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論人生

　　張學良將軍晚年時節(jié),曾經(jīng)對人說過：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么？一事無成兩鬢斑。

　　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響的。盡管為時很短，滿打滿算也不過十七八年，但卻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偉業(yè)，被譽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說：“偶然一曲亦千秋�！本痛耍�我們可以說，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當然，如果從他的際遇的蹉跌、命運的慘酷，他的宏偉抱負未能得償于什一來說，又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復雜，生命歷程充滿了戲劇性、偶然性，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
他的身上充滿了難于索解的謎團與悖論，存在著太大的因變參數(shù)，甚至蘊涵著某種精神秘碼；
他的一生始終被尊榮與恥辱、得意和失意、成功與失敗糾纏著，紅黑兼呈，大起大落，一會兒“鷹擊長空”，一會兒又“魚翔淺底”。1930年，他一紙和平通電，平息了中原大戰(zhàn)，迎來了人生第一個輝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然而，時過一年，同是在“九•一八”這一天，面對日本關(guān)東軍發(fā)動的侵略行為，他束手退讓，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紅籌股一路狂跌，變成了藍籌股。輝煌之時，擁重權(quán)，據(jù)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舉國膺揚；
落魄時節(jié)，蒙羞辱，遭痛罵，背負著“民族罪人”的十字架，為世人所不齒。

　　他的一生從始至終都與“矛盾”二字交織在一起，可說充滿了悖論：

　　他自認是和平主義者，有志于懸壺濟世、治病救人；
但是，命運卻偏偏搬了個道岔，厭惡打仗的人竟當上了領(lǐng)兵的上將。他說：

　　 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想要做一個自由職業(yè)者，畫畫呀，當醫(yī)生呀什么的，隨隨便便，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還有，我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堆兒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墒�，老帥偏偏讓我沖鋒陷陣。

　　從政從軍，就意味著放棄自我，服從組織，同自由隨意搭不上邊。揮師臨陣，難免在戰(zhàn)場上殺人；
有時還濫殺無辜，以達成其政治需要。1926年，名報人邵飄萍因著文抨擊奉系軍閥軍紀太壞，即被他以“取締宣傳赤化”為名，綁赴天橋槍決。同年在內(nèi)蒙處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槍斃了大量官兵，落下了“嗜殺”之名。包括他斷然處決的楊、常兩位重臣，也是“有可殺之理，而無必殺之罪”的。

　　他對吸食鴉片原本是深惡痛絕的，主政之后即發(fā)布《禁止軍人吸食鴉片》令：“查鴉片之害，烈于洪水猛獸，不惟戕身敗家，并可弱種病國，盡人皆知，應視為厲階，豈宜吸食！”孰料，時隔不久，他本人就因憂患纏身，尋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癮，形銷骨立，幾于不治。

　　他是一個“愛國狂”，對國家的統(tǒng)一夢寐以求；
可是同時，又追求東三省的利益最大

　　化，為保住東北軍這個命根子，不惜犧牲整體利益。

　　他訪問過日本，結(jié)交了一些日本朋友，與法西斯分子本莊繁私交不錯；
游歷過歐洲，

　　對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備至；
可是，卻怒斥軍國主義，堅決拒絕受日本人操縱，直到多次請纓，最后兵諫逼蔣，誓死要為反法西斯戰(zhàn)爭獻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羈，不愿受絲毫束縛；
卻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長達半個多世紀。而絕意拘禁他、發(fā)誓“決不放虎”的獨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于彼的金蘭結(jié)拜的“把兄”。

　　他熱愛祖國，眷戀鄉(xiāng)土，想望著落葉歸根，“歸夢不曾休”；
卻始終未能還鄉(xiāng)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鄉(xiāng)。

　　……

　　“本來是要馳向草原，沒曾想?yún)s闖入了馬廄�！边@種動機與效果恰相悖反的現(xiàn)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性的復雜和機緣的有限。生活在現(xiàn)實中的各色人等，偉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清人胡大川《幻想詩》中有這樣兩句：“天下諸緣如愿想，人間萬事總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實際上，世間任何人的愿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于他人，都無法完全擺脫環(huán)境的影響。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

　　 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shù)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xiàn)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xiàn)的手段的。這樣，無數(shù)的單個愿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lǐng)域內(nèi)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

　　說得直白一點，其實這也就是命運，亦即人的生命主體與其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狀態(tài)�！叭耸黔h(huán)境的產(chǎn)物”。在終極的意義上，或者從總體上說，個人的命運是由環(huán)境決定的，其中社會環(huán)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視。

　　對張學良來說，最關(guān)鍵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社會環(huán)境，換句話說，與他關(guān)聯(lián)最密切、影響他整個一生的客觀對象，一為他的父親“東北王”張作霖，一為他的頂頭上司蔣介石，一為他的死對頭日本侵略者，若是再延伸一步，還有最后“化敵為友”的共產(chǎn)黨與紅軍。這四個方面決定了他一生的成敗。榮辱、得失集于此，功過、是非亦集于此。

　　父親為他的起飛鋪設(shè)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給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響。他說：

　　 我是可以做些事，確比一般人容易，這不是我能力過人，是我的機遇好，人家走兩步或數(shù)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達。這是我依藉著我父親的富貴權(quán)勢。我為什么不憑藉著這個，來獻身于社會國家哪？這使我決心拋棄了那安享的公子哥兒生活，走上了為人群服務的途徑。

　　他從小就生活在日本軍國主義虎視眈眈、垂涎欲滴的東北，親歷“草根階層”所遭受的踐踏與蹂躪。他從小就痛恨那些氣焰囂張的日本軍人、“晃著肩膀、耀武揚威”的鬼子顧問；
對于出沒沈陽街頭、扮演著侵華別動隊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著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搖過市”的東洋蕩婦，厭惡至極，視為“社會的疥瘡”、民族的恥辱。及長，國仇家恨集于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反抗的種子；
主政東北伊始，為了擺脫日本對東北的控制，他無視田中內(nèi)閣的阻撓，毅然實施東北易幟，他以“我是中國人”這擲地作金石聲的壯語，回絕日本特使許愿擁戴他做“滿洲王”的誘惑。當他得知族弟張學成陰謀叛國，私通日本時，他大義滅親，就地槍決。在推行強硬的反日政策的同時，他大力開發(fā)建設(shè)東北，修鐵路，建海港，鼓勵官民興辦煤礦、織廠、窯業(yè)，開發(fā)教育事業(yè)�？墒牵�難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國難當頭之際，他卻聽命于蔣介石，不予抗抵，致使東北大好河山淪于敵手。真是咄咄怪事！

　　對于蔣介石，他一貫忠心耿耿，惟命是從，“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從東北易幟到調(diào)停中原大戰(zhàn)，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
東三省淪陷，又代蔣受過，身被惡名；
爾后，日軍進犯華北，熱河失守,為平息全國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應蔣介石的要求，交出軍權(quán)，下野出洋；
旅歐歸國后，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義影響化作實際行動，積極擁蔣為最高領(lǐng)袖。可是，時隔不久，還是這個張學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斷地實施兵諫，扣蔣十四天，逼他抗日。這也大大出乎國人的意料。

　　他同共產(chǎn)黨、紅軍的關(guān)系，同樣充滿了戲劇性。當時，工農(nóng)紅軍在長征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受到嚴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窮的陜北，困難重重。按照張學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過剿共的勝利，取得蔣之信任，從而擴充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夠打回老家去”。但是，實際接觸之后，特別是從損兵折將的深刻教訓中認識到，共產(chǎn)黨是消滅不了的；
他們的主張“不但深獲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數(shù)東北軍特別是青年軍官的贊同，我開始想到，我們的政策失敗了。為此，開始與中共及楊虎城接觸，以謀求合作，團結(jié)抗日”。正所謂“不打不成交”，于是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鋒一變而為患難相扶持的真誠朋友。最后，反戈一擊，臨潼兵變，強迫蔣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計劃，挽救了民族危機，幫助了中國革命。這一切同樣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這種命運的無常、歷史的吊詭，“孰為為之？孰令聽之？”且看阿根廷著名文學家博爾赫斯那首題為《棋》的名詩：

　　 棋子們并不知道，其實是棋手

　　 伸舒手臂，主宰著自己的命運

　　 棋子們并不知道，嚴苛的規(guī)則

　　 在約束著自己的意志和退進

　　 黑夜與白天組成另一個棋盤

　　 牢牢把棋手囚禁在了中間

　　 上帝操縱棋手，棋手擺布棋子

　　 上帝背后，又有哪位神祇設(shè)下

　　 塵埃，時光，夢境和苦痛的

　　 羈絆

　　在我國南北朝時代的哲學家范縝看來，人生的命運是偶然決定的。他同竟陵王蕭子良有這樣一段對話（譯文）：

　　 子良問：您不信因果關(guān)系，那么，世間之人，何以有的富貴，有的貧賤？

　　范縝答：人生譬如一棵樹上的花朵，從同一根樹枝上生發(fā)出來，都有一個花

　　蒂。這些花被風一刮，紛紛落下，有的穿過窗簾，掉在褥墊之上；
有的經(jīng)過籬笆，

　　落在了糞廁邊。掉在褥墊上的，就像您王子；
落在糞廁邊的，就像我范縝。人的

　　貴賤雖有不同，但因果報應卻看不出究竟在哪里。

　　一切都充滿了悖論，充滿了未知數(shù)，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后撥弄著，似乎冥冥之中存在著一種決定人一生命運的神秘力量。實際情況，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個性決定命運

　　一切看似神秘莫測的事物，其實，它的背后總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即以人的命運、人的種種作為來說，那個所謂的“冥冥之中背后看不見的手”，恰恰應該、也能夠從自身上尋找。

　　行為科學認為，作為個體的人，是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面綜合作用的產(chǎn)物，因而構(gòu)成行為的因素，就包括生理、心理、社會文化三大要素。其中社會文化因素，一方面通過個人后天的習得構(gòu)成行為的內(nèi)在基礎(chǔ)，另一方面，它又和自然環(huán)境一道成為行為主體的活動對象和范圍，并處處制約著人的行為，從而也影響到人的命運。它在一個人身上的綜合體現(xiàn)，是個性，包括個人的性格、情緒、氣質(zhì)、能力、興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氣質(zhì)為主導成分。

　　在這里，氣質(zhì)代表著一個人的情感活動的趨向、態(tài)勢等心理特征，屬于先天因素；
而性格則是受一定思想、意識、信仰、世界觀等后天因素的影響，在個人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形成、發(fā)展起來的。二者形成合力，作為個性的主導成分，作為內(nèi)在稟賦，作為區(qū)別于其他人的某種特征和屬性的動態(tài)組合，制約著一個人的行為，影響著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窮通、禍福、成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常說，個性就是命運。

　　氣質(zhì)如何，對于一個人的行為的影響是直接的。前蘇聯(lián)心理學家達維多娃曾形象地描述了四種不同氣質(zhì)的人面對同一情景的不同表現(xiàn)：

　　 他們一同去看戲，都遲到了。怎么辦？多血質(zhì)類型的人立刻想到：無論你怎樣解釋，檢票員也不會放你入場，但進入樓廳容易，于是就跑到樓上去了；
膽汁質(zhì)的人耐心地向檢票員說明，劇院里的鐘快了，責任不在他身上，而且即使放他進去，也不會妨礙別人，檢票員未予理睬；
粘液質(zhì)的人看到入場無望，便自我安慰地想，戲的開頭總是不太精彩的，可以先在小賣部坐一會兒，等幕間休息時再設(shè)法進去；
憂郁質(zhì)的人則說：運氣太不好了，偶爾看一次戲，就這么倒霉！于是悵悵而歸。

　　事情雖小，卻可以看出人生選擇的脈絡，以及今后發(fā)展的大體趨勢。那么，張學良該屬于哪種類型呢？鑒于他活潑，好動，反應靈敏，喜歡與人交往，情緒易于沖動，興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轉(zhuǎn)移，大致是多血質(zhì)吧？

　　張學良的性格特征極其鮮明，屬于情緒型、外向型、獨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達，率真、粗獷，人情味濃，重然諾，講信義，勇于任事，敢作敢為。在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涌的豪氣在。那種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而另一面，則不免粗狂，孟浪，輕信，天真，思維簡單，容易沖動，而且，我行我素，不計后果。

　　他說：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

　　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

　　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jié)果成為萬

　　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住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

　　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jié)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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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jié)果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

　　他說：

　　 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么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我當做，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個莽撞的軍人，從來就不用“考慮”這個字眼。

　　農(nóng)村舊時有“三歲看大，七歲至老”的俗諺。張學良的頑皮、搗蛋，無拘無管，“和尚打傘，無發(fā)無天”，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可說是從小就養(yǎng)成了。一次，他因為惹事生非，遭到了母親的責難和處罰，他一時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親頭上砍去，幸虧母親反應快，躲閃過去，才沒有造成流血慘劇。還有一回，父親以玩笑口氣對他說：“不喜歡你了！”他立刻撲上前去，把老帥的長袍大襟一把扯了下來�？吹酱謇锶颂�神、求仙，祈禱、算命，他就當面向人家問難，表示反對。有一回，家里請來了一個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沒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擲在大仙附體的巫婆腳下，使這位大仙摔了個仰面朝天，他卻在一旁拍掌大笑，說“你看大仙靈不靈”。鬧得最嚴重的是，帥府設(shè)宴請客，筵席上，酒、菜已經(jīng)擺滿，賓主正在舉杯稱觴，他發(fā)現(xiàn)席上沒有自己的座位，便鉆到桌子底下，猛然用頭一頂，登時杯盤滿地、酒肉翻飛。

　　　 讀家塾時，因為背書時偷翻了書本，受到老師批評，他便頂撞說：“書是我的，為什么我不能看？”塾師思想守舊，堅持要留辮子，少年張學良十分反感，趁老先生還鄉(xiāng)過年，自己動手剪去了辮子。塾師一見，大發(fā)雷霆，認為“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他便質(zhì)問老師：“你不留全發(fā)，剃去一半，豈不也是毀傷？”塾師語塞，停了一會兒，喃喃地說：“這是皇上的旨意�！边�有一次，塾師以《民主之害甚于君主》為題，讓他作文加以論述。他在文章一開頭，就引述韓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話來加以批駁，氣得塾師跑到大帥那里，忿然提出辭職。

　　他十二歲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請來工匠搭起一座兩層樓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靈堂。趁著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頂棚上面，嚇得人們不知所措。長大以后，更是膽大、冒險，無所顧忌。他說：

　　 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我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禮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師，甚至反抗我的長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為是，輒一意孤行，不顧一切。

　　在擔任東北航空處總辦時，他請來教官教他駕駛飛機的技術(shù)。這天早晨，他趁教官沒有在場，不顧工作人員的勸阻，獨自將飛機發(fā)動起來，飛向遠方。嚇得身旁的人驚駭萬狀，瞠目結(jié)舌。正是這種為常人之所不敢為，一意孤行、不計后果的冒險精神，為日后的處理“楊常事件”、發(fā)動西安事變，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礎(chǔ)。

　　他有一種將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得償夙愿，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財產(chǎn)、地位、權(quán)力、榮譽直至寶貴的生命。他有一句口頭禪：“死有什么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節(jié)，有著堅定的信念。有一次，父親問他，歷朝歷代最喜歡哪些人物，他說：“我喜歡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丁汝昌。”張作霖聽了，頗感意外，也十分高興，情不自禁地雙手重重地抓住兒子的肩膀，贊嘆道：“好小子，有種！”

　　當被囚十年屆滿之日，種種跡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對發(fā)動西安事變低頭認“罪”，違心地承認是上了共產(chǎn)黨的當，就有獲釋的可能。但他堅持真理，不講假話，絕不肯以出賣人格做政治交易。

“我張學良從來不說謊，從不做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事！” “如果為了自由，無原則地接受三個條件，我還是張學良嗎?”自由誠可貴,名節(jié)價更高。張學良渴望自由，卻不肯犧牲名節(jié)而乞憐于蔣介石。結(jié)果，又被監(jiān)禁了四十四年。

　　這使人想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由于他觸犯了雅典人的宗教、倫理觀念，陪審法院要對他判刑。按照當時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愿意接受一筆罰金，或者請求輕判，處以放逐。可是，他拒絕那樣做，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承認了自己有罪。這種堅定信念、剛直不阿的態(tài)度，被認為觸犯了法院的尊嚴。許多陪審員被激怒了，紛紛投票判他以死刑。對此，蘇格拉底有個表態(tài)發(fā)言，說：

　　 我所缺的不是辭令，缺的是厚顏無恥和不肯說你們最愛聽的話。你們或許喜歡我哭哭啼啼，說許多可憐話，做許多可憐狀。我認為不值得我這樣說、這樣做，而在他人卻是你們所慣聞習見的。

　　舍生取義、寧死不屈的個性，就這樣決定了蘇格拉底悲劇的命運。這里，堅定的信念，閃光的個性，構(gòu)成了人生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東西�？v觀歷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后人對他們的記憶與稱頌，除了輝煌的業(yè)績，往往還包含著獨具魅力的個性。大約長處與短處同樣鮮明的人，其風格與個性便昭然可見。張學良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背著基督進孔廟”

　　 張學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響的個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文化背景、人生閱歷諸多因素的交融互匯、激蕩沖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于一個富于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胡子頭”，像變魔術(shù)一般迅速擴充實力，招兵買馬，最后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張學良就把父親奉為心中的偶像，看作是綠林豪杰、英雄好漢。他從乃父那里，不僅接過了權(quán)勢、地位、財富和名譽，承襲了優(yōu)越、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還有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于冒險的氣質(zhì)與性格。而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耳鬢廝磨的其他一些領(lǐng)兵頭目，除了郭松齡等少數(shù)進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說干就干、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之徒”。

　　晚年他曾說過，他一生中有兩個長官，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蔣介石，這兩個人對他一生的影響最大。如果說，蔣介石是導致他后半生成敗、榮辱的關(guān)鍵角色；
那么，他的父親則是在他的早年個性形成的關(guān)鍵階段，起到了主導作用。他父親的一番話，使他刻骨銘心，終生不忘：

　　 你要想當軍人，就要把腦袋拉下來拴在褲腰帶上。雖然不一定被打死，但也許被長官處死。要干，要當軍人，你就要把“死”字扔開。所以，在我腦子里一直沒有這個“死”字。

　　家庭環(huán)境之外，文化背景對于一個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關(guān)重要的。它主要表現(xiàn)為一定文化環(huán)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guī)范、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淀為人格。從六歲起，張學良就被送進家塾，系統(tǒng)學習儒家經(jīng)典，先后就教于東北地區(qū)享有盛譽的崔明耀、金梁、白永貞等碩學宿儒。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里，對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當年郭松齡起兵反奉，曾以擁戴少帥為號召，敦請他“取老帥而代之”，重整東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則是：“惟良對于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良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說明封建倫理觀念在他的頭腦中還是十分牢固的。

　　當他進入青年時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正在蓬勃興起，中西文化、新舊思潮激烈沖擊、碰撞，因而，他在接受傳統(tǒng)教育的同時，又被西方文化投射進來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師從奉天督軍署一位科長學習英語，并參加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后又結(jié)識了郭松齡、閻寶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還有幾位外籍朋友，逐漸地對西方文化發(fā)生了濃厚興趣。隨著視野的開闊、閱歷的增長，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熱情開朗、愛好廣泛、誠于交友、豪放曠達，開始形成；
社交能力增強，對新生事物充滿了好奇心。他后來回憶說:

　　 處事接物，但憑一已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關(guān)于中國之禮教殊少承受，熱情豪放，浪漫狂爽，憤事急躁，有勇無義，此種熏陶，如今思來，恐受之西方師友者為多也。

　　人生閱歷對于性格的形成也至關(guān)重要。由于父親的蔭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軍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將、中將、上將，由混成旅旅長、鎮(zhèn)威軍第二梯隊司令而第二十七師師長，由第三軍軍長而京榆駐軍司令，直到繼承父業(yè)當上了東北最高首腦，最后出任全國陸�？哲姼笨偹玖睿�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名副其實的副統(tǒng)帥。一路上，春風得意，高步入云,權(quán)力與威望與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練與顛折，而多了些張狂與傲悍。他未曾親歷父輩創(chuàng)業(yè)階段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艱難困苦，不知世路崎嶇，人生多故；
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間，飽經(jīng)戰(zhàn)亂，通過自我奮斗而層級遞進的軍閥那樣，老謀深算，淵深莫測，善于收斂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適應現(xiàn)實，屈從權(quán)勢。

　　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練達、縱橫捭闔的肆應能力；
加上深受西方習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較簡單，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歐美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和熱情豪放、浪漫輕狂的騎士風度；
又兼從他父親那里，只是繼承下來江湖習氣、雄豪氣概，而拋棄了那種狡黠奸詐，厚顏無恥，反復無常，少了些“匪氣”,而多了些“稚氣”。從做人方面講，無疑獲得了助益；
但要適應當時危機四伏、詭譎莫測的政治環(huán)境，就力難勝任了。

　　其實，對于自己性格、能力上的短長，他還是比較清醒的。他說：

　　 這一切的獲得可說未費吹灰之力，當時我還年輕，什么也不知道，迎面飛來的權(quán)力，我只是雙手把它接住而已�！�…

　　但是，也有致命弱點，未及弱冠，出掌軍旅，雖數(shù)遭大變，但憑一已獨斷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過。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掌大權(quán)，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張學良的思想觀念十分駁雜，而且隨著客觀環(huán)境的變化，經(jīng)常處于此消彼長、翻騰動蕩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親、維護正統(tǒng)、看重名節(jié)的儒家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
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曠懷達觀、脫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莊、佛禪思想的影子；
既有流行于民間和傳統(tǒng)戲曲中的綠林豪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寧可人負我，決不我負人”，俠肝義膽，“哥們義氣”；
又有個人本位、崇力尚爭、個性解放，蔑視權(quán)威的現(xiàn)代西方文化特征。這種中西交匯、今古雜揉、亦新亦舊、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結(jié)構(gòu)，使他經(jīng)常處于依違兩難、變幻無常之間，帶來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讓矛盾與悖論伴隨著整個一生。

　　他的老朋友王卓然有這樣一段評論:

　　 張學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救人的懷抱，有似佛門弟子；
他的犧牲自我，服務他人的心愿，竟是一個真誠的耶穌信徒；
同時，他的謙退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tài)度，又極像老莊之流。這些,可能都和他接受的復雜教育有關(guān)。

　　一荻夫人說得更是生動形象：

　　 漢卿是三教九流，背著基督進孔廟。一說話就常說出儒家的思想；
可是，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又類似于莊禪。

　　其實，儒家傳統(tǒng)、莊禪思想、西方觀念也好，三民主義、社會主義也好，還有什么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他都沒有進行過精深、系統(tǒng)的研究。至于被幽禁后，紅塵了悟，云淡風輕，先是信奉佛教，后來又皈依基督教，說是精神上的寄托，未為不可；
至于哲學上的信仰，恐怕還談不到。

　　當然，再復雜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質(zhì)特征，表現(xiàn)為事物的規(guī)定性。同樣，張學良的思想觀念無論怎樣駁雜，其本質(zhì)特征是鮮明而堅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終其一生，堅守不渝，并且有所升華。從東北易幟到西安兵諫，無一不源于民族大義，系乎國運安危。尤其是捉蔣、放蔣一舉，體現(xiàn)得至為充分。他說，把蔣介石扣留在西安，“是為了爭取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他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xiàn)比今天更大的內(nèi)亂，那我張學良真就成了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要自殺，以謝國人�！� 他的夫人趙一荻說:“他愛的不是哪一黨、哪一派，他所愛的就是國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對國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去做�！彼�自己也說:“我是一個愛國狂�！�

　　這樣，問號就來了：既然如此，為什么他還會執(zhí)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東三省淪陷于不顧？應該承認，由于個性的缺陷與認識能力的限制，他的愛國主義是帶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他與人為善，輕信，幼稚，常常從良好愿望出發(f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總總、變化萬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簡單化了。比如，他沒有認清蔣介石的本質(zhì)，始終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他的一個重大失誤。他把忠于蔣氏個人與忠于祖國劃作同一等號，認為要對抗日寇就必須謀求統(tǒng)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要統(tǒng)一就必須唯蔣之“馬首是瞻”。他的摯友何柱國對他有過中肯的批評：少帥“受封建傳統(tǒng)的影響太深，他統(tǒng)率東北軍的思想基礎(chǔ)是倫理上的忠孝，是綠林中的俠義；
對蔣介石的‘四維八德’，曾國藩的‘忠孝就是愛國’，也都聽得進�！痹偃�，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zhì)，他也同樣缺乏清醒的認識，且又過分迷信國聯(lián)，為“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詞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決不敢這么猖狂地擴張”的錯誤判斷。

　　誠然，他為民族大義所表現(xiàn)出的一往無前、勇于犧牲的精神是值得贊許的；
但是，有時流露出一種江湖義氣與個人英雄主義，浪漫、狂熱、莽撞、沖動，這一切，都構(gòu)成了他的命運悲劇。

　　在《臥床靜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作過痛切的剖析：

　　 幼年生活優(yōu)裕，少年即握有權(quán)勢，錢財任意揮耗，人事如意支配，到處受人歡迎，長達十余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間善惡……性情急躁，任意而為，經(jīng)驗閱歷不足，學識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斷錯誤，把人觀察錯誤，有時過于天真，有時過于任情，致使把事情處置錯誤。

　　 如果……

　　人生道路的選擇是一次性的，只有現(xiàn)場直播，而沒有彩排、預演�！叭�生石上舊精魂”，原是文人筆下的幻想。同樣，歷史就是歷史，它是既成事實，不存在推倒重來的可能。但是，如果換一個思路，或者調(diào)整一下角度，比如從研究歷史、探索規(guī)律出發(fā)，倒也不妨做出種種懸擬，設(shè)計一個應然而未必然的另一種版本。

　　鑒于張學良的一生命運、成敗休咎，都與蔣介石密切相關(guān)，我們假設(shè)：若是張學良走另一條路子，當他父親所希望的“東北王”，擁兵自重，割據(jù)一方，那么，東北易幟和中原大戰(zhàn)的調(diào)停，也就不會發(fā)生了，接下來，東北軍主力也就不會參與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關(guān)東軍還敢不敢對東三省貿(mào)然動手呢？（動手是必然的，無非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在這種情勢下，張學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幾個軍閥，既不會被任命為全國陸�？哲姼笨偹玖�，也不會唯蔣之命是聽了；
即使仍然發(fā)生九•一八事變，他也不會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而“自悔自責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晝夜難安”了。而且，由于失去了蔣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備發(fā)動那一“外為國家民族，內(nèi)可平慰東北軍民”的西安兵諫的客觀條件，自然也就不會帶來后日五十四載的鐵窗生涯了。這樣的張學良，人生價值，生命意義，又將如何？

　　實際上，《美國之音》記者已經(jīng)作了一番假設(shè)，曾經(jīng)問過張學良本人：“如果這半個世紀您沒有被軟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發(fā)揮，統(tǒng)率您的軍隊，您覺得會對整個中國產(chǎn)生什么貢獻呢？”他的答復是：

　　 此事難說。我當然很痛苦，我恨日本軍閥，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難過的就是抗日戰(zhàn)爭我沒能參加。我請求過幾次，蔣委員長沒答應，我想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參加中日戰(zhàn)爭，我這人也許早就沒有了。非我自夸，我從來不把死生放在心里。假如讓我參戰(zhàn)，我早就沒有了。一切都是未知數(shù)，當然“此事難說”，回答得可謂絕妙。

　　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若是真的重新改寫，那么，他的人生道路決不會如此曲折復雜，如此充滿矛盾、充滿悖論、充滿神秘色彩，如此七色斑斕、多彩多姿。那樣一來，閑潭靜水，波瀾不興，他還會有現(xiàn)在這樣的人格魅力、命運張力、生命活力嗎？也許正是為此，壽登期頤的老將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才說：

　　 回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我對1936年發(fā)動的事變無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

　　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是這樣評論的：

　　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么也不是。蔣介石把他一關(guān)，關(guān)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記殺手锏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zhuǎn)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它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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