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本文著重從陶希圣與陳獨秀交往關系的角度，搞清一些基本史實：在他們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交往中，這種以朋友之誼超越意識形態(tài)分歧的交往，是在什么情形下發(fā)生的，他們的交往過程以及相互間的共識是什么？為回答這些問題，筆者將他們的交往關系置于一個思想和政治關聯(lián)異�；钴S、黨內(nèi)黨際黨政斗爭復雜的背景下去探討。筆者本著以“見之于行事”的敘述方式重建史事，努力重現(xiàn)那段非常豐富而又錯綜復雜的人物活動和歷史場景。人們可從中可透析出，亂世潛流下的書生參政之局限性何在。

　　一、引 言

　　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陶希圣與陳獨秀都是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他們同是書生“政治家”，因風云際會相遇、往來，后期兩人更是惺惺相惜。若要拂去歷史塵埃，透視兩個已故的風云人物，實在不是件容易之事，更何況，迄今學界，對陶、陳兩人的交往問題尚未見有專門的研討。

　　史載上，陶希圣與陳獨秀前后有兩個交往時期：第一次相遇正值大革命高潮（1927），他們一是國民黨中校軍官，一是中共總書記。在國共合作背景下，兩黨還不是階級對立者，有著共同的革命目標。這次見面，陶希圣不僅對陳獨秀印象深刻，更抱有感激之情——陶在陳獨秀的影響下逃過一劫；
第二次相遇正逢國難時期（1937），陶希圣再次見到陳獨秀，這時，已是北大教授的陶希圣最終棄學從政，逐漸成為國民黨核心權(quán)力之要角。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已是階下囚，于“七七事變”后獲特赦。這段時期兩人身份懸殊，卻是陶希圣和陳獨秀真正深入交往時期，在此期間，陳獨秀思想發(fā)生劇變、并最終形成他的“最后見解”。

　　陶希圣與陳獨秀命運跌宕起伏，透射出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一切都在搖蕩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朱自清）陶、陳的身份依次變化為：學生—教授，軍人—黨人，黨人—文人。在當時，新興群體的“黨人”和“軍人”，都屬社會精英。1陶希圣與陳獨秀的命運變化，呈現(xiàn)出一條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從社會邊緣進入中國政治中心的起伏曲線。

　　筆者并不準備對這兩位風云人物作是非判斷，而是著重從兩人交往關系的角度，澄清一些基本史實：在他們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交往中，這種以朋友之誼超越意識形態(tài)分歧的交往，是在什么情形下發(fā)生的，他們的交往過程以及相互間的思想共識是什么？

　　對以上問題的探求，并不限于兩人往來的個人活動記錄，而是將他們的關系放置于一個思想和政治關聯(lián)異�；钴S、黨內(nèi)黨際黨政斗爭內(nèi)外糾纏的亂世大背景下去探討。筆者本著以“見之于行事”的敘述方式重建史事，努力重現(xiàn)那段豐富異常而又錯綜復雜的人物活動和歷史場景。也許，我們從中可透析出，亂世潛流下的書生參政之局限性何在。

　　二、因緣際會，同一條戰(zhàn)線

　　對于陶希圣和陳獨秀來說，1927年都是個人命運大起大落之年。

　　1927年1月，陶希圣棄筆從戎，出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教官。同年4月，陳獨秀與汪精衛(wèi)同船抵達武漢。在此之前，陳、汪共同發(fā)表《汪精衛(wèi)、陳獨秀聯(lián)合宣言》，目的無非是借助樹立汪精衛(wèi)的黨權(quán)以制裁蔣介石的軍權(quán)，以發(fā)動工農(nóng)力量來制約蔣的獨裁傾向，最終完成國民革命。2

　　工農(nóng)運動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主要革命力量來源。國內(nèi)外報紙稱武漢為“赤都”，指的正是如火如荼的工農(nóng)運動，尤其農(nóng)民運動。陶希圣在武漢近一年時間里，給他印象最深的也是農(nóng)民運動，他與陳獨秀相遇的機緣也來自農(nóng)民運動。

　　北伐戰(zhàn)爭引發(fā)的兩湖農(nóng)民運動之迅猛，人們用“兩湖之變”形容。時居北京的王國維正是受到“兩湖之變”引致“巨劫奇變”的刺激，于這一年的6月2日自沉昆明湖�？梢妰珊�農(nóng)民運動對中國社會震動之劇烈。

　　本來，“國民革命的完成，有賴于全國農(nóng)民之興起”是國共兩黨的共識，3國民黨利用其南方政權(quán)的合法性資源，對社會中上層城鎮(zhèn)力量進行動員。勢力相對弱小的中共，直接到最基層的鄉(xiāng)村搞農(nóng)運。意想不到的是，兩湖底層社會動員的規(guī)模和聲勢超乎兩黨想象，甚至也遠超過1923年中共領導的“二七大罷工”。當農(nóng)民自拉大旗沒收土地捕殺土豪劣紳的風潮此起彼伏時，似乎沒有一種力量能作出有效的控制。這一場改變傳統(tǒng)鄉(xiāng)村基本組織的就地革命，引起一番從沒有過的社會“亂象”，它打斷了正常的城鄉(xiāng)商貿(mào)活動，激發(fā)武漢國民政府的財政危機，更導致軍心動搖。

　　在陶希圣眼里：“各縣的農(nóng)民協(xié)會喊著‘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逮捕、拘禁、打殺他們指為土劣的紳士和讀書人，并且沒收這些人等的土地。到后來這種斗爭與恐怖的影響，進入軍中�！�4武漢國民政府所倚重的唐生智部隊多系湘藉，所謂“無湘不成軍”，湖南農(nóng)運高漲時，軍官們幾乎每天都收到來自家鄉(xiāng)的壞消息，什么家屬被農(nóng)民協(xié)會戴高帽游鄉(xiāng)，土地被沒收，父親被逮捕，如此等等。軍人驟然發(fā)現(xiàn)革命一場，反而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災難，這使得當初支持農(nóng)民運動的唐生智轉(zhuǎn)而對農(nóng)運反感。唐部軍心動搖非同小可，它與中共的擁汪聯(lián)唐以制蔣的戰(zhàn)略部署相沖突。

　　這種情形下，陳獨秀坐不住了，5月中旬，在總政治教官惲代英的陪同下，陳獨秀專程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先前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作演講，申明他保護軍人家族土地的主張，以安撫軍心。在此之前，中共總書記從沒有到過黃埔軍校作演講，包括在廣州的黃埔軍校本校，此行不同尋常，引起軍校官兵的關注。陶希圣說：

　　獨秀到軍校來演講，官生大家都趕來聽，并不是說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而是想看看這個神秘人物，想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因為共產(chǎn)黨的主要分子向來是不出面的�！薄拔沂钦�治教官，排在行列的前面。這是我看見獨秀的初次。5

　　早在1919年，同在北大的陳獨秀與陶希圣參加了五四運動，他們一是北大教授，一是北大法學科學生，互不相識。這是初次見面，陶希圣對中共總書記的演講印象深刻，他記錄下當時的細節(jié)：

　　那時沒有擴音機，在操場中心有一座木臺子，他站在上面講，四面學生圍成方形隊伍，他穿一件很舊的西裝，走上講臺后，司令官喊聲“立正”，他就向四面轉(zhuǎn)著答禮，他行的是軍禮，可是他的掌心向外，不合標準。”陳獨秀的演講是“秀才式的，聲音也不大，不過他的話是代表共黨的，就有權(quán)威了。6

　　陳獨秀的講話真的有權(quán)威嗎？當時，陳獨秀就連親自去長沙進行和平調(diào)解以平息軍隊憤怒的主張也沒能實現(xiàn)。5月23日，陳獨秀在中共與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席會議上指出：目前情況下，“假如我們想同國民黨和小資產(chǎn)階級合作的話，問題主要在農(nóng)民�！闭麄�湖南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將軍們要鎮(zhèn)壓農(nóng)民運動，另一方面是農(nóng)民們想要平分土地。在政黨動員農(nóng)民起來為政治目標服務的同時，農(nóng)民也在利用政黨的力量為自己謀利。因此陳獨秀強調(diào)：“糾正幼稚的行為和過火行動，這不是讓步政策，必須堅決這樣做�！�7

　　可是，陳獨秀的意見并沒有得到執(zhí)行，或者說，根本無法執(zhí)行：

　　一方面，在鄉(xiāng)村，被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沒有得到很好的組織化，中共上層意見無法抵達基層組織，更不用說被執(zhí)行。這與共產(chǎn)黨對驟然興起的農(nóng)運沒作充分準備有關，時湖南農(nóng)會會員200萬，其中中共黨員只有1759人，中共湖南區(qū)委慨嘆：“一千人中還只有同志一人，又怎么去領導呢？”8既要維持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又要借助農(nóng)運力量與國民黨右派抗衡，在這內(nèi)外矛盾纏結(jié)的情形下，不僅中共，就連共產(chǎn)國際也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陳獨秀難免有些手足無措，他畢竟是“黨在初創(chuàng)時期的幼稚，當了黨的總書記”。9

　　另一方面，在如何對待工農(nóng)運動“過火”問題上，中共領導層出現(xiàn)分歧。共產(chǎn)國際要求共產(chǎn)黨維持與國民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國民黨──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與社會中上層的社會關系決定了他們反對土地革命的立場。因此，從根本上說，農(nóng)民運動的土地革命性質(zhì)與共產(chǎn)國際的國共合作政策是相矛盾的，這是個兩難問題，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內(nèi)在困境，共產(chǎn)黨還沒有辦法破解這個困境。10中共內(nèi)部出現(xiàn)的種種沖突，實在是難以避免。

　　陶希圣說：“中共黨內(nèi)兩派意見即將沖突。鮑羅廷和陳獨秀仍然主張維持國共合作的局面，保衛(wèi)武漢政權(quán)，所以暫時妥協(xié)，修正農(nóng)民政策的‘過火’，安定軍心。有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印度共產(chǎn)黨人羅易，是一個激烈派，主張用激烈手段，不但要土地革命，組織農(nóng)民軍，成立‘革命裁判所’，審判反動軍人。同時要改組軍隊，召集農(nóng)民軍�！�11羅易這種不切實際的極端手法，遭到陳獨秀反對。

　　革命激情主義者的羅易當然不會就此罷休。5月底，羅易給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發(fā)去電報，強烈主張武裝農(nóng)民，組織反擊，說“共產(chǎn)黨人應當鼓勵和發(fā)展這些‘過火’行為�！�12與此同時，那一廂的斯大林也收到鮑羅廷電文，內(nèi)容是國民黨決定為了反對土地革命而戰(zhàn)斗，甚至與共產(chǎn)國際決裂也在所不惜。這時，湖南省委正組織一支龐大的農(nóng)民自衛(wèi)隊，準備對長沙及其附近城鎮(zhèn)發(fā)起總攻。斯大林急忙發(fā)出指示：反對沒收和分配屬于國民黨黨員或國民黨革命軍軍官的土地，尤其強調(diào)“中國共產(chǎn)黨必須竭盡全力直接與左派國民黨聯(lián)合”。13斯大林的指示傳到中央后，中共政治局委員李維漢命令湖南省委停止行動。陳獨秀等認為，農(nóng)民進攻的唯一結(jié)果是激怒唐生智，促使它推翻共產(chǎn)黨支持的武漢政府。一向抱激進態(tài)度的蔡和森、彭述之卻指責李維漢停止進攻，要他為這個命令負責。陳獨秀則批評蔡和森“荒唐”、“幼稚”。此時，中共內(nèi)部不僅有點顧此失彼，甚至混亂，陳獨秀哭笑不得，說這是“在廁所中洗澡”。14當處于革命重大轉(zhuǎn)變關頭，共產(chǎn)黨人要迅速對各種混亂局面作出正確判斷，并在有限的政治行動空間作出選擇，實在不是件容易之事。此時的陳獨秀，是一個肩負重任四面受敵而沒有力量的總書記。

　　在陶希圣看來，中共的兩派紛爭：

　　前一派是鮑羅廷的指示，與陳獨秀的主張。后一派是羅易的主張，與瞿秋白等的支持。

　　鮑羅廷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來的代表。羅易是印度共產(chǎn)黨人，亦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來的。此刻莫斯科是在進行著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的斗爭。斯大林對中共的指示，總是模棱與含混。所以他們二人的見解不同，也影響中共內(nèi)部的爭論。15

　　也正是中共領導層的意見紛爭，使卷入咸寧農(nóng)運的陶希圣避過一劫。陶希圣事后回憶說：“倘如中共內(nèi)部沒有這種矛盾和斗爭，我這條生命斷乎不能留到現(xiàn)在。”165月底，陶希圣在處理咸寧縣農(nóng)民協(xié)會的訟案上，因強行阻攔農(nóng)會書記逢開大會就要槍斃農(nóng)民的習慣做法，被這位斗爭性強而年輕的農(nóng)會書記指控為“反動軍閥”。17在當時，“反動軍閥”罪名足以送命。當陶希圣被五花大綁帶回武漢時，主張“修正”農(nóng)運“過火”行為的陳獨秀仍主控中共局面。在陳獨秀看來，陶希圣在咸寧縣城“下令解散‘委員會’，并且制止總工會和農(nóng)民協(xié)會的專橫行為，清理訟案，視察監(jiān)所，釋放了農(nóng)民協(xié)會綁來要殺的小農(nóng)民，開脫了善良的紳士”18均屬“修正”農(nóng)運“過火”行為，故陶希圣絲毫未損�；氐杰娦＃�陶不僅未受任何處分，還被指派為政治部秘書長，兼任宣傳處長。陶由此對陳獨秀終生感激。19這一親身經(jīng)歷，使陶希圣深深體會到革命背后刀光劍影的殘酷。

　　陶希圣能避過殺身之禍，除了陳獨秀因素外，也與兩湖農(nóng)民運動出現(xiàn)轉(zhuǎn)折有關。馬日事變后，各地的農(nóng)民運動陸續(xù)遭到毀滅性打擊，“湖南的黨經(jīng)過五月事變的打擊，差不多完全瓦解了�！�20湖南各地的駐軍和地主，紛紛開始向當?shù)氐墓伯a(chǎn)黨人和工會、農(nóng)會反攻倒算。此時距毛澤東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發(fā)表不過兩個月。矛頭直指中共和地方農(nóng)會的許克祥等在長沙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通令各級黨部及民眾團體一律改組。武漢國民政府也因此失去對湖南大部分地區(qū)的管轄權(quán)。受重創(chuàng)的武漢國民政府認為種種“事變”均是農(nóng)民過激行動所導致，武漢國民黨上層產(chǎn)生嚴重敵視工農(nóng)運動的情緒。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同意武漢國民政府和平解決馬日事變，時任全國農(nóng)協(xié)會主席的毛澤東只好寫下“全國農(nóng)協(xié)會臨字第四號訓令”承認失敗。21不久，毛澤東向中央請求到湖南工作。

　　至此，國共兩黨的黨政格局出現(xiàn)改變。首先是駐江西第三軍的朱培德借口“制止過火的工農(nóng)運動”，以“禮送”方式驅(qū)逐142名共產(chǎn)黨員和政工人員出境，并查封當?shù)氐墓�會和農(nóng)會。接著，第四軍的唐生智直截了當?shù)匦�稱“擁汪反共”。最終，汪精衛(wèi)宣布分共，國共合作成了國共分家，寧漢對立則成了寧漢合流。共產(chǎn)黨的“文斗”終不敵國民黨的“武斗”，國共兩黨就此分道揚鑣。

　　中國革命的大潮，在國共分裂聲中退潮了�！俺喽肌苯诸^只有零零散散的傳單點綴著革命的余波。經(jīng)過改組的臨時中共政治局常委決定舉行南昌起義，然后南下廣東。惲代英在校本部召見陶希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告訴他說：“今日時局在變化中。程潛主張東征，張發(fā)奎主張南下。我們決定將軍校改編為教導團，跟隨第二方面軍南下，回到廣州。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是郭沬若，請你擔任教導團政治指導員。你的辦公廳有一個秘書，十個干事，幫你做工作�！�22

　　陶希圣畢竟還不是政治家，沒把自己的品性融入到政治斗爭中去。他思前想后，不愿跟隨教導團南下，23于是“趕緊結(jié)束政治部，所有案卷乃至家具，一概造冊，準備移交”。軍官教導團南下后，武漢中央軍事政治軍校至此結(jié)束，喧囂一時的武漢國民政府也快要謝幕，它畢竟只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舊體制消解新體制還沒產(chǎn)生的過渡期產(chǎn)物。

　　“分共”以后，陳獨秀隱居武漢。陶希圣說：“共產(chǎn)黨的八七會議，獨秀被開除了總書記的職位�！�24陶希圣此處的敘述不準確，黨史教科書幾十年也一直沿用“開除”一說，這實在是與當年對陳獨秀的處理不明不白有關。關于這個問題，筆者不妨多說幾句，陳獨秀不是被開除，而是他自己提出辭職的。

　　1927年7月5日，陳獨秀參加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后，再也無法繼續(xù)執(zhí)行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chǎn)階級，現(xiàn)在斯大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鐘內(nèi)實行土地革命”，25陳獨秀非常苦惱，“究竟叫我怎么領導？我這個領導怎么領導法？”26那時，“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亂不振，大家都沉悶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27陳獨秀于是提出辭職，帶著他的秘書黃玠然過起隱居生活。黃玠然回憶道：“大約1927年7月9日或10日晚上，我隨陳獨秀先生到一家餐館的閣樓上躲藏起來；
第二天，我們轉(zhuǎn)移到前花樓亞東書局的紙莊，直到離開武漢。”28蔡和森說：在莫斯科的干預下，陳獨秀自1927年7月12日起，“自此即不視事”。29據(jù)張國燾回憶，1927年7月15日，陳獨秀提交一封信給中央：“向中共中央表示無法繼續(xù)工作，要求解除他的書記職務。”30也就是說，陳獨秀在“八七會議”前就自己放棄總書記職務。代表湖北省委出席“八七會議”的鄭超麟說：“（八七）會議自始至終未曾點出陳獨秀的名字，更未曾有什么決議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31事后，陳獨秀解釋說道：“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zhí)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xù)工作’”。32

　　9月上旬，脫離中共總書記職務的陳獨秀與黃玠然離開紙莊，與友人一起乘英國“公和”輪回上海。12月，陶希圣也“脫離軍校，既不從汪精衛(wèi)，也不隨惲代英，遠離政治，獨自回到上�！薄４藭r的陶希圣一無所有，“沒有錢，也沒有職業(yè)，只有一番痛苦的經(jīng)歷”。33兩人曾先后意氣風發(fā)地從上海趕赴赤都武漢，又先后孤寂黯然地返回上海。

　　武漢時期，陶希圣與陳獨秀的命運隨著中國革命由高潮跌入低潮而升降浮沉。

　　三、國難當前，再次同一條戰(zhàn)線

　　大革命失敗后，陶、陳各奔前程。曾幾何時，勢去道移，陶希圣和陳獨秀不約而同地成為各自所屬黨內(nèi)的反對派。

　　回到上海的陶希圣加入以反對蔣介石為主旨的國民黨改組派（奉汪精衛(wèi)為領袖），提出“分共之后，仍然革命”口號，曾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檢舉為“反動分子”，后經(jīng)朱家驊、陳布雷和陳果夫等人的斡旋才平息下去。34在1928年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中，陶希圣將現(xiàn)實中的中國社會性質(zhì)和革命路線之爭引入理論界，成為這次大論戰(zhàn)的急先鋒。陶希圣撰寫的《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等著作行銷一時，甚至波及海外，有所謂“陶希圣時代”之稱。35后陶希圣順理成章地到中央大學任教，1931年回母校北大，出任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陶希圣潛心治學，創(chuàng)立“食貨學派”，在學界有相當聲譽。

　　相比陶希圣退守書齋，陳獨秀的命運可謂跌宕起伏。陳獨秀回上海后，一直潛居亭子間，在1928年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中，成為中共反對派的領軍人物。1929年5月爆發(fā)中東路事件，張學良試圖強行收回控制在蘇聯(lián)手中的中東鐵路。367月，在共產(chǎn)國際指示下，37中共提出“武裝擁護蘇聯(lián)”、“蘇聯(lián)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等口號。陳獨秀強烈反對，指責他們（以李立三為首的“左”傾中央）不應采取叛國口號和行動。中共批評陳獨秀脫離了階級觀點看問題。解決黨內(nèi)分歧的最終手段是開除出黨。同年11月，陳獨秀被中共開除黨籍。1932年被捕入獄，因“叛國”罪獲刑13年，后改判8年，在南京模范監(jiān)獄服刑。

　　陶希圣對陳獨秀有更多的認識和往來，是在1937年。1937年，是一個令國人刻骨銘心的年代�！捌咂呤伦儭焙�，整個中華民族一夜之間被推到危急關頭。

　　7月中，陶希圣與三大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以及胡適、傅斯年等平津?qū)W者參加著名的“牯嶺茶話會”，這是國民黨中央為“團結(jié)各方共赴國難”邀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在廬山牯嶺舉行的茶話會。這次茶話會最重要內(nèi)容，莫過于蔣介石于7月17日發(fā)表的全面抗戰(zhàn)講話，這就是由程滄波起草、陳布雷修訂的、有名的《最后關頭》講話。蔣介石聲明：“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quán)，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拚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勝利”�！叭绻麘�(zhàn)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任”。38這篇確立國民政府抗日方針的講話影響極大，一時成為蔣介石抵抗到底的金字招牌。新聞界最活躍的《大公報》主編張季鸞逢人就說：“《大公報》方針已定，我剛才見了委員長，他表示抗戰(zhàn)決心已定，一個字——打！”39自西安事變以來，蔣介石的地位被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報紙上常常出現(xiàn)“領袖”一詞。抗戰(zhàn)前，邊遠山區(qū)的彝族和苗族農(nóng)民還不知民國為何物，現(xiàn)也知道中華民國的“領袖是蔣委員長”。40蔣介石被視為中國獨立抵抗日本的抗戰(zhàn)領袖，獲得全世界的同情。紐約《時代周刊》發(fā)表專文，稱贊蔣介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41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誰決心抗戰(zhàn)到底，誰得民心。

　　《最后關頭》的講話同樣使生逢其時的陶希圣感到震動，他回憶說，“這一篇講話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整個世界。全中國和全世界都聽到了‘戰(zhàn)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動員全面抗戰(zhàn)的號召�！�42茶話會期間，陳布雷找陶希圣見蔣介石。陳布雷對他說：“在會中，你是客人，現(xiàn)在則是以黨員的身分見主席�！笔Y介石見了陶希圣說：“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還是回去指導他們繼續(xù)努力�！背鰜砗螅�陶問陳布雷：“這是怎么回事?”陳說：“這是命令�！痹粕畈恢�處的陶希圣感到突然，“我很惶恐，能不能回去還是一個問題，只得天天注意戰(zhàn)局的發(fā)展�！�43“牯嶺茶話會”成了陶希圣人生的一個分水嶺，經(jīng)陳布雷推薦，陶希圣加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國防參議會，從事國際宣傳工作。

　　國民黨最高層為什么會選中陶希圣？也許從陳布雷的話可看出些端倪，陳布雷說過，“我們黨國就是缺乏宣傳人才”，44中日強弱懸殊，戰(zhàn)時的民眾宣傳鼓動至為關鍵，陳立夫就說過，民意是看不見的力量，動員起來的民意，勝于槍桿子。45在牯嶺，陳布雷兩次和陶希圣談到全民動員抗戰(zhàn)的重要性，強調(diào)要以精神力量補充物質(zhì)力量之不足。但是，國民黨是一個缺乏政黨文化傳統(tǒng)的政黨，它在意識形態(tài)整合、理論宣傳甚至文藝文化運動方面，缺少可依靠的社會力量和行之有效的手段。在這方面，國民黨歷來不是共產(chǎn)黨的對手，甚至也不如左舜生的青年黨。周恩來私下說過：“國民黨不了解文藝的重要，也不曉得如何運用文藝，看我們的！”蔣介石也曾自知自明地說過：國共之間只能拚武力，不能拼黨力。陳布雷十分清楚要廣為吸納這方面的人才。陳對陶也算是知根知底，欲用其所長。

　　陶希圣進入國民黨高層視線，也與他之前在北平的一場論戰(zhàn)有關�！瓣魩X茶話會”前，北平新舊學聯(lián)之間發(fā)生一場政治沖突，陶希圣意外被卷入，在與平津左派教授苦斗中，陶前后共發(fā)文40篇，其鋒芒與犀利，連北大同事胡適也說陶的“為文所向無敵”，46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長劉蘆隱也說過：“平常的一句話到他的口上就有刺。平常的一篇文章在他筆下就煽動�！�47這場沖突與筆戰(zhàn)雖因時局突變而終止，但作為社會史學家的陶希圣在政治上的態(tài)度與立場，深得國民黨高層認可。48牯嶺時，國民黨中組部長張厲生曾就北平論辯一事對陶希圣“深致鼓勵”，蔣介石也當面對陶說：“你在北平做得很好�！碧障Ｊコ蔀閲�民黨當局戰(zhàn)時對外宣傳的最佳人選也就不足為奇了。

　　讀過舊書的陶希圣，自有滿腹“修齊治平”一套，“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的政治情結(jié)還是有的，陶希圣晚年就說過“早歲嘗懷經(jīng)世志”。更為重要的是，陶希圣是有著十一年黨齡的國民黨黨員，“黨人”是當時讀書人入仕途的一條捷徑。國難當頭，兼有“黨人”和教授身份的陶希圣，突然得到國民黨最高層的賞識，從“坐而言”轉(zhuǎn)為“起而行”，從而獲得一個“盡其言責”的空間�？梢哉f，陶希圣的身份轉(zhuǎn)變有其合理性，雖然陶希圣棄學從政的動機是書生式的。從此，陶希圣離開北大，開始了他的“書生從政而不知政”的吊詭生涯。

　　8月初，陶希圣從廬山下來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夫婦在黃埔路官邸舉行的午餐會，被邀請的還有胡適、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人。餐席上，蔣介石表示：“我要以戰(zhàn)略打擊敵人的戰(zhàn)略。敵人的戰(zhàn)略是要不戰(zhàn)而取，我要他戰(zhàn)而不取；
敵人要速戰(zhàn)速決，我要他戰(zhàn)而不決。我們是一定勝利的�！�49此后，備受鼓舞的陶希圣一心一意地投入抗日宣傳運動。8月，陶希圣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他在南京的主要工作是發(fā)揮他的辯才四處演講。9月，陶希圣應聘為國民參議員，為開展民眾動員宣傳與各黨派人士穿梭往來，一時甚為活躍。50

　　此時，南京政府宣布特赦政治犯。之前，胡適曾給汪精衛(wèi)去信，請汪出面同蔣介石商談，釋放陳獨秀。汪精衛(wèi)轉(zhuǎn)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兩天后，司法院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文，要求為陳獨秀減刑獲準。8月23日，衰老憔悴的陳獨秀緩步走出南京模范監(jiān)獄的大門。這一天，早已率先提出抗日的中共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工農(nóng)紅軍已被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一致抗日，這是一個民眾覺醒、愛國激情澎湃的年頭。陳獨秀出獄后，記者第一次訪問他，問道：“陳先生今后要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是不是呢？”陳獨秀答道：“不對，不對！……現(xiàn)在的抗日運動，就是政治運動，我能夠不參加抗日運動么？”51

　　陳獨秀出獄后暫住他的學生傅斯年家（傅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南京國民政府為統(tǒng)一事權(quán)，以便快速行動而成立六個部門，分掌軍令、軍政、經(jīng)濟、政略、宣傳、組訓，其中第五部主管宣傳，該部設在陰陽營四號。陶希圣說，“部長是熊式輝，副部長是周佛海。這個部聘請各黨派人士為顧問或參議，號稱為小參議會。我以國防參議員的身份亦參加�！�…為了參加這一個工作，同時又與各黨派人士聯(lián)絡，我有時到陰陽營四號會商事情。”陰陽營離陳獨秀住宅很近，陶希圣利用開會便利訪問了陳獨秀兩三次。陶希圣對“有耿耿孤忠”的陳獨秀一直懷有特殊敬意，十年前陳獨秀有恩于陶希圣，陶一直未敢忘懷。

　　隨著淞滬戰(zhàn)事愈演愈烈，陳獨秀于9月9日離開南京赴武漢。此時，第二次國共合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國共產(chǎn)黨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終于捐棄前嫌發(fā)表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對于國內(nèi)任何黨派，只要誠意救國……政府自無不竭誠接納�！�52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即，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中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也都發(fā)表公開信，表示愿意接受國民黨領導，精誠團結(jié)共赴國難，盡管青年黨曾睥視國民黨為“舊革命黨”。第三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負責人章伯鈞也放棄對共產(chǎn)黨的批評，呼吁國民黨應接納各黨派的政治要求，共商國是。各種政治力量匯集在國民黨的抗日大旗下，抗戰(zhàn)使中國形成了新的統(tǒng)一。掌有抗戰(zhàn)領導權(quán)的蔣介石躊躇滿志地對《巴黎晚報》法國記者說：中國黨派之爭，現(xiàn)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儼然成了辛亥革命以降的民國政權(quán)法統(tǒng)的守護神。

　　自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一直處于政治邊緣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又回到了中國的政治中心，只是陳獨秀早已遠離中共舞臺。此時的陳獨秀無黨無派，人生的挫折，陳不免生出“三十功名塵與土”之感慨，但他仍以“待從頭收拾舊山河”53的斗志投身于抗戰(zhàn)大潮中。陳獨秀甫到武漢，“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戰(zhàn)文章上了”。就在這時，在陳立夫安排下，陶希圣奉蔣介石之命也來到武漢“傳達抗戰(zhàn)的宗旨與目的”。仿佛與十年前一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時是國民黨少校的陶希圣與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站在同一條戰(zhàn)線——國民革命；
現(xiàn)在是放棄北大教職的陶希圣和無黨派的陳獨秀同在一條戰(zhàn)線，一致對外抗日。當時，陳獨秀住糧道街的一條小巷里，陶希圣頻頻與陳獨秀來往。

　　南京撤守后，武漢成為戰(zhàn)時首都。各種社會力量、政治流派和文化名流，風雨同舟，云集武漢，武漢一時抗戰(zhàn)氣氛高漲，出現(xiàn)少有的生氣勃勃的團結(jié)景象，國共合作處于蜜月期， “外國記者在這里享受到了中國首都里空前絕后的自由空氣。這種自由空氣，多少是由于蔣介石和共產(chǎn)黨的聯(lián)合正處于最真誠的時期�！�54可以說，1937年底至1938年，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精神滲透到所有社會階級和政治團體，國共兩黨出現(xiàn)少有的真誠合作，從1938年初延安頻頻傳出的信息也可證明這點。

　　1938年1月，中共領導人在日本近衛(wèi)內(nèi)閣宣布不以蔣介石為對手，蔣介石重復堅持《最后關頭》立場之后，也再次宣布擁護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政府。王明是非常積極地促進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他說：“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它需要加強而不是改組�！�55王明提出：“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通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56毛澤東也承認國民黨不僅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領導作用，而且在戰(zhàn)后的建國階段仍起領導作用。57周恩來說：“以委員長的經(jīng)驗和精神，他可以領導全國走向勝利”，58周堅守與國民黨合作并服從中央政府領導的承諾。博古也說：“國民黨作為（主要）執(zhí)政黨無疑正在領導抗戰(zhàn)。59中共還鄭重聲明，“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軍閥及其走狗漢奸托派才企圖打倒國民黨�！�

　　但是，國共合作的維持是微妙的，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有各自不同的解讀。在王明“抗日必須依靠國民黨”的背后，有著貫徹斯大林“使中國的抗戰(zhàn)集中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周圍”的意圖。早在1935年，莫斯科就形成“建立全中國人民反對日本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共識。斯大林甚至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透露，在國共兩黨之間，俄國人寧愿支持蔣介石。60莫斯科派王明回來，就是為了強化共產(chǎn)黨與蔣介石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承諾。當然，莫斯科也不希望看到中共被統(tǒng)一戰(zhàn)線所淹沒，王明就曾清晰地表明，“中國將來是由民族陣線轉(zhuǎn)到人民陣線最后到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是“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jīng)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抗日。”61毛澤東清楚王明的話具有莫斯科的權(quán)威，如果公開攻擊王明，意味著蔑視共產(chǎn)國際。在為王明飛回延安的洗塵宴上，毛澤東話中有話地說：“喜從天降，……在這一歷史時刻，……他又回來指導我們了”。毛澤東雖然也表態(tài)支持國民黨領導抗日，但戰(zhàn)略高手的毛澤東的真正用意是保持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自主權(quán)，并“以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為主”。62作為中共與國民黨談判首席代表的周恩來則希望通過積極抗戰(zhàn)，在全國提高共產(chǎn)黨的形象與地位。

　　應該看到，此時中共領導人表示愿意聽從國民黨領導抗戰(zhàn)的態(tài)度，比幾個月前的洛川會議進了一步。洛川會議是確立以共產(chǎn)黨的武裝力量為抗戰(zhàn)核心，在國共關系上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中共立場的轉(zhuǎn)變，除了王明返國帶回莫斯科意見因素以外，在陶希圣看來，也與蘇聯(lián)新大使來華有關。1938年初，蘇聯(lián)新大使盧干茲奧利奧斯基到達武漢，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糾正中共及左翼的一些不切實際的觀點，“他召集左派重要人士，對他們說，中國抗戰(zhàn)可以解除蘇俄東顧之憂，讓蘇俄以全力應付歐洲情勢。他指示他們支持國民政府，爭取抗戰(zhàn)的勝利�！� 63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認為鞏固的、廣泛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保證，中共的政策必須以此為準繩，不同意中共不合時宜地提出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領導權(quán)問題。64中共于是決定，“共產(chǎn)黨決心同國民黨親密合作，不僅為了爭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而且也為了抗戰(zhàn)勝利后共同建國�！�65

　　一直關注著中共態(tài)度變化的國民黨理論家陶希圣心里清楚，抗戰(zhàn)是手段，三民主義建國才是目的。陶一直強調(diào)“為三民主義建國而抗戰(zhàn)！”。陶希圣不僅積極投入他所擅長的理論宣傳運動中，還與周佛海成立藝文研究會，研究會的宗旨就是宣傳“一面抗戰(zhàn)，一面建國”。由于戰(zhàn)爭突然爆發(fā)，在國家被倉促地置于戰(zhàn)時體制背景下，陶希圣提出的“抗戰(zhàn)與建國”口號，有符合國情的合理考慮。正如胡適、蔣百里、陳立夫等反對高等教育要為戰(zhàn)爭讓路，繼續(xù)堅持原有的學術教育一樣，都是出于對中國未來建設的考慮，教育畢竟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未來。

　　但究深一層，陶希圣的政治動員，是黨治文化的一種形式，意在通過對權(quán)力資源的控制，規(guī)范全社會的政治信仰和行為方式，以擴大民眾支持國民黨的抗戰(zhàn)基礎。陶希圣清楚蔣介石是要以抗日之名，統(tǒng)一全國軍政之用意。正如陳布雷所言：“蔣公深思遠慮，其所著眼者又不僅戰(zhàn)爭有形之消長，而為戰(zhàn)后復興與改造民族之大計焉�！�66陶希圣由是抨擊左翼人士提出的“民主聯(lián)合政府”口號：“所謂‘聯(lián)合政府’是要制造一個克倫斯基政府，然后利用失敗主義來拖垮它，乘機奪取政權(quán)。”67陶希圣認為中共有利用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奪取全國政權(quán)的用意。68為此，陶和左翼人士經(jīng)常發(fā)生摩擦。在國防參議會上，陶希圣幾番與對政治民主化有高期望的沈鈞儒爭議，一次會畢，沈鈞儒拉著陶希圣的手，說與陶的父親是莫逆之交，“希望你我客氣點”。陶說：“世交是世交，辯論還是辯論，才是民主�！鄙蛘f：“那又何必呢！”69

　　在全面抗戰(zhàn)的背景下，陶希圣積極倡導國家民族、抗戰(zhàn)建國等主張，固然有其積極一面，但我們也須清醒看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逐漸走上“黨高于國”、“黨在國上”的黨治代替法治之路。1931年國民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更是將國民黨一黨專政合法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理論建樹上，這時的陶希圣已是多黨見，少己見。

　　相形之下，陳獨秀擱置私仇黨見直言不諱，他認為國民黨是執(zhí)政黨，在抗戰(zhàn)中居于領導地位，在野黨的中共當然要接受國民黨的軍事最高統(tǒng)帥權(quán)。這與王明的“一切通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有異曲同工之妙。70陳獨秀“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quán)及其對于抗日戰(zhàn)爭之軍事最高統(tǒng)帥權(quán)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quán)和開放政權(quán)混作一談。”71陳獨秀同時批評國民黨：“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統(tǒng)一為各黨各派合作抗日的條件，那只有先從事內(nèi)戰(zhàn)，肅清了異己，然后才來抗日……都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72陳獨秀也反對托派在抗戰(zhàn)中爆發(fā)革命的天真想法，只要國民黨一天抗日，就不可能生成打倒國民黨統(tǒng)治的社會革命，組織工人農(nóng)民革命的階級觀點和思想傾向必須拋棄。陳獨秀并譏笑中共“鬧出‘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指責共產(chǎn)黨“不應該有保存實力趁火打劫的企圖�！�73一些黨人顯然目力不及，未能跳出一黨之見。超越一己格局的陳獨秀依然是“我有口舌，自陳好惡；
我有心思，自崇所信”。陳獨秀此時已是少黨見，多己見。

　　私底下，陳獨秀不掩飾他對蔣的仇恨，他對周佛海、胡適說過：“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xiàn)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74陳獨秀之所以把抗戰(zhàn)與建國的希望寄托于國民政府，是他相信國民政府不會中途妥協(xié)。1937年12月，陳獨秀發(fā)表《言和即為漢奸》一文中就說道：“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zhàn)到底，不會中途妥協(xié)而言和，因為政府自己已經(jīng)公告天下：‘言和即漢奸’�！�75“言和即漢奸”成為當時最具威懾力的抗戰(zhàn)用語。

　　四、陶希圣抱不平的“陳獨秀事件”

　　極具諷刺的是，就在陳獨秀發(fā)表《言和即為漢奸》一文的同時，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就涉及有關陳獨秀與漢奸問題。王明在會上表示，反對毛澤東張聞天原定在“三條件”下團結(jié)陳獨秀抗日的方針。王明提出，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就是不能與陳獨秀合作，并說“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當場有人表示質(zhì)疑。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lián)絡托派，那還了得”，斯大林認為中國托派就是日本特務，因此“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76王明進一步發(fā)揮了1932年中央“左傾”觀點，再次強調(diào)托陳派比反動派更危險。在莫斯科以緊跟王明著稱的康生，隨后在中共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發(fā)表長文《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文內(nèi)指責陳獨秀是每月領取300元津貼的日本漢奸。一個多月后，中共中央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轉(zhuǎn)載了康生的文章�！皾h奸”一詞最能激起公憤。此文一出，一片嘩然。正在武漢主持藝文研究會的陶希圣對此有詳細敘述：

　　有一天（3月15日），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轉(zhuǎn)載延安《解放周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康生的《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其中有一段話，……日本給陳獨秀每月三百元的津貼，由羅漢領取�！�…次日，大公報和武漢日報都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錫朋、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林庚白等的一封信。第三日，掃蕩報也把這封信登出了。

……為獨秀辯誣的一封信，我也列名。77

　　引文指的“一封信”，是指由九位社會名流為陳獨秀辯誣的聯(lián)名信�？滴陌l(fā)表后，引起人們普遍不滿，但一向辯才無礙的陳獨秀面對康生指責，拒絕作出聲明。一批社會名流看不過，于是在《大公報》和《武漢日報》登出他們的聯(lián)名信。他們是，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江蘇省教育廳長）、傅汝霖（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校長）、梁寒操（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陶希圣（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林庚白（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段錫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聯(lián)名信中有這么一段話：“獨秀先生生平事業(yè)，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zhàn)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于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78

　　康生的指斥，就連那些素不問政治而有正義感的普通人士也覺得“太不成話”。救國會的沈鈞儒也在漢口《大公報》上發(fā)表文章，不贊成給陳獨秀扣上漢奸帽子。遠在晉察冀阜平司令部的聶榮臻聽了這一消息也很愕然，他反問蕭克：“陳獨秀是300塊大洋能買到了的嗎？”79在延安，曾彥修說：“三百元也太笑話了，這還不及20年前陳獨秀在北大當文科學長時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來的。我看當時同在延安的同學、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80中央內(nèi)部意見也不統(tǒng)一。陳獨秀出獄時，毛澤東、張聞天等希望與陳獨秀形成某種一致抗戰(zhàn)的合作關系。當時的《解放》周刊還發(fā)表文章說，希望陳獨秀“重振起老戰(zhàn)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中來”。深諳黨內(nèi)斗爭詭秘嚴酷的毛澤東認為：斯大林老是鬧肅反，恐怕錯誤有多于我們。現(xiàn)在我們是團結(jié)抗日，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嘗不可一起抗日。81但是，毛的建議遭到王明反對。王明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間諜”。張國燾對王明的解釋感到“這真令人毛骨悚然”。在張國燾眼里，王明“儼然是捧著上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tài)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jīng)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82

　　陶希圣之所以為陳獨秀抱打不平，除了他敬重陳的人格以外，還在于他與康文指斥的一個重要事實有關聯(lián)，陶對此有一則重要補充：

　　第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及其代表周恩來發(fā)表談話，指責陳獨秀接受日本的津貼，每月三百元。這一談話顯然是謊言。陳獨秀在監(jiān)獄里五年，抗戰(zhàn)之初，以政治犯的資格開釋出獄。他隨即由南京遷居武昌，由藝文研究會補助他的生活費。83

　　康生揪住不放的所謂“300元日本津貼”，應該是藝文研究會補助陳獨秀的生活費。對這一情節(jié)，陶希圣是這樣解釋的：

　　陳獨秀也到武昌，住在后長街進去的一條小巷子里，我常常去看他，一個星期中有兩三次。他的生活極為清苦，有一個女工招呼他，有人說就是他的太太。我那時主持藝文研究會，籌得一筆錢，許多學術文化界人士要逃離戰(zhàn)區(qū)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費的，就接濟一下。我那時指定一個職員跟他的女工聯(lián)絡，如果把錢直道獨秀住在那里，我就去看他。后來大本營遷到武昌，我隨國防參議員搭接送給獨秀，他是不會接受的，只有去找他的女工。每周或每月補助一些買菜錢。這個女工有一天把腿摔傷了，我們還找外科醫(yī)生看，幫助她一點醫(yī)藥費。84

　　陳獨秀個性崛強，一般不愿接受旁人資助，陶希圣除了通過“女工”（實際是陳獨秀的太太潘蘭珍）資助的生活費以外，還有陳獨秀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論》周刊發(fā)表文章的稿費。

　　至于陶說“周恩來……指責陳獨秀接受日本的津貼”一句要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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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共產(chǎn)黨的組織原則，對外宣傳口徑要統(tǒng)一。參加那次政治局會議的張國燾就說過：“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85周恩來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王明的副手，擔任“黨的喉舌”《新華日報》董事長，又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作為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常常代表中共發(fā)表談話，對陳獨秀事件的意見，自然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我們看歷史往往只看邏輯演進過程而舍棄時間的關聯(lián)性。周恩來的講話在時間上有一個細節(jié)應注意：就在周恩來發(fā)表講話前，陳獨秀剛發(fā)表一篇文章。陶希圣說道：“陳獨秀文章，提出希特拉的法西斯是極右，史達林的共產(chǎn)黨是極左，兩者都是反民主的，希史現(xiàn)在斗爭，有一天他們會合在一起。這篇反納粹又反共的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對陳的“自陳好惡”的言論，中共十分不滿，才引起周恩來以上這番講話，周是借用中央決議的“漢奸”定調(diào)，警告有“反共”言論的陳獨秀。周恩來說，如果陳獨秀接受兩個條件，一不對外講話，二不發(fā)表文章，中共可以把他的生活和醫(yī)療包起來。桀驁不馴的陳獨秀當然拒絕。86

　　陶希圣為陳獨秀鳴不平，為此還擔了些風險。陶希圣說道，

　　那封信（即聯(lián)名信——引者注）發(fā)表的次日，上午十時，新華日報記者特為來到漢口天津街四號我的辦事室，氣勢洶洶，質(zhì)問我有什么憑據(jù)證明獨秀未曾接受日本的津貼。我與此人爭辯了一小時之久，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出辦事室。87

　　又一日的晚間， 希圣從漢口過江到武昌，回正衛(wèi)街。那一條街沒有路燈，漆黑一團。他扣門進內(nèi)，忽然發(fā)覺背后跟進一個灰色軍服的軍人。那軍人開口就說﹕‘我來談一談獨秀的事。’他兩手插在灰色大衣的口袋里，似乎要拿出手鎗就放”�！拔伊⒖谈杏X事態(tài)的嚴重……我與此人是面對面，別無躲閃的余地和余時。我保持鎮(zhèn)定與從容，很客氣地請他就坐。”陶希圣告訴他，陳獨秀出獄后，沒有任何政治活動只發(fā)表幾篇文章�？瞪�說陳獨秀接受的日本津貼，均為藝文研究會資助其生活費，這件事乃陶希圣所為。88

　　但是，陳獨秀“收受日本津貼”一事并不因陶希圣的說明而冰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王明、康生意圖，并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這也是聯(lián)共黨內(nèi)斗爭的延續(xù)和斯大林指示的影響。對于政治家來說，事實不是惟一需要尊重的。

　　由于“陳獨秀事件”引起社會的極大反響，并影響了中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jié)抗日的形象，如媒體普遍認為指控陳獨秀為漢奸的做法是“強拉栽誣”，“鬼鬼祟祟，玩弄手段”，“不擇手段，肆意誣蔑”等。更多的人認為，王明、康生等硬要陳獨秀自己作公開聲明是否“漢奸”是荒唐的，從法律上說，認定一個人是否漢奸，絕不能因為自己聲明“是”或“否”來決定的。

　　據(jù)當時擔任《新華日報》采訪部主任的石西民說：

　　《新華日報》上突然宣布陳獨秀是漢奸，引起了社會上有識之士的疑慮和不安。就連張西曼教授這樣的靠近我黨的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都對這種武斷的作法表示了不滿。一些學者聯(lián)名寫信，要求澄清事實，王明不但不允許報紙發(fā)表這些信件，并且以評論的形式對此提出責難，傷害了這些朋友的感情，后來，還是周恩來同志在十分困難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減輕了這起事件給黨造成的損失。89

　　4月，時在長沙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在陳獨秀北大學生何之瑜（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后為托派）的陪同下，專程從長沙到武漢，調(diào)解陳獨秀與中共的糾紛。

　　德高望重的徐特立，是延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事后，徐特立認為：“事情是解決了的”。但對陳獨秀來說，事件的開始和結(jié)束都是不可理喻的。4月8日，陳獨秀致信何之瑜說：“徐老先生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90

　　后陳獨秀避難江津，戴笠、胡宗南曾登門來訪問，他們拿出王星拱等九人在《大公報》的聯(lián)名信剪報給他看時，陳獨秀仍氣憤不已，抖著剪報說：“此誣陷之事，雖經(jīng)徐特立先生調(diào)解，但我陳某的人身受到極大的攻擊，至今仍未忘懷。”陳獨秀表示，“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自己多遭誣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91事后中共也總結(jié)歷史教訓，反思當年“把托派與漢奸相提并論，是由于當時在共產(chǎn)國際內(nèi)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92

　　在黨內(nèi)路線斗爭史上，凡屬于黨內(nèi)異己分子，往往被視為最危險敵人而被肅清。歷史學家黎澍指出：“以所謂路線斗爭為名的黨內(nèi)斗爭，卻往往可置對手于死地�！辫F血般的革命組織，自有一套機制宰制不同政見者。

　　五、陶、陳的“黨爭政爭”見解互有異同

　　“陳獨秀事件”拉近了陶希圣與陳獨秀的距離。此后，陶、陳頻頻往來。在武漢的半年多時間里，陶“訪問他總在10次以上�！碧�、陳黨派不同，但陶、陳兩人同有讀書人底色，又曾是“黨人”、“軍人”，這種新興群體的身份，使他們對時局的“黨爭政爭”看法互有異同。盡管陶希圣與陳獨秀懷有“主義”參政的意識不盡相同，卻并不妨礙他們的深入交往。

　　陳獨秀出獄后一再表白他已擺脫黨派的拘束，他對葉劍英（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說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shù)人說話，不愿為任何黨派所拘束�！�93陳也對王凡西說：今后他“不屬于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至于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斗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94中共曾派人勸陳獨秀到延安，陳獨秀感觸地說，大釗死了，延年、喬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

　　陳獨秀雖說決意不再與任何黨派有瓜葛，但他畢竟擔任過五屆中共總書記，身份邊緣而不墜耳，仍不斷有說者上門。陳果夫、陳立夫欲聘陳出任勞動部部長之職。陳獨秀說：“他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面是真�！眲倧难影渤鲎叩膹垏鵂c和譚平山也先后游說陳獨秀組織共產(chǎn)黨或第三黨，陳均無意。

　　身為國民黨參議員的陶希圣也請陳獨秀參加他們的所謂低調(diào)談話會，“先生始終毫無表示”，95一次，陶希圣忍不住問陳獨秀：“你有沒有組黨的意思？”陳獨秀說：“假如我們真正相信唯物史觀，就該知道一個社會里，不會有兩個共產(chǎn)黨，一個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另一個是無產(chǎn)階級民主政黨”。陳再三對陶說他無意組黨，更無意回黨。96

　　1938年6月3日，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決議恢復毛澤東、陳獨秀等26人的國民黨黨籍。通權(quán)達變的毛澤東建議恢復“黨內(nèi)合作集團”，共產(chǎn)黨在保留共產(chǎn)黨黨籍條件下，公開加入國民黨。毛還準備向蔣介石提交參加國民黨的共產(chǎn)黨員名單，并提出把國民黨改變?yōu)椤懊褡迓?lián)盟”。多疑的蔣介石把毛的建議視為“特洛伊木馬”式的花招而拒絕。97陳果夫干脆認為，中共“擬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滅本黨。”98所謂的“民族聯(lián)盟”，是斯大林的意圖，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指示說：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式，可以考慮兩種方案：一是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聯(lián)盟；
二是建立由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組成的民族革命聯(lián)合會（其他黨派參加）。99

　　蔣介石希望以一種政治結(jié)構(gòu)容納和安全地掌控中共，他私下對陳布雷說：“我以為與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黨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黨派于一信仰——三民主義與一個組織之下。共為國家民族前途而努力。簡言之，即化多黨為一黨�！�100對此，中國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表示考慮和接受，但遭到中共代表博古和王明的拒絕：“合作可，合并則不可�！�101蔣介石后對周恩來表明，對各派“惟愿融成一體（其意可為一黨）”，希望共產(chǎn)黨融入國民黨，而不是跨黨。蔣介石說，“我的責任就是要將兩個黨合成一個組織……此目的達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戰(zhàn)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102周恩來回答：“黨不能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只有從聯(lián)合中找出路�！�103中共對10年前國共兩黨從政爭到武爭之血的教訓記憶猶深。

　　無黨無派的陳獨秀對國民黨的建議不以為然，陳獨秀對包惠僧說：“由它去吧，當初國民黨開除我，我沒有聲明，現(xiàn)在恢復我，也用不著聲明。”104陳獨秀之所以對再次“容共”表示消極，與他對當年孫中山“容共”政策看法有關。

　　洞悉黨際合作幽深曲折的陳獨秀和陶希圣談到：

　　孫中山先生當年容共聯(lián)俄，在與越飛的聯(lián)合宣言中說得很清楚，共產(chǎn)制度不宜行于中國，蘇聯(lián)幫助中國的是國家統(tǒng)一。孫中山是民族主義聯(lián)俄，而不是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俄。國民黨的人因為聯(lián)俄容共，跟著共產(chǎn)黨走，是錯誤。共產(chǎn)黨因為聯(lián)合國民黨，加入國民黨，要組織黨團，搞階級斗爭，破壞三民主義，也是錯誤。兩方面都搞錯了，才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标惇毿阍偃龔娬{(diào)“中山先生容共是為了結(jié)合全民族的力量，求中國自由平等而容共，不是為共產(chǎn)主義而容共。105

　　兩黨宗旨不同，始終會爆發(fā)沖突，最后導致失敗。

　　陳獨秀痛定思痛，有此結(jié)論一點不奇怪，早在1925年下半年陳獨秀就提出中共退出國民黨，但被共產(chǎn)國際拒絕。陳獨秀始終認為中共長期被“逼迫”留在國民黨內(nèi)是大革命失敗的主因，黨際合作難以行得通。國共兩黨均“以俄為師”，都具有列寧主義形式，其組織形態(tài)和政治文化具有許多相通和相似之處，但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政黨，是不可能容納另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在其黨內(nèi)活動的”，106這本身就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或者說，也許從來就沒有一個適合的政治結(jié)構(gòu)可容納兩黨。

　　第二次國共合作也有此弊病，二次國共合作的最終形成，是一種“沒有成文綱領，只是遇事協(xié)商”的“東方式合作”。由于中共無法在上層和中層參政，參政渠道只是一民意機構(gòu)——國民參政會。為了防止不自覺地支持國民黨戰(zhàn)時集權(quán)統(tǒng)治的一黨專制，中共必須同國民黨掌權(quán)人物劃清界限。107國民政府最高咨詢機構(gòu)國民參政會，是戰(zhàn)時最高民意機關，中共有七個席位，毛澤東是其中之一，但毛一次也沒參加過會議。蔣介石邀請其他6位中共參政員到國民政府工作，愿以骨干任之，也遭拒絕。108到了1939年，國共合作口號從“統(tǒng)一和獨立”逐漸轉(zhuǎn)為“統(tǒng)一和斗爭”，甚至出現(xiàn)博古說的奇怪現(xiàn)象：1939年形成一種三角關系，日本攻擊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國民黨攻擊日本和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黨攻擊日本和國民黨。109

　　孫中山也不承認國共關系是一種黨際“合作”關系，110在所有孫中山著作和孫中山逝世前的國民黨文件中，不曾有過“容共”提法。111在國民黨“一大”會上，甚至孫中山本人都沒有提出所謂的“三大政策”，“這是日后總結(jié)的提法”。112國民黨文件中，最早出現(xiàn)與“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孫中山逝世后，1925年5月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中提到的“容納中國共產(chǎn)黨分子”，此后，“容納共產(chǎn)分子”之類的提法漸成習慣用語。113孫中山只是在國民黨“一大”會上的一次演講中提到“新青年”一方已“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chǎn)黨為國民黨員”。毛澤東也說過，“中國革命之父的所有這些原則（指民族、民權(quán)、民生——引者注），都是我黨黨綱的神圣組成部分。”114國共合作初期，雙方都沒有“容共”、“聯(lián)共”的提法，盡管孫中山也確實把共產(chǎn)黨看作“新血液”。由此看來，陳獨秀闡釋孫中山的“容共”本旨并不是凌空蹈虛，是大致合乎孫中山原意的。

　　孫中山之所以同意共產(chǎn)黨加入到國民黨的一個主因與蘇俄有關，三者是互動關系，也即是說，孫拉“新青年”主要是想獲得俄援以反英，通過國共合作的方式達至與共產(chǎn)國際合作。陳獨秀對陶希圣說道：

　　中山先生反英。他在廣州倡導革命，必然反英。因為廣州是香港的勢力范圍。他在英國的影響之下倡導革命，就要反英。中山先生為求中國自由平等而反英，為了反英，方才決定聯(lián)俄。假如蘇聯(lián)是誠心誠意幫助中國，中蘇聯(lián)合起來，將英國的勢力排出東方之外，中國便能求得自由平等。115

　　聯(lián)俄反英帝國主義，使中國獲得自由平等的民族意識，使得孫中山雖然不認同共產(chǎn)主義，卻不反對革命的結(jié)果。反英帝的要求越迫切，爭取蘇俄援助的愿望就越強烈。116孫中山明白，與共產(chǎn)國際的一個東方支部合作，更能獲得蘇俄的支持。117

　　但在陳獨秀看來，蘇俄后來并沒有誠心誠意幫助中國，蘇俄的對外政策，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變?yōu)椤疤K聯(lián)利益中心”。陳對陶說：

　　“亞洲是列強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俄國革命打倒了帝俄。中蘇合作再排除英國勢力在亞洲之外，那就不僅中國得到民族自由，就是亞洲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薄安恍姨K聯(lián)承襲帝俄的帝國主義傳統(tǒng)，中共又甘心做他的侵略工具。中山先生如在，愈要反對�！�118

　　與陳獨秀從政治斗爭看問題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陶希圣是從歷史角度看蘇俄問題的。陶希圣認為蘇俄之所以變化是由于“共產(chǎn)主義是隨時代與環(huán)境而演變的。”他分析說：

　　從馬克思到列寧，從列寧到史達林，共產(chǎn)主義經(jīng)過了強烈的演變。同樣的，從陳獨秀到李立三，從李立三到毛×澤東，也經(jīng)過了強烈的演變�！薄凹慈缡�九世紀末年，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蒲列哈若夫的思想領導了初期社會民主工黨。蒲列哈若夫無疑的是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初期社會民主工黨也無疑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但自后起的布爾塞維克看來，那不過是左翼自由主義而已。119

　　顯然，陶希圣的這些看法并非是自說自話！

　　早年讀過《資本論》的陶希圣一直以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真正讀過馬克思全集的人很少，這話不假。毛澤東直到70年代還一再抱怨黨內(nèi)真懂馬列的人不多，基本上沒幾個對馬克思主義系統(tǒng)研究過的。陶希圣說：“中共黨人真正讀過馬克思全集，至少讀過《資本論》三大本者，如李季、劉仁靜以及彭述之等，都被干部派（中共正統(tǒng)派——引者注）開除而參加反對派�！�120 20年代末，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占優(yōu)勢的《響導》時期的中共知識分子大多數(shù)都被列入“反對派”，陳獨秀更是首當其沖。121這種現(xiàn)象，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一個悖論。中國革命的完成，也許并不需要讀懂《資本論》，畢竟，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農(nóng)業(yè)國家的歷史演進，并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推理結(jié)果。

　　在社會革命理論探討上，陳獨秀和陶希圣20年代末有過交手。在中國思想史影響極大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反對派，與中共的干部派以及國民黨的反對派（改組派）展開激烈爭論。陶希圣是國民黨改組派的理論旗手，在大論戰(zhàn)中充當要角。當時，不同政見者互生齟齬，紛擾不休。與陳獨秀性情相反，陶希圣對批評者很少惡聲相向，沒有發(fā)表過直接攻擊中共干部派的言論，但對被開除出黨的中共反對派是同情的。陶希圣說：“我時常在新生命月刊上介紹反對派的理論，并加以批判，又在新生命書局接受這批‘貧而無諂’的知識分子的書稿，為他們籌些稿費。”122陶希圣對中國社會性質(zhì)的闡述與中共的干部派和反對派有同有異。陶希圣主持的新生命書局出版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同時也出版了中共反對派的書籍。陶希圣因此被干部派說成與反對派關系密切，123還被左翼人士扣上兩頂帽子：“布哈林派”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陳獨秀帽子也不少，“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的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更是脫不清干系。陶希圣和陳獨秀身份的含混不清，暗合了中國二、三十年代是“主義之爭”的特征。

　　陳獨秀出獄后脫離托派。一般研究者認為，陳獨秀是站在民族立場上脫離托派的。124但在陶希圣看來，陳獨秀之所以脫離托派，還有深一層原因。1939年，陳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場，以為沒有高于資產(chǎn)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陶希圣對陳獨秀的這一觀點作進一步解釋：“他指出托洛斯基與史達林一樣，不懂得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他認為托派只是反對史達林，殊不知史達林的罪惡是所謂無產(chǎn)階級獨裁制的成果�！�125陶希圣說：“若不實現(xiàn)民主制，史達林死后，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獨秀不承認自己是托派�！彼�說托洛茨基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時”，才有所覺悟，“然而太晚了”。126陶希圣認為陳獨秀是站在民主立場徹底否定托派的。

　　陳獨秀對陶說：“共產(chǎn)主義與納粹主義是屬于同一范疇，兩者都是反對民主政治，實行極權(quán)專制。兩者都與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不能相容。”127有一次，陶希圣又去看望陳獨秀，迎面看到李公樸急匆匆從屋里走出來，陶希圣進屋問陳獨秀，陳說：“他碰了我一個釘子，我對他說，你們還在那里反納粹、反法西斯。蘇聯(lián)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同納粹主義沒有兩樣，本質(zhì)上是相同的，都是反民主政治的。今天你們跟著史達林去反法西斯，你們是最反法西斯的；
明天史達林同希特勒一合作，你們怎么辦？”

　　陳獨秀接著說：“我對公樸說：‘你們是抗日的，最抗日的。你們也要預防，蘇俄有一天與日本妥協(xié)，鼓勵日本南進，對付英美。那時你們最抗日的又怎樣轉(zhuǎn)彎�！�我說到這里，那公樸紅著臉，回頭就走，不辭而別。”陶希圣說：“‘陳先生，李公樸的臉還會紅么！’我們都笑了。原來李公樸那張很黑的臉，是不會紅的。”128

　　果然，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協(xié)定》橫空出世，一周后，德蘇兩軍先后閃擊波蘭，德蘇兩國共同瓜分英法盟國的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陳獨秀就此提出“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又說斯大林的蘇聯(lián)“放棄了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以俄國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若要更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蹋社會主義了�！�129

　　重慶《新華日報》1939年9月1日刊出毛澤東的談話，毛指出：蘇德互不侵犯協(xié)定粉碎了國際反動資產(chǎn)階級反蘇反共的陰謀，……日本帝國主義受了蘇俄協(xié)定的嚴重打擊，它的前途更加困難。130可惜不到兩年，1941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締結(jié)，蘇聯(lián)再次令全世界左翼震驚。蘇維埃與法西斯結(jié)盟的事實，已在陳獨秀意料之中。

　　陳獨秀在《我們?yōu)槭裁捶磳Ψㄎ魉固氐佟芬晃闹姓f：“法西斯統(tǒng)治停止自由思想，會把人類變成猴子，這是法西斯統(tǒng)治發(fā)展的自然邏輯�！标愡�反對一些“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反法西斯者，“只要他在事實上采用法西斯特同樣的手段，我們都一律反對�！标惇毿愕闹肛�，包括實行集權(quán)專制，反對民主政治的所謂“共產(chǎn)主義”。

　　這篇文章發(fā)表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論》周刊上。

　　六、陶希圣印象中的陳獨秀“最后見解”

　　武漢期間，陶希圣與陳獨秀已是朋友之誼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在陶希圣的記憶中，“獨秀與我多次見面，無所不談”。談論話題中，陶印象最深的不是當時鬧得熙熙攘攘的“陳獨秀事件”，而是陳獨秀的“最后見解”。陶希圣說，“他每次與我談論，都鮮明表達他思想轉(zhuǎn)變的方向”。131

　　史學界對陳獨秀“最后見解”的釋義，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間，陳獨秀發(fā)表的4篇文章和寫給朋友的6封通信，后人將這10篇文字收集成冊命題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按陶希圣說法，“最后見解”的主要內(nèi)容是“陳獨秀最后對于民主政治的見解”。陶希圣說：

　　“他雖已為×黨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馬克思共產(chǎn)主義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確的民主思想。這兩種成分存在他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之內(nèi)，經(jīng)過了‘六七年沉思熟慮’，他的民族思想與民主主義便突破馬克思主義的藩籬，而結(jié)成他的‘最后見解’”。132

　　陶希圣特別說明：“獨秀與我談論，遠在這十篇文字發(fā)表之前�！�133也就是早在1938年上半年，陳獨秀已和陶希圣多次談及他的“最后見解”。那么，陳獨秀根據(jù)蘇俄二十年來的經(jīng)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的結(jié)論是什么呢？和陳獨秀作過多次深談的陶希圣說：

　　他以為共產(chǎn)黨應該是無產(chǎn)階級民主政黨。他以為無產(chǎn)階級民主是與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以為若是不實現(xiàn)大眾民主，所謂‘無產(chǎn)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達林式的少數(shù)人的專制。若不實現(xiàn)民主制，史達林死后，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制魔王。134

　　觀察歷史可以有很多視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個標準。陳獨秀把民主作為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或反動的唯一標桿�；�于民主立場，陳獨秀對蘇聯(lián)非民主經(jīng)驗有深刻的認識，甚至比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認識更為根本和透徹。陳說：“我們?nèi)舨粡闹贫壬蠈こ鋈秉c，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shù)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chǎn)生出來”。陳獨秀對斯大林問題的認識，已經(jīng)觸及政治制度層面�！笆仟毑弥贫犬a(chǎn)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chǎn)生獨裁�！�135一直受斯大林打壓而命運坎坷的陳獨秀說，“不能一切歸罪于史大林”。留俄的國民黨員白瑜感慨地說：“陳先生寬恕斯達林，胡適之先生謂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凱‘敗不出走，于今猶杰’，均書生本色�！�136

　　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后，陳獨秀開始對蘇聯(lián)國家性質(zhì)發(fā)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么工人國家？1939年德蘇協(xié)定后，陳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場，以為沒有高于資產(chǎn)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chǎn)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奮死斗爭又為了什么。

　　那么，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是什么呢？為讓大家明白“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陳獨秀列張表，具體比較英美與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甲）英、美及戰(zhàn)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ㄒ唬┳h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nèi)）壟斷其選舉區(qū)，而各黨仍須發(fā)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后還有投票權(quán)。開會時有相當?shù)挠懻摖庌q。

　�。ǘ�）無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殺人。

　�。ㄈ�）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chǎn)黨公開存在。

　�。ㄋ模┧枷�、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ㄒ遥┒�、德、意的法西斯（蘇聯(lián)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蘇維�；驀鴷�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ǘ�）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ㄋ模┧枷�、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ㄎ澹┙^對不允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137

　　陳獨秀說：“每個康米尼斯特（即共產(chǎn)黨員——引者注）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138通過比較，陳獨秀認為蘇俄的專政是退步和反動的，“俄國的蘇維埃制，比起資產(chǎn)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薄八�謂‘無產(chǎn)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nèi)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139

　　胡適認為陳獨秀這張列表十分重要，將它整段引入他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論文與書信）》一書撰寫的《序言》當中。胡適說這本書足以代表陳獨秀的最后思想，也是陳獨秀對于民主政治沉思熟慮的最后結(jié)論。晚年承認“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的陳獨秀，與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適可說得上殊途同歸。

　　在陶希圣看來，陳獨秀認為將來中國還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這“‘無產(chǎn)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nèi)容也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140民主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拋棄民主就是拋棄社會主義。不實現(xiàn)民主，無產(chǎn)階級專政必然蛻變。

　　如果說陳獨秀是立足于政治制度層面看民主政治問題，那么陶希圣則主要立足于唯物史觀看社會發(fā)展和資本主義問題。早在1929年陶就提出，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jīng)崩壞，資本主義尚未發(fā)達，現(xiàn)在的中國，從倫理的基礎上爭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路，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路是一個經(jīng)濟發(fā)達的事實問題及社會階級勢力推移的問題，不是愛憎問題，不是喜懼問題。141陶希圣似乎隱含這樣的意思：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倫理上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它必須建立在發(fā)達的工業(yè)經(jīng)濟基礎之上，而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樣的條件。142 “半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民眾難以對人權(quán)、民主、自由等觀念有廣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說不上有強烈追求。陳獨秀與陶希圣是從兩個不同維度看民主政治問題，兩者可為互補。

　　陶希圣十分認同陳獨秀的“最后見解”，認為“他的遠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實上，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論》周刊上，1938年半年里發(fā)表了陳獨秀六篇文章，包括有《抗戰(zhàn)與建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我們?yōu)槭裁捶磳Ψㄎ魉沟佟返戎匾�文章�?

　　外號“火山”的陳獨秀說過，我“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愿說不錯又不對的話。”陳獨秀的《最后見解》公開后，如同瞿秋白臨死前留下的《多余的話》一樣，引起許多爭論、圍攻，甚至“遭當世罵”�！督夥湃請蟆钒l(fā)表署名文章，批評陳獨秀旨在“否認蘇聯(lián)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zhàn)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責陳文體現(xiàn)了“托洛茨基陳獨秀派的漢奸本質(zhì)。”143文章同時責問道，國民黨的報刊為什么讓這種違背三民主義的文章刊登出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彭述之稱陳獨秀“有始無終”，“是以一個光耀的民主主義者踏上中國政治舞臺，而以一個最不名譽的民主主義者鉆進他的墳墓里去了。”144

　　真所謂性格決定命運。陳獨秀也明白自己永遠是個不“入時合流”的“反對派”，總是充當一個艱難而別扭的角色，所謂大丈夫不能投機，更不能取巧�！斑m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焙�適說：“我覺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別是對于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jié)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胡適認為陳獨秀的最后見解具有“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胡適將陳獨秀的“最后思想”評價為“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145陳獨秀的學生傅斯年說：“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析力最透辟的人�！�146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shù)堅持“獨立思想”的人而提供的，它只為那些愿意“入時合流”的人設立，陳獨秀不是！

　　雖然陳獨秀“仍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但在陶希圣看來，陳獨秀屬于“左翼自由主義”。147陶的這一看法不無道理�？箲�(zhàn)后期至抗戰(zhàn)勝利，正是中國自由主義抬頭并對現(xiàn)實政治最有影響的時期。當然，所謂的“左”和“右”都是相對的和多層次的，蔡和森就說過陳獨秀是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左翼。陶希圣晚年對陳獨秀“最后見解”的追述，難免有“追空”之疏漏，后人只能根據(jù)時空脈絡填補材料，重現(xiàn)歷史真相。

　　1938年7月，陳獨秀離開武漢去重慶，后轉(zhuǎn)江津。10月初，陶希圣也飛去重慶，后轉(zhuǎn)成都與家人會合。同年12月，陶希圣跟隨汪精衛(wèi)到昆明，開始陶希圣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時光。148從此，陶希圣再也沒有見過陳獨秀。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病困孤寂中辭世。

　　陶希圣與陳獨秀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以教授身份介入政黨政治之中，均是書生本色的“政治家”。陳獨秀好友朱蘊山贈詩云：“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编崒W稼也說過：“陳獨秀是書生，不是政治家”。至于陶希圣，時為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顧孟余也說過陶“是講學問的讀書人�！�149陶希圣晚年亦自稱，“書生論政，論政猶是書生”。欲以一介書生之耿介與率真，在鐵血般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中貫徹其民主政治理念，這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瓣愖鳛檎�治領袖，在中國不可能成功……這位書生氣頗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敗的。”書生式革命家天生缺乏練達的政治家的領導策略，或說權(quán)術，所以不易成功。150

　　在政治斗爭的暗涌中，書生缺乏權(quán)術不善謀略的另一面，是往往保持著獨立人格和真性情，所謂“乾坤清氣得來難”。李維漢說過：我黨早期的領袖中只有兩個人不搞陰謀詭計，陳獨秀一個，瞿秋白一個。151他們都是書生“政治家”。

　　亂世潛流的書生“政治家”，既有他閃光一面，但最終難免成為悲劇性人物。陳獨秀說過：“我半生所做的事業(yè)，似乎大半失敗了�！碧障Ｊネ砟暌苍�感慨：“早歲嘗懷經(jīng)世志，暮年不倦說天心”。陶希圣的一生，“無疑也是一場悲劇，乃一個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的悲劇�！�152

　　潮起潮落，人生得失，都付諸東流。只是，人生總有一時與千秋之別。

　　作者：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

　　注釋：

　　1 關于黨人和軍人的敘述，參見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詳情參閱李楊：《希望與幻滅：1927年的國民革命——記武漢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一文，載《黃埔軍校研究》（一），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6頁。

　　3 引文出處：《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對農(nóng)民宣言》，該議案提出者：中央農(nóng)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參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二），人民出版社，第425頁。

　　4 陶希圣：《記獨秀》（上），《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3期，第10頁。

　　5 陶希圣：《關于獨秀的三段事》，《傳記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21頁；
陶希圣：《記獨秀》（上），《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3期，第10頁。

　　6 陶希圣：《關于獨秀的三段事》，《傳記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21頁。

　　7 《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代表團聯(lián)席會議記錄》，1927年5月23日。參見楊奎松：《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嗎？——從陳獨秀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系談起》，楊奎松個人網(wǎng)站http://www.yangkuisong.net/index.htm。

　　8 《中共湖南區(qū)委通告》（1927年2月），見《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58頁。

　　9 見《毛澤東選集》（中文豎排版），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2頁注。

　　10 參見秦漢《革命政治過程中理論的生成》一文，《世紀中國》網(wǎng)刊，2005年1月28日。

　　11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12 《羅易給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5月30日），《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296頁。

　　13 參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738—739頁。

　　14 參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739—740頁。

　　15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16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17 詳情參閱李楊：《希望與幻滅：1927年的國民革命——記武漢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一文，載《黃埔軍校研究》（二），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

　　18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19 應該說，是陳的主張救了陶。陶對陳的感激，既包括對陳的敬重，也包括對陳的主張的好感。關于陶希圣認同陳獨秀的有關農(nóng)民運動、階級斗爭的觀點，請參閱李楊：《希望與幻滅：1927年的國民革命——記武漢分校政治教官陶希圣》一文，載《黃埔軍校研究》（二，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6頁。

　　20 《湖南組織報告（5月—8月）》（1927年9月5日），見《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126頁。

　　21 （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22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23 這個軍官教導團參加了廣州起義，并成為屢次起義的主力部隊，后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走上了從城市武裝起義轉(zhuǎn)向農(nóng)村武裝斗爭，建立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的道路。

　　24 陶希圣：《關于獨秀的三段事》，《傳紀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20頁。

　　25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頁。

　　26 黃玠然回憶，1980年5月20日。參見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9頁。

　　27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8頁。

　　28 辛平：《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夕的陳獨秀》，《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

　　29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轉(zhuǎn)引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1頁。

　　3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66頁。

　　31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483頁。

　　32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五冊。

　　33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34 陶希圣：《記陳布雷先生》，載《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67年，第176、177頁。

　　35 參見翁賀凱：《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學研究與革命論》，《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2002年8月號。

　　36 中東鐵路是俄國沙皇政府于1897年至1903年在中國東北境內(nèi)修筑的一條丁字形鐵路，清朝時稱東清鐵路，民國時期改稱“中東鐵路”。

　　37 “中東路問題發(fā)生后，中央曾得到國際一個短電的指示。”要求中共“加緊……擁護蘇聯(lián)的宣傳�！眳⒁姟吨泄仓醒胛募�選集》第5冊（1929），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第412頁。

　　38 王泰棟：《陳布雷大傳》，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187頁。

　　39 王泰棟：《陳布雷大傳》，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237頁。

　　40 參見許紀霖等主編：《中國現(xiàn)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1995年，第508頁。

　　41 施羅曼、·費德林史坦合著、辛達謨譯：《蔣介石傳》，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出版（臺北），1985年，第180頁。

　　42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9年，第148頁。

　　43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44 王泰棟編著：《陳布雷大傳》，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250頁。

　　45 陳立夫：《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鑒》，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第206頁。

　　46 陳存恭等編《陶希圣先生訪問記錄》，第24頁。

　　47 參見《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67年，第176頁。

　　48 參見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劇——陶希圣從政之痛》，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3月上半月期。

　　49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50 國防參議會主要網(wǎng)羅各黨派及社會名流為參議員，主席為汪精衛(wèi)。

　　51 《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第404頁，參見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591頁。

　　52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下），第823頁。

　　53 當時包惠僧向陳求字留念，陳獨秀寫了這首《滿江紅》給他，想必也是他本人心志。參見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1頁。

　　54 [美]麥金農(nóng)：《美國記者與戰(zhàn)時中國》，載《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577頁。

　　55 《抗戰(zhàn)的現(xiàn)狀和任務》，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卷，第363頁。

　　56 季米特洛夫建議中國共產(chǎn)黨運用法國共產(chǎn)黨組織人民陣線時期的經(jīng)驗，并建議在中國提出這樣的口號：“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經(jīng)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參見王明：《中共50年》，東方出版社，第74頁。

　　57 毛澤東：《論新階段》《毛澤東集》第6卷，第198頁。參見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976頁。

　　58 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13頁。

　　59 [美]埃德加·斯諾：《紅色中國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頁。

　　60 [美]麥金農(nóng)：《美國記者與戰(zhàn)時中國》，見《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581頁。

　　61 參見楊奎松：《開卷有疑——中國現(xiàn)代史讀書札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3頁。

　　62 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708頁。

　　63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9年，第159頁。

　　64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79頁。

　　65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80頁。

　　66 《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67年，第129頁。

　　67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9年，第157頁

　　68 共產(chǎn)黨把這一時期看作在全國范圍奪取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準備時期。參見王明：《中共50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75頁�！安┕耪J為，對毛澤東的言論應當這樣來理解，只要戰(zhàn)爭進程還沒有改變國內(nèi)力量的對比，那就要不動聲色。直到力量對比有了變化，更高一級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才能實現(xiàn)。到那時，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钡�在王明看來，現(xiàn)在提出領導權(quán)問題和政權(quán)問題都是錯誤的。參見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278、279頁。

　　69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9年，第158頁。

　　70 參見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5、626頁。

　　71 陳獨秀：《抗戰(zhàn)中的黨派問題》，見《陳獨秀文章選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出版社，1984年，第590—591頁。

　　72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2頁。

　　73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6頁。

　　74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見《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

　　75 陳獨秀《言和即漢奸》，《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1頁。

　　7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422、423頁。

　　77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4頁。

　　78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6頁。

　　79 朱洪：《陳獨秀風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80 曾彥修：《漫談陳獨秀》，《炎黃春秋》，2001年第3期。作者是原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8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422頁。

　　82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423、424頁。

　　83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84 陶希圣：《關于獨秀的三段事》《傳記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22頁。

　　8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423頁。

　　86 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707頁。

　　87 陶希圣：《記獨秀》（下），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4頁。

　　88 參見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以及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 卷第4期，第15頁。

　　89 石西民：《報人生活雜憶》，重慶出版社，1991年。

　　90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1頁。

　　91 沈醉、文強：《戴笠其人》，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第207—210頁。

　　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注釋校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25頁。

　　93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2頁。

　　94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33頁。

　　95 陳覺玄：《陳獨秀先生印象記憶》，《大學》月刊1942年第9期。

　　96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4頁。

　　97 參見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977頁。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98頁。早在1936年春，國民黨駐蘇使館首席武官鄧文儀按蔣介石和陳立夫旨意，會見了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王明，鄧提出三項條件，其中一條就是恢復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參見范小方《國民黨兄弟教父——陳果夫與陳立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9頁。

　　98 范小方：〈國民黨兄弟教父——陳果夫與陳立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5頁。

　　99 參見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100 《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67年，第130頁。

　　101 《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67年，第131頁。

　　102 黎辛等主編：《博古，30歲的輝煌與悲壯》，學林出版社，2005年，第409頁。

　　103 陳紹禹、周恩來致中共中央電，1938年2月10日。參見《民國檔案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172頁。

　　104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見《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105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06 參見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9、445頁。

　　107 參見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108 黎辛等編：《博古，39歲的輝煌與悲壯》，學林出版社，2005年，第409頁。

　　109 參見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309頁。

　　110 見王奇生著：《中國近代通史——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頁。

　　111 黃彥：《關于國民黨一大宣言的幾個問題》，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中），中華書局，1989年，1238 -1239頁。

　　112 陳錫祺：《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見《中國國民黨“一大”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4頁。

　　113 見王奇生：《中國近代通史——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頁。

　　114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第10頁。

　　115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第10頁。

　　116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參見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4頁。

　　117 共產(chǎn)國際確有如此用意。1924年，當孫中山欲開展“彈劾中國共產(chǎn)黨人案”時，鮑羅廷就發(fā)過“俄國的援助取決于共產(chǎn)黨繼續(xù)參加國民黨”的警告。

　　118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19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20 陶希圣：《記獨秀》（上），《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0頁。

　　121 中共中央機關報《響導》（1922—1927）幾乎每期都有陳獨秀文章，又是整個一期全是陳文。據(jù)統(tǒng)計陳獨秀在《響導》上發(fā)文有402篇，參見王奇生的《中國近代通史——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頁。

　　122 陶希圣：《記獨秀》（上），《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0頁。

　　123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現(xiàn)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178頁

　　124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5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4頁。

　　126 陳獨秀；
《給西流的信》，《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7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28 陶希圣：《關于獨秀的三段事》，《傳記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22頁。

　　129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7頁。

　　130 《中華民國實錄》（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49頁。

　　131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32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33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34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4頁。

　　135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5頁。

　　136 白瑜：《我所見到的陳獨秀先生》，《傳記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32頁。

　　137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7—558頁。

　　138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8頁。

　　139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5頁。

　　140 《陳獨秀著作選》（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0頁。

　　141 陶希圣：《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第319頁。

　　142 參見翁賀凱：《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學研究與革命論──兼論其與國民黨改組派之關系，《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2002年8月號，總第5期。

　　143 李心清：《斥陳獨秀的投降理論》，《解放日報》1942年5月8日。

　　144 參見祝彥：《晚年陳獨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頁。

　　145 胡適《陳獨秀最后對于民主政治的見解序》，《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52頁。

　　146 任卓宣：《陳獨秀先生的生平與我的評論》，《傳記文學》（臺北），第13卷第5期，第17頁。

　　147 陶希圣：《記獨秀》（下），《傳記文學》（臺北），第5卷第4期，第13頁。

　　148 有關這段往事，參見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劇——陶希圣從政之痛》，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3月上半月期。

　　149 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150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下），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929頁。

　　151 參見單世聯(lián)：《枉拋心力作英雄——讀瞿秋白《多余的話》》，刊于《同舟共進》2000年第6期。

　　152 這句話是陶希圣的弟子何茲全說的，參見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劇——陶希圣從政之痛》，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3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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