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09年3月14--15日，由中國政法大學和京鼎律師事務所等單位聯(lián)合舉辦的“社會敵意事件與調(diào)控•犯罪學高層論壇”在北京中國社會主義大學文華大廈舉行。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政法大學皮藝軍教授提出了“社會敵意事件”這一概念，并認為甕安事件、德江舞龍、學生聚會、楊佳這些事件都是“社會敵意事件”。在會議上，著名學者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嚴勵、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等都對“社會敵意事件”概念提出了質(zhì)疑。我在會上表示在“社會敵意事件”這個用詞方面需要特別的慎重，假如用“社會敵意事件”來指稱中國的民眾的維權事件，就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會議后，有學者在網(wǎng)絡上發(fā)表了有關會議的評述，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為正視聽，特將我的演講記錄稿公布如下，供研究者參考。】

　　一個說明，今天我講的題目根據(jù)昨天的會議發(fā)生爭論臨時改的。本來我已經(jīng)準備了一個關于目前中國社會穩(wěn)定的分析，因為這兩天討論這個問題很重要，臨時改了一個題目。專門討論一下怎么認識群體性事件問題，特別是對“社會敵意事件”怎么認識。因為，在我看來，皮老師提出“社會敵意事件”這個概念，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討論：它是群體行為還是個人行為？是公憤、仇恨與敵意，敵意的指向和強度，指向權利嗎？社會敵意事件提出的社會環(huán)境是否適合？我特別想講一講社會學者研究社會責任和道德制高點的問題。我認為皮老師這個會最好，因為可以讓我們自由發(fā)表意見，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討論會，如果大家都吹捧皮老師那就成為“兩會”了。最壞的情況就是皮老師以后再也不請我參加會，所以今天我把想講的話都講出來。

　　我一直認為，群體性事件是觀察中國社會的窗口。但對什么是群體事件，則并不是一個學術問題。在我國，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概念。一般認為有四個方面的標準，第一必須五個人，有關部門統(tǒng)計群體性事件首先以人數(shù)確定，信訪條例明文規(guī)定，五個人以上視為事件。第二，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行為指向，不一定要有共同的目的。第三，程序上缺乏法定依據(jù)。第四，影響秩序是財產(chǎn)秩序、管制秩序。

　　以這個標準來看，群體性事件在數(shù)量上是顯著增加的。這幾年變化非常大的，在這種情況下，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1999年總數(shù)超過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2006年90000宗，增長了十倍。所以這么多年來，這么多人關心這個問題，也成了這個國家執(zhí)政者最頭痛的問題。這么多年來，我們有一批學者不停研究這個問題，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想?yún)^(qū)分社會群體事件中不同的類型，我們想降低它的敏感性。

　　經(jīng)過研究和分析，我們初步確定群體性事件主要是這樣幾個類型，我們把它區(qū)分工人、農(nóng)民、市民的維權，我們認為中國的主體80%以上是關于維權的。另外一些就是社會糾紛、社會泄憤、聚眾犯罪。社會維權我研究最多的社會維權，工人、農(nóng)民，包括市民，這些不是我今天重點要講的，我今天只是簡單總結一下維權事件的基本特點。這個特點有四個：

　　第一，它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這一點特別重要，這是定性的問題。因為我看見皮老師把社會敵意事件也定為是利益之爭。為什么說維權事件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呢？對此，我們做了大量實證分析。共產(chǎn)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是這樣一個基本的認識。2007年5月我陪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到廣東，廣東省的省委書記張德江當時向領導人匯報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廣東現(xiàn)在發(fā)生工人和農(nóng)民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呢？就是可以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這句話不好聽，但是是對的，非常準確說出來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可以用人民幣解決的問題。我提醒大家注意這一點，在這個問題上，執(zhí)政者的認識是對的，他的定性非常重要，就是利益，可以用人民幣解決。

　　第二，規(guī)則意識大于權利意識。這一點是美國哈佛大學最著名的政治學家裴宜理老師提出來的。中國的老百姓找政府是這么說的，你說了給我十塊錢，你為什么給我五塊錢呢？你說了的，但是沒有給我，而不是說你根據(jù)人權、根據(jù)天賦人權應該給我二十塊錢，在西方學者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臨界點，判斷中國社會性質(zhì)非常重要的關鍵。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08年南風窗第23期，我與裴宜理老師的對話，我們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關于中國目前群體性事件性質(zhì)的底線，我們怎么樣認識他，我比較同意她的說法，中國老百姓不管表現(xiàn)多么大的仇恨、敵意，底線在于規(guī)則，還是沒有突破規(guī)則的。

　　第三，反應性大于進取性，都是你找他的麻煩，他才對付你，不會主動找你的事情，你找他的麻煩，他是反應性的問題。

　　第四，目標的合法性與行為的非法性共存。目標是合法的，但是行為中間有一些非法，打了一個窗子，打了人。

　　這四點是我們對中國目前群體性事件最基本的總結，我們認為80%以上是這個問題。所以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不管在這件事情中間有人表現(xiàn)出什么樣的敵意，但是它還是一個利益之爭，這些事件顯然不能定性為社會敵意事件。

　　我們現(xiàn)在分析一下甕安事件。甕安事件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點與我前面講的維權事件四個特點并不一樣。甕安事件發(fā)生之后，新華社貴州分社的副社長、總編輯趙鵬和工商財貿(mào)部主任劉文國把大量的照片和資料送到我的辦公室，同我一起分析這起事件的性質(zhì)�，F(xiàn)在我們來看看新華社拍得大量照片，你們看，沖到最前面的都是一些小孩。我們再來看一下西方人拍的電視。這個老百姓是說的是“政府太過分了，處理這個事情不合法，政府不合法性，大家不高興，激起了公憤”。這些說明了什么呢？說明它不是有組織的犯罪，也不是什么黑社會犯罪，更不是什么社會敵意事件。我把這些事件定為“社會泄憤事件”。

　　“社會泄憤事件”這個名詞是我2007年10月30日到美國伯克利大學演講想出來的，我當時用了社會騷亂，可心里沒底氣，因為中國的騷亂和西方的騷亂不一樣，對騷亂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樣的。我想了很久，最后根據(jù)發(fā)生的原因、參加者的目標及心理、信息傳導的特征和行為特征等，命名為“社會泄憤事件”以區(qū)分維權事件和有組織犯罪�？蛇@個命名，卻給我制造了麻煩。我從美國回來后，我單位領導通知我趕到社科院，我說干什么，有重要事情跟我談。去了后，我的領導給我看了一個簡報，題目是“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在美發(fā)表演講”。簡報只有400字左右，主要介紹了我關于社會泄憤事件的分析。中央有一個主要領導人做了批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是擁護黨和政府的，那有憤可泄，要求社科院與我談一下，要注意社會影響。我問我的領導，你們看過我的文章沒有，聽過我演講沒有。他回答說，都沒有。我說不談，結果我背著包走了。我們領導必須往上面匯報，沒辦法只得到網(wǎng)上去找我我的演講。最后在伯克利大學網(wǎng)上找到了錄音和文字紀錄稿，我們領導聽完看完之后，得出一個結論，說“你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好同志”。從甕安事件發(fā)生之后“社會泄憤事件”被廣泛采用了。前些天全國政協(xié)開會，一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民主黨派的副主席發(fā)言稿就是說甕安事件是社會泄憤事件的。有網(wǎng)友發(fā)現(xiàn)后，說他抄襲我的。我說不算抄襲，人家發(fā)言用我們的科研成果是件好事。為什么“社會泄憤事件”這個命名會得到社會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呢？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是根據(jù)近幾年來發(fā)生的如2004年重慶萬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四四川大竹事件，等等。我從這些事件中總結出了四個特征。其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起，沒有個人上訪、行政訴訟等征兆，突發(fā)性極強；
其二，沒有明確的組織者，找不到磋商對象。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與最初引發(fā)的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主要是借題發(fā)揮，表達對社會不公、吏治腐敗等現(xiàn)象的不滿以發(fā)泄為主；
其三，失實或錯誤信息的傳播使事態(tài)擴大。這些信息激起民憤和聚集人員使事態(tài)擴大；
這些信息主要通過口頭、短信和網(wǎng)絡的傳播；
其四，有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發(fā)生.我們的研究為什么要把“社會泄憤事件”與“維權事件”相區(qū)分呢？就是我們發(fā)現(xiàn)了它們兩者所具有的不同特點。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社會泄憤事件的。題目叫做“社會泄憤事件中群體心理研究：對甕安事件發(fā)生機制的一種解釋”。我認為，社會泄憤事件的發(fā)生具有復雜的群體心理原因，事件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借機發(fā)泄、逆反、盲從、法不責眾等心理，如何防范和疏導這種群體心理是解決社會泄憤事件的關鍵，也是當前理論界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事實上，了解這種群體心理是十分必要的。2008年11月7日深圳發(fā)生群眾沖擊公安的事件之后，我當天就趕過去了，發(fā)現(xiàn)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群體心理特征，只要注意到這其中的心理變化的過程，許多事情是可以防范的。比如，在事情還沒有鬧出來時，開始出現(xiàn)群體狀況時，公安部門不要躲在陰暗的角落拍照，一定站出來，把鏡頭對準人群，這些人都傻了，就會自動散開。當然，鬧起來后，效果就會差得太多。在這個問題上，有三本書我建議大家看看，這三本書是《狂熱分子》、《群氓之族》、《烏合之眾》。這些書是值得看的。對社會心理狀況，一些學術大師已經(jīng)對它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維權事件可能發(fā)生泄憤，理解這個事情的時候，要了解發(fā)生的機制的轉變。甘肅這個事件就說明，為什么從維權的問題，土地拆遷的問題，最后把政府也沖擊了呢？這和我們前面講的情況不一樣，前面都是個案產(chǎn)生的，從維權走到泄憤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過程。

　　我建議大家注意一下目前發(fā)生一些事件在性質(zhì)上的變化。比如2008年9月底，在湘西發(fā)生的事件，就具有騷亂性質(zhì)。它不僅把政府的招牌砸了，還把與案件根本無關的商店搶了。這與我們研究過的甕安、瑞安、池州、萬州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事件砸和搶的都不是無辜的商店。湘西事件的這個商店和這個事情沒關系，事件中被砸了和搶了，搞在這個城市的商店在國慶節(jié)期間不敢開門。你們再看一下這幅照片，人們聽說搶商店后像過狂歡節(jié)一樣。這些說明，它們不同于社會泄憤事件，也不同于維權事件。從維權走向泄憤是有可能的，從泄憤走向騷亂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樣界定泄憤和騷亂，在我看來，有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攻擊的目標是不是相關性。這是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研究的。

　　最后，我認為，面對中國目前的社會沖突需要新思維。大家都知道一個人，這就是斯科特先生。他是耶魯大學的教授，在目前世界上研究社會沖突比較前沿的專家。他在2007年12月19日曾經(jīng)到我家里拜訪我，我們倆做了一個交談，南方周末把這個交談刊出來了，斯科特先生特別強調(diào)的一句話，穩(wěn)定壓倒一切這種觀念要反思。說到新思維，可以具體為三句話：面對目前群體性事件，整個社會需要理智，執(zhí)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的是品格。我們是研究者，我們要有學人的基本品德。我們不要嚇唬共產(chǎn)黨，更不能為一些正想利用“敵我”問題對待老百姓的官員們提供鎮(zhèn)壓的理論武器。我昨天對皮老師提出的“社會敵意事件”這個概念發(fā)表了一點不同意見，有一位女老師很激動，她高調(diào)說，學者要對社會有關懷。好象我反對提出“社會敵意事件”這個名字就沒有社會關懷了，不關心社會，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了。我對這樣的批評從來不以為然。我當然可以不算公共知識分子。但恰恰是這個社會責任感，我才提出不能把問題擴大，也不能把問題縮小，要實事求是地一步步地推進這方面的研究。我再一次表示對皮老師關于社會敵意這方面研究的贊賞或者佩服，但是我還是不同意用“社會敵意事件”來指稱目前的社會群體性事件。因為在目前的政治環(huán)境和社會語境下，用這個名詞來指稱民眾的維權行為，可能帶來的問題是我們難以想象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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