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萊•扎瑞斯基[1] 高靜宇/譯

　　（文章說明：本文為伊萊•扎瑞斯基Eli Zaretsky教授已發(fā)表文章，由高靜宇翻譯發(fā)表在《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07年。值此弗雷澤教授訪華之際，弗雷澤的先生伊萊•扎里茨基陪同前來，并于09年3月1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表同主題演講，與此文基本相同，故權做18日講稿刊發(fā)。也特此感謝高靜宇的翻譯。——《世界哲學》編輯部）

　　內容摘要：自1989年柏林墻倒塌以來，不斷涌現(xiàn)的事實證明左派的概念并沒有終結，但人權運動的困難、歐洲左派的困惑、美國左派的幾近消失，以及左派的“被遺忘”，都表明需要對左派的概念進行謹慎的重新思考。本文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左派的概念。首先是左派的概念是如何產生的，其次是左派的概念是如何在歷史中變化的，第三是左派的概念是否，以及如何被遺忘的。主要觀點是，左右二分法有其自身的統(tǒng)一性，不能被簡化為諸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或階級與文化之類的二分法。而且，左右二分法混淆了大規(guī)模左翼政黨與小而分散的各種左派力量之間的關系。今天應當注意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革命與左派以往歷史的連續(xù)性。

　　柏林墻的倒塌正好距法國大革命兩百年，這一事實并沒有逃過弗朗索瓦•傅儒（François Furet）敏銳的眼睛。這位法國偉大的歷史學家觀看電視中群情激憤的畫面時，感到他不僅在見證一個政體的終結，而且在見證一種幻想的破滅，這一幻想產生于1789年，而非1917年，是一種左派的概念。據(jù)傅儒看來，推動這種幻想的是對資產階級的仇恨，這種社會階級被視為“在經濟上是無所不能的”，沉迷于金錢，卻“在內心深處缺乏道德原則”。但是，“什么是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呢？”表面上僅僅是“對他者的仇恨，實際上是對自身的仇恨”。今天，他興奮地感嘆道，革命終于結束了。“關于另一種社會的理念”幸虧“幾乎不可能構想。”天可憐見，“我們注定要生活在自行其是的世界中。”[2]

　　現(xiàn)在，傅儒的歡欣雀躍似乎用錯了地方。自1989年以來，不斷涌現(xiàn)的事實證明左派的概念遠未終結。自1998年雨果•查韋斯(Hugo Chàvez)贏得大選以來，拉美自稱為左派的人獲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先后贏得了2002年巴西、2002年阿根廷、2004年烏拉圭、2005年玻利維亞和2006年智利的總統(tǒng)選舉。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大概仍然占統(tǒng)治地位，即使薩科奇(Sarkozy)贏得了法國總統(tǒng)選舉。而美國民主黨似乎會輕易贏得總統(tǒng)選舉，部分是通過回歸經濟公正和國際主義這兩個老舊的主題。盡管這兩個主題并不能視為左派的概念，但明顯與之有關。即使在布什當政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壓制了民主運動，但在中國、印度和中東地區(qū)，影響重大的民主運動依然存在。創(chuàng)新的人權運動、國際女性主義網(wǎng)絡的擴展，以及左翼的全球社會論壇都在昭示著左派的概念并沒有聽任歷史擺布。

　　然而，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的確使對左派事業(yè)長期存在的懷疑成為焦點，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并沒有驅散這些懷疑。因此，當左派在拉美擴張時，是因為許多情況下，這些社會都缺乏自由的制度和民主的文化。如果自由民主缺席，那么左派的概念又依托什么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歐洲左派最近一次大獲全勝是在歐洲憲法的問題上，讓土耳其加入歐盟，以及歐盟制定獨立的歐洲外交政策等流產。在法國荷蘭左派狹隘的經濟主義和民族主義，與把經濟公正和可持續(xù)性，同資本主義效率結合起來的資本主義技術精英兩者之間，左翼知識分子面臨著一個真正的兩難選擇。至于民主運動、人權運動和女性主義，它們在何種程度上屬于左翼，并不是十分明確。

　　至于說到美國，一旦被視為窮人支持的國家，那么每個人都能看到民主黨所面臨的問題。他們不得不告訴美國人民，他們的兒女在伊拉克死的毫無價值。他們必須向美國人民解釋，他們的財富被浪費掉，他們的未來已被抵押。他們不得不揭露，精心打造的美國聲譽被漫不經心地拋棄。既然美國人崇尚樂觀主義和“實干”精神，既然他們從不想回顧過去，除非是為了驕傲，那么他們并不愿意聽到這些真相。但是，民主黨人仍然能告訴他們真相。美國人民能夠接受悲慘的消息，只要這個消息不是夸大的，而且還包含了進行補救的可能性。但是，民主黨人卻難以傳達這樣的消息。

　　20世紀60年代之后，民主黨人切斷了他們與窮人、工人階級和下層美國人的聯(lián)系，即切斷了與大多數(shù)美國同胞的聯(lián)系�！按笳�府時代結束了”，在此口號下，他們取消了保護窮人免受市場傷害的一項制度。他們拾大商業(yè)黨（共和黨）的牙慧，公開抨擊“階級斗爭”，因為它產生于工人、黑人和移民。腐敗、養(yǎng)老和醫(yī)療保險崩潰了、大工業(yè)轉變?yōu)榻鹑谕稒C者，城市變成了主題公園、教育私有化、科研從屬于商業(yè)、大眾文化色情化、公共領域地位下降：民主黨人要么允許這種致命的私有化發(fā)生，要么在“第三條道路”醒目的標簽下積極地推進私有化進程。正如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所見，結果是“一場反向的法國大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下層階級涌現(xiàn)街頭為貴族統(tǒng)治要求更多的權力�！盵3]2006年以來，民主黨人的招牌動作是否會改變這一切，并不十分明確。

　　那么，人權運動的困難、歐洲左派的困惑，以及美國左派的幾近消失，這些合在一起表明，左派的概念需要進行謹慎地重新思考。這一問題并不開始于1989年。沒有人能否認，產生女性主義和同性戀解放的時代在社會公正的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是，讓我們這個時代與眾不同的是，歷史上第一次，資本主義世俗的轉變——計算機化、全球化、“后福特主義”是由右派引領的。與此同時，我們已經見證了政治文化“從再分配到承認”的根本轉向，這意味著階級經濟問題的重要性讓位于伊斯蘭和西方的沖突、面紗問題、移民問題、以及宗教與世俗世界、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與全球秩序之間變幻不斷的邊界問題。傅儒宣稱革命結束了，這個論斷不管如何偏頗和不合時宜，卻更多地反映了更深層的歷史過程。這些過程的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固守左派的概念是否仍然重要？如果是，那么這個理念又包含了什么？

　　一旦我們意識到，左派不斷加劇的四分五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左派自己造成的，那么這問題就會進一步凸顯出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盡管右派確實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支持，但左派從未被從外部摧毀過。左派“被遺忘”——通常采取這樣的形式，即試圖“超越”所謂的左右“無效”分野，或者試圖替代過時的“經濟主義”——這種“被遺忘”產生于“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家、“文化轉型”的倡導者、康德主義者、弗洛伊德信徒、�？碌男磐�、女性主義者、性解放論者、歷史修正主義者、特殊的后殖民主義者，以及“進步”的社會科學家，換言之，產生于左派自己。

　　本文并不打算像重新評價左派的概念的正確性一樣，重新評價左派的正確性。本文認為，左右二分法有其自身的統(tǒng)一性，不能被簡化為這樣的二分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或階級與文化。而且，左右二分法混淆了更為基本的關系：像民主黨這樣大規(guī)模、群眾性的力量，與小規(guī)模的、分散而多樣化、但思想意識上統(tǒng)一，精神上堅持不懈的左派力量之間的關系。最重要的是，沒有左派的自由政治是虛弱的，而沒有自由主義的左派最終將變成邊緣的、宗派林立的極權主義力量。

　　本文改編自一本書，該書論述了下列三個問題：第一部分是左派的概念是如何產生的。我通過回到革命年代（1789——1865）來回答。在那個時代里，新興的民主力量逐漸決定“自由”（無依附）勞動，包括家庭中婦女的勞動，作為變革的主要媒介。在這一時期內，左派的最初理念形成了，即兩個相對立革命的理念：自由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部分中，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左派的概念是如何在歷史中變化的。答案的中心在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人民陣線時期（1935——1950），從勞工到人民的轉變，結果轉向了民主制、自由主義理想、民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這一時期內，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自由主義的觀點開始讓位于這樣的思想：自由主義和左派的概念相互需要，特別是因為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第三部分，我分析了左派的概念是否，以及如何被遺忘的。開始于20世紀６０年代的文化革命，但集中于我們自己的時代，我把左派的概念“被遺忘”的問題更進一步，即左派的概念是否不僅改變了其特征，或它是否在社會學意義上已經變得過時。但是在最后，我提出，盡管很久以前左派的歷史要比工人階級革命的理念（它是否被完全實現(xiàn)）要長久，但是，沒有一個社會運動在其思想的核心，不確立明確地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立場（不是簡單否定），會被稱為“左派”。但是在繼續(xù)說明之前，我需要提出一個前提問題：左派的概念意味著什么？

　　左派的概念，我指的是左派的理念：不是具體的左派，不是左派的歷史，而是左派概念本身。在使用概念一詞時，我特別提出了三個相關的論點。首先，我想指出，左派的概念中存在某種必然或普遍的東西，換言之，為了考察社會或歷史，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概念，正如我們需要諸如公正、民主和自由等概念一樣。其次，我要把左派概念與其歷史上的表現(xiàn)形式區(qū)分開，如其在組織、報紙、電視節(jié)目、期刊、出版社、書店、餐館、宗教傾向、學術偏好等等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左派的概念并不是各種抗議運動的集合，這些抗議運動是圍繞著具體問題組織起來的，如多元文化主義，全球變暖、醫(yī)療保險或工聯(lián)主義等。即使現(xiàn)今存在的所有抗議運動聯(lián)合起來，如支持相同的候選人，這也并不能構成左派。第三及最后，我要指出，左派的概念所發(fā)揮的批判、傳播知性和提升意識的作用，不同于其在尋求和運用政權時所發(fā)揮的作用。左派的概念從知性的觀點看，在歷史和概念上是密不可分的；
我們能在諸如俄國知識分子這類術語的譜系中看到這一點。當然，權力是必不可少的，但獲得權力并不能界定左派的概念。的確，當左派獲得權力之時，也正是特別需要左派的時候。

　　當在普遍意義上考慮左派的概念時，立刻清晰可見的是，這種理念從不會過時或與時代無關。站在左派一邊包含了某種存在主義的立場、某種從不會不合時宜的起義或抗議活動。作為特定生物學和歷史學之間的媒介物，并起源于該二分法的本質狀況，左右二分法最初是試圖為社會權力在本質上奠定基礎。因此，在每一個社會中，秩序的象征，大權在握的部長、教會主教、富有的贊助人，坐在了右邊，而次要的當權者則坐在了左邊。右邊象征著統(tǒng)治、權威和神；
左邊象征著反抗、危險、不滿和邪惡�？纯催@些詞本身：正確的、公正的和靈巧的（這些都是從右這個詞引伸出來的詞義，其基本意義是右邊——譯者注）與笨拙的、粗魯?shù)暮碗U惡的（這些是由左這個詞引伸出來的詞義，其基本意義都是左邊——譯者注）。在馬克(Mark)福音第14節(jié)第62行，上帝說：“我對你說，從今往后，你將看到人類之子坐在權力的右手邊�！痹趶洜栴D(Milton)的《失樂園》中，反叛的天使、魔鬼撒旦及其奴仆坐在了左邊。在美國，民主黨坐在國會的左邊。羅伯特•赫爾茨(Robert Hertz)一言以概之：“右手是所有貴族的標志和象征，而左手則是所有平民的標志和象征�！盵4]

　　然而，盡管左派普遍的從屬地位，包括左手，反映了一種為社會權力尋求基礎的普遍努力，但當我們提起左派的現(xiàn)代理念時，我們也指另外一些事情。左派的現(xiàn)代理念幾乎神化般地與法國大革命緊密相連。這部分是因為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最適當?shù)乇憩F(xiàn)了左派的現(xiàn)代理念，革命席卷了美洲、甚至部分印度和中東地區(qū)，是第一個世界性的歷史事件，同時也因為革命為實施左派的概念提供了第一個場地。法國大革命顯著地包含了戲劇性的、救贖性的和其他前政治性的因素，水平狀態(tài)替代了垂直的等級狀態(tài)：太陽王和天主教等級讓位于公開進行的愛國狂歡，以致每一個人都處于同一層次，并能對其他人一視同仁。正是在這種新的水平空間內，現(xiàn)代左右二分法誕生了。1789年國民議會的就座狀況是，貴族坐在了議長的右邊，第三等級坐在了左邊。當左派（雅各賓派）逐漸代表社會革命的力量，右派（吉倫特派）代表嚴格的政治革命力量時，真正有意義的分野慢慢產生了。拿破侖戰(zhàn)敗后，并逐漸在整個19世紀，左右分野開始占據(jù)議會或代議制民主的主導地位。[5]正如讓•拉蓬斯(Jean LaPonce)所指出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左右分野）看得到、摸得著后，立刻變得易于理解，并易于在各種文化中傳播�！盵6]

　　左派的現(xiàn)代理念隨著法國大革命而誕生，這一點還必須從兩個方面來論證。我們確認為現(xiàn)代左派的概念的許多思想，如社會公正、經濟再分配和性別平等，最初并不是在1793年出現(xiàn)的，而是產生于16世紀80年代始發(fā)的荷蘭革命，以及17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的英國革命。對于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思想自由而言，更是如此。這一價值觀對自由主義和左派的概念都十分重要。但是，英國人并沒有像法國人那樣式圖把其革命普遍化。的確，英國革命的全部概念是后來才形成的，即1789年之后。其次，我們所稱之為法國大革命的，是一種全球進程的表現(xiàn)。具體說來，海地革命對新大陸的影響，正如法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例如，南美成立新國家、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州、北美擴大奴隸制和美國征服墨西哥北部等。換句話說，反奴隸制就正如取消封建主義一樣，至少在左派的現(xiàn)代理念誕生之時就得到了充分說明。

　　現(xiàn)在，許多產生于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概念，左派的概念都有暗含，而且也必須暗含。這些概念包括各種政治概念，如個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國家侵害個人權利的限制和政治民主，以及各種文化觀念，如個性獨立，和通常被稱之為“現(xiàn)代性”特征的自力更生。但是，乍一看，這些概念沒有一個需要左派。左派的概念變得與之密切相關，以及是必須的，基于如下兩個理由。

　　首先，由于對現(xiàn)代自由概念的忠誠實際上是如此薄弱，如此靠不住，在面對短期的各種機會和現(xiàn)實限制時，會輕易被放棄，因此社會就產生了對“極端主義者”、冒險家和指責者等群體的永久性需求。用米歇爾•沃爾瑟(Michael Walzer)形容17世紀清教徒的語言來說，現(xiàn)代政治需要“圣人”，這些圣人的特征是“對某種政治理想毫不妥協(xié)，持續(xù)不斷的忠誠（其他人稱之為虛偽），而且艱苦卓絕地堅持努力實現(xiàn)該理想（其他人稱之為多管閑事）�！盵7]這可以稱之為左派存在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原因。如果沒有左派，那么強權的利益、腐敗和大眾的冷漠，混合在一起，肯定會盛行。的確，至少在現(xiàn)代條件下，某些少數(shù)物種發(fā)現(xiàn)不公正、羞辱或社會強加的痛苦是不可容忍的。我認識一些這樣的人，而且我也是其中之一。這些人構成了左派的重要基礎。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內戰(zhàn)爆發(fā)前30年訪問了美國，對“美國人在蓄奴制上的鎮(zhèn)定、冷漠（和）道德疏忽感到震驚。”[8]廢奴主義者并沒有分享這種冷漠，他們如此強烈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是他們讓其他人不可能再冷漠，創(chuàng)造了林肯活動的空間。

　　左派是必須的第二個理由是概念上的。盡管影響巨大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促進了自由事業(yè)，但這是一個不明確的事業(yè)。奴隸和奴隸主都在為自由而斗爭，對于后者來說，處置自己財產的自由，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換句話說，左派是必須的，因為，為政治權利和文化解放而斗爭，是不夠的，還需要為所有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平等而斗爭，即為南希•弗雷澤爾（Nancy Fraser）所稱之的“參與的平等”而斗爭。[9]在從垂直等級狀態(tài)悄悄變?yōu)樗�平狀態(tài)后，左派關于平等的激進概念可以用斯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的話來概括：

　　“作為跨越時空的傳統(tǒng)，把左派團結起來的是拒絕形式上的等級制（即左派普遍的從屬地位）以及該等級制所尊崇的不平等的必然性。這意味著，左派標示了一種傳統(tǒng)和一種事業(yè)，其最初的表現(xiàn)是在啟蒙運動中，左派質疑了神圣的社會秩序、挑戰(zhàn)了不合理但可以改變的地位、權利、政權和生活條件的不平等，并尋求通過政治行動來消除這些不平等。左派最顯著的核心義務是為平等是什么，而且意味著什么的問題，尋求嚴謹?shù)拇鸢�。左派預想了一個平等的社會，并根據(jù)此圖景，在最大范圍內，去尋求對不合理的歧視和依附根源的透徹說明，以及取消這些不平等和依附的現(xiàn)實方案。”[10]

　　盧克斯關于平等的概念是非常有影響的，但是這個概念融合了平等一詞所包含的兩個迥異的含義。說明這種差別的途徑之一是從個體心理的角度入手。個體的利益分成了自我生存、自我興趣或自戀與依附他人兩個方面。但是，這本身就有一點誤導作用。依附于家庭、國家、“人民”、種族或性別，是依附于自我的一種形式。自我興趣和自我生存的需要，包括忠于自己的群體，都導致平等的理念成為一種普遍概念。因此，我們能夠想象一個“平等的社會”，而且我們能夠尋找去除不平等的方法，例如通過物質再分配，通過消除歧視，或通過諸如積極行動等更激進的措施。只要這種平等的概念基于對個體權利的忠誠之上，那么它仍然在自由主義的范式之內。

　　另一方面，我們能夠把平等稱之為與他人一起所具有的經歷。例如，在人群中，在日常工作中，在具有共同目標之時，在民族危機之時，差別的意識，如年齡、性別、種族或社會階級的意識，才易于消失。每個個體感到與其他個體一致時，在這一意義上，他們感到與其他每個個體是平等的。平等的第二層含義，即平等作為一致或團結，與諸如共同體和共食體或分享公共餐食等類的概念有著密切聯(lián)系，并常常與個體權利相矛盾，最顯著的是自由與平等之間矛盾，或者，最終是自由主義與左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是一種絕對的矛盾，不能解決。那么左派對自由主義的自由理念所進行的補充是，意識到個體需要其他人，現(xiàn)實和情感上都需要作為伙伴的他人，這種需要不能被簡化為任何普遍概念。換言之，左派最終代表了一種共同的事業(yè)感，因此也代表了人類物種的團結，這是在自由主義的理念中，所有個體的平等價值所不具備的。

　　左派并沒有發(fā)明平等的要求。相反，這種要求起源于社會運動，如勞工運動、非裔美國人的自由運動或婦女運動。這些運動的歷史反映了，平等要求的歷史變化常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進行。例如，取消奴隸制，這種勞動形式幾千年來都未受到本質上的質疑，或者同性戀解放，這種要求一開始是不可想象的。盡管要求平等的社會運動創(chuàng)造了新的價值觀，常常出人意外，但這些價值觀本身并不必然屬于左派的價值，雖然它們或許是。左派的任務并不是發(fā)起這些運動，而是要對這些運動做出反應：傾聽、了解和賦予尊重，既然這些運動是左派存在的真正原因。與此同時，左派有責任根據(jù)平等的終極目標來解釋這些運動，使這些運動與其他運動的關系理論化，并從這個角度來批判它們。在卡爾•馬克思的表述中，左派的目的是“時代斗爭和希望的自我凈化”。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左派批判的基礎是什么？而且這還意味著，左派不能僅僅代表如黑人、或婦女或工人階級等特定團體的利益或愿望。當左派這樣做時，它就不是左派。

　　左派不僅要與要求平等的社會運動進行對話，還必須對感召力的巨變做出反應，如與藝術、性關系和宗教有關的巨變，即與我稱之為平等的第二感密切相關的巨變。例如，廢奴主義者就是19世紀20至30年代，宗教復興的一個副產物。20世紀50年代的紐約知識分子試圖引領一種以精神分析為核心的政治。新左派與嬉皮士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又相互憎惡。如果沒有與特別的政治文化運動沾上關系，左派只能變成對自由主義的持續(xù)批判，這種批判總是試圖推動自由主義超越其局限，但并沒有創(chuàng)造什么自身的新價值。同樣，如果沒有左派，文化上或極端的激進主義則易于分解為娛樂表演，一種對具有無盡吸引力的大眾文化的仿造。

　　左派與其他社會運動的關系是澄清其核心理念或概念的關鍵。左派總是把兩種因素混合起來。一方面，左派尋求把自由主義理念的自由和平等價值，推進到其所能達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左派把自由主義的理念與烏托邦的、浪漫的、美學的和共產主義的沖動結合起來，這些沖動或許是重要的，而左派卻從中獲得了自己的靈感。

　　左派對于尋求平等理想的忠誠也體現(xiàn)在，左派和右派關系上的根本不對稱。左派反對現(xiàn)存秩序，而右派是一種對左派的反應，即捍衛(wèi)現(xiàn)存秩序，并把自身與現(xiàn)存秩序緊密相連。如果沒有左派，右派不可能存在，正如人們能在現(xiàn)代保守主義的奠基文獻中看到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即是對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回應。但這一觀點受到了批駁。例如，對于盧克斯來說，左右的分野意味著多元主義，換言之，左派和右派一直存在。因此，盧克斯寫道：“左派和右派可以把政治領域一分為二，或是在一個統(tǒng)一體或光譜中構成了相對的領域，或從兩端包圍了中間派……中間派反過來可以作為‘被包含在內的’，即作為一種與眾不同的選擇把其他兩個部分隔開，或作為‘具有包容性的’，如‘第三條道路’”。[11]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們轉向具有真正知識力量和感召力的右派時，正如我們在20世紀70年代那樣，右派必須用左派的本地抗議、不滿、少數(shù)人的聲音和大拒絕來偽裝自己。左右二分法的不對稱特征足以否定傅儒提出的信條，即我們不再需要左派。既由于平等促進了個人權利的發(fā)展，又因為平等深化了人類的共同體意識，左派對于平等的忠誠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與所有的創(chuàng)造力、怨恨和憂愁密切相關。相反，右派的出現(xiàn)，這里人們甚至必須把法西斯主義包含在內，“最好是視為對左派的各種反應�！盵12]

　　那么在現(xiàn)代歷史上，真正重要的關系——推動現(xiàn)代歷史政治發(fā)展的關系——不是左與右的關系，而是左派與傳統(tǒng)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理念的關系，后兩者出現(xiàn)于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發(fā)源地，17世紀的英國內戰(zhàn)。對許多自由主義者來說——例如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米歇爾•沃澤爾（Michael Walzer）——平等的發(fā)展本質上是把自由主義原則的平等的方面推向了極端。對于這類自由主義者而言，自由主義并不需要左派的超我來時刻監(jiān)督，非常感謝，自由主義能夠提供自身的超我。共和主義傳統(tǒng)也有其左派的變種，例如昆汀•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和菲利普•佩蒂（Philip Pettit）。然而，盡管自由主義理所當然地根據(jù)在個體中間進行物質、文化和政治資源的再分配，來理解平等的含義，而且共和主義強調在政治共同體中的平等參與和共同目標，但左派著重于在生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中的平等和參與。

　　那么，左派是必須的，首先是因為冷漠、自我利益和機會主義常常會戰(zhàn)勝對自由或平等的忠誠，其次是因為自由主義傳統(tǒng)本身具有某些必然的局限。但是這些局限本身必須得到解釋。在這一方面，卡爾•馬克思的解釋——即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因此有自身的局限——既不恰當，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左派必須找到，既繼承馬克思的傳統(tǒng)，又一致而連貫的解釋，因為左派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阻礙實現(xiàn)左派愿望的深層社會結構上，啟發(fā)社會運動。因此，在《論不平等》中，巴賓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比較了兩種批判。第一種是“對國王沒能實踐其義務、沒能與臣民一起信守諾言和信仰感到憤怒�！彼麑懙�，這種批判“推翻了王朝”，但具有與生俱來的局限性�！氨举|上，這種批判接受等級制和權威的存在，同時又試圖使等級制和權威符合理想的模式�！钡诙�種批判，摩爾稱之為“是真正具有顛覆性的形式，”開始于當人民產生這樣的疑問：某種特定社會功能是否需要運轉？國王、牧師、資本家、甚至革命官僚是否什么毫無用處，人類社會沒有他們照樣運行？[13]正是第二種批判把現(xiàn)代左派的概念與諸如農村共產主義、和革命的右派等傳統(tǒng)思想?yún)^(qū)別開。只要左派是現(xiàn)代的，它就不能缺少社會——或者說歷史——理論。

　　我將以幾句話來結束對這一理論本質的論述。只要看看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對英國內戰(zhàn)的描述就可以了。

　　“17世紀中葉的英國有兩個革命。一個革命成功地確立了財產的神圣權利（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和任意征稅），賦予了有產者政治權力（議會主權和習慣法，取消特權法庭），為有產者的意識形態(tài)——新教倫理取得勝利，消除了所有障礙。但是，另一個革命從未發(fā)生，盡管不時地產生威脅。否則，這個革命會建立公有財產制、在政治和司法機構中實行廣泛的民主制，廢除國家教會，并否定新教倫理�！盵14]

　　希爾的評論顯示，自由主義與左派的相互依賴，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四個世紀以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現(xiàn)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奠基人，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抨擊各種極端主義和烏托邦流派，如掘地派和平等派。但是，盡管像洛克這樣的人物確立了自由的各種原則，現(xiàn)在我們依然據(jù)此對自身進行定位，但一個令人困擾的激進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了下來，即尋求推動資產階級文化和民主政治超越其自身強加的限制。

　　17世紀英國最激進的各派別之間相互有別，但它們都提出了經濟要求，對英國農村的圈地運動（私有化）做出了回應。它們堅持，用吉哈爾德•溫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話來說，“被稱為平民的我們必須在公共土地上施肥和耕作”。它們還提出了政治要求，如把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新模范軍稱為政治民主的學校，而且還有文化要求，其核心是，對家庭進行批判、要求公社生活、婦女平等和“真正純粹的宗教信仰�！钡�是，這些左派思想的早期宣示是烏托邦的，宗教的，并基于時間循環(huán)的概念之上，即把公正視為對原始共產主義的回歸。這種回歸同樣反映在19世紀民眾中，在狂歡中，在大赦年中，在基督教原始團體中，公社生活的“道德經濟”中，以及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所說的“在那些日子里，長久而悄無聲息的斗爭是由農村公社進行的。”[15]

　　相反，歷史左派自我意識的產生——意識到自身歷史性的左派——最先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理論化中得到明確：資本主義不是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而是作為人類解放歷史的一個階段。在馬克思的概念中，資本主義不是根據(jù)市場來界定的，相反，當個體被剝奪了他們的財產，不得不為工資工作時，就產生了資本勞動的關系，資本主義就存在了，其發(fā)展受到物質財富，以及不平等在背后的推動，并改變了現(xiàn)代世界。這一資本主義的概念具有兩個深層含義，馬克思并沒有繼續(xù)探究，但歷史左派的其他流派進行了探究。

　　首先，這一資本主義概念意味著，盡管早期的經濟與政治關系是相重合一致的——封建莊園的領主既是監(jiān)督者和剝削者，又是地方治安官——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治領域是獨立的。因此，資本主義適配于許多政治形式，如民主制、社會民主制和法西斯主義，于是，政治必須用其自身的語匯來理解，而不是簡單地用其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來理解。進一步說，左派的概念必須用政治領域的特殊性來理解，即政治把不同團體的經歷和需求轉變?yōu)榫哂凶陨磉壿嫷挠诚�、概念和各種組織，而不是社會團體，如工人階級或窮人的映射。

　　最后，資本主義的興起改變了家庭。通過把付酬勞動（即‘經濟’）從家庭中移走，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了著名的“無情世界的避難所”，以及我在其他地方稱之為的私人生活。家庭的這種轉變是現(xiàn)代文化的核心。這種文化所昭示的個體的長期自由，是自由主義和左派的共同目標。在我的書中，我力圖展示，左派的概念是沿著一種三重結構的展現(xiàn)而發(fā)展的，即勞工（19世紀）、政治（人民陣線）和文化（20世紀60年代）。

　　一旦我們從左派的概念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上把握了左派的概念，那么我們將能更好地理解，在左派的歷史上，20世紀60年代與較早時代之間的連續(xù)性。具體來說 ，從經濟轉向文化，或從“再分配”轉向“承認”將不會產生太大的困難。畢竟，對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轉向來說很重要的家庭問題，一直是左派歷史的核心。因為家庭的歷史并不能與私有財產的歷史，包括奴隸制，即以人為財產，相分離。于是，早期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如費爾默(Filmer)與洛克的爭論，大部分是圍繞這樣的問題：財產權是起源于父權制家庭（亞當?shù)母笝嘀萍彝ィ�，還是起源于天定的共產主義呢？在讀過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１７９０年寫的以法國革命為背景的《對婦女權利的辯護》之后，沒有人會懷疑，雅各賓主義，與其普遍平等的理念一起，立刻出現(xiàn)了。對男性統(tǒng)治的批判也是如此。但是，這種理念一經提出就遭背棄。在左派的背景下，只有獨立的婦女運動很好地界定自身時，才能夠使左派回歸到其核心理念和價值觀上。

　　我以前說過，遺忘左派的概念是一種損失。同時，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把革命的思想與左派的概念相分離。于是，盡管馬克思對于左派的概念的首次現(xiàn)實化十分重要，但馬克思主義不再標注到左與右的二分法中。實際上，共產主義者常常對這種二分法采取輕蔑態(tài)度，如在列寧１９１８年引起爭議的《論左派幼稚病》中。因為，共產主義的自我理解就是雅各賓：其目標是完全占據(jù)政治空間，盡管左派的目標是占據(jù)批判的位置。[16]

　　當我們把左派的概念與革命的思想進行區(qū)分時，我們就能夠看到左派的概念最重要的特征：左派的概念不是一種抗議模式，它是一種對抗議的反思。它是一種對世界的思考方式，試圖讓多樣性的社會正義要求相互具有內在聯(lián)系，而且還考慮到對這些要求的反思。如果我們記住，左派的概念產生于廢除君主制時期，那時，許多人相信“理性”能夠替代國王的神圣權利，那么我們就能夠理解這一點。相反，右派是對過分強調理性的抗議，這種抗議后來受到許多左翼思想家批判地欣賞和重新解釋。左派的力量在于其能夠理性地思考，并以一種易于理解和通俗的問答方式解釋其思想。只要左派完全認同民眾力量，那它就注定如此。與此同時，左派的概念不能被簡化為智識，它包括了各種各樣融于人民生活的價值觀和實踐，并世代相傳。站在左派一方意味著成為共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包含著一種對這種生活方式的自我意識。

　　最后，左派的概念所代表的獨特意識，即批判，是歷史意識。它很明顯來自我所說的，左派必須繼續(xù)歷史地重新思考，而且從根本上，我認為，興起于60年代的社會運動需要重新更為明確地把自己界定為左派的一部分。因此，左派的現(xiàn)代理念根本上就是一種歷史理念。但是反過來亦然。如果不理解左派的概念，那么就不能理解歷史，至少是現(xiàn)代歷史。拿破侖戰(zhàn)爭起源于法國革命。至于美國內戰(zhàn)要求激進的平等，而不是單純的國家統(tǒng)一，正是廢奴主義者——美國的第一個左派——賦予了美國內戰(zhàn)這個含義。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產生于大帝國的衰落和隨之而來的民族沖突，但對民族問題，并不能找到民主的解決方案，因為民主制公開成為了社會問題，即產業(yè)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不斷膨脹的亞洲人口。新政挽救了資本主義，但是只要它包含了社會和經濟平等的原則，而不僅僅是擴大消費者權力，那么新政就屬于左派的概念。如果左派沒有擔當重要角色，就不可能解釋內戰(zhàn)或新政。同樣，如果我們不考慮左派的缺席，就不可能解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1年以來，美國民主黨的被動、機會主義和內部分裂。左派的概念在本質上是歷史的理念。不理解歷史的人就像沒有記憶的人：他們將變得無所適從和無組織性，正如美國人民在２１世紀早期所表現(xiàn)的。在我看來，他們的無所適從從體現(xiàn)了左派的缺位和軟弱。

　�。ㄗg者：高靜宇，中國社科院馬研院，助理研究員，北京建內大街5號，100732，電話：13041140910，8849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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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為美國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歷史學教授。

　　[2] François Furet,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14, 16, 502.

　　[3] Thomas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4) 8.

　　[4] Robert Hertz, Death and the Right Han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5] Steven Lukes, “The Grand Dichotom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06: The real birth of the distinction “dates from the restor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following the defeat of Napoleon, and in particular from the parliamentary session of 1819-20 when it entered ‘into customary and regular form’ in the division between liberals and ultras, deriving from the memory of 1789 and ‘opposing old and new France.’ (Gauchet, “La droite et la gauche” in P. Nora, ed., Les Lieux des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2585.

　　[6] J.A. Laponce, Left and Right: The Topography of Political Percep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 27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for example, is far more context –specific (Lukes, op. cit., 605).

　　[7]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3-4. There may well be a psychological element at play. The left is undoubtedly overly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like Rousseau who wrote of: “men so odious as to dare to have more than enough while other men are dying of hunger.”

　　[8] Tocqueville quoted by Alfred Kaz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 1994.

　　[9]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London, Verso, 2003)

　　[10] Lukes, op. cit. 611. See also Norbert Bobbio, Left and 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1] Lukes, op. cit., 605

　　[12] Roger Eatwell and Noel O’Sullivan,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eds., (Boston, Twayne, 1989), 63. When the Left becomes an established and, in fact, oppressive power as it did in the Communist world, then the right in a sense becomes a left.

　　[13] Barrington Moore,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8) 510

　　[14]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Viking, 1972) 15

　　[15]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10

　　[16] Lukes, op. cit., 604

　　原載《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07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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