動失敗以來，中國的民眾抗議運動，幾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市民的參與，才使得運動具有力量，但是，市民的參與，也讓運動具有更復雜更世俗的色彩。

　　民國以后，由于官場禁嫖的禁令沒有了，官場中人，應酬飲宴，都離不開妓女，而中國官場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這種場合進行，因此，這個特殊的女性群體的身影，就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政治當中。像五四這樣看起來很高潔的愛國運動，也沒有人會因為她們的參與，感到有什么不妥，至少，她們的參與，起到了讓運動持續(xù)發(fā)展的某種添加劑的作用，也讓似乎很悲憤激昂的街頭政治，平添了一點令人興奮的桃色。

　　[①]海上閑人：《上海罷市實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81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②]海上閑人：《上海罷市實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99頁。

　　[③]海上閑人：《上海罷市實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81—482頁。

　　[④]海上閑人：《上海罷市實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99頁。

　　[⑤]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xiàn)代性》，第173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⑥]楊塵因：《民潮七日記，《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528頁。

　　[⑦]海上閑人：《上海罷市實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517頁。

　　[⑧]海上閑人：《上海罷市實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479頁。

　　[⑨]龔振黃編：《青島潮》，《五四愛國運動》（上），第26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⑩]楊塵因：《民潮七日記，《五四愛國運動資料》第528頁。

　　[11]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xiàn)代性》，第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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