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元�。骸缎袑m》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彼�說何事?想來不會是什么軍國大事。老宮人們多年幽居深宮，隔絕外界，朝廷的文治武功所知無多。閑話的主題怕是宮中瑣事、飲食起居、春花秋月，諸如李隆基和妃子們的交往啊，虢國夫人的美艷出眾、淡掃娥眉朝至尊啊，玄宗皇帝“親自”冒著嚴寒酷暑演奏樂器啊，等等。

　　現(xiàn)在我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天津《大公報》的一些瑣事，類似這種閑話。當時我是一般的編輯，報社高層大事，諸如事業(yè)的擘畫、人員的升遷，絕少與聞。耳邊吹到的一點風聲，也不宜形諸筆墨的。因此，本篇所述僅為當時見聞的一些瑣事，為喜歡搜羅《大公報》軼聞舊事的讀者，提供茶余飯后的一些談助而已。

　　解放前的《大公報》，從1902年到1949年，約經(jīng)歷半個世紀。近年來對其歷史功過聚訟紛紜。好在有近五十年的報紙合訂本在，可以復案。近讀曹聚仁回憶《立報》的文章(見曹聚仁著《我與我的世界》，北岳文藝出版社)，稱《立報》立場堅定，態(tài)度公正，評價頗高。文章說，在中國新聞史上，除了天津《大公報》，《立報》可以說是最成功的�？梢娺@位作家、老報人對《大公報》的充分肯定。又據(jù)聞，天津市近年社會上有把“南開(大學)、永利(堿廠)、《大公報》”列為天津市人文三宗寶之說�？梢�，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人心向背，不可輕忽。我這篇短短的閑話，只敘述解放初期《大公報》的一些瑣事，無力涉及如此重大的問題了。

　　寫到這里，有必要插幾句話。2002年末，我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雨雪霏霏》，敘述我和一些《大公報》人中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書的開頭，我簡述了《大公報》的歷史。出版以后，一些讀者來信評論這本書，同時提出了一些涉及《大公報》的問題。有人問，《大公報》現(xiàn)在如何了?有人問，1966年9月14日《大公報》被迫�？�，為誰所迫?又是怎樣停刊的?等等。

　　《大公報》至今還受到社會上的關(guān)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前些年，有些大公報人因為常常提及這份報紙，曾被譏諷為陰魂不散�，F(xiàn)在事實證明它并沒有被社會所遺忘，陰魂之說未免有傷忠厚。我所能告訴讀者的，是《大公報》在大陸上已經(jīng)消失了三十七年，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還在出版。至于它在大陸被迫�？�的過程，說來話長。簡單地說，它是被紅衛(wèi)兵勒令�？�的。那么紅衛(wèi)兵是個什么東西，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權(quán)威?那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只能留給另外的文章了。

　　(一)

　　我這里所說的《大公報》，特指上海《大公報》北遷和天津《進步日報》于1953年合并組成的《大公報》，到2003年，適值五十周年。兩報合并，在當時中國新聞界算是一件大事，是經(jīng)毛澤東批示決定的。按照計劃經(jīng)濟的模式，兩報合并初期，《大公報》1953年1月1日在天津出版，同時籌劃在北京建房，準備搬遷。

　　據(jù)傳達，當時報紙接受的任務有十六個字：“報道國家經(jīng)濟建設(shè)，宣揚保衛(wèi)世界和平�！苯�(jīng)中央宣傳部門為《大公報》具體劃定的國內(nèi)聯(lián)系范圍是：財政部、外貿(mào)部、商業(yè)部、糧食部、供銷總社、人民銀行、紡織工業(yè)部、輕工業(yè)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國工商聯(lián)等單位，并負擔私營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宣傳報道任務。

　　報社組建初期，領(lǐng)導層人員設(shè)三長四總。三長是：社長王蕓生，副社長孟秋江、李純青。四總是：總編輯張琴南，副總編輯孔昭愷、李光詒、趙恩源。

　　合并初期，報社雖然設(shè)在天津，但業(yè)務領(lǐng)導中心從一開始就在北京，以便于接受中央各部門的指導。王蕓生和李純青兩位社長坐鎮(zhèn)北京辦事處，另一副社長孟秋江則在京津間穿梭奔走�？梢哉f北京辦事處是報社的指揮中樞。

　　1953年夏天，報社購買了北京東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號的兩所院落，擁有房屋約七八十間，具有相當規(guī)模。不久，成立社長辦公室，設(shè)立國際、貿(mào)易合作、工商三個組，負責處理除新華社統(tǒng)發(fā)稿件外全部自發(fā)稿件，包括評論、論文、自采新聞稿。天津總編輯室負責最后定稿、校對、組版和處理新華社統(tǒng)稿，實際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編輯而在天津出版的極為少見的模式。當時報社內(nèi)部京津間電話十分忙碌。

　　北京的機構(gòu)、人員不斷擴大。社長辦公室設(shè)三位主任，主任為劉克林，副主任為潘靜遠、姚仲文；
三個編輯，為賀善徽、王昊天、吳永良，一個秘書，為廖毓泉。國際組組長張契尼，副組長蘇濟生。貿(mào)易合作組組長蒲希平，副組長蕭離。工商組組長姚仲文，副組長戈衍棣。進入1954年，副刊組(組長劉北汜)、資料組(組長張篷舟)也遷到北京。天津編輯部只余下總編輯張琴南和副總編輯孔昭愷、趙恩源主持工作。另一副總編輯李光詒則坐鎮(zhèn)上海，兼管上海辦事處的工作。

　　(二)

　　1953年兩報合并之初，《大公報》北京辦事處設(shè)在王府井大街北口茲府胡同一個小三合院里。北屋一個大通間，記者們集中辦公。西間是王、李兩位社長的辦公室。東間為單身漢的宿舍。

　　我是1953年3月下旬從天津調(diào)到北京的，參加劉北汜領(lǐng)導的婚姻法宣傳小組，這個小組里還有王鴻、蕭鳳等幾位。我從這個時候起就得以時承王蕓生社長的謦咳了。

　　王蕓生的大名，對于我這個抗戰(zhàn)時期在四川讀過書的重慶《大公報》讀者來講，可以說是早已如雷貫耳�？箲�(zhàn)勝利以后，隨學校遷回上海，接著看上�！洞蠊珗蟆罚�看《大公報》的社論，看王蕓生發(fā)表的署名文章，諸如《我的人生觀》、《我看學潮》、《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一統(tǒng)與均權(quán)》、《北歸雜記》等等(參看周雨著《王蕓生》，人民日報出版社)，文筆犀利，汪洋恣肆，關(guān)注國事，憂心民生。其主要觀點是貶斥專制，鼓吹民主，我以為這是以王蕓生為代表的《大公報》的主導觀點。雖事隔多年，我一直記得他在《一統(tǒng)與均權(quán)》中，為秦始皇式武力統(tǒng)一的獨裁者們所做的精神畫像：“集權(quán)力于一身，集思想于一個腦袋�！�

　　1947年春，他訪日歸來，倡導反美扶日，曾應邀到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為師生演講。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新聞界名人。他由復旦新聞系主任陳望道親自接待，由兼任教授的《大公報》人蕭乾陪同，在學校大禮堂演說。敦實的身材，堅毅的面容，講話語調(diào)平緩，措辭堅定有力。至今我還記得他當時講話中所作的一個比喻：當他說到要打擊左翼必然要靠右翼的力量時，揮動著右臂說：“你們看，要打擊左半邊，不是要揮動右臂嗎?”

　　從1947年到1953年，六年過去了。王蕓生身體敦實如昔，短發(fā)漆黑，步履矯健，精力旺盛，依然處于壯年期。

　　記者臨時集中使用的大辦公室，由幾張桌子拼成兩組，條件比較簡陋。王蕓生幾乎每天都踱步到大房間來巡視一下，有時候會問劉北汜：“北汜，這兩天工作進展如何?”身材高大、曾任上海市文聯(lián)副秘書長的劉北汜，這時總是恭恭敬敬地站起身來，操著濃厚的東北口音，笑著說：“王先生，您請坐，我給您匯報一下。”然后有條不紊地匯報記者們采訪了哪些對象，得到了哪些材料，預計可以寫一些什么稿件，講得十分詳細。王蕓生常常插幾句話，表示可否。

　　小組的記者后來寫成了一些稿件。他聽說以后，一天下午，走過來要了幾篇稿子，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戴上老花眼鏡，全神貫注地修改起來。他改得很仔細，不放過一個標點符號。改后，還要對記者談談意見。一次他改完蕭鳳的稿子，讓蕭鳳坐在一旁交談。他夸蕭鳳的字寫得好，問是不是練過趙體。然后他夸獎蕭鳳文字雋永，就是虛字用得多了些，說：“我刪了近兩百字，都是虛字�！逼渌�人的稿件，他都坦誠地作過指點。

　　搬到史家胡同以后，房屋寬敞了許多。但他和李純青二位仍然在西院最后一排北房中各占了一小間，而且是里外間，李占里間，王占外間。社長辦公室則占同排房的西邊一大間，和他們相隔一間會客室。

　　社長辦公室逢周一有例會，兩位社長必來參加。王蕓生常常正襟端坐在一張單人沙發(fā)上，全神貫注地聽各組匯報。雖然財經(jīng)報道的業(yè)務性強，相當枯燥，但他總是認真聽，毫無怠意。

　　對碰頭會上落實下來的重要文章，他常到辦公室來詢問下落。分到他手上審改的稿件，及時處理，從不拖延。即使是節(jié)假日，有稿件需要處理時，他一樣到辦公室值班。他黽勉奉公，視報社如家，深受大家的尊重。

　　1954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公布，組織全民討論，成為全國當然也是報社的頭等大事。王蕓生踔厲風發(fā)，全神貫注，始終處于昂奮狀態(tài)。他曾經(jīng)說，在中國制定一部憲法，是他盼望了一輩子的大事。對憲法宣傳，他親自領(lǐng)導擘畫，在一版上開辟專欄，逐日刊登討論稿。他擬定“勝利的總結(jié)，幸福的保證”十個字，作為專欄刊頭。從擬訂計劃，到約稿、改稿，都親自過問。每天上午必到社長辦公室詢問：“憲法稿來了多少?”一上班，還常常翻閱稿件，把認為需要親自處理的拿走�！洞蠊珗蟆防献髡叩膩砀鍎t必親自處理。

　　一次，報紙刊登了《大公報》老作者、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家沈尹默的文章，稿費沒有及時開付，老教授來函詢問。王蕓生手持沈的信件，在辦公室和大伙說笑話：“沈尹默來信查稿費，先別給他開，等他多來幾封信再說，他的字很值錢的。”那段時間，他精神煥發(fā)，談笑風生，對憲法的制定和通過，滿懷熱望。彼時彼地，他可能已經(jīng)淡忘了自己對封建專制作過的犀利分析，更沒料到其后幾十年間憲法的種種際遇吧!

　　那兩年，政治社會環(huán)境相對平靜，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在蓄勢待發(fā)階段。報社內(nèi)部少有大型集會和聽政治傳達一類事情。1953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報社忽然集合全體，在用玻璃隔扇圍成的走廊里開會，由王蕓生作傳達報告，而且事先并未透露內(nèi)容，令人稍稍感到空氣滯重。

　　會議開始以后，王蕓生嚴肅地站起來，傳達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聽到的精神，并且宣布紀律：不許外傳，不許記錄。那一天他傳達的內(nèi)容，即著名的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批判。

　　他站在那里兩手空空，全憑記憶，敘述得卻十分詳細。他講了會議開始時，梁怎樣站起來發(fā)言，陳述農(nóng)民生活困境，說農(nóng)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澤東立即打斷梁的話，予以反駁。梁隨即又為他的意見辯護，要求毛澤東有“容人之雅”。這時與會者紛紛起立，高聲打斷、制止梁的發(fā)言。梁開始仍然大聲反訴，直至被口號聲、呵斥聲所壓倒。整個過程王蕓生傳達得有聲有色，令人有親歷之感。

　　不過，那天大會傳達的時候，他省略了一個細節(jié)。毛澤東在批判梁的時候，忽然冒出一句話：“我在重慶參加談判的時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爐灶的話�！边@時，王蕓生騰的一下子從座位上站起來，說：“主席，這話是我說的，是錯誤的�！边^了片刻，毛澤東讓王蕓生坐下，然后說：“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是蔣介石不讓我們一道開伙嘛!”后來聽說，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大公報》曾宴請毛澤東。酒宴上，毛、王有過這一段對話，至此時隔已經(jīng)八年之久了(參看王芝琛著《百年滄�！分小洞蠊珗蟆放c重慶談判部分，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還聽說，王蕓生當天開會回來向少數(shù)大公報老同事轉(zhuǎn)述這件事的時候，流露出內(nèi)心十分惕息，但不久即平靜。真正令他惶惶不安而又幸免于難的是“反右”和“文革”兩番暴風雨。在1957年反右以后，他就被通知不再參與報社業(yè)務領(lǐng)導，那已是后話了。

　　1954年秋天，我奉派到重慶采訪，半年后回京，已是1955年春夏之交。報社形勢丕變。副社長李純青和總編輯張琴南相繼離去。中共上海市委的官員楊永直進社任副社長，主持全面工作。他把自己的辦公室設(shè)在前院的一個有套間的大房間里。王蕓生離開了多年桴鼓相應的老友李純青，煢煢孑立地坐在原來的小屋里，雖然還擔任社長職務，但已不大過問編輯業(yè)務了。

　　(三)

　　1953年和王蕓生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副社長李純青，時年四十四歲。上海報社的年輕同事稱他為李先生或純公，年紀相近的則直呼其名。他生于臺灣，1934年在廈門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東渡日本，就讀于東京日本大學，攻讀社會科學。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回國，1938年經(jīng)考試進入《大公報》，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現(xiàn)身新聞界。

　　李純青中等身材，步履安詳，衣冠簡易，一望而知是書生型的人物。和王蕓生同時出入，他總是走在王的后面，從不越雷池一步。

　　熟悉他的同仁都認為他的工作很有特點。其特點之一，是對經(jīng)手的稿件常常苦改不已。《大公報》的才子之一劉克林，下筆千言，文不加點。有一次，他把王、李二位社長修改稿件的情況加以對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說：“王先生改稿子，圈圈點點，稍作刪削，我喜歡。李先生把稿子改得體無完膚，慘不忍睹，令人欲哭無淚�！眲⑸朴诳鋸�，難免有些言過其實。不過，我確實看到過他所說的改得體無完膚的稿件。

　　一次，一位同事寫了一篇私營企業(yè)納稅問題的評論，經(jīng)李純青修改后，交給我們發(fā)往天津。我們發(fā)現(xiàn)，稿子經(jīng)他修改后面目全非。寫在稿紙格子里的文字，大部分被劃掉，只留下“四馬分肥，一馬當先”等幾句簡單的句子，稿紙空行處是他另寫的密密麻麻的文字。稿子被改成名副其實的“大花臉”。我們只好重新謄錄一遍。另外，當時在私營商業(yè)改造中，關(guān)閉了大量網(wǎng)點，市民生活感到不便。一位記者寫了一篇街頭排隊購物即景，開頭近百字，寫寒風瑟縮中人們排隊的情景，他修改后剩下八個字：“人們在街頭戰(zhàn)東風。”后來，記者們有時候互相開玩笑說，稿子“戰(zhàn)東風”了，意思是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當然，他修改稿件不一定每篇都十分妥帖，但絕大多數(shù)稿件是改得好的，大家都很欽佩，因為他對新聞寫作確有真知灼見。他在和同事接觸中，常常談些對寫作的意見，他往往站在年輕同事的座位一旁，有時三言兩語，有時即興發(fā)揮，擘肌分理，娓娓道來。無論談工作還是談寫作，他總是以商量的口吻，使大家既易于接受，又受益匪淺。

　　他認為新聞必須寫事實，“沒有事實則不知所云”。他反對新聞套話，說那是無病呻吟。他強調(diào)文章要有思想，要有自己的見解。報紙不要反復講人所共知的事情，總要有點新意。他如果活到今天，看看報紙上充斥著套話連篇的文章，不知作何感想。

　　他主張寫文章要注意結(jié)構(gòu)，要像圖畫一樣清晰。辭藻要力求清新，唯陳言之務去。文章要有感情，反對寫無情的文章，做無情的宣傳。他認為最好的新聞具有最大的偶然性，報紙要尋找、追逐和及時報道偶然事件。

　　1988年歲尾，他因肝病住入北京醫(yī)院，在那里寫成《讀書與寫作》一文，歸納平生對讀書和寫作的意見，思路十分清晰，彌足珍貴。此文后來被收入《筆耕五十年》中(三聯(lián)書店出版發(fā)行)。

　　1953年，報社資料組遷到北京。我因單身在京工作，晚上常常去翻看報刊，因而和組長張篷舟相熟。這位年紀和王蕓生相近、1937年淞滬抗日戰(zhàn)爭中名噪一世的戰(zhàn)地記者，性情梗直，但稍有“目無余子”的毛病。他是一位老單身漢，經(jīng)常日夜兼程地工作。有一次我去時，正逢他整理《恩格斯軍事論文集》上書架，我說了一句：“恩格斯還寫過這么多軍事論文?!”他說：“沒想到吧，這套書只有李純青借去讀過�！比缓�，操著濃郁的四川腔感嘆地說：“純青算得上是個書生噢!”

　　后來，聽同事們介紹，李純青閱讀范圍涉及我國的經(jīng)史子集、外國的社科人文書籍，甚至包括佛學典籍《法華》四部、《凈土》四部和《華嚴經(jīng)》等。

　　李純青博覽群籍，但絕非食古不化，而是勤于分析和獨立思考。1938年開始，他在《大公報》撰寫關(guān)于日本問題的論文。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以為日本的軍閥頑固不化，不能打交道。日本財閥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可以和他們打交道，尋找妥協(xié)之路。李純青從研究日本的經(jīng)濟著手，研究日本的工業(yè)生產(chǎn)，研究日本的金融業(yè)，進而研究日本財閥集團，財閥和軍閥的關(guān)系。研究結(jié)果表明，日本財閥是站在軍閥背后的勢力，整個金融資本大財閥，是真正的戰(zhàn)爭的大老板。他們決不是溫和派。他的這一見解發(fā)表在《大公報》上，在當時引起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后來傳說，李純青一舉成名。

　　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接著英法對德宣戰(zhàn)。1941年德國又進攻蘇聯(lián)，歐戰(zhàn)爆發(fā)。日本介入世界大戰(zhàn)勢成騎虎，只是面臨南進和北進的選擇。所謂南進，即開辟太平洋戰(zhàn)場，進軍南洋群島。北進即從遠東進攻蘇聯(lián)，和德國形成東西夾擊之勢。1940年間李純青在《大公報》發(fā)表四篇社評，力持南進之說。他指出日本當時處于貿(mào)易虧空、原料缺乏、生產(chǎn)低落的狀態(tài)。日本的美夢在南方，占領(lǐng)了南洋，外貿(mào)可以出超，并將得到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棉花和羊毛，因此日本必然南進。事變的發(fā)展，果如所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發(fā)動了太平洋戰(zhàn)爭。

　　1990年8月李純青逝世。曾任《大公報》編輯的出版家戴文葆作《悼念李純青先生》一文，被認為是懷念人物文章中的精品(文章作為附錄，收入李純青所著《筆耕五十年》一書)。文中，他以羅丹雕刻的《思想者》和《思》的蘊涵，又以“沉潛思辨，標新立異”八個字來勾畫李純青的精神風貌，十分貼切�？梢哉f，李純青一生中沉潛思辨的腳步從未停止過，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李純青在一篇文章中說：“僵硬的教條理論，并沒有為歷史發(fā)展所證明，也不能解釋數(shù)十年來不斷發(fā)生的新形勢和新問題�！彼�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背誦大多數(shù)人都難做到的教條，人們便口是心非，養(yǎng)成一種言偽而辯的社會風氣。證之當今社會狀況，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預見性吧!

　　晚年，他繼續(xù)思考一些重大的哲學問題。他研究諾伯特·維納的著作。他感到：“必然論曾給我們以巨大的力量，也給我們葬送了活力和生機�！彼�認可維納所說的“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結(jié)構(gòu)的基本要素”。在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能的，而混亂是最大可能的”。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侵略者的失敗而告終，頗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種正義戰(zhàn)爭一定勝利的概念。我對此抱有懷疑。正義戰(zhàn)爭可以勝利，但也可以失敗……戰(zhàn)爭不是道德考試，而是武力的競技。”(見《四十而不惑》一文，收入《筆耕五十年》)

　　1954年落葉紛飛之際，李純青被調(diào)離《大公報》。這是否出于貫徹計劃經(jīng)濟辦報方針的需要，不得而知。在不久以后的反右派運動中，他雖然沒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卻被控制使用，從此封筆達二十年之久。然而，他在最后十年著述中，常有卓爾不群的見解，為世所重，繼續(xù)著他的沉潛思辨、標新立異的特色。

　　(四)

　　李純青調(diào)離報社不久，總編輯張琴南也調(diào)往天津市民政局擔任局長。這位兩報合并前《進步日報》的總編輯，是《大公報》元老級的人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畢業(yè)于北京大學，進入新聞界不久即參加了《大公報》�？谷諔�(zhàn)爭時期，一度任教遷校成都的北京燕京大學�？箲�(zhàn)勝利后，回到天津《大公報》任總編，仍兼燕大教授。

　　1950年2月的一個晚上，我到《進步日報》當編輯，開始上夜班，第一次見到這位滿頭銀發(fā)的總編輯。他要我坐到他的桌旁，然后拿出一張便條，一筆一筆給我計算工資。當時天津市的工資是以小米計算的。他告訴我，工資小米若干斤，洗理補助若干斤，交通補助若干斤……總計為四百多斤小米，合人民幣四十余元。然后，他仔細地向我交代編輯工作的職責、工作運行程序，應注意的要點，比如字跡不能潦草，以便排字工人辨認等等。這時候，同事們陸續(xù)來上班了，他又一一給我介紹，簡直像是把著手教小孩一樣，時至今日我仍有如坐春風之感。我記得當時環(huán)繞編輯桌旁辦公的同仁，有朱文浦、朱沛人、楊零滄、錢家駿、雷特、趙明潔諸兄，今已作古。健在的有蕭荻、胡邦定和劉樹烈三位。

　　同事們都很尊敬張琴南，即使私下談起，也稱之為琴老或張先生，說他是恂恂然惟恐傷人的謙謙君子。他給同事們留個便條，上款一律寫為某某兄，下款分兩種，對一般同事寫作“弟琴”，對教過的學生則寫為“琴”，以示區(qū)別。

　　他當總編輯，是長年上夜班的。他坐在一組大桌子的一端，審查和修改編輯們編過的稿件和制作的標題，對標題和稿件有大的改動，往往要征求同事的意見。每天要等第一版稿件發(fā)完，和大家一道確定頭條，最后在大樣上簽名。有時候還開玩笑說：“天天缺頭條，天天有頭條�！�

　　發(fā)稿間隙或者夜餐桌上，他喜歡和大家談古論今，偶爾說點笑話，大家哄堂時，他卻只是莞爾一笑。記得他講到抗戰(zhàn)時成都某小報，某日頭條新聞的標題，原作“衡陽大捷，我軍殲敵”。排字房工人端著鉛版去軋版時，不小心手一松，標題字錯落，用手整理了一下，沒仔細看，付印了。第二天印出來成為“衡陽大捷，敵殲我軍”，被勒令停刊三天。他一邊是講笑話，一邊也是提醒大家嚴防出錯。每逢看大樣，他總是全神貫注，凡標題必用一枝紅筆一個字一個字地點一遍。

　　他很佩服張季鸞，講過一些張的工作習慣和作風，還講過一個張季鸞果斷處理稿件的故事。1936年張季鸞在上海館主持編務。一天，天津館傳過一份電報，是范長江寫的戰(zhàn)地通訊，洋洋數(shù)千言，需要刪短，請張指示從何著手。張季鸞看罷電稿，背著手在室內(nèi)踱步，片刻坐下來，給津館回電，電文僅四個字：“議論全刪�！�

　　有時候興之所至，他還講一點寫作的掌故。有一次說到文句的順序十分重要時，舉例說，舊時官府就案件向上司寫的公文，如果最后寫“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明顯地側(cè)重在后面四個字，傾向于把案件了結(jié)了。如果把兩句顛倒過來，寫作“查無實據(jù)，事出有因”，側(cè)重點則變成“事出有因”，就明顯傾向于把案子查下去。他還舉曾國藩所寫奏折為例，說曾和太平軍作戰(zhàn)初期，連打敗仗。曾給皇帝的奏折，不敢不說實話，又不敢說泄氣話，于是在奏折上寫道：“臣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奔日f了實話，又表明了斗志。如果這兩句顛倒過來，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熟悉他的老同事，說他滿腹經(jīng)笥，文章寫得瑯瑯上口。有的同事還能背誦他1948年底所寫社論《送教授南飛》中的一些段落�？上У氖�，他和王蕓生、李純青二位一樣，由于當時的形勢和所擔負的工作關(guān)系，那些年幾乎已經(jīng)不大動筆了。

　　1956年春夏之交，張琴南病逝于天津，終年五十六歲。我當時在重慶，只在報紙上讀到消息，卻沒有讀到所希望的紀念性文章。對于一位筆耕幾十年的卓有成就的老報人，似乎冷清了一點吧!

　　關(guān)于三長中的孟秋江副社長，我動筆時感到有些遺憾，因為我對他知之甚少。孟秋江的經(jīng)歷比較復雜�？谷諔�(zhàn)爭初期，他和范長江、楊紀(即張篷舟)是《大公報》同享盛名的戰(zhàn)地記者，以后仍然奔波于各個戰(zhàn)場。抗戰(zhàn)勝利后，在上�！段膮R報》擔任過采訪主任。他多年從事中共地下黨工作，如在上海領(lǐng)導辦《文萃》等刊物，其業(yè)績?yōu)橥饨缢�不詳�?

　　《進步日報》創(chuàng)刊后，他擔任經(jīng)理，雖然兼管編輯部門的業(yè)務，不過日常工作都是在樓下經(jīng)理部，樓上編輯部只是上來坐一坐，并無專職業(yè)務，和大家接觸不多。

　　孟秋江當時四十歲出頭，身體結(jié)實，動作敏捷，作風明快，處事果斷。1954年前后，他親自督辦北京永安路《大公報》辦公樓的基建，從撥地、住戶搬遷到抓施工材料、抓進度，日夜操勞，整個基建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1956年報社就從天津搬遷到北京。隔著一條馬路、和《大公報》同時興建的另一座辦公樓，卻遲至兩年之后才建成。報社建樓之快，當然不能完全歸功于他，但他的雷厲風行的作風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天津《進步日報》任職期間，他還兼任著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職務，并且在民盟中央任職，工作比較繁重。但人們每次見到他，都感覺他精神奕奕。

　　1951年天津新港開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和天津市市長黃敬等參加典禮并講話。為了搶時間，我當場趕寫了章的講話摘要，送去審查。章不看稿子，笑了笑說：“文責自負吧!”我告訴他是他的發(fā)言稿。他說：“那就送給你們秋江看吧。”我找到秋江，說明情況。他爽快地說：“文責自負吧，我也不看了。”

　　當年，天津市民盟委員會為一位名醫(yī)因醫(yī)療事故受到處分問題，開了一個大型座談會，意在平息醫(yī)務界對處理的不平。我整理了座談記錄，送給他看。他翻閱以后，拿起筆把他作的總結(jié)發(fā)言全部抹掉，果斷地說：“既然開座談會，就反映大家的意見，我說的，就算了�！�

　　遇事果斷有其有利的一面，然而有時候失之急躁，也給他帶來一些煩惱。他曾經(jīng)幾次和同事發(fā)生過激烈爭辯，甚至互拍桌子。但事過之后，他表現(xiàn)得心胸開闊，有時候還和爭吵過的同事開玩笑說：“你的嗓門真夠大”，相互一笑了之。

　　他約于1956年調(diào)離報社，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調(diào)往香港擔任《文匯報》社長，不久“文革”發(fā)作，1967年奉調(diào)回京途中，自殺身亡。究竟什么情況，不得而知。他那倔強的性格，怕是禁不住強加的許多惡名的吧！

　　1954年秋，我被派往重慶任駐地記者，半年多之后返回北京時，已經(jīng)是楊永直主持工作了。他在一間有套房的辦公室里辦公，辦公室的門常常關(guān)著，正忙于領(lǐng)導反胡風運動。他很少和大家接觸，施政方針采取逐級貫徹的辦法。他有一條意見使人稍感意外，即：對于領(lǐng)導同志要稱職務，不要稱名道姓。比如劉克林，要叫劉主任。不管什么人都“克林、克林”地叫，成何體統(tǒng)？但是，積重難返，《大公報》不以職務相稱的老習慣，并未因此而改變。他主持工作不到一年，還沒來得及大展才略，又被上海市委調(diào)回去了。

　　1956年9月，《大公報》正式在北京出版。次年，經(jīng)歷了反右派運動的洗禮，王蕓生社長被通知不再主持編輯業(yè)務，而專心做研究工作。劃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被流放各地，接著又下放了一批批的干部�！洞蠊珗蟆窂拇诉M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了。

　　原載《書屋》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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