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曾經一度被認為已經克服的糧食危機再度襲擊全球。2005—2007年，國際糧價暴漲了一倍多。進入2008年以后，國際糧價繼續(xù)攀升，漲勢更為迅猛。據(jù)世界銀行4月9日發(fā)布的報告稱，從1月份至3月份，美國出口小麥價格從每噸375美元，上漲至440美元，泰國出口大米價格也從每噸356美元，上漲至562美元。3月份，國際小麥價格一度達到19年來最高點，國際大米價格達到28年來的最高點。

　　世界銀行估計，此次全球糧價上漲將致使世界新增1億的貧困人口。塞內加爾、蘇丹、尼加拉瓜等40多個貧窮國家相繼陷入糧食困境。索馬里甚至已經舉國饑餓。糧食漲價同時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印尼、墨西哥、埃及和菲律賓等國的國民相繼上街示威游行抗議糧價飛漲，海地總理因糧食問題黯然下臺。發(fā)達國家雖未因糧食漲價而陷入饑餓困境，但美國、西歐和日本，也相繼出現(xiàn)了程度不同的糧食危機。而因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引發(fā)的通貨膨脹，同樣使這些國家的國民深受其害。糧食危機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已經步入全球風險時代。

　　“風險”和“風險社會”是社會學和政治學用于闡釋和理解現(xiàn)代社會的概念，由德國當代社會學家貝克提出。貝克認為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過度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以及由科技引發(fā)的風險，已經深刻影響并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吉登斯也將現(xiàn)代社會視為一個由“人為不確定性”造成的風險社會。他指出，現(xiàn)代社會存在兩種不同風險，即外部風險和人為風險。外部風險來自外部世界，是一種由于傳統(tǒng)或自然的不變性所帶來的風險。人為風險則是現(xiàn)代科技和制度所引發(fā)的風險，是在我們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產生的風險。外部風險貫穿于傳統(tǒng)社會和工業(yè)社會早期。人為風險則發(fā)生在最近，社會進入高度現(xiàn)代化之后。在這一時期，風險主要指涉一種“人為的不確定性”，是人類試圖控制，或試圖使風險最小化的科學和政治行為的結果。

　　此次全球糧食危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人為不確定性”導致的風險。日本農林水產省在2007年11月發(fā)布的《國際糧食形勢及其展望》中，將此次糧價飆升的原因歸結為三點：（1）發(fā)展中國家人口的持續(xù)上升；
（2）生物燃料產業(yè)的興起；
（3）地球溫暖化帶來的氣候環(huán)境的變異。國內有學者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三個因素：（1）經濟的全球化導致糧食生產成本的上升；
（2）期貨市場的投機炒作；
（3）心理預期造成的上漲。由此可見，當前這場糧食危機完全是由人為因素造成的。全球糧價的大幅上揚，很大程度上是發(fā)達國家為了降低原油漲價帶來的經濟風險，以及為了控制因傳統(tǒng)能源消耗造成的環(huán)境風險，利用高科技手段研制替代能源，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所導致的。

　　糧食危機涉及各種不同種類的風險。貝克把全球性風險概括為三類，即經濟風險、地球生態(tài)與環(huán)境風險、國際政治風險。糧食危機可以視為以上三種風險的集中爆發(fā)。這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失衡引發(fā)的風險。從風險社會政治學的角度看，糧食危機蘊含的風險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風險的責任問題；
二、風險的分配問題。首先是風險的責任問題。風險的責任涉及災難由誰引起，誰該對此承擔責任等問題，是風險社會政治學的核心要素。貝克指出，作為政治議題的風險，體現(xiàn)于風險社會的定義關系中。定義關系是一個與馬克思生產關系平行的概念，指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規(guī)則、制度和對風險的認定與評估能力。然而，正如英國學者帕特森所言，目前對風險社會的定義陷入了困境�！爱斖{和危險變得更為緊迫時，我們卻處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即我們越發(fā)不能借助于科學的、合法的和政治的手段來確定證據(jù)、歸因和補償”。借用貝克的話說，就是風險社會在對待責任問題上，普遍采取了一種“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態(tài)度。所謂“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即指人們在面對風險責任時，往往只探究其原因，卻不涉及如何控制和補償。

　　此次全球糧食危機，正是風險社會“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最好例證。自危機爆發(fā)以來，發(fā)達國家的糧食補貼政策，尤其是生物燃料政策受到了廣泛質疑。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迪烏夫，在今年6月羅馬舉行的世界糧食峰會上，強烈反對以農作物為原料生產生物燃料。他尖銳地指出，發(fā)達國家支持生物燃料產業(yè)，“等同于挪用了供人類消費的1億噸谷物”。迪烏夫具體對美國的農業(yè)和能源政策提出了批評。他指出，美國制定的促進生物燃料發(fā)展的相關政策，將本已短缺的糧食轉變成燃料去“滿足車輛的奢欲”。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美國政府竟然耗費巨資補貼生物燃料的開發(fā)，將大量本該供人類食用的谷類用于生產汽車燃料。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報告稱，生物燃料是推動近兩年糧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一輪的糧價飆升，15%至30%的漲幅是由生物燃料需求擴大造成的。

　　面對指責，美國農業(yè)部長謝弗竭力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他辯解道，因生物燃料造成的糧價上漲不超過3%，而生物燃料正是解決當前油價持續(xù)上漲的有效手段。謝弗的發(fā)言反映了美國的一貫立場。早在今年4月，布什總統(tǒng)就不顧世界各國反對，宣布將繼續(xù)提高乙醇產量。令人饒有興味的是，布什在為自己辯解時，同樣援用了風險概念。他在新聞發(fā)布會上稱，美國的生物燃料政策是基于對國家能源安全和油價高漲的考慮。在回答記者有關能源安全與世界饑餓之間的矛盾的提問時，布什表示，燃油價格的不斷上漲，將會刺激投資流向乙醇等生物燃料的生產，用于替代石油。而且“從國家利益考慮，我們應該讓農民生產能源，而不是從世界上不穩(wěn)定或者對我們不友好的國家購買能源”。

　　布什的發(fā)言意在表明，生物能源政策既是出于國家能源安全的考量，又是一種理性主義的選擇。這一辯解和布什政府當初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而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轍。當年布什同樣從國家利益和經濟風險的角度，闡明了美國政府的立場。他說，如果美國遵守《京都議定書》里面的條款，將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導致個人失業(yè)、物價上漲。因此“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對美國的經濟發(fā)展沒有任何意義”。最終，布什政府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退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多邊政策。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行為，受到了世界各國的譴責。帕特森指責美國政府“打著理性主義的幌子為他們的行為辯護”，其目的是為了“掩蓋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實質，推卸自身應該負擔的責任”。帕特森的批評同樣適用于美國政府當前的立場和態(tài)度。當全球面臨深刻的糧食危機時，美國政府卻為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執(zhí)意推行和擴大生物燃料產業(yè)。能源安全和理性主義不過是布什政府為自己的新能源政策開脫，推卸由此引發(fā)的全球糧食危機責任的托辭而已。在此，風險社會“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暴露無遺。

　　其次，是風險的分配問題。貝克指出，風險社會出現(xiàn)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分配模式。在工業(yè)社會，沖突主要來源于財富分配的不平等。財富沖突是圍繞著共同生產的蛋糕如何分配爆發(fā)的。在此，貧富界限分明。而風險社會的沖突卻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性質。在風險社會里，盡管舊的沖突并未消失，但風險沖突借助文明的推動力變得普遍化即全球化。風險沖突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工業(yè)社會的等級式階級邏輯被打亂，隨著風險的不斷擴大，將出現(xiàn)風險分布平均化的趨勢。風險有朝一日會落到那些始作俑者的身上。大肆制造風險的人遲早會自食其果�？傊�，在貝克看來，“貧困是分等級的，化學煙霧是民主的”。

　　然而，盡管有學者認為貝克的自食其果觀點可以用來解釋各種類型的全球風險，但此次全球糧食危機無疑顯露出貝克理論的局限性。糧食危機表明，風險對不同國家、不同階級的影響完全不同。危害和貧困糾纏在一起，在不同的國家和階級之間形成了不平等分布。在糧食危機的場合，收入的多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比直接影響了受損害程度。目前，世界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加大。《世界銀行報告（2005年）》顯示，發(fā)達國家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5.5%，收入卻占世界總收入的80%。而且與發(fā)展中國家窮人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fā)達國家國民的食品支出卻很低，如美國國民的食品開支僅占其收入的13%。因此，盡管糧價飛漲也對西方國家產生了不利影響，但與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貧窮的發(fā)展中國家相比，西方國家受到的損害微乎其微。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窮人而言，糧食危機簡直就是滅頂之災�？梢姡L險和災難不僅具有等級性，而且風險仍然是按照貧困的等級來分配的。面對糧食危機這一巨大災難，處于社會不利地位的人處境更為艱難。世界上最貧困的人承受了最為殘酷的打擊。從這一意義上講，此次的糧食危機是貧窮的發(fā)展中國家的風險，也是窮人的風險。

　　在此，引發(fā)了我們對社會公正性的思考，即發(fā)展中國家是否應該承受發(fā)達國家所強加的風險。此次全球糧食危機，受災最深重的莫過于非洲大陸。非洲國家長期以來飽受貧困和饑餓的折磨。然而，正是這個饑餓的非洲，卻是發(fā)達國家巨大的食物儲備基地。非洲一半以上的耕地并非用來耕種自身所需要的糧食，而是種植出口的熱帶作物和農產品原料。以塞內加爾為例，其2/3的耕地用于種植本國很少消費的花生。這些土地遍布于灌溉條件較好的塞內加爾河流域。而生存所必需的糧食，如木薯、番薯、玉米、旱稻等卻只能在灌溉條件較差的邊緣地區(qū)勉強維持生產。這種狀況最終導致塞內加爾國內糧食的嚴重短缺。目前，塞內加爾每年所消耗的糧食中，有80%依賴于進口�？梢韵胍姡瑖H糧價的飆升，對非洲大陸造成的打擊會有多么沉重。

　　社會公正是確保持久、徹底解決世界發(fā)展問題的一個必需且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為此，發(fā)達國家應該避免強加給發(fā)展中國家不公平的負擔，改變把豐裕建立在剝奪貧窮國家資源（自然、人力和社會資源）之上的政策。具體到糧食問題上，就是發(fā)達國家應該站在全球的角度上，承擔作為地球一員的責任，重新審視目前的生物能源政策，改變汽車與人爭糧的局面。

　　《中國社會科學報》200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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