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魯迅”是誰?

　　這似乎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魯迅當然就是中國的周樹人，我們講魯迅，就是講他的思想，他的文學，他的實踐。但讀了韓國朋友的文章，我又有了新的思考：把“魯迅”僅僅看作是魯迅(周樹人) 是不夠的，應該擴大我們的視野。

　　20 世紀的思想與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世界性。其表現形態(tài)有兩種，一是相互影響性，一是平行性。所謂“平行性”，就是說，由于面對著共同或相似的問題，就會有共同或相似的思考，“不約而同”地提出某種具有內通性的思想，產生具有可比性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所說的“魯迅”，是指一批具有思想與文學相通性的20 世紀世界特別是東方國家的思想家、文學家，如柳中夏教授所說，他們是“相互照射的鏡子”，他們的文本是可以作“互文解讀”的。

　　另外還有些20 世紀的思想家、文學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一些思想家、文學家，他們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魯迅影響，但又以自己的獨立創(chuàng)造豐富、發(fā)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者是魯迅的研究者，卻面對自己時代與民族的問題，闡釋魯迅，又接著魯迅往下說，也同樣豐富與發(fā)展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日本的竹內好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所創(chuàng)造的“竹內好魯迅”，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視為“從魯迅出發(fā)的竹內好思想”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魯迅”遺產的有機組成部分。

　　因此，我們這里討論的“魯迅”，是符號化的魯迅，我們講的“魯迅遺產”，主要是指魯迅和同時代的東亞思想家與文學家共同創(chuàng)造的20 世紀東亞思想、文化、文學遺產，它是“二十世紀中國與東方經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并突出“二十世紀中國與東亞經驗”是基于這樣的現實：“最近二十年，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盛行著兩種思潮：或者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在‘割裂了傳統’因而主張‘回歸儒家’;或者以為對西方經驗，特別是美國經驗的拒絕，是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而主張‘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或轉向外國，而且限于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卻恰恰忽略了‘現代(二十世紀) 和中國’，即使是討論現代中國學術和文學，也是偏重于親近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學者與作家。這樣，真正立足于中國本土現實的變革，以解決現代中國問題為自己思考的出發(fā)點與歸宿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視野之外。這些年孫中山之受冷遇，毛澤東之被遺忘，魯迅之一再受到攻擊，絕不是偶然的。”

　　二、“魯迅”的“現在價值”

　　我在一篇講述魯迅“遠行以后”的命運的文章里，有這樣的描述——

　　八十年代末，魯迅運交華蓋，突然變得不合時宜。

　　風行一時的新保守主義者反省激進主義，把五四視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源頭，魯迅的啟蒙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同義詞。

　　悄然興起的國學風里，民族主義者，還有新儒學、新國學的大師們，鼓吹新的中國中心論，自然以魯迅為斷裂傳統的罪魁禍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魯迅甚至免不了漢奸之嫌。

　　號稱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后現代主義者，視理性為罪惡，以知識為權力的同謀，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別魯迅就是必然的結論。

　　用后殖民主義的眼光看魯迅那一代人，他們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魯迅對阿Q 的批判，不過是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擴張的附和。

　　自由主義鼓吹“寬容”，炫耀“紳士風度”，對“不寬容”的“心胸狹隘”的魯迅，自然不能寬容，他被宣判為極權統治的合謀。

　　還有自稱“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開”魯迅這塊“老石頭”，以“開創(chuàng)文學的新紀元”。

　　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思想文化現象：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學界，輪番走過各式各樣的“主義”的鼓吹者，而且?guī)缀跏呛翢o例外地要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

　　這樣的情況，在21 世紀初仍在繼續(xù)。

　　因此，在當代中國，研究魯迅，言說魯迅，傳播魯迅思想與文學，就具有某種“文化反抗，文化堅守”的意味。我讀韓國朋友的魯迅研究論著，也多少感覺到這樣的意味。因為在這個美國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猖獗的世界，魯迅所參與創(chuàng)造的20 世紀東亞思想文化遺產，同樣顯得不合時宜;“魯迅”的“現在價值”問題，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東亞國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這些年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普及魯迅思想、文學，傳揚魯迅精神這一方面。正是要和這樣的“否定魯迅遺產”的社會思潮針鋒相對，我提出了“把魯迅精神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命題，并進行了相應的教學實踐。在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的同時，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不斷有人提出這樣的質問：“為什么要向青少年講魯迅，它的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三、從當下中國與世界的問題看“魯迅”的“現在價值”

　　我注意到，這是一個國際魯迅研究界共同關注的問題。我要特別提出日本權威的魯迅研究專家，也是我所尊重的學術前輩丸山升發(fā)表在《魯迅研究月刊》2004 年12 期上的《活在二十世紀的魯迅為二十一世紀留下的遺產》。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當下中國與世界的精神危機的一個分析——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來討論魯迅的遺產的價值問題的一個基本背景與前提。他指出：“前世紀中，各式各樣的‘希望’、‘理想’出現而消失了，……嚴重的是，這些歷史悲劇不僅破壞了人們的‘幻想’，使他們知道‘理想’本來有往往化為‘幻想’的危險，也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結果。那就是人們找不出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論’，似乎喪失了對‘理想’、‘理論’本身的信賴。這樣，二十一世紀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論’、‘理想’的情況下開始的�！边@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提醒：21 世紀初的中國、東方與世界，正面臨著虛無主義思潮的挑戰(zhàn)，面臨著理想重建的任務。而“魯迅”的“現在價值”正是在這樣的新的挑戰(zhàn)與新的歷史要求下呈現出來。丸山升從思想與文學兩個方面提出了三點。即(一)“在未來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況下，不容易信仰現成的‘理論’、‘反抗絕望’的‘韌性’”；

(二)

　　“對本國、本民族之負面的傳統的徹底的批判精神”; (三)“‘雜感’尤其是他自己叫過‘雜文’的比較長的評論的意義”。

　　四、“信仰”、“革命”與“實踐”

　　(一)“信仰”問題

　　如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說，理想與信仰的缺失，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在當代中國，這樣的信仰危機是特別嚴重與典型的。成年人社會“做戲的虛無黨”與“偽士”的猖獗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影響造成了相當一部分青少年(包括中學生) 中“什么也不相信”的虛無主義“， 一切都無所謂”的玩世態(tài)度，以至“生活沒有目標”的空虛與淡漠。面對青少年的精神危機，有人試圖回到“虛假的信仰主義”那里，實際是要制造大大小小的新“偽士”，這是既無效也有害的。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式的“信仰主義”就有它的特殊的借鑒意義。

　　這涉及對魯迅的理解。我理解魯迅的“虛無”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他對“本味”的追問，形而上的思考所形成的研究者所說的“本體性的黑暗感”;另一則是現實層面的他自己所說的“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與權威，要復歸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徹底的懷疑精神、否定批判精神，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敢于正視現實的血淋淋的真實的求真精神;前文所引丸山升所說的“在未來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況下，不容易信仰現成的‘理論’”，所表現出來的也是這樣的清醒。這其實就是對“偽信”的拒絕。而唯有拒絕了偽信，才不會成為“偽士”，才有可能超越虛無，成為真正的信仰者。什么是魯迅的信仰，這是需要深入研究與討論的。在我看來，這些年經常提到的魯迅的“立人”思想，至少是可以看作是魯迅的理想與追求的�；蛟S更重要的是，是他由此煥發(fā)出來的對現實世界一切剝奪“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奴役現象的徹底的批判精神，與丸山升特別強調的“反抗絕望”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我以為正是這樣反虛偽、反虛假的求真精神，與為“理想之光”所照耀的反抗絕望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構成了魯迅式的信仰的基本特點，這正是當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年輕一代所需要的。

　　(二)“革命”問題

　　在魯迅的概念里“， 革命”是與“改革”、“不滿足現狀”、“批判”、“反抗”、爭取“沉默”的國民的基本權利等命題聯系在一起的。而在當下的中國與世界卻都成了問題。在美國為主導的所謂國際“反恐”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義”。魯迅在《這樣的戰(zhàn)士》里說：“在這樣的境地里，誰也不聞戰(zhàn)叫：太平。太平??。但他舉起了投槍�！钡�在現實的中國，卻只見“太平”，沒有“戰(zhàn)士”。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是知識分子自己放棄了“戰(zhàn)士”的選擇。他們中的“先覺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別革命”。或許正因為如此，魯迅對“永遠的革命者”的呼喚，就正是切中時弊。在我的理解里，魯迅說的“永遠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說的“真的知識階級”，其內涵有二，一是永遠不滿足現狀，是永遠的批判者;二是永遠站在平民一邊。這是能夠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基本的價值立場的。

　　我還想強調為毛澤東所盛贊的魯迅的“硬骨頭”精神，這是作為“永遠的革命者”、“精神界戰(zhàn)士”的魯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質，而如毛澤東所說，“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記得40 年前我寫的第一篇魯迅研究論文里，曾將這種“硬骨頭精神”與“韌性戰(zhàn)斗精神”兩者的結合稱為“東方風格”，這個觀點今天好像也還有意義。在我看來，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實質，就是一種思想與精神的獨立自主性與主體性，這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實踐”問題

　　回顧中國思想界與學術界，魯迅的實踐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貶斥的，這突出地表現在對魯迅后期的評價上。我們知道，正是在魯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魯迅的實踐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一方面他用雜文為武器，直接參與政治、思想、文化戰(zhàn)線的斗爭，進行了短兵相接的戰(zhàn)斗;另一面又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際革命運動相配合，直接參與了群眾的抗議運動。但在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都成了魯迅的“罪狀”，至少也是魯迅的“局限性”：魯迅的雜文戰(zhàn)斗被看作是“意氣用事”，是“浪費才華”;魯迅與工農革命運動的結合竟被誣為“與極權合謀”。這同樣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的犬儒主義、偽清高、偽貴族主義的傾向，他們真的如魯迅在《傷逝》里所描寫的那樣，被關在金絲籠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甚至是失去了行動的欲望與要求。正是這樣的精神萎靡狀態(tài)，使中國知識分子不但在現實中國社會里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國未來的社會變動中也將同樣無所作為。在我看來，魯迅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實踐精神，正是在這樣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中，顯示出了它的特殊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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