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十七大”重要的貢獻之一，在于明確提出要“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完善社會管理”。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命題。社會力量在法制基礎上的不斷發(fā)展壯大，進而形成與政府、市場等力量的良性互動，是方向，也是趨勢。問題是，怎么做？

　　社會建設不同于國家建構，后者需要政府發(fā)揮主動性，做出通盤計劃，籌集人力與財力，前者只需要政府松綁解禁，讓公民依法行使權利，讓社會力量自己發(fā)揮聰明才智。無庸諱言，目前妨礙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發(fā)展的最大障礙，恰恰是五十多年前制定的社會團體管理條例，雖然幾經修訂，但其基本框架沒有改變，其踐踏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權利與自由的違憲性質沒有改變。

　　1950年，政務院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1951年，內務部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實施細則》。根據上述辦法和細則，絕大多數社會團體被以“封建組織”、“反動組織”和“宗教性組織”的名義被取締。極少數社會團體經過“整頓”“收編”，“被黨和政府賦予了相應的工作職責，使這些組織成了黨和政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職能部門”。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掛靠”等各種變通方式，中國的社團空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新型的社會團體開始涌現(xiàn)�！皰炜俊标P系的建立依賴于高度個人化的社會資本的存在，也就是社團發(fā)起人與掛靠單位領導人的社會關系。這就使社會團體對于掛靠單位及其領導人具有一種依附性，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團體，但畢竟是給躍躍欲試的社會力量打開了一道窄門。據統(tǒng)計，至1989年，全國性社團增加到1600多個，是1978年的16倍；
地方性社團則增加到20萬，是1978年的33倍。這種爆炸性增長的局面自1989年10月國務院頒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并對社會團體進行了“清理整頓”之后便不復存在，社會團體的數量在1990年代出現(xiàn)了負增長。在無法取得民政部門注冊的情況下，許多社會團體轉而以各種名義向工商部門注冊。1998年，國務院修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發(fā)布《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開始將民辦非營利的實體性機構納入民間組織的登記范圍。在1998年《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出臺以前，各種民辦非營利機構的總量已經達到約80萬家；
據民政部的資料統(tǒng)計，截至2004年底，全國各級社會團體15.3萬個，民辦非企業(yè)單位13.5萬家，社會團體的空間再次被大大壓縮。這樣的一種社會現(xiàn)實，與中國現(xiàn)代化所需要的“社會建設”的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根據現(xiàn)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成立社會團體，需要雙重主管部門批準。“國務院民政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是本級人民政府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機關”；
“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國務院或者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授權的組織，是有關行業(yè)、學科或者業(yè)務范圍內社會團體的業(yè)務主管單位”。申請成立社會團體，首先“應當經其業(yè)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并“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業(yè)務主管單位的批準文件”，然后再由“登記管理機關”“作出批準或者不批準籌備的決定”。按照該條例，業(yè)務主管單位“負責社會團體籌備申請、成立登記、變更登記、注銷登記前的審查”；
“會同有關機關指導社會團體的清算事宜”；
“監(jiān)督、指導社會團體……開展活動”�！吧鐣�團體成立后擬設立”和“撤銷分支機構、代表機構的”，“應當經業(yè)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社會團體應當向業(yè)務主管單位報告接受、使用捐贈、資助的有關情況”�！吧鐣�團體應當于每年3月31日前向業(yè)務主管單位報送上一年度的工作報告，經業(yè)務主管單位初審同意后，于 5月31日前報送登記管理機關，接受年度檢查。工作報告的內容包括：本社會團體遵守法律法規(guī)和國家政策的情況、依照本條例履行登記手續(xù)的情況、按照章程開展活動的情況、人員和機構變動的情況以及財務管理的情況�！备鶕�這一套辦法，我們看不出社會團體與業(yè)務主管單位的直接下屬機構有什么區(qū)別，完全抹殺了社會團體的自治性質。

　　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指出，要“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完善社會管理”。當務之急就是要廢除社會團體的“雙重主管批準制度”。首先是要明確民政部門是社會團體的“單一管理機關”，取消“有關行業(yè)、學科或者業(yè)務范圍內”的“業(yè)務主管單位”對社會團體的“審查同意”權；
其次是要將政府管理機關“批準制”改為“備案制”；
如果社會團體有違法行為，必須由法院而不是行政部門作出相應的處罰。因此，從長遠計，也需要制定《社團活動法》等相應法規(gu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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