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首次出版于一八五九年的《論自由》是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捍衛(wèi)言論自由的書籍，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穆勒對于“公眾輿論”的擔心比對國家審查的擔心還厲害些。穆勒說“公眾輿論”的暴政比“任何形式的政治壓迫都更可怕，因為雖然輿論并不總是采取極端的懲罰措施，但輿論壓迫不會留下任何逃避的機會，而且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能奴役靈魂本身�！辈诲e，他寫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現(xiàn)在可能已經不再是墨守成規(guī)的時代，但是我們有必要問一下他的擔心是否對當今還有參考意義。我自己撰寫中國問題的經驗告訴我這要看具體情況，可以說穆勒的觀點對西方來說是正確的，但對中國來說是錯誤的。

　　在中國，政府的嚴格審查成為最大的問題，這一點應該不會讓人感到吃驚。我的書的中文譯本已經獲得出版許可，但因為部分內容過于“敏感”遲遲不能出版。實際上，我并非言論自由的極端主義者。為了獲得政治審查官的認可，我愿意修改和必要的配合。如果這是我的著作要面世所必須做出的妥協(xié)的話，我非常愿意用更委婉和更含蓄的方式重新表述我的觀點。我甚至愿意刪掉某個論點或者某個例子，如果它們不是主要觀點的核心內容的話。但是這些刪減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剛開始我被告知要等到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之后，因為最好別在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期間滋事。今年，奧運期間保持穩(wěn)定的需要意味著作家們必須“謹慎”。誰知道明年又會發(fā)生什么事？

　　應該說中國的出版商和編輯是站在我這邊的，他們也希望我的書能出版，但是書的出版必須得到一些內容審查官員的許可，而那些往往是上了年紀的老革命或許沒有意識到思想自由交流的重要性。為什么讓這些人擁有決定權呢？我認為尊老敬老的傳統(tǒng)觀念仍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這讓我對于未來感到樂觀：一旦思想相對開明的年輕一代領導人掌權之后，情況就會得到改善。這或許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雖然上面發(fā)出的像蘇聯(lián)“開放性”一樣的信號或許有助于加快改革的進程。

　　相反，在西方國家，真正的威脅來自公眾輿論。某些大眾偏見使得人們更容易相信特定的報道，而這些報道又進一步強化了已經具有的偏見。想想西方媒體對中國妖魔化的方式吧。一位社會批評家遭到當?shù)乇┩酵创虻氖录�肯定會成為許多報紙的頭條新聞（人們很少聽說在烏茲別克斯坦、厄立特里亞或者印度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我并不是說西方記者不應該報道這樣的事件，因為中國記者很少能報道這些事件，所以這種報道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們閱讀的（希望閱讀的）中國新聞只包括這些內容的話，他們對這個在人類歷史上發(fā)生最快速和最全面轉型的大國的了解將出現(xiàn)偏差和扭曲。

　　 有多少西方人了解到千百萬的中國人已經擺脫貧困？了解大部分的中國人獲得了三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的個人自由？了解中國政府已經學會對臺獨立勢力的挑釁避免過度反應，因此開辟了改善兩岸關系的道路？了解中共已經實施了相對平穩(wěn)的政權交接機制，包括領導人到了年齡就必須退休的規(guī)定？了解歐洲人權團體和中國政府合作來減少警察執(zhí)法中的體罰？了解死刑在最近已經大幅度減少？或者了解官方報紙《中國日報》最近刊登的兩個年輕男子熱烈接吻的照片，而這篇傾向同性戀的新聞的標題是“傲慢與偏見”？

　　在過去的一年，連篇累牘關于中國的壞消息（有毒的食品和藥品、血汗工廠的剝削、煤礦的死難者、北京的污染等等）影響和強化了人們對于中國的負面印象，以至于把北京的“屠殺”奧運會和柏林的“納粹”奧運會進行荒唐的對比的說法能夠大行其道（其實應該是把北京奧運會和一九八八年在首爾獨裁政權時代召開的奧運會對比才對）。難道有人真的相信北京像納粹一樣在奧運會后要發(fā)動世界戰(zhàn)爭嗎？位于納粹意識形態(tài)核心的種族主義在哪里呢？不錯，中國政府間接卷入了達爾富爾事件，但并非只有中國啊，俄國賣給蘇丹的武器更多，日本購買的石油更多，而且中國在努力改善情況。中國是壓迫了西藏人民，任何政治解決方案都要涉及達賴喇嘛，而他在過去并不總是政治上的現(xiàn)實主義者。

　　人們可能認為最近對于殺害中國平民、焚燒中國商店的暴行打破了西方人對于西藏人熱愛和平的幻想，但是實際上暴亂和后來的鎮(zhèn)壓似乎強化了西方反華的偏見，越來越多的人呼吁抵制奧運會。而達賴喇嘛本人是反對抵制奧運會的。我收到西方朋友的電子郵件詢問中國的肅殺氛圍，似乎整個國家已經處于軍事管制之下。任何對于中國的正面報道都會遭遇充當該政權“辯護者”的指控。西方報刊上偶爾會出現(xiàn)提供背景情況的或者比較客觀的報道，但是很快就被淹沒在充滿敵意的新聞的汪洋大海里。

　　我為什么擔心西方國家一邊倒的報道呢？這不是因為“否定性的牢騷大王”（nattering nabobs of negativity）強化公眾對于中國似乎處于種族主義邊緣的恐懼，把中國影響看作天生邪惡的力量，除非中國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做法。這樣的報道實際上讓中國的情形更加惡化，激起赤裸裸的民族主義反應，使政府更加偏執(zhí)多疑。它還讓人無法思考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共產黨是個擁有七千三百萬黨員龐大組織，各種觀點都存在，內部存在的進步力量不應該被排斥在外。比如中國總理溫家寶就緩和了對于達賴喇嘛的口氣，并沒有關閉協(xié)商的大門。

　　最讓人擔心的是，妖魔化中國的趨勢正好落入右翼好戰(zhàn)分子的手中，他們正在尋找試驗武器的另外一個借口。正如《大西洋月刊》記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寫的“曾經促成伊拉克戰(zhàn)爭，一直在支持對伊朗發(fā)動戰(zhàn)爭的同一批群體、個人、機構、出版物、博客網站如今正在準備未來和中國的對抗�！比绻�約翰·麥凱恩成為下屆美國總統(tǒng)，這樣的人會成為白宮座上賓，會得到對新“邪惡帝國”充滿敵意的公眾輿論的支持。那將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

　　[譯者注：以下是作者對網友評論的答復]

　　我評論的目的不是要為北京政府“辯護”。至于言論自由，我試圖要表明的是在過去一兩年情況有惡化的趨勢。評論的第二部分旨在顯示西方媒體一邊倒的中國新聞可能產生糟糕的后果：它讓人對中國正在發(fā)生的變化產生扭曲的認識，讓當局更加偏執(zhí)和多疑，使得政治改革（包括媒體自由）實現(xiàn)的可能性降低，并落入美國右翼好戰(zhàn)分子的圈套。我評論的總體思想是要說明穆勒的觀點，國家的高壓統(tǒng)治和公眾輿論（以及輿論對于媒體報道的影響）都是言論自由鼓吹者需要關心的問題。

　　關于中國的人權紀錄，我建議讀者閱讀蘭多爾·皮仁布姆（Randall Peerenboom）的《中國現(xiàn)代化》（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這是一本全面和客觀介紹中國人權情況的著作。

　　關于民主和少數(shù)民族權利，我覺得這兩個理想之間存在緊張關系。一個理想是讓中國更加民主化，意思是讓大多數(shù)人獲得權力，其實這將讓西藏人的處境更加糟糕，至少從短期來看如此。（類似于蘇聯(lián)解體后東歐和俄羅斯的少數(shù)民族遇到的情況）不錯，媒體在中國受到控制，如果媒體獲得自由，可能出現(xiàn)對于西藏人苦難處境的包含更多同情的報道，但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國人對于“反華”的公共輿論和西方媒體的憤怒甚于對偏頗的中國媒體的憤怒的事實就說明中國的政治開放未必一定對于少數(shù)民族更有利。

　　我應該注意到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南華早報》（香港）報道了溫家寶總理關于達賴喇嘛的看法，題目是“溫呼吁達賴喇嘛要告誡民眾保持冷靜”，這是中國政府不妥協(xié)的，刺激性的言論中的一絲光亮。

　　我沒有說西方媒體的中國報道總是“完全負面的”。我的觀點是西方媒體上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的趨勢，尤其是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里。這幫助解釋了歐洲和美國對于中國的負面看法，（這種負面觀點也幫助解釋了為什么負面新聞越來越多：許多西方人就喜歡媒體報道這樣的東西）。按照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在這次西藏事件出現(xiàn)前進行的調查，對中國最不友好的觀點是在歐洲和美國，美國人對于中國的負面看法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從44%上升到54%）。有趣的是，對于中國的正面看法出現(xiàn)在中東和非洲。正如我在評論中說的，我沒有批評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的意思，西方記者報道中國記者不報道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太多的一邊倒的報道可能導致糟糕的后果。

　　中國是專制社會嗎？我的觀點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左右一直處在去專制化的過程中，政府在逐漸淡出多數(shù)人的生活。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工程，但是我們需要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這樣的趨勢。

　　“否定性的牢騷大王”的術語是為曾擔任尼克松政府副總統(tǒng)的阿格紐（Spiro Agnew）撰寫演講稿的威廉·莎費爾（William Safire）創(chuàng)造的，肯定帶有幽默的味道。這個術語至今仍然在使用，用來指過分負面的報道。我不敢肯定它反映了我自己的立場。不管它的價值如何，我想說的是尼克松政府的少數(shù)幾個成就之一就是推動了和中國關系的正�；�。如果要了解這段歷史，我建議讀者閱讀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精彩著作《只爭朝夕:尼克松會見毛澤東》，該書也有助于讀者了解一九七二年的中國社會的專制本質。任何一個訪問過中國的人都會立即感受到這個國家從那時起已經開放了多少。

　　西藏是個相反的例子。在西藏，政府試圖限制和控制宗教言論，現(xiàn)在的情況如果和八十年代中期相比更糟糕了。當然，我相信限制宗教自由是錯誤的，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但是我也認為以暴力叛亂的方式來回應是錯誤的。暴力讓這個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更加遙遠。

　　至于在中國的寫作，我同意我們這些研究政治理論和政治，并希望在中國出版著作的人常常需要做出妥協(xié)。但是和相關的其他選擇比如什么也發(fā)表不了相比是否更好些呢？

　　我納悶的是，為什么我的評論激起如此熱烈的辯論？或許我試圖提出太多的觀點，對于這樣敏感的事情很難做到不偏不倚。說實話，我評論的動機部分是因為我自己的處境。一方面，在過去一兩年里我對言論自由限制不斷增加感到沮喪，另一方面，對西方媒體在同一時期連篇累牘的負面中國報道感到沮喪。未來，我不應該讓負面的情緒阻礙我的工作，達賴喇嘛本人大概也會這樣說的吧。

　　至于說到政治改革，我們不清楚民主是否起作用。我同意中國需要更開放，包括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但是有必要考慮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提出的全國性民主選舉的替代方案，請參閱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中國怎么想》(倫敦: Fourth Estate, 2008)）倫納德的書非常精彩地描述了知識分子的辯論（它也顯示在中國存在活躍的政治辯論），雖然他沒有討論政治儒學的辯論。[譯者注：請參閱《學術中國》網發(fā)表的該作者的文章“中國新知識分子”我的新著《中國新儒家》（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討論了在中國復興“左派儒學”的辯論（主要是中國學者之間），歸納了對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意義。如果我違反了自我推銷的規(guī)范的話，我在這里先道歉了。

　　至于中國的人權問題和實際進展，在不同的背景下需要采用不同的途徑。有些團體比如丹麥人權機構采取了要求政府部門合作的“柔和”的途徑，通過資助和支持比如防止警察在審判前階段體罰和虐待，以及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等長期項目取得很好的結果。中國有些政府官員也非常嚴肅對待人權侵犯的情況，與他們合作是取得積極進展的一個方法。其他人權團體比如“人權觀察”采取對抗性的途徑，在更加敏感的政治領域以“點名批評和羞辱”的方式開展工作，推動人權改善。人權團體內部存在一個隱性的勞動分工，他們往往是互補性的。哪一個方式更好是需要實際數(shù)據說話的，在沒有實地調查之前，不應該排除任何一種途徑。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閱《行為倫理學: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的倫理挑戰(zhàn)》的文章（劍橋大學出版社2007）。

　　說到西藏，我想談一點大陸中國人討論的另外“一絲光亮”。政治評論家曹辛在影響很大的中文報紙《南方周末》上撰寫的評論中寫到“藏傳佛教在藏族民眾中的影響，是現(xiàn)實存在的；
達賴喇嘛作為宗教領袖在藏傳佛教信徒中的影響力，也是事實�；�于上述基本事實，一些現(xiàn)實的政策操作可能需要考慮。

　　至于西方媒體，我同意它傾向于報道壞消息。但是為什么集中在報道中國的壞消息？或許是因為奧運會，但可能也有其他因素。我確實擔心它落入美國右翼好戰(zhàn)分子的圈套。在喬治布什當選總統(tǒng)不久，中國就被選為新的敵人，兩國關系迅速惡化。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后，美國的注意力轉向了其他地方。當時的美國政府在媒體幫助下大肆宣揚來自伊拉克的威脅，我們都知道后來出現(xiàn)了什么結果。

　　我擔心美國和中國再次發(fā)生沖突的基礎已經打好了（當然，中國政府的行動并不總是有幫助的）。

　　最后，我想說我的評論是關于言論自由的。我本來應該選擇“中國和西方的言論自由”這樣的標題，或許還可以加個副標題“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限制”。

　　譯自：“Badmouthing Beijing”by Daniel Bell。文章最早發(fā)表在英國《衛(wèi)報》的評論版。

相關熱詞搜索：言論自由 中國 背景下 貝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