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N.弗雷澤/文 鄺月/譯

　　 這是作者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所撰寫的序言。

　　 提要：
弗雷澤介紹了她與中國的家族淵源，說明了批判學派第三代關于“承認”爭論的宏觀背景，陳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發(fā)生的四大變化，并言簡意賅地介紹了四本書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正義的中斷》評價“承認政治”與“分配政治”的分離；
《再分配，還是承認》展開弗雷澤的“觀點的二元論”和霍耐特的“承認一元論”之爭；
《正義的尺度》引進了正義的政治維度；
《傷害+侮辱》展示了歐美理論家關于承認的辯論。

　　 關鍵詞：家族背景；
時代變化；
理論聯(lián)系

　　 中圖分類號：
D081文獻標識碼：A

　　 對我來說，中文版的這套叢書的面世有特殊的意義，它延伸出兩個熾熱的希望。首先，在學術層面上，我希望促進中美學界就如何在后冷戰(zhàn)時期復興批判理論形成對話。第二，在個人層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繼續(xù)延續(xù)我的家族長期以來與中國的聯(lián)系。讓我從這第二個希望說起。

　　 1945年，正是在廣島和長崎之后，一個年輕的美國物理學家面臨了一場道德危機。幾年前，當她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她曾追隨她的導師E•費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為極端機密的“曼哈頓工程”工作。在加入這個發(fā)展原子彈的團隊時，像許多一起參與的科學家一樣，她曾設想工程的目標是威脅希特勒并打敗納粹。當原子彈事實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時，是在那場戰(zhàn)爭已經(jīng)有效地獲勝之后，年輕的物理學家崩潰了。她拋棄了科學和一個倒退成反共偏執(zhí)狂的國家，啟程投奔了她在中國的兄長，著名的新聞記者和作家W•希頓（William Hinton，中文名寒�。�。

　　 J•希頓（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從那時到現(xiàn)在一直住在中國。一個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和獻身當代的革命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S•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陽早）用他們的大半生致力于將奶牛農(nóng)場引進中國。他們是極少幾個直接地經(jīng)歷了中國革命演變進程的美國人，他們的命運隨著這一政治線索而變化起伏——在某個時期被懷疑為帝國主義的特務，某一時期又被當作國家英雄歡迎。沿著這條路，他們養(yǎng)育了三個子女，最大的兒子娶了我的姐姐。作為一個因為他的白種人外貌不時受到嘲笑的紅衛(wèi)兵，F(xiàn)•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陽和平）最后離開中國赴美國，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間錯過的教育。在離開20多年之后，他去年回到了中國，現(xiàn)在北京對外經(jīng)貿大學國際貿易學院（UIBE）教經(jīng)濟學。在我2008年6月寫作這篇序言時，離J•希頓（寒春）小時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遠，弗雷德的兩個女兒，我的外甥女，K•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G•恩格斯特（G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訪問過中國。1992年夏，我和丈夫參加了擴大的希頓－恩格斯特家族的、長達一個月的長途旅行。從寒春在北京沙河的實驗農(nóng)業(yè)公社出發(fā)，我們乘卡車旅行，不僅參觀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黃土高原的窯洞，而且到了當時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樣板村莊大寨、W•希頓在他經(jīng)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冊的張莊和洛陽的工業(yè)聯(lián)合體，我們在那里住在東方紅一號拖拉機廠的客房里。和寒春一起旅行，我們在每一處都受到像貴賓一樣的接待，雖然在偏遠的鄉(xiāng)村地區(qū)不時引發(fā)一些驚奇，那里不常見到“大鼻子”。在長途旅行的卡車上，我們爭論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發(fā)展和未來。近期剛開始美國的研究生學習的弗萊德喜歡引進市場機制；
寒春則勸告要相信群眾。這次經(jīng)歷打上了寒春的強烈的毛（澤東）主義色彩，也與這次旅行的最后階段形成了鮮明對比。長途旅行結束之后離開了大家族，我和丈夫與繼女度過了在中國的最后兩周，會晤了北京和上海的知識分子。印象深刻地叩訪了“兩個不同的中國”和遇到了“兩種不同的左派”，我在那個時候感受到，我在見證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劃時代的轉變。

　　 這場轉變從那以后的進展，遠遠超越了我在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還沒有機會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這場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變化屬于這套叢書的4本書所透露的“時代診斷（Zeitdiagnose）”。一個更為宏大的部分，即全球轉變，同時影響了西方的、世界歷史性的文化和經(jīng)濟、政治和技術的種種變化，正在顛覆著所有我們過去所熟悉的批判理論框架。這一影響將對全世界的思想家發(fā)出挑戰(zhàn)，去重新創(chuàng)造適合于21世紀的批判理論工程。

　　 讓我們思考政治文化中4個已經(jīng)推翻了左翼思想既定范式的劃時代的變化。第一個是作為社會斗爭特殊軸心的階級的去中心化。初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批判理論家賦予那種社會缺陷（這里指階級�！�—譯者）以特殊地位，美化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和普遍人類解放的載體。他們的觀點在整個工業(yè)時代處于主導地位，將其他的社會對抗視之為衍生的和第二位的。然而今天，由于非階級劃分、身份和沖突的異軍凸起，這樣一種方法是高度令人置疑的。無法簡化為“虛假意識”，那些反對關于性、種族劃分、兩性關系、宗教和語言的不公正的斗爭的當代擴展，證明憑借求訴于一種目的論的歷史哲學、聲稱確定解放的唯一主要代表的那些范式是虛假的。隨之發(fā)生的挑戰(zhàn)是清楚明白的：批判理論家必須創(chuàng)造對結構壓迫和集體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學的理解，它們能夠闡明那些非階級運動的斗爭，以及那些繼續(xù)把它們的熱望連接在階級語言之中的斗爭。

　　 與此有關的是政治文化中的第二個主要變化，即作為社會正義特殊維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正如他們把階級斗爭優(yōu)先化，因而早期幾代批判理論家常常設想，正義首先屬于政治經(jīng)濟學，其第一位的目的是可分物品，特別是收入和財富的公平配置。在福特主義處于主導地位的時代，這種經(jīng)濟學觀點阻礙關注其他類型的社會不平等，比如身份等級制和政治無權地位。然而今天，由于非經(jīng)濟的不公正異軍凸起，單一維度的分配主義范式不再是貌似合理的。在后福特主義的資本主義中，新社會運動常常是反對“錯誤承認”的身份不公正和“錯誤代表權”的政治不公正的斗爭。不僅僅是附帶性質的，他們的關注拒絕專一集中在分配上。其結果是對批判理論的另一項挑戰(zhàn)：鄭重放棄經(jīng)濟主義的觀點，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新的、多維度的正義理解——那些能夠闡明為爭取承認和代表權而斗爭，以及為爭取再分配而斗爭的理解。

　　 第三類主要挑戰(zhàn)產(chǎn)生于政治文化中另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即“威斯特伐利亞”正義觀的去中心化。直到最近，批判理論家悄悄地追隨主流理論家，假定那種唯一的單位，即正義所被運用的領土國家這種有限的政治共同體。這種在法國革命以來處于主導地位的觀點，模糊了跨國界的非正義，如全球貧困和環(huán)境種族主義。然而今天，由于與全球化相關的現(xiàn)象異軍凸起，比如全球金融和跨國化生產(chǎn)，美國的軍國主義和單邊主義，全球治理和全球變暖，威斯特伐利亞的正義觀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一個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時期，跨國的社會運動是對分配不公、錯誤承認和錯誤代表權的跨國界的抗爭形式。他們的訴求不再這樣被視而不見，公然地去挑戰(zhàn)那種只在有國界的政治體內部的公民伙伴中堅持各種正義義務的威斯特伐利亞觀念。其結果仍是對批判理論的另一項挑戰(zhàn)：鄭重放棄種種教條的、以一概全的概念，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新的、后威斯特伐利亞的正義理解——能夠概念化并批判全方位的當代非正義的、多層級的各種理解，一些是全球的，一些是地區(qū)的，一些是國家的，一些是當?shù)氐摹?/p>

　　 第四個挑戰(zhàn)產(chǎn)生于前三個挑戰(zhàn)的組合后果，即左派缺乏對于當前秩序的一種替代選擇的任何明顯可信的愿景。以前，批判理論家可以求訴于某種社會主義版本，不過是非正統(tǒng)的，為他們的“好社會”理念提供實質。“好社會”的概念也提供了從19世紀中葉貫穿于冷戰(zhàn)的社會斗爭的焦點。然而今天，社會主義的愿望和可行性受到懷疑，甚至在左派方面。在后冷戰(zhàn)時期，反資本主義的斗爭擴展蔓延，但卻是以一種去中心的、碎片化的方式，并缺乏任何一個可行的替代性的理念。其結果仍是對批判理論的一個決定性的挑戰(zhàn)：鄭重放棄對過時模式的懷舊之情和對后現(xiàn)代多元主義的庸俗慶賀，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正義的社會的全面愿景——一個將分配正義、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層面的治理中廣泛的民主參與相結合的愿景。

　　 由4本書組成的這一叢書是由于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zhàn)而撰寫的。緊跟身份政治學和新自由主義的出現(xiàn)而思考，《正義的中斷》（Justice Interruptus，1997年英文版第1版）評價“承認政治”與“分配政治”的分離以及后者由于前者的相對衰落。懷疑這些范式的擁護一方排斥另一方的偏執(zhí)性，這本書提出了一個整合每一方最好見解的“二維的”正義理論。這一理論在2004年我和A•霍耐特（Axel Honneth）合著的《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Exchange）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在那本書中，我為再分配和承認的一種“觀點的二元論”辯護，反對A•霍耐特的“承認一元論”。思考作為兩種相互交叉的從屬地位的秩序、身份和階級，我為批判理論勾勒了一個包含道德哲學、社會理論和政治分析的新框架。

　　 然而稍后，我開始不滿足于這個框架。雖然它抓住了后冷戰(zhàn)時期政治訴求形成的語法中“從再分配到承認”的轉折，但該二維模式無法質詢那種默認的假定，即正義適用的固有單位是有限的領土國家。因此，在《正義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2008）中，我在那些早期著作中處于最突出地位的經(jīng)濟和文化維度旁邊，引進了正義的一個第三類的、“政治的”維度。在分析上不同于再分配和承認，代表權適合于將“錯誤構成（misframing）”的非正義理論化，錯誤構成出現(xiàn)在實際上是跨國的不平等被（錯誤）當作國內問題的時候。旨在闡明貫穿全球化的種種斗爭，這一已修訂的、三維的理論，能夠就新自由主義時期誰應該將什么歸于誰，進行持續(xù)的反思。

　　 所有這些工作已經(jīng)得到美國和歐洲的批判理論家的廣泛辯論。徹底審視這些辯論，《傷害+侮辱》（Adding Insult to Injury，2008）再版了我與這些最主要的左翼思想家，如R•羅蒂（Richard Rorty）、J•巴特勒（Judith Butler）、I•M•揚（Iris Marion Young）和R•福斯特（Rainer Forst）的交流。由K•奧爾森編輯的這本書，包括關于我對再分配和承認之間斷裂的評價的對話；
關于如何將那兩種方式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正確地整合到社會正義的辯論；
關于再分配和承認是否真正窮盡了正義的充分意義，或是否有必要具體表現(xiàn)一個第三類的、政治的維度的交流；
以及關于我的理論的哲學理解的討論。

　　 盡管這本書給予我結論性的評價，該辯論決沒有結束。我的熱切希望是，這套叢書的出版將激發(fā)新一輪的對話交流。沒有任何事情能比延伸家族傳統(tǒng)更讓我欣慰，通過與中國思想家關于在這個我們參與的、迅速發(fā)展的全球化和后冷戰(zhàn)的世界上批判理論的未來的對話，發(fā)展我的家族與中國結合的傳統(tǒng)。如果不包括來自站在21世紀全球發(fā)展前沿的這個國家的觀點，任何批判的理論化或許都不可能是充分的。

　　 對于這次機會，我感激周穗明教授，她構思了這套叢書的想法并使之付諸實踐，而且還翻譯了其中一本。同時衷心地感謝其他譯者于海青、歐陽英和高靜宇，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秦建洲先生。

　　 2008年6月于美國佛蒙特州，沃塞爾

　　 (Nancy Fraser，“Preface to Chinese Book Series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Today’”,譯者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責任編輯：王喆)

　　原載《世界哲學》2009年第2期

　　（本文為弗雷澤訪華專稿，為《世界哲學》雜志提前發(fā)于網(wǎng)上。更多弗雷澤訪華信息請看世界哲學網(wǎng)：http://www.worldphilosoph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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