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論問題與前沿問題

　　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研究從史前社會到公元17世紀的歷史。學科研究的地域范圍主要包括古代希臘羅馬、古代西亞北非；
中世紀西歐和東歐、古代東亞、南亞、中亞和西亞。此外，研究領域還包括古代中世紀中西交通史和中西古代社會的比較研究等。

　　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繼續(xù)關注傳統(tǒng)問題，如古代社會政治制度、文明發(fā)展、封建制度、文藝復興等。同時，出現(xiàn)了一批角度新、材料新、觀點新的研究成果。表現(xiàn)在：（1）在更高的層次上關注重大理論問題和前沿問題，并利用新理論、新方法進行微觀研究。（2）關注更加注重專題研究，逐漸擺脫了以往通史性的研究模式，在某些領域出現(xiàn)了一批精深的研究成果。（3）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不但以前少有研究的俄羅斯古代史、朝鮮古代史均有研究成果出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熱點研究領域，也有所擴展。如古代希臘史研究不僅繼續(xù)關注古典時代的希臘，在時間上繼續(xù)向早期的荷馬時代、殖民時代擴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希臘化時代的羅馬人、羅馬統(tǒng)治時期的希臘人等問題。（4）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日益與國際學術界接軌，關于國際學術界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如中世紀史研究中的社會經(jīng)濟史、古代史研究中的早期國家問題、疾病與社會政治關系等也都體現(xiàn)在我國學者的研究中。

　　在經(jīng)過幾十年的研究后，中國學者重新思考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理論問題，既關注理論本身，也積極運用一些理論解決歷史問題。馬克垚指出，二戰(zhàn)后出現(xiàn)了眾多的世界史編撰體系。由于對世界歷史的較成熟的認知體系還未產(chǎn)生，這些世界史著述在開創(chuàng)之初都面臨如何克服歐洲中心論的問題。許多學者批評歐洲中心論，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史，但仍未獲得顯著成績。因為我們的世界史體系由西方學者建立，是根據(jù)歐洲經(jīng)驗得出的，其中有客觀的一面，也有歐洲中心論的一面。非西方國家和地區(qū)的史學，是學習西方史學后建立的，缺乏從自己的歷史出發(fā)建立的理論。現(xiàn)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種“準世界史”。彭小瑜指出，在歷史研究中，意識到西方中心論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識到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接受和傳播是在自己獨特的東方背景中進行的，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東方式誤讀。在中世紀與近代早期西方歷史和文化領域，這種誤讀主要體現(xiàn)在宗教與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形成、啟蒙運動與宗教改革、修道生活與“禁欲主義”以及教皇權力的相關研究和評價上。根本的出路在于相關學術史的積極梳理以及學科制度、學術作品生產(chǎn)機制的調整上。

　　全球史與整體史研究是近年來國際國內史學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古代史研究的角度來說，整體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有助于我們解決傳統(tǒng)史學研究方法所無法顧及的一些問題，如邊緣地區(qū)與核心地區(qū)關系的問題。郭方進一步闡述了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的緣起、發(fā)展及其對史學研究的貢獻。劉健著重討論了世界體系理論在古代史，特別是古代兩河流域地區(qū)史前歷史研究中的應用，指出類似世界體系的交流網(wǎng)絡在古代兩河流域社會烏魯克時代已經(jīng)存在。

　　國家起源及早期發(fā)展問題是近年來世界史學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世界史學者不僅向國內介紹了大量國外學術界有關國家起源問題的理論觀點，也積極參與探索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早期國家問題。易建平近年來撰寫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向國內學者介紹國外學術界關于早期國家研究的理論成果及自己的研究和觀點，也獲得了一些反響，為此，易建平給予了回應，并提出自己的觀點。李安山分析了戰(zhàn)爭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并以戰(zhàn)利品的賞賜和人力資源的利用為例，探討了古代戰(zhàn)爭對政治權力的影響。沈長云指出，當代人類學者提出的酋邦理論，對于完善馬克思主義有關人類早期社會組織進化的學說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對中國古代國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學者們更注意關注學科前沿問題，總結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狀況。郭小凌、祝宏俊和黃春高分別從世界上古史和中世紀史的角度總結了近年來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狀況。徐建新總結了近年來國家起源研究的熱點、難點問題。趙文洪從學科角度總結和介紹了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特點。王中斐、陳叢文則對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封建問題”進行了綜述總結。

　　2 古代東方史研究

　　近年來，中國的古代東方史研究，特別是西亞北非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相關成果出版發(fā)表。西亞北非史研究的主題涉及面越來越廣，學者們運用豐富的原始資料，從細致的史料分析、文字考證入手，研究古代西亞北非歷史上的具體問題，并運用現(xiàn)代史學理論，研究一些宏觀問題。

　　古代西亞史研究更加關注古代兩河流域歷史上重要的歷史時代、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對于目前仍然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的兩河流域史研究來說，這樣的選題非常有助于普及古代兩河流域歷史，使得中國史學界對于該地區(qū)歷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吳宇虹深入研究了吉爾蘇出土的“夫人莊園”的檔案，認為烏如卡吉那是合法地從前任盧旮勒安達的手中繼承王位，并不像某些學者推測的那樣，是通過“革命”推翻前任。在政治、經(jīng)濟、宗教、法律以及財產(chǎn)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等方面始終維持傳統(tǒng)的制度，沿用前任的方針和政策，并沒有進行任何重大的改革。劉健從早期國家發(fā)展的角度關注古巴比倫時期在兩河流域國家形成和早期發(fā)展序列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通過頒布成文法律、確定社會等級制度、實行成熟的外交政策、建立完備的官僚制度和國家機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在古巴比倫時期形成，古代兩河流域國家發(fā)展達到第一個鼎盛時期。

　　學者們繼續(xù)在深入研究史料上下功夫，拱玉書的《升起來吧！像太陽一樣———解析蘇美爾史詩〈恩美卡與阿拉塔之王〉》從不同角度對蘇美爾史詩《恩美卡與阿拉塔之王》進行了解析，對文本進行新的闡釋與解讀，對相關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與某些概念進行闡釋和解讀，并對西方學界的研究進行梳理和評估，是一部真正與國際學界接軌的著作。李政的《赫梯條約研究》對原始條約文獻進行解讀、對赫梯條約進行歸類研究，提出了創(chuàng)新性觀點。

　　古代西亞史研究仍然關注國際、國內史學界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如社會史研究。如對于收養(yǎng)關系、創(chuàng)世神話的研究，霍文勇、吳宇虹根據(jù)對奴孜地區(qū)原始收養(yǎng)文件的研究，指出其收養(yǎng)制度不同于現(xiàn)代通常意義上的收養(yǎng)，它們大多與土地所有權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收養(yǎng)的發(fā)生與發(fā)展都主要以獲得經(jīng)濟利益為驅動力。國洪更指出，古代兩河流域在不同的時期分別有主角各異的創(chuàng)世神話。古代兩河流域創(chuàng)世神話是統(tǒng)治階級維護其統(tǒng)治的工具之一，其發(fā)展演變與不同時期的保護神地位的提升有直接的關系，而后者的變化又與古代兩河流域歷史的發(fā)展密切相關。此外，普及兩河流域史知識成為亮點，古代兩河流域史是國內研究非常薄弱的學科，關注并普及兩河流域史知識應是學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古代埃及研究關注古代埃及歷史上的多個方面，從埃及國王的王陵、埃及文字及埃及婦女等多個角度深入研究了埃及人的來世觀念、埃及文字及王名的來源、埃及貴族子女的教育等問題。金壽福指出，古代埃及王陵的建造，無論在人力還是物力方面對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負擔。陵墓的大小不可避免地受國力的限制，但是在選擇王陵的位置以及決定王陵的規(guī)模和結構方面，當時的宗教特別是來世觀念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從古代埃及“說教文”看當時婦女的地位》一文中，金壽福研究了說教文在古代埃及歷史中的作用。顏海英對史前時期的埃及陶器刻畫符號進行系統(tǒng)的介紹，就這些符號的內容、與文字的關系等問題提出看法。此外，學者們還分別研究了埃及人的歷史觀、埃及官僚體制中的維西爾、埃及木乃伊、埃及宗教等問題。但是，鑒于目前國內古代埃及史研究仍然比較薄弱的現(xiàn)狀，關于埃及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等傳統(tǒng)史學問題，仍然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以填補國內史學界關于埃及史研究的空白。

　　近年來，開始有學者關注猶太人的歷史，關注猶太人的歷史記錄、猶太人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活動及所發(fā)揮的作用。宋立宏從史料學的角度歸納了西方學界對于猶太人銘文的研究成果，并討論了羅馬統(tǒng)治時期猶太人的遭遇。此外，學者們還關注中世紀猶太人的社會生活。

　　3 古代希臘羅馬

　　古代希臘與羅馬研究是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傳統(tǒng)領域。在古代希臘史研究中，學者們繼續(xù)關注傳統(tǒng)的城邦政治研究，仍然以研究雅典的民主制度為主要內容。近年來受學者關注的希臘神話與歷史關系的研究有進一步進展。王以欣、王敦書研究了古希臘歷史時期忒拜流傳的兩則城市創(chuàng)建故事。

　　古希臘史研究還關注了多個或傳統(tǒng)、或創(chuàng)新的課題。學者們發(fā)表了一些傳統(tǒng)主題的成果，諸如希臘哲學、希臘文明特點、希臘奴隸制問題等。近年來，學者們非常注重研究希臘古典時代以前的歷史。晏紹祥的《荷馬社會研究》填補了我國學者在希臘早期社會研究中的空白。學者們分別研究了希臘人早期殖民活動、黑暗時代、早期希臘民族和海盜活動等問題。斯巴達研究也是近年學者日益關注的城邦，關于斯巴達城邦的傳統(tǒng)認識有些誤區(qū)，朱宏才就此提出觀點。此外，還有一批成果開辟了希臘研究的新視角，由沈揚、黃洋譯校的《呂底亞和希臘鑄幣的起源：成本和數(shù)量》一文，對呂底亞和希臘鑄幣起源及貨幣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lián)進行討論。這是近些年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魏鳳蓮對于希臘的巴庫斯秘儀的研究也是國內學術研究中比較少見的題目。古希臘史研究雖然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新穎的題目，但是，研究重點仍然集中在傳統(tǒng)的雅典民主制度研究上，從選題觀點的創(chuàng)新性、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等方面鮮有新的進展。

　　古代羅馬研究仍然以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研究為主。學者們研究了羅馬共和時期羅馬元老院的職能、法律制度、檢察官制度、公民問題、共和國的衰亡等問題；
學者們對于羅馬帝國的關注主題更加廣泛，既關注傳統(tǒng)研究中軍事制度、元首崇拜、文化發(fā)展問題，也關注羅馬帝國的財政制度。近年來，對于羅馬社會婚姻制度的研究比較集中，重點關注社會轉型時期的婚姻制度。

　　學者們非常關注希臘羅馬文化的關系，并且深入研究了希臘羅馬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外來影響。陳恒指出，希臘化所帶來的最偉大影響———特別是羅馬和希臘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交流。徐曉旭認為，在羅馬統(tǒng)治下，希臘人雖然喪失了政治獨立，但作為一個“文化民族”仍葆有其傳統(tǒng)的民族認同。黃洋認為，希臘羅馬文明在對“東方”諸民族與文明的認知中體現(xiàn)出一種東方主義特征。東方主義乃是西方文明中一個根深蒂固的悠久的思想與話語傳統(tǒng)。

　　古典作家的學說仍然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對于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亞里士多德、塔西佗的研究仍然是熱點。學者們繼續(xù)翻譯古典作家的著作，并向國內讀者引進一些經(jīng)典的古典學研究著作。這些都有利于國內學術界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拓展研究視野，并向大眾更好地介紹國外古典學研究的成果，吸引更多人從事古代史研究工作。

　　4 中世紀西歐

　　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一直是國內中世紀史研究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學者們不僅從概念角度研究封建主義問題，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狀況進行總結。侯建新從學術史，特別是從實證分析和理論分析兩方面，闡明西歐Feudalism是歐洲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只屬于歐洲。王亞平討論了西歐中世紀社會農(nóng)民、貴族和教士三個等級，指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主體。等級制度構成了中世紀社會的基礎，同時也確定了每個等級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但等級本身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演變，三個等級本身都有很大的變量。劉林海指出，中世紀西歐的三等級觀念是在基督教等級觀念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各等級之間既非單純的平等協(xié)作，亦非單純的層級性不平等關系，而是呈現(xiàn)出復雜的特點。侯樹棟研究了德意志封建制度的特點，指出中古時期，德國封建主義的發(fā)展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相對遲緩；
二是不完善；
三是土地因素重于人身因素。這三個特點對德國王權產(chǎn)生了特殊的影響。

　　在中國中世紀史研究學界，對于英國中世紀史的研究一直比較完整、深入。英國史學者的研究視野非常廣闊，對于英國中世紀政治、經(jīng)濟、宗教、社會問題均有所關注，使英國史成為中世紀史研究領域的強勢學科。

　　學者們最關注的仍然是英國政治史，對于英國國王的政治改革、英國王權特權、王權與教權的關系、英國近代國際形成等問題提出觀點。郭方的《英國近代國家的形成》探討了歐洲從中世紀封建國家向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過渡的主要問題，以16世紀英國國家機構與職能的變革為重點，根據(jù)原始資料與論著，分析了財政機構、樞密院、司法機構、地方政府、議會、教會的重要變革，對于英國王權在這場變革中地位的變化、變革的經(jīng)濟社會背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等級制度的變化也作了探討，指出這場變革為以后英國革命的爆發(fā)、立憲君主制的建立、資本主義強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陳金鋒指出，愛德華一世統(tǒng)治時期英格蘭發(fā)生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它既是中世紀鼎盛時期英國歷史發(fā)展的表現(xiàn)與結果，同時也為近代英國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施誠研究了作為全國最高封建主的國王享有一系列財政特權。劉城指出，“王權至尊”的確立是英國16世紀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確立了王權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獨一無二的統(tǒng)治地位。在政治史研究中，對于都鐸王朝的研究仍然是重中之重。柴彬研究了都鐸王朝時期的教區(qū)、治安官，指出其在經(jīng)濟社會生活中發(fā)揮的作用。由于英國對現(xiàn)代世界發(fā)展做出過重要貢獻，因此，學者們也關注英國社會史，重視英國的發(fā)展對于世界現(xiàn)代史發(fā)展的貢獻，在英國民族國家的特點、城市的發(fā)展、海外貿易等方面討論了英國留給現(xiàn)代世界的遺產(chǎn)。此外，學者們還研究了英國社會史領域中的其他問題，例如圣徒崇拜、敞田經(jīng)營制度等。

　　中國的西歐中世紀史研究中，德國、法國中世紀史研究一直是薄弱環(huán)節(jié)，近年來，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有所突破。黃春高選取法國中世紀王權作為突破口，提出路易六世在其統(tǒng)治期間積極伸張王權，不僅改變了此前法國王權孱弱的情況，而且使王權的內容得到充實并使王權的外延擴展。侯樹棟則關注德意志王權，提出10~11世紀德意志存在一種帝國教會體制，其實質是王權主導下的王權與教會間的共生共存關系。

　　西歐中世紀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改革是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傳統(tǒng)問題，近年來，學者們更加重視宗教制度中的一些具體事件、具體人物及其著作，重視宗教改革中的一些小支派，但研究的目的同樣是宗教與政治的關系。文藝復興同樣是學術界關注的傳統(tǒng)問題，劉明翰提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進性，不僅表現(xiàn)在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反封建、反神學的蒙昧上，更體現(xiàn)在“以人為本”的先進文化上。王乃耀認為，佛羅倫薩的城市強大是其成為文藝復興發(fā)祥地的根本原因。此外，中世紀史研究者還關注黑死病、農(nóng)奴制、中世紀騎士、十字軍問題、中世紀商業(yè)與城市發(fā)展問題、歐洲與世界發(fā)展的關系問題等。

　　5 拜占庭、東歐、中東地區(qū)和東亞

　　拜占庭研究以查士丁尼研究為主，主要研究了宗教政策、瘟疫對拜占庭政治發(fā)展的影響。陳志強考察了“查士丁尼瘟疫”的歷史，指出歷史研究者的立場和觀察問題的角度常常決定其對史料的選取、考證、解讀和運用，進而影響其對歷史問題做出的判斷。郭云艷研究了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敗的原因。關于拜占庭帝國的宗教政策，郭蘇星評析了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認為它是宗教體驗與政治動機的有機統(tǒng)一。

　　東歐古代史研究仍以俄羅斯為主。雷麗平研究了歷史上俄羅斯農(nóng)民的東正教信仰，指出俄羅斯農(nóng)民的東正教信仰，大量滲透農(nóng)民自己傳統(tǒng)信仰的成分。陳訓明則關注莫斯科中國城，認為莫斯科中國城是與克里姆林宮緊緊相連的中心城區(qū)。

　　中東古代史的研究涉獵了古代中東的城市、海洋貿易及文化特點等多個主題。傳統(tǒng)的東方學派學者認為，中東中世紀伊斯蘭城市沒有城市行政管理機構，沒有改進自己政府服務的責任，城市沒有任何積極貢獻。車效梅對此提出質疑。張箭認為1500~1501年卡伯拉爾率葡萄牙艦隊遠航印度，堪稱地理大發(fā)現(xiàn)第一階段僅次于三大航行的第四大航行。

　　拜占庭、東歐中世紀、古代中東史研究在我們學術研究中一直是薄弱環(huán)節(jié)，近年來零星出現(xiàn)一些研究成果，但仍然無助于建立完整的學科體系，今后應當大力加強和擴展這些學科領域。

　　在東亞古代史研究中，以徐建新的好太王碑研究為主要突破口，對于古代朝鮮的研究成為一個亮點。徐建新《好太王碑拓本の研究》一書，以好太王碑的各個時期的拓本為主要資料，圍繞學說史上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考察。好太王碑是古代高句麗第十九代王(公元391~412年在位)的墓碑，立于公元414年。過去100余年來，有關此碑碑文的討論在東亞（中、日、韓、朝）古代史學界受到廣泛的關注。該書主要探討的問題有：早期拓本的制作和傳布、1884年潘祖蔭藏本的性質及相關問題、清末北京琉璃廠拓工李云從的經(jīng)歷及其制作早期拓本的原委、早期石灰拓本的発現(xiàn)以及石灰補字的原因和性質問題、好太王碑各時期拓本的編年及其方法。高福順指出，高句麗中央官位等級制度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先后出現(xiàn)多種變化。徐建順通過對朝鮮早期史書的作者、成書年代和內容的詳細統(tǒng)計和考證，發(fā)現(xiàn)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記”、“鄉(xiāng)傳”并不是某種特定的史書，而是早從三國時期就出現(xiàn)的數(shù)量繁多的史書的通稱。

　　目前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如何繼續(xù)擴展和深化已有的研究領域、開辟新的研究領域。（1）考古學資料的地位和作用已經(jīng)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但如何將之運用在實際研究中、如何與文獻資料相結合，這些問題仍然需要解決。（2）如何深入研究重大理論問題，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古代中世紀史的歷史資料相結合，是目前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3）傳統(tǒng)的弱勢領域，如阿拉伯、拉美古代史、東南亞古代史、印度中世紀史等本年度并沒有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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