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制度改革方案引發(fā)的社會性討論，目前雖告一段落，但其實卻并沒有結束。盡管種種爭議尚未了結，但這次學者們畢竟把大學制度和大學理念問 題推出了象牙塔，在海內外引發(fā)了廣泛的關注和思考，這在過去幾十年里是第一次。在思想和輿論層面上，它明確了立場的分野，建立起一些珍貴的共識，并以此為 圍繞中國大學和中國學術自主性、明確中國大學和中國文化思想的自我意識的進一步的討論做好了鋪墊，拉開了序幕。

　　留學生：缺席的在場

　　北大教改方案的新一輪修改稿至今不見出臺，但回顧討論的來龍去脈，拾遺補缺，此其時矣。這里我想談一個居于這次北大教改討論的核心，但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被擺到桌面上來的問題，即留學生問題。

　　中國留學生，包括學成歸國的（即所謂“海龜/歸”）、目前正在西方大學學習的和畢業(yè)后進入西方大學或研究機構，但和國內學術界和思想文化生活保持密切關系 的三部分，無疑是這次大學討論的“當事人”和“主角”之一。不但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支持者和批評者三方里面都不乏留學生，而且“改革”最有爭議的部分， 即北大青年教師的聘任和升遷制度，其實也和留學生回國服務的可能性和條件、他們今后在中國大學體制內的角色和作用直接有關。但是，雖然當今中國各主要大學 都在陸續(xù)推出或隱或顯地吸引留學人才回國服務的舉措，有人甚至指出此次北大教改方案出自“海龜”之手，實際上是“為留美人士量身定做”，可“留學生”作為 一個群體，卻似乎并沒有深入思考自身在中國大學體制變革中的優(yōu)勢、劣勢和使命，這不能不說是這次討論的一個闕失面。

　　眾所周知，留學生和中國大學的確立和成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中國大學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從晚清到“新時期”；
從文學研究到核物理；
從大學理 念到學科管理——留學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往往是奠基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當年的留學生，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大學，沒有今天的中國文化。這一認識不 能因為反對武斷的“接軌主義”和批評對洋學歷或美式訓練的盲目崇拜而變得模糊。近代以來幾代知識分子重建政治和文化主體性的努力同大舉學習西方的努力之 間，歷來都是一種綱舉目張、相得益彰的辯證關系。甚至可以說，自晚清以來，中國學人只有對西方和西學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并以西方強加于世界的“現代性問題 ”為“中國問題”的基本歷史境遇和理論框架，他們談論“國學”、“本位”和“主體性”方才有問題意識上的實質性和方法上的開創(chuàng)性；
他們處理中國文本才能有 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意義。否則，我們得到的不過是遺老遺少心理問題的回光返照，或供庸俗“知識考古學”把玩的木乃伊。

　　本文意不在全面考慮留學生和當代中國大學建設的關系，而只是想借重溫梁啟超作于光緒28年（1903）的《敬告留學生諸君》一文（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 十一》，21－26頁。以下簡稱《留學生》），就中國留學生群體的立身之道和學術使命，談一點粗淺的想法，首先是自省，其次與海內外學友共勉。

　　“于學之外，更有事焉”

　　文章開篇，作者“頓首”而“上書”于“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任公文章雖以“筆端常帶感情”著稱，但此處作者的態(tài)度卻極嚴肅而虔 誠，沒有半點濫情、做秀、給留學生戴高帽子的意思。距此文寫作僅七、八年前，康梁策動“公車上書”（1895），敦促光緒皇帝變法圖強。最終結果是以卵擊 石，在戊戌年（1898）一敗涂地�！读魧W生》一文，便作于亡命日本期間、游歷北美之前。當年寄托于開明君主的改革理想，如今悉數交付于青年學生和“教育 救國”的方案�！吧蠒�”二字出現在《留學生》一文的篇首，不能不讓人聯想之余，感到一份命運的沉重。二十年后的“五四”，此刻實已埋下伏筆（日后周作人倚 老賣老發(fā)牢騷時，就把“以前的皇上”和“今天的青年”捉成一對，說前者不許人談自己，后者不許人不談自己，而不可一世之氣乃何其相似云云）。

　　梁啟超追隨乃師，在甲午之后國難當頭的年代，由學入政，由政返學，以世界眼光看中國，以中國眼光看世界，具備他那一代中國文人所絕無僅有的眼界和見識。在 二十世紀開端的“全球語境”中，當梁啟超把注意力轉移到教育和文化問題時，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國今日之學生”與歐、美、日西方列強的“他國之學生”有著歷 史境遇上的根本的不同。在他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學生的任務單一而純正；
他們可以心無旁騖地求知問學，發(fā)展心智，在各自選定的有限的領域，盡到各自應 盡的義務，作出各自力所能及的貢獻。這是因為“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為后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yè)，罔 使或墜，因于時勢，為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而中國學生，則因為缺乏這種“先輩之澤”和“鞏固之國勢”，想要“循守先業(yè)”，求學術之漸進，談何容 易。做中國學生，若要盡學人之職守，在梁啟超看來，首先要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在國將不國、中國文化實體隨著中國政治實體的土崩瓦解而飄零四散之時，雖 學子“所求者學而已”，卻不得不以國家事為己任。梁啟超鑒于中外情勢之不同，給中國學人的第一個忠告，便是“中國則于學之外，更有事焉�！�

　　百年之后的當代中國學人，雖有總體學術水平落后的焦慮和對體制沉疴的不滿，但大家做的早已不是“國將不國之學”，而是國之將興之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 一相對的“鞏固之國勢”，無疑是當代中國學人所享受的“先輩之澤”，只不過享之日久，視為理所當然，不以為意。但梁啟超“于學之外，更有事焉”的觀察，卻 并不過時。不妨說，今天對“于學之外，更有事焉”的恰當讀法就是把它理解為：中國學術成為地道的學術之時，就必須已經超越作為“專業(yè)場域”的學術本身，超 越學院體制的因襲、成規(guī)和自我封閉，而對民族復興的大業(yè)有所擔當，對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有所貢獻，而不只是滿足于“循守先業(yè)，罔使或墜，因于時勢，為天然 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這樣的“彼國學人”的“正�！倍�“專業(yè)”之心態(tài)。唯有如此，近代以來幾代中國學人的篳路藍縷的努力才算結出了果實，當代中國學術才 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經驗而有益于世界性問題之探討的歷史性的內容。

　　梁任公書生意氣，看問題偶有迂闊之嫌，但卻從不迂腐。在他看來，中國留學生的“獨一無二之天職”，既不是僅僅精于治某一窄小領域，做一現代學院分工體系里 面的專門家，也不是效法古代儒家士大夫，“積所學以求當道者之用我”，而是“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痹谶@最后一句話里，梁啟超可說是將自己的學術抱 負、社會責任感、政治進取心和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對獨立人格的追求熔于一爐。梁啟超期待于中國留學生的，不是那種以為非待國內萬事俱備、各方面條件直追美 日，自己不可作“東風”歸的幼稚心理；
更不是那種待價而沽，苦等伯樂，指望一日衣錦還鄉(xiāng)占據要津的“千里馬”心態(tài)。相反，在任公眼里，留學生的真正使命或 “天職”，恰恰是在“舊舞臺而不可用”的時候“筑造其新”，開一代風氣，在沒有條件的地方創(chuàng)造條件，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可以說，任公“必求吾有 可以自用之之道”一句的重音，甚至不在“有可以自用之”的自強、自立、自我實現的現代精神，而在必求個人有用于天下之道的文化擔當和道德勇氣。

　　“責望于新學之青年”

　　梁啟超看重留學，對海外中國學生寄予厚望，其關注不在“留”洋，而在“學”。他當然不是不知道中國留學生群體和任何其他群體一樣，必然是良莠不齊。但留學而不學無術、僅以洋科舉鍍金招搖撞騙者，根本不在任公此文視野之內�！读魧W生》中寫道：

　　“若夫有借留學為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八股也；
講堂功課，一苞苴也；
卒業(yè)證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侮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侮辱國民之資格，莫此為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祝諸君中無此等人。茍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為彼輩言也�！�

　　無論今天還是當年，以洋“八股”、洋“保舉單”為“成功”之終南捷徑的人大概都不在少數，但梁任公這一番話不是為這些人講的。對他心目中的擔負著中國之未來的留學生，梁啟超則提出了嚴格甚至嚴酷的要求：

　　“諸君立于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xù)間不容發(fā)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zhàn)，不足以開將來；
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豈乃爭甲乙于一二學究、賣名聲于區(qū)區(qū)鄉(xiāng)曲也�！�

　　此處梁啟超寥寥數語，點出了現代中國治學之道的關鍵。對現代中國人來講，一個“學”字，不僅僅是作為專業(yè)或職業(yè)的學術，更是事關國家、民族和文化“存亡絕 續(xù)”的斗爭。這里“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zhàn)”和“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絕不是空話大話，而是挑明了一種從自身歷史境遇和問題意識出發(fā)，批判地審視中西古 今一切學術思想成規(guī)的勇氣和魄力。應該說，即使在今天，這種治學背后的歷史性、政治性緊張和由此而來的總體觀和問題意識，仍然是在西方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的 得天獨厚的“比較優(yōu)勢”。

　　事實上，從文化中國的現代命運出發(fā)，“現代性”，“古代和現代”，“西方和東方”這些巨大的能指符號和問題領域才有具體的實質性的內容。在此，“中國”非 但不是海外幾個自封的“世界主義者”們所嘲笑的“魔障”（the obsession with China），而是一個分析具體學科性問題的總體視角，一個批判地介入當代全球性問題的支點和杠桿。如果一國之學術不過是其國民群體之歷史經驗的思想結 晶，那么中國學術從現代中國獨特的歷史經驗中獲取自己獨特的學術取向和學術價值，不是題中應有之意嗎？

　　學術天職與“倫理使命”

　　今天，在美、歐、日大學里任教甚至還在求學的中國留學生中，“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的并不是沒有。究其“沾沾然”的原因，多不在其于學大有所 得，而在其于志大有所失。當年任公告誡留學生不要“爭甲乙于一二學究、賣名聲于區(qū)區(qū)鄉(xiāng)曲”，場景還只限于“本國內地”，如今卻可以擴大到包括“世界一流大 學”在內的西方學院了。一些留學生回國講學度假、探親訪友，任公筆下那種“虛有其表，摭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一所不知”的丑態(tài)，也時有耳聞。此種怪現 象當然已經不是學問的問題了。在《留學生》一文里任公寫道：

　　“今日［留學生］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為國 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為真摯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毋以為輕佻涼薄傲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 風將為一世功。由后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為一世罪。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誤。某祝諸君毋再誤也�！�

　　由此看來，留學生的“天職”，小的方面說，是在學術界樹立一個“真摯勇敢厚重慈愛”的良好學風，使人“從而效之”；
大的方面說，是以獨立的科學精神和人文 關懷，通過學術思想，重建“國民道德之標準”。值得一提的是，文中那個“其毒中國也至”的“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無疑指晚清洋務運動期間那種囫圇吞棗、 食洋不化、以技術或器物之學掛帥、知其一不愿知其二的官僚督導的西化模式。眾所周知，此后中國又在甲午前后，五四前后，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掀 起了多次出國留學潮。雖然中國大學體制在過去二十年里有了長足的發(fā)展，最近一次留學運動更在規(guī)模上遠遠超過了以往歷次，但就目前看，近二十年來的留學在學 術思想上的收獲并不令人滿意，仍然有必要引“彼輩之誤”為戒，避免“再誤”可能。作為最近一次留學運動的親歷者，我們都有一份反思的責任。

　　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和最大、最具連續(xù)性的非西方文明實體，中國又一次處在一個世界歷史的關頭。從中國學術自主性、大學的自我定位，到中國留學生 的使命或“天職”的一系列問題，都無不以此為背景。一百年前梁啟超對中國留學生的期待和要求今天讀來，那種促人反省，令人“日夜自悚懼”的激情和憂思，其 力量絲毫不減當年。

　　在文章最后，我想以梁啟超的同代人，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一段文字，為梁任公所理解的學者的天職作一個注解。韋伯寫道：

　　“……每當一個成熟的人以他全部的靈魂感到他要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
每當他遵照責任倫理行動，在某一時刻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我都會被 極大地感動。這才是真正人性的流露，令人為之動情。任何一個人，只要他還不是行尸走肉，就必然有可能在某一時刻處在這樣一位置上。在此，信念倫理和責任倫 理不是截然對立，而是相互補充。而唯有當兩者結合在一起，它們才能產生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保ā兑哉�治為志業(yè)》，見《政治文 選》，劍橋大學英文版第367－368頁。）

　　原載《文匯報•筆會》，2003年10月27日

相關熱詞搜索：諸君 敬告 有感 留學生 張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