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仲春，我在臺灣訪問了1個月，這段日子正值民進黨開始第二次執(zhí)政，臺灣島上人們的選戰(zhàn)激情漸趨平靜，兩岸關系處于新的敏感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思考什么問題？臺灣學者與普通民眾是如何看待兩岸關系的？臺灣民主轉型有什么經驗教訓？這些都是我所感興趣的。盡管海峽兩岸都進入了信息社會，但人們對海峽那邊社會生活的理解，仍然經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覺過濾。

　　日記中記下的，是我對自己所看到的一個真實的臺灣的觀感，也是一份訪學者的思想實錄，其中包括我在臺灣的講演與交流中表達的思想以及臺灣朋友的反應。兩岸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交流與碰撞，在4年后的今天，或許仍然會引發(fā)讀者的新思考。

　　與臺研究生討論知識分子的使命

　　上午10時多，我在大學綜合樓聽上海學者S君所作的關于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講演。S君也是我多年的朋友，S君談的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如何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分化為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的問題。他運用的是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概念，來說明現(xiàn)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出現(xiàn)的向專業(yè)化發(fā)展的基本趨勢，以及這種專業(yè)化對于人文關懷的影響。他講完后，主持人要我發(fā)言，我接過話頭談了以下幾點——

　　一，傳統(tǒng)知識分子（即以天下為己任，訴之良知的宏大敘事的讀書人）向有機知識分子（即以特殊階層利益集團利益為效力對象的屬于特定壓力集團的知識分子）過渡，是現(xiàn)代化的基本趨勢，傳統(tǒng)型知識分子以道德為使命，有革命傾向。也有全盤改造社會的激進革命烏托邦情結。而專業(yè)知識分子即有機知識分子，是社會上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代言者，他們是社會分化的產物，分化了的利益群體為了爭取自身權益，也需要尋找自己在知識分子中的代表者，這樣有機知識分子在社會分化中就得以產生。有機知識分子，從英文字義來顧名思義，就是“被組織到結構中去的”知識分子，只要一個社會進入現(xiàn)代化引發(fā)的社會分化階段，這種趨勢就不可避免。應該說，這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例如，在現(xiàn)在的美國已經很少有傳統(tǒng)型以天下為己任，對任何事情發(fā)言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有機化或被組織化與專業(yè)化，至少不會出現(xiàn)20世紀初期傳統(tǒng)知識分子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那樣的轉變，這對中國當下現(xiàn)代化避免出現(xiàn)革命性破壞，應該是有利的。

　　二，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出現(xiàn)強調自由價值的自由派、強調平等價值的新左派，以及強調秩序價值的新保守主義（或新權威主義）三大思潮的對峙。這種思想分化，可以看作是從道德型知識分子向有機知識分子轉變的過渡階段。更具體地說，主張平等至上的新左派客觀上接近于下層，主張自由與法治的自由派客觀上代表新興的中產階級，主張秩序至上的新權威主義客觀上接近于代表上層技術官僚、大企業(yè)家及特權階層的利益。這種知識分子思想分化，表明中國大陸已經從同質性的板塊型的思想一體化，向思想價值多元化的轉變。這種多元化是多元民主發(fā)展的必要條件，而三大思潮與民間階層分化的多元化的對應關系，也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型知識分子向有機知識分子轉化的趨勢。

　　三，然而，知識分子的有機化，即分別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的知識分子的分化過程，存在著一種危險，那就是矛盾，即知識分子的為階層服務的利益導向，與知識分子的良知所要求的中立性之間可能會發(fā)生沖突與矛盾。更具體地說，一方面，知識分子的有機化（即被有機地組織到階層利益集團中去并為其服務），各就其位，是社會分化的正�，F(xiàn)象，另一方面，階層利益也會驅使知識分子，使之為特殊階層說話而獲得自身利益，為階層利益說話的結果，會失去了自己對真理的追求，這是因為階層利益并不等于社會真理，為了利益說話，就會去創(chuàng)造為某一階層利益而歪曲事實的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這樣就會失去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與本分。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的有機化，與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功能是對立的。這是所有國家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知識分子共同面對的問題與困境。

　　接下來，我談到大陸思想界的狀態(tài)。如果強調平等的新左派“有機化”于藍領或底層勞工階層，訴諸于民粹主義動員而不顧社會長遠利益，就會引導社會回到大鍋飯體制上去，如果強調效率的自由派“有機化”于中產階級，而不顧社會公平，就會支持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奪，為有產者作無條件辯護。同樣，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者如果“有機化”于大財團與技術官僚權力層，而不顧社會公正，就會把不合理的現(xiàn)存秩序合理化、凝固化，以政治穩(wěn)定來反對政治改革。產生阻礙社會進步的消極作用。

　　主持人問，中國文化中，有沒有使知識分子執(zhí)著于真理與良知的精神資源？我的回答是，我在飛機上正好讀到了徐復觀的一篇文章中的觀點，徐復觀說，西方人重上帝，東方人重良心，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仁”，“仁”的本質就是人所固有的內在的良知良能。儒家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己欲仁，斯仁至矣”，儒家認為，只要人們把自己內在的良知潛能發(fā)掘出來，就能內圣外王，這里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資源。然而，我對中國人能否在已經出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價值斷裂的情況下，繼續(xù)通過發(fā)掘內在良知良能的資源，來擔當社會責任的內有精神力量，仍然存疑。

　　聽講的大多數(shù)是該校研究生，應該說都是臺灣未來的文化精英，我從他們專注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們對來自大陸的學者講演慷慨激昂的高調風格一定頗感新奇與興趣。臺灣與大陸在文化上有一個不同點，大陸經歷過五四文化洗禮，建國以來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充滿慨而慷的激情，知識分子說起話來，往往習慣于宏大敘事，激情四射。而在臺灣，仍然保留著傳統(tǒng)的那種謙讓內斂之風，先生們說起話來，文質彬彬，含蓄而雍容有度，這些臺灣研究生們一定會對我們大陸學者的發(fā)言有一種新鮮感。

　　最后，我在交流結束時，引證了從一位前蘇聯(lián)作家寫的英文書中讀到的一段話，這是我所獲得的有關知識分子定義中最奇特、最深刻、而且最令人拍案叫絕的定義：什么是知識分子？那作家說：“知識分子就是：一，被大學開除出來的人；
二，他熱愛人民。”

　　這些研究生聽了這樣奇特的定義，也都會心地笑了。這位前蘇聯(lián)作家形象地把握了知識分子的兩個最重要特點，一是批判性；
二是社會良知。不過，我補充說，其實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未必要被開除，只要有那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心就可以了。當然，這指的仍然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有機知識分子。

　　餐桌上討論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生活態(tài)度

　　中午，在政治大學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政治大學主任秘書W先生請客。高華、S君都參加了，還有幾位剛才聽演講的研究生。

　　高華是來自南京大學的中國現(xiàn)代史著名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話題轉到毛澤東的人格與政治思想等問題上。在餐桌上我談到，我在飛機上一路在讀蔣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蔣氏父子身邊43年》（臺灣版）一書，覺得可以從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現(xiàn)出來的性格，作一比較，從中可以體會到兩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異。大家說愿聞其詳，于是我就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從蔣介石生活秘書翁元的口述來看，蔣介石晚年怕死真是到了極端，尿中有血，緊張之極，臉上是那樣驚恐失望，黯淡無光，每次出一點血，就會緊張得半死，每次總是急聲命令讓人送醫(yī)生看。醫(yī)生說沒事，他還是不放心。翁元還說，晚年的蔣介石對醫(yī)生的話，就像乖孩子一樣聽話，他是任何醫(yī)生都喜歡的好病人。

　　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執(zhí)，即使有病，他也不讓看醫(yī)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決定，要他聽醫(yī)生的話，他也照樣我行我素，有時甚至要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說他就是“不信邪”。

　　這里可以看出，蔣介石思維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還是相當發(fā)達，尤其是晚年表現(xiàn)得很明顯，毛的浪漫主義生活態(tài)度到了晚年則愈加強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客觀現(xiàn)實條件與規(guī)律的制約，對傳統(tǒng)與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宗教”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義政治家則是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guī)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元氣固然可以沖破許多框框條條，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像那個要帶人們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樣，對人們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具有這種浪漫人格的政治家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維，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他蔑視現(xiàn)實，甚至蔑視規(guī)律。從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y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到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態(tài)上的內在聯(lián)系的。

　　這時，臺灣某教授接著說，毛澤東有著復雜的雙重性格，他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者，他在政治斗爭上是相當現(xiàn)實主義的。對此你如何解釋？我立即想到毛澤東身上的現(xiàn)實主義與他的浪漫主義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補關系。我說，毛身上的現(xiàn)實主義與他的浪漫主義同時存在，其實這并不矛盾，如果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毛就會表現(xiàn)出強大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但毛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為考量標尺的常識理性，卻總是只表現(xiàn)在戰(zhàn)術或戰(zhàn)略層面。但毛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現(xiàn)實主義者，在他身上有太強烈的詩人氣質，有太多的“六經注我”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太多的非理性的因子。這種浪漫的非理性，雖然早就存在，但在建國以前，在殘酷的政治權力斗爭的壓力，以及外部敵人強大的挑戰(zhàn)面前，他身上這種非理性的因素實際上處于隱性的被抑制的狀態(tài)。處于四面皆敵的險惡環(huán)境中,一個人想浪漫也不行。一旦這些外部壓力消失了，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義就會蘇醒并膨脹為烏托邦主義。對毛澤東來說，得天下之時，就是他所鐘愛的浪漫主義出山之日。從1953年開始講過渡時期總路線，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走向“超階段論”，此后一發(fā)不可收拾。尤其是在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頂峰之后，現(xiàn)實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狂放的浪漫精神時，共和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會成為他的政治浪漫主義的犧牲品。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某種意義上也是浪漫主義的烏托邦的災難。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人的貢獻。因為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鄧小平才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撥亂反正，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大陸的現(xiàn)代化，也正是在大陸人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民進黨理想主義者走向邊緣化

　　晚上，高華邀我一起去市區(qū)在餐館與兩位臺灣文學界的朋友會面，這對臺灣夫婦是當年臺灣的左派知識分子，他們可算是民進黨中的先輩了，當年出于為臺灣民主奮斗的理想，與陳水扁一起反對國民黨威權統(tǒng)治，現(xiàn)在卻出于對陳水扁的不滿而退出了民進黨。我說，西方有句諺語，一個人30歲以前不是左派是沒有良心；
30歲以后仍是左派是沒有大腦。他們會心地笑了。其中的作家D先生是當年陳水扁高中的同學。他說陳當年是農村來的，家里窮，非常用功，只是埋頭讀書，看上去人很老實，誰也沒有想到他后來會成為“總統(tǒng)”，更沒有想到他會變成那樣投機的人�？磥�，環(huán)境與機遇會極大地改變一個人。

　　這兩位當年民進黨的積極分子退出政治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歷史上，一開始造反的知識分子中，不少人是具有詩人氣質的理想主義者，到了民進黨走向爭取政權階段后，黨內的官僚派政客就會取他們而代之。精于權術的現(xiàn)實主義政客將會在復雜的人事斗爭中如魚得水，而這些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由于不習政治水性而被迫邊緣化，歷史上此類“新陳代謝”的事例幾乎是層出不窮。其中似乎有著某種必然性：首先，現(xiàn)實斗爭中的理想主義者，或者由于缺乏對新的斗爭環(huán)境的生存能力，或者由于不屑為之，或者由于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政治與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標差距太遠，而無法適應變化了的環(huán)境，有的退出政治舞臺，有的則改變自己以適應環(huán)境。此后，只有現(xiàn)實主義者的政客與謀略家才會左右逢源，這些爭權奪利的現(xiàn)實主義政客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理想主義者則對道德淪喪而痛心疾首。他們只能在邊緣地位上不斷發(fā)出不滿的聲音而己。我想，大革命時代以后，陳獨秀、瞿秋白走向邊緣化，康生、高崗、柯慶施之類的人物在1940年代的上升，并且在黨內如魚得水，都是這種現(xiàn)象的不同表現(xiàn)。施明德之所以被陳水扁之類的政客取代，看來也是這一趨勢的體現(xiàn)。

　　路邊小茶館，不經意的古風與臺灣人的人情味

　　來臺的第3天，早上起來后去餐廳，才知是周日，沒有供餐。于是到門房打聽如何獲得早點，那位看門的女士得知我沒有用過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先問我會不會用摩托車，可借用她的車去上街購餐，我說不會騎，她說，那你就為我看一下門房，我騎車為你去購餐。我心里很是感謝。就一個人坐在門房里。不一會她騎車從街上購到餐點帶回來了。我真不知如何感謝她才好——她是湖南湘陰人，1949年隨家來臺灣。她知道我是大陸來的訪問學人，也許是看到了家鄉(xiāng)人，對我特別友善。我心想，回大陸以前，我一定要送一件小禮物給她。

　　來臺的第二天晚上，那位頭天在餐桌上認識的大學生還特地打電話問我，在生活方面是不是需要什么幫助。臺灣人的人情味，有很可親的一面。

　　晚上上街進餐后，返回住所。路過一家路邊小荼館，里面空無一人，此處專賣烏龍茶，主人盛情相邀，進去后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布置相當質樸淡雅的茶室，很有一點不經意的農家古風。主人40來歲，他說，現(xiàn)在的人掙錢很苦，欲望多而機會少，于是總是活得很累，不如把生活要求降低一點，生活欲望淡了，心里也就舒坦了。他的話頗有點道家思想。

　　這是他家傳下來的老瓦房，由于不是租來的，因此也不會為掙錢而煩心。他讓我嘗了他自己制作的豆腐乳，其味真是鮮美無比，他說他每年只是做了自己食用，也送一些給朋友，從來不賣。如果賣就會引來許多顧客，他也來不及做，如果天天忙于生意，那分閑情也保持不住了，還不如不做。他還說他原來在外面打工掙錢，媽媽過世以后，他突然大徹大悟，才辭了工作，搬回家來住。在這里他可以重溫兒時的時光。

　　望著那粗重厚實的木質板凳，那白色的燈籠，那瓦罐、藤椅，那桌上不經意放著的幾朵紅色的野花，我忽然想到孟浩然的詩：“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笨上г谖覀兇箨戇@種情趣與意境已經很少看到了，沒有想到在臺北近郊處仍然還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情趣。我想，關鍵還是要有小茶館主人這樣有文化又有意趣的人。在臺灣，保留著比我們大陸更多的中國儒家傳統(tǒng)，他們沒有經歷過五四反傳統(tǒng)的文化沖擊。臺灣人幾代以來都以其溫和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傳統(tǒng)生活。傳統(tǒng)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無聲無息地潛入現(xiàn)代人的生活，而這些在我們大陸是看不到了。臺灣人自己并不一定能比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記得上海的老朋友朱學勤在給我校研究生的講演中說，他覺得臺灣人比大陸人更像中國人，這話看來是有根據(jù)的。

　　電視里的李登輝

　　來臺灣的第4天，早上坐在床上看電視，第一個感覺是，臺灣收不到中國大陸的中央臺。這很可能是陳水扁當局“去中國化”的一個手法。盡管如此，此地仍然可以收到鳳凰中文臺�？磥碓谂_灣，鳳凰臺成了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唯一電視民間渠道，值得珍惜。

　　電視新聞里，第一次看到久違的前“總統(tǒng)”李登輝，他看上去精神還不錯，紅光滿面，身體出奇地健康，也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他在電視里回答聽眾提出的“為什么陳‘總統(tǒng)’就職演說沒有提臺灣‘制憲’”時說，他最了解陳水扁“總統(tǒng)”的心，這次陳“總統(tǒng)”之所以在就職演說中退了一步，沒有提（臺獨）“制憲”，就是因為社會上兩派意見距離太大，所以不能馬上搞“制憲”，大意是條件成熟以后，陳水扁肯定要搞臺獨的。另外，他還說“修憲”（指重修“中華民國憲法”）并不解決問題，他在位時已經修憲6次了，這樣的“憲法”已經不能再修，只有徹底“制憲”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接著他就對連戰(zhàn)進行人身攻擊，稱“連戰(zhàn)的臉部表情有點像神經病”，還說有一個醫(yī)生是這樣說的，講到此處，聽他講演的人們鼓起掌來。李登輝這個人看來真不簡單，可以說是個人精，其能量之大，遠遠超過當年人們的想象。他說話十分尖刻，連戰(zhàn)本是他當年當“總統(tǒng)”時的下屬，按中國人傳統(tǒng)的禮數(shù)，絕不會與他當面對罵的。而李登輝鉆了這個空子，毫不留情地極盡挖苦之能事，而且達到完全不尊重對方人格的地步。

　　臺灣街頭文化：一個沒有經過五四沖擊的文化

　　下午睡了一大覺，精神很好，晚上與高華在大學附近一家餃子店用餐，大學附近的街頭小餐館特別多，一到晚上，萬家燈火，看上去不但繁華，而且既親切又干凈。我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面館前居然嗅到了小時候久違的陽春面香氣，這使我好像一下子回到少年時代,有一種時光倒錯的感覺。

　　我突然產生一個想法，這種特別好聞的面湯香味之所以在大陸失傳，很可能是因為公私合營與文革造成的傳統(tǒng)經營文化的斷層。我對高華說，臺灣沒有經歷過公私合營與公有化，各家都把自己祖?zhèn)鞯慕洜I秘方與看家本領一代一代保留了下來。各家店鋪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著自己在長年累月的市場競爭中形成的看家本事。店面再小，卻都各有其特色。這些面館的小老板對自己從父輩手中承繼的祖業(yè)小心維護，傳統(tǒng)的經營文化已經深深凝聚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中。比方說，店主說起話來輕聲細語，洋溢著一種傳統(tǒng)的待客之道。我們大陸在計劃經濟時代正相反，先是把過去慘淡經營的小業(yè)主文化當作資本主義的根苗全部摧垮，經過文革災難以后，才讓一部分人重新從事小業(yè)主生計，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個體戶，都是白手起家，他們早己失去傳統(tǒng)百年家風、店風的繼承。我們大陸日常所見的只有那種原始的赤裸裸的、粗鄙的拜金主義，惟利是圖的貪婪與奢華氣勢。那種氣勢看上去頗為豪華，格局似乎很大，很有霸氣，但實際上內在的文化內容很單薄。臺北的夜色中，那些燈光下的小店，有一種難以言表的人情味。臺灣店家與大陸店家經營中的這些微妙差別，只有來到臺灣實地比較之后才能感受到。

　　高華說，林毓生先生（從臺灣赴美留學的著名中國思想史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有一篇文章說，臺灣與大陸相比，在對傳統(tǒng)的繼承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經歷過五四激進的全盤反傳統(tǒng)運動�？磥�，這一點林先生說到點子上去了。臺灣人沒有對自己祖先傳統(tǒng)的妖魔化過程，也沒有經歷公私合營與公有化。

　　我們一邊散步一邊漫談，高華指著一家餐店的名稱“湯饌”，這兩個充滿古人意趣的字，結合到一起，真有一種古典文化的美。中國漢字傳達的一些極為精致的意思，常常通過這樣一些餐鋪招牌為人們所感受到。我想起一位上海朋友準備為即將出生的孩子起名字，總覺得找不到合適的字，其實，唐詩宋詞中有多少優(yōu)美而豐富的漢字，人們?yōu)槭裁磿�想不到呢�?/p>

　　高華說，一位臺灣朋友告訴他，臺南那些地方，尤其是農村，那里的農民真有點宋明人的遺風，他說一位大陸學者第一次到那里去，許多村民都來看這位“共匪”，紛紛說，要把“共匪”請到家里來做客，因為當時沒有適當?shù)脑~來指稱大陸人，只好借助國民黨反共宣傳的稱呼——也是趣聞。

　　臺灣比大陸更像中國，我也體會到這一點。許多從大陸來的學者住過臺北之后，離開時都會說，對臺北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也許就是這種與傳統(tǒng)不曾中斷的文化聯(lián)系在其間起作用吧。臺灣人對來自大陸的人對臺北的親切感，一定不會有深切的體會。

　　雨中揮舞國民黨旗的老兵

　　今天是來臺灣的第5天。上午7時出發(fā)，乘車去郊外參觀陽明山國家森林公園，接著又去蔣介石草山行館，那是蔣介石來臺灣后的上世紀50年代長期居住的地方，整個公館整體是日本式風格，格局不大，但窗明幾凈，有一種恬淡之美。記得20年前在一張政協(xié)小報上讀到過蔣介石的警衛(wèi)寫的回憶，說上世紀50年代蔣介石在草山過生日，頗為儉樸，讓警衛(wèi)下山在老百姓家里買了兩只活雞——我對此印象很深。

　　回市區(qū)路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在7樓黨史館參觀，一位國民黨的義工為我們講解國民黨領袖建國的艱難。此地參觀者很少，整個大廳只有我們幾個人。我總覺得整個氣氛是人去樓空，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落寞之感。

　　這時外面正好下起大雨，在滂沱的雨中，國民黨黨部大樓外，聚集著幾十個退休老人，在大樓門外仍然還不肯離開。有兩位老人，在雨中用雙臂揮舞著國民黨黨旗，頗有一種悲壯傷感的氣氛。

　　這些屬于深藍陣營的老兵們，似乎想以這種雨中揮旗來表達他們對已經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的支持。據(jù)說連戰(zhàn)現(xiàn)在就在此地樓上某一層辦公，真不知選戰(zhàn)失敗后的連戰(zhàn)看到這些老兵雨中揮旗的場景，心中會作何感想？國民黨要再等4年，才有一次新的機會重整河山，他們那時會有所作為嗎？從現(xiàn)在的樣子看，實在令人難以對他們產生信心。

　　與泛綠學者談兩岸關系

　　今天是6月7日，來臺灣已經10天了，下午應約去D大學政治學系與4位泛綠教授座談。兩次來臺灣，我所接觸的臺灣學者絕大多數(shù)是泛藍人士。正因為如此，今天的座談對我來說具有特別意義。能近距離了解具有不同觀點立場人們的想法，把握他們思想的脈絡，彼此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可以獲得許多啟示。

　　幾天前，我請臺灣大學S教授介紹我與一些屬于泛綠陣營的學者認識。S教授之所以選擇D大學介紹給我，是因為臺北市大多數(shù)大學都是泛藍人士占多數(shù)，只有這個大學教師是綠營人士為主。

　　中午我如約到了D大學的政治系會議室。不一會，系主任W教授，資深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M教授，法學博士H先生，助理教授巴黎大學博士C先生都到了。白桌布上放了些小甜點，平添了一些溫馨的氣氛。然而，說起來這確實是一種很奇特的氣氛，我是客人，卻沒有任何人引薦，一個人獨自來到這個陌生的會議室，面對幾個從未謀面的泛綠派學者，共同討論雙方共識度并不多的兩岸關系問題。

　　我很不希望討論者會變得感情用事并使氣氛緊張起來，一旦出現(xiàn)那種情況，連調節(jié)氣氛的人也沒有。幸好，一見面，年長的M教授就對我說，1998年他在美國柏克萊大學一次會議上聽過我的講演，那年我應美國政府邀請第一次訪問美國，曾在舊金山介紹過大陸的新權威主義思潮，他當時也在座——總算座談會上并不全是陌生人。

　　我的開場白是先作了一點自我介紹，然后說自己這次來臺灣從事訪問研究有兩個目的，一是實地了解臺灣的政治發(fā)展與現(xiàn)代化轉型；
二是希望對臺灣朋友在兩岸關系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了解。我接著談了大陸改革開放是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140年來第一次真正獲得的好機會。大陸提出和平發(fā)展就表明我們大陸人十分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歷史機遇，而和平發(fā)展的最大障礙就是臺灣問題，如果臺灣出現(xiàn)獨立，兩岸一旦訴諸戰(zhàn)爭，大陸實現(xiàn)和平發(fā)展的目標就很難實現(xiàn)。同樣，這對于臺灣現(xiàn)在正在實現(xiàn)的民主化來說，也構成致命的打擊。接下來我談了10天來對臺灣的觀察，并說希望就教于各位——

　　我說，首先，臺灣民主化得益于三個條件：一是國民黨三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有著對民主的承諾；
二是臺灣廣大中產階級的興起，臺灣社會沒有出現(xiàn)極貧與極富之間的極大的兩極化差異，而這種貧富差異是非常不利于民主正常發(fā)展的；
三是民進黨作為反對黨的出現(xiàn)，一般而言，發(fā)展中國家的權威主義要走向民主，往往遇到一個巨大的困難，即獨大黨（Dominant Party）系統(tǒng)下，很難發(fā)展出強有力的競爭性對手。競爭性民主只有在勢均力敵的較量中，才能形成競爭性的多元均衡，而民進黨以臺灣“民族主義”為訴求，則恰恰形成一種聚結為反對黨的組織力量，來與國民黨抗爭，這種反對黨的組織力量，有意無意之中，恰恰起到多元均勢的功能。這種有利條件在其他地區(qū)與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并不多見。這方面臺灣應該是得天獨厚。說到這里，我覺得他們意識到我并沒有敵意，因為我是從民主化所需要的多元制衡的積極意義上，來看待臺灣民進黨的功能的。接下來，我進入了主題——

　　一開始，人們原以為，臺灣民主會起到大陸民主化的示范作用，但事實卻并不如此。對于競爭性政黨來說，通過競選追求本黨利益的最大化本無可厚非，然而，民進黨是以一種特殊的不合理的方式來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民進黨要取得選票優(yōu)勢，就以族群劃界，并訴之于族群悲情主義，因為它覺得這樣最有利于它獲得臺灣的多數(shù)選票。這種情況之所以在臺灣出現(xiàn)，是因為民進黨恰恰是以本省人為主體的黨，它可以聲稱代表本省人利益，而本省人又恰恰是占臺灣人口70%～80%的多數(shù)人群體。要使這一多數(shù)群體產生“我族認同”，又只能不斷地強化“二二八”的悲情與受迫害者的歷史記憶。在陳水扁看來，由于本省人在臺灣占人口85%以上，只要訴之于本省人的悲情，并以多數(shù)群體與少數(shù)群體之間的劃界為選舉戰(zhàn)略，在選戰(zhàn)中就很容易獲得多數(shù)票，并因此而取得執(zhí)政地位。臺灣2000年與2004年的兩次選戰(zhàn)均是如此，雖然民進黨在政績上乏善可陳，但居然也能取得勝利。其原因就是這兩點的結合：民粹動員，悲情意識，族群劃界。

　　然而這樣做，民進黨又不得不付出另外的消極代價——那就是形成信任危機。一是大陸不信任，陳水扁言而無信，一到選戰(zhàn)，就會煽動臺獨情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爭取多數(shù)族群意識，大陸很難與之建立互信關系；
二是臺灣本地中另一半人的不信任，泛藍群眾總是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我認識的一位原先屬綠營的學者后來成為激烈的反陳水扁派，其原因是他認為這種競選是不公平的，他說，把少數(shù)人作為攻擊對象，和當年希特勒壓迫少數(shù)猶太人有什么兩樣？他還說，這種民主恰恰是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希特勒就是以多數(shù)票上臺的。族群分裂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美國不愿意為陳水扁的冒險族群主義背書。

　　我特別擔心的是，政治家為了求得權力的保持會不惜一切走這條路，因為有了權力就會有如此大的資源，這種誘惑力強大到足以使他寧愿犧牲規(guī)則，冒極大的風險，進一步煽動分裂，這樣下去肯定會形成惡性循環(huán)。煽動悲情——族群分裂——取得多數(shù)票得勝——族群進一步分裂……如此循環(huán)。兩岸關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前所未有的困難與危險時期。我擔心臺灣民主會走進死胡同，進入一種陷阱之中。兩岸關系解決不好，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也影響臺灣民主化的正常發(fā)展。這正是大家共同心憂的。我這次來，就很想聽聽不同觀點的朋友的意見，看看能不能找到避免兩岸走向戰(zhàn)爭的辦法。我想知識分子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但對困境的思考是知識分子不可推脫的責任。

　　當我結束我這段開場白以后，原先曾在舊金山有過一面之交的M教授第一個發(fā)言。他首先問我來了多少天，我說正好是10天。他問我見了哪些人，他們是哪一派，我說主要是藍營學者。接著我特別補充說，正因為我想全面了解臺灣情況，所以特地來到貴系，很想與綠營學者交流一些個人想法。他說：“你能在10天里對臺灣作出這樣的判斷，可見你的觀察是敏銳的，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有些看法我并不同意。首先美國并沒有失去對陳水扁的信任，他們鼓勵臺灣購軍火就是例子，其次，臺灣日常生活中并沒有什么族群分裂�！�

　　法國歸來的博士C先生接著說，大陸方面應該反省一下這樣一個問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為什么在臺灣越來越少？C先生說，這個數(shù)字從1992年的26%，下降到現(xiàn)在的7.7%。而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則從同期的17%上升到43%。如果把這種變化完全歸因于李登輝、陳水扁的挑動是說不過去的，他們沒有那么大的能量。他們也只是一種社會心態(tài)的在政治上的代表。

　　C先生還說，我們的生活方式、語言、風俗、都來自中國，我們的祖輩也來自唐山，這一點沒有人否認，為什么我們不愿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C先生認為，這與大陸的“逼迫”有關。每一次大陸的逼迫與“打壓”，都會把臺灣人逼得產生逆反情緒。第一次是1996年飛彈事件，李登輝正是在這種民眾的逆向心理下，選票過半。第二次是2000年大陸領導人在臺灣選戰(zhàn)前講“不怕流血”的話，實際上也起了對陳水扁“助選”作用。第三次是2003年沙斯（SARS）事件時期，某位中國大陸官員在國際場合回答臺灣記者“臺灣是不是能參加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問題時，傲慢地一揮手說“誰理你們�。　比缓髶P長而去，這一形象在電視上反復播出，怎么會不激起臺灣人的悲情意識？！臺灣人就聯(lián)想到，國民黨從大陸來，就搞了“二二八”，現(xiàn)在共產黨還是如此，這對選票傾向怎么會不產生影響？

　　M教授接著回應說，本來，臺灣人對“中國人”這個概念并沒有特別的感受，無所謂喜歡或討厭。但大陸對中國的解釋，過于狹隘，既然“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全世界都這樣認為，那么，至少現(xiàn)在并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tǒng)轄范圍內的臺灣，從理論上說，就不是“中國人”了。臺灣人可以認為自己是華人，對這一點沒有意見，但不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人。

　　為什么民進黨現(xiàn)在不愿意在“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來談兩岸關系問題？他們解釋說，這是因為如果承認這一點，就意味著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臺灣事實上并不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臺灣事實上已經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之后我提出第二個問題：目前我們暫時誰也不能說服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兩岸關系？如何使兩岸關系不至于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而又能使雙方找到對方也能接受的辦法？雖然知識分子對這一問題人微言輕，但知識分子的良知要求我們要應對這一問題。我的看法是，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原則去要求對方，一場中國人內部的戰(zhàn)爭就不可避免。在我看來，在找不到合適的辦法以前，臺灣絕對不能單方面去宣布獨立，寧愿把臺灣前途留到未來某一個時期來解決。如果臺灣宣布獨立，就是逼大陸的中國人通過戰(zhàn)爭解決問題，那并非中華民族之福，大陸不愿意因為臺灣問題而失去現(xiàn)代化的機會。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們對于獨立的愿望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強烈。他們認為，從現(xiàn)在的發(fā)展趨勢來看，陳水扁政府也不會宣布獨立，因為美國反對，宣布獨立缺乏可行性。其次，他們還說陳水扁就算是一個臺獨派，也沒有關系，因為他是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必須根據(jù)環(huán)境變化來決定下一步取舍，而現(xiàn)在的客觀環(huán)境就是臺獨行不通。陳水扁即使心有余，其力也不足，4年以后陳水扁也要下臺。沒有必要把他看得那么重要。這一段話，是他們的共識。

　　討論了1個多小時，大家還算是心平氣和。當然，他們并沒有對我很熱情，只讓一位學生送我出門，但也算是以禮相待了。我總算了解了他們思想的邏輯：在他們看來，臺灣獨立與否還在其次，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平等地位，對他們來說則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大陸獨占了“中國”，他們就以“臺灣既然不能稱自己是中國，那就只能稱自己是臺灣了”來應對。要解決這一問題，看來還需要在“兩岸共屬一個中國”這一點上，而不是“大陸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上，多下些工夫。事實上，前幾天新華社播發(fā)的“5·17”聲明，實際上已經在強調“共享一個中國的繁榮”——這句話很有新意。另外，在建立共識以前，兩岸要少談些分歧，多談些共性的東西，要在感情上建立起良性互動。只有這樣，才能化解多年來的矛盾。

　　臺灣民主的教訓：先制度化，再擴大選舉權

　　晚上與高華去一位臺灣教授家做客，兩位臺灣青年學者也來相聚。交談中，留美歸臺的W博士說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臺灣民主化的教訓在于，臺灣出現(xiàn)了強烈的以族群為基礎的民粹主義傾向，這并不是民主的正常發(fā)展，而是以多數(shù)族群壓迫少數(shù)族群的“多數(shù)人專制”。長此以往，冤冤相報，在特殊的氣氛下，外省人甚至會如同當年德國猶太人一樣，被指責為應具有“原罪感”，民進黨人以為只要煽動悲情主義，就可以激活占人口多數(shù)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分裂，并以族群為基礎的利益劃界。長此下去，其嚴重后果甚至可能是出現(xiàn)“法西斯式”的對作為少數(shù)族群的外省人的壓迫政權。由于有這種選擇的人占人口的多數(shù)，陳水扁將在絕對多數(shù)人口的本省人的支持下成為勝出者。臺灣南部是大票源，那些南方山民，一天到晚聽的是地下電臺的臺獨電臺的鼓動性宣傳，如，“讓中國加入世貿就等于讓南方的水果爛掉”，等等。

　　W博士的觀點是，看來大陸以后要搞民主，不像臺灣那樣，一步到位地去搞直選制民主，而應該學習英國的民主經驗，一步一步通過試錯過程，先在小范圍內形成約定俗成的、人人認同的游戲規(guī)則，然后再進一步擴大民主選舉的范圍。這樣，使新的民主參與者就自然受到已有規(guī)則的約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民主游戲的規(guī)則保持權威性。而臺灣則相反，先是擴大普選，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民粹潮流。民粹主義成為本省機會主義者得心應手的獲權工具。

　　W博士的觀點有其啟示性。然而，后發(fā)展國家的民主化很難像18世紀的英倫三島那樣，先在少數(shù)人中建立民主游戲規(guī)則，然后逐漸吸收更多的人進入民主競爭，使民主規(guī)則對參與者的約束力始終有效。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大多是一步到位實行普選，其結果很難避免民粹化。臺灣流傳的說法是，在臺灣，十個不識字的老太婆可以決定九個博士的命運。韓國是如此，拉美也是如此。這實在是一個民主的難題。

　　我談到民粹化政治是20世紀民主政治的一大困境。民粹主義產生的機制是，只要存在著“人民公意論”，只要實行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只要底層平民的同質性程度較高，社會分化與多元化程度較低，同質化的底層平民就會形成巨大的票倉，那么，誰掌握了底層的平民人心，誰就擁有多數(shù)票，這一巨大的票倉就會吸引野心勃勃的政客，為了在選戰(zhàn)中獲勝而提出迎合大多數(shù)人的口號來吸收選票。于是有魅力的領袖與同質化的平民之間，就會形成相互依存的民粹主義勢力。臺灣的民粹政治則表現(xiàn)為，臺獨政治家有意煽動對外省與大陸的仇恨，以此來形成多數(shù)與少數(shù)的對立，以此來獲得票源。我說，21世紀的民主潮流很難繞開民粹主義問題。也許這是普選制民主本身的困境。

　　以“政治景氣論”看食洋不化

　　今天上午在某大學研究中心聽了一次學術講演，演講者是一位畢業(yè)于美國名牌大學的政治學博士，這位博士以“政治景氣理論”來解釋中國大陸1980年代“經濟擴張與黨代會召開”的關系。在我看來，這純粹是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首先，西方這一“政治景氣理論”的關鍵，是經濟景氣對政治選舉的影響。然而，中國大陸實行的是列寧主義政黨體制，根本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那種一人一票的選戰(zhàn)制度。經濟擴張與否，與政治精英如何接班并無必然聯(lián)系。這正如同一個人用了某種新牙膏，同時又出現(xiàn)牙痛；
第二天用舊牙膏，牙沒痛。于是就得出結論說：新牙膏與牙痛存在著相關性。其實，牙痛的真實原因是，一個有蛀牙的患者第一天吃了糖卻喝了冰水；
第二天就沒有喝冰水。整件事與牙膏用什么牌子無關。看來，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都存在著學術上對西方主流理論食洋不化的通病。其實，一個學者的悟性往往比理論更重要。在我看來，要創(chuàng)造中國自己特點的政治學，就要打破西方理論的現(xiàn)成框架，要運用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元素，包括它的范疇、概念與方法來作為思考與分析的工具，并根據(jù)現(xiàn)實因子之間的客觀結構，來建構自己的理論。

　　晚上，去重慶南路購書。只有到了這條書店街，才能感受臺灣出版業(yè)的發(fā)達。2300萬人口所出的書籍如此琳瑯滿目，令人稱奇。如果大陸13億人的的思想文化才智也發(fā)揮出來，那將是何等壯觀的文化景象。我一口氣花了四五千元臺幣購書，約合人民幣一千元左右。與大陸圖書相比，一本書大體上要貴一倍左右，但書印制精美，紙張好，反正自己平時消費也不多，這點書錢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讓外國政治家來“承包”臺灣？

　　來臺灣的第23天。上午參加一個演講會，主講人是政治學者Z教授，他的講演大意是——

　　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實現(xiàn)和平、發(fā)展、尊嚴、安全。陳水扁卻偏離這一目標。陳水扁大談“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一切以此為原則，而不問臺灣老百姓的生計與安危。正因為如此，“究竟要自己人的政府還是好的政府？”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放在臺灣人面前。Z教授認為，民進黨當政者陷入了被他稱之為“我執(zhí)”的政治迷思。用他的話來說，民族主義，族群主義，一旦成為“原則”，就變成“寧愿生活在自己人統(tǒng)治的地獄，也不愿意生活在他人統(tǒng)治的天堂”的迷思。他認為，臺灣人應該考慮讓外國人來“承包”臺灣。讓出職位來，這樣就使臺灣“全球化”了。

　　我是這次會議上唯一的大陸學者，我的發(fā)言大意如下——

　　Z教授的觀點，對我們日常思維頗具挑戰(zhàn)性沖擊力，很前衛(wèi)，很另類，有助于我們擺脫思想固化。我們常常生活在“我執(zhí)”中而不自覺，因而Z教授的觀點是很有啟示意義的。然而，我并不認為Z教授推薦的讓外國政治家來“承包”臺灣的建議具有實際價值。Z教授的哲學出發(fā)點可能是柏拉圖式的烏托邦，他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思辨設計出、建構出某種好的制度，但制度是一個民族在長期適應自身環(huán)境中形成的集體經驗的產物，是根據(jù)不同條件進行試錯的產物。讓西方人來當臺灣人的“總統(tǒng)”，西方人就更懂臺灣？這是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我執(zhí)”？

　　Z教授這種奇談怪論居然能在臺灣登堂入室，并能著書立說，實在令人不解。會間休息時，我把這一疑惑求解于一位參加會議的S教授，S教授的回答頗為意味深長——只要你理解了當下臺灣人在政治上的失望與痛苦，你才能理解，為什么會有如此怪異的觀點出籠于臺灣。更具體地說，Z教授其實表達了這樣一個意念：無論誰當權，總比阿扁當權要好得多。

　　會上一位發(fā)言者說的話頗有意思。他認為，中國大陸打臺灣實在沒有必要，因為臺灣根本不可能獨立，民進黨唱“臺灣獨立”是假，唱臺獨只是為了拉選票而己。

　　與韋政通先生一席談

　　過幾天就要回大陸了，今天晚上與臺灣著名思想家韋政通先生談，他特地請自己的女兒開車送他到高華的寓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3人在這里見面后并到附近餐館用餐,以下是他的一些想法——

　　為什么臺灣民主發(fā)展到如此令人不滿的地步？韋政通先生說，事先臺灣民主化并沒有通過全民的教育。民主是突然的，當一人一票實現(xiàn)時，結果就會出現(xiàn)扭曲。英國走的是漸進式的發(fā)展道路。臺灣則是通過仇恨，通過斗爭，一旦斗爭者得勢，就會反過來打擊自己的敵人。其次，臺灣三權分立只不過是形式，行政與立法最后是相互交換利益/各得好處/私下解決/黑道政府。

　　我在餐館里對韋先生說，10年前我第一次見到韋先生時，回來后的第一個感覺是，我的老師一輩的人應該是韋先生那樣的人。然而，時代沒有給我們這一代以那樣的老師。我們的價值、知識、志趣，等等，全是在艱苦的生活中無師自通的結果。

　　韋先生是一個傳統(tǒng)的自由知識分子，思想清晰，實在，沒有那種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能以常識為基礎。韋先生與牟宗三的分手，使他避免了把儒家意識形態(tài)化為教義的危險。韋先生的思考始終是清明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明智。與他談話最令人稱奇的是，他已經80多歲，頭腦仍然如年輕人一樣清晰明快。他一年前因夫人去世，很不適應那種孤獨生活。他說有一段時期甚至連一個字也讀不下去，生活變得索然無味。然而，當他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給研究生上課，此后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有著使不完的精力，中國大陸有那么多求知若渴的大學生圍在他身邊，聽他講道論學，這是他在臺灣根本沒有享受過的樂趣。從大陸回來后，他又重新回到了知識生活中來了。韋先生身上，似乎透露出知識分子與一般人不同的東西，那就是知識、思考、探索、求真，本身就是愉悅的來源。用儒家的話來說，那就是“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希望我老年時也能像他那樣。

　　與民進黨官方人士的交流

　　這些天來，交流的對象大多是泛藍人士，今天是離臺前的最后一天，下午14：30,總算有了一次機會，與一位民進黨學者兼官僚的C先生約在一個咖啡廳聚談。

C先生是臺灣的知名學者，早在20年前，我就聽說過他的學問很好，是一位前輩學者最欣賞的后學之一。他對我那么老遠趕過來與他見面表示歉意，說如果知道我住得那么遠，就會約一個更中間的地方會面。他是小胡子，小平頭，西裝革履。他的外表很像是一個刻意打扮過的日本商人。而且看上去像是一個很發(fā)達的日本商人。他已經具有政治人物不自覺的那種威勢。他談話缺少與別人交流的愿望，只要你講個頭，他就會以慢條斯理的聲音談起來。語言是很沉穩(wěn)，很有邏輯的，也很有些看法，但這不是交流，不是對未知的東西的一種探尋。

　　他說，兩岸問題的難處在于，一方面大陸經濟上崛起，有了足夠的實力；
另一方面是，臺灣已經民主化了。如果兩個因素中少了一個因素，兩岸關系也就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緊張。例如，如果大陸經濟軍事實力不足，臺灣方面也就不在乎大陸，可以自行其是，反正你們拿臺灣沒有辦法�，F(xiàn)在臺灣方面的變化是，由于臺灣民主化了，因此，任何臺灣執(zhí)政者都不可能在民意不同意的情況下按大陸的要求統(tǒng)一。問題是這兩者正好碰到一起，問題難就難在這里。

　　他還談到，臺灣民主并不成熟，由于蔣氏時代的威權政治具有壓迫性，使臺灣社會內部并沒有為民主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因此帶來許多矛盾。當他談到社會上流傳的仇視大陸人的一些傳聞時，很激動地說，臺灣人罵大陸人是“中國豬”，“支那人滾回去”，這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僅僅是少數(shù)，而且可以說是極少極少數(shù)，少得不值得一提�？赡芩{營人士為了刺激大陸而故意挑出來說的。最有意思的是，他說，如果兩岸統(tǒng)一，那請問，在目前大陸的一個中國框架下，中華民國往哪里擺？換一種說法，中華民國如何放在一個中國框架里來？我注意到，他以中華民國為擋箭牌，來說明為什么不能接受一個中國。這反過來表明，民進黨當家以后才知道“中華民國”這塊牌子的重要性。

　　我的總的感覺是，C先生認為現(xiàn)在兩岸的問題不是臺灣方面造成的，而是大陸方面造成的，一切應由大陸方面來解決。這是典型的綠營中間派的觀點。

　　與一般臺灣知識分子不同，他談問題已經不是討論性的，而是闡述性的，一切已經是固有見解。也許他已經習慣于采取同樣的方式來談兩岸問題。臨走時，我送給他一套袖珍本的線裝李清照詞選，他表示謝意。

　　一個大陸學者對臺灣人的期待

　　再過幾天就要回大陸了，晚上在電腦上寫作訪問總結，以便在離臺之前寄交給東道主臺灣中華基金會。以下是報告的內容摘要——

　　這次是我的第二次來臺訪問。知識分子盡管人微言輕，但學者自我承擔的責任與良知，要求我們?yōu)樽约好褡褰饷撁媾R的困境盡自己一分心力。兩岸關系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事，更是民間的事。

　　這次到臺灣，最深切的一點感受是，臺灣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保留，使臺灣比大陸在許多方面更像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以至于要了解傳統(tǒng)中國社會人文，大陸人可以在臺灣獲得具體入微的體驗。我在屏東、高雄各地的祠堂、村落廟宇與農村訪問時，也感受到這種傳統(tǒng)人文環(huán)境的影響力的持久不衰。而在大陸，傳統(tǒng)人文遺存幾乎蕩然無存。究其原因，與大陸自五四以來產生強大的激進反傳統(tǒng)主義的人文思潮有關，這種思潮在政治上發(fā)展為把傳統(tǒng)視為封建主義的遺留而予以全盤妖魔化，這對文化的繼承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而在臺灣卻沒有出現(xiàn)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全盤否定與妖魔化的過程。以至于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至今在臺南地區(qū)還保留著一些宋明遺風，這一點只有長期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才會有深切體會。

　　根據(jù)我的觀察，臺灣民主化有成績，也有其矛盾與問題 ：一方面，民進黨以臺灣民族主義為訴求，恰恰在客觀上形成一種消解獨大黨體制的組織力量，這種反對黨的組織力量恰恰起到多元均勢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臺灣民主化過程中，也出現(xiàn)了民粹主義動員與族群分裂等消極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與民進黨為了發(fā)揮自己的動員優(yōu)勢有關：民進黨爭取選票的過程，往往會強化族群界線，并成功地運用悲情來激活選民的族群感，從而獲得更多選票。其結果，形成了臺灣社會的族群裂痕，產生了少數(shù)族群與外省人的被壓迫感。以族群劃界也會產生對悲情主義的政治訴求，這又會引發(fā)臺獨的激進主義，例如出現(xiàn)“支那人滾出去”“中國豬”的聲音，這又會激發(fā)大陸對日本侵略深刻的痛苦記憶，這就如同在大陸人的精神傷口上撒鹽一樣，引發(fā)大陸人的“受害者的悲情主義”，如果大陸13億中國人的的悲情主義被激活，兩種悲情主義之間的非理性的兩相激蕩，其結果會不斷引發(fā)兩岸關系進一步緊張，甚至產生戰(zhàn)爭的悲劇。

　　臺灣民主化是社會進步的趨勢，但臺灣民主化過程出現(xiàn)的民粹動員，悲情意識，族群劃界，以及社會分裂，在兩次選戰(zhàn)中都周期性地出現(xiàn)，絕不能以偶然性來解釋。一個真正為臺灣人民謀福的政黨，應該有以政治為天下公器的責任倫理精神。應該有為民族未來負責的態(tài)度，這些都是值得臺灣當政者深思的。

　　感謝中華發(fā)展基金會給予我這次寶貴的機會，在兩岸關系處于復雜多變的時刻，作為一個生長在大陸的獨立學者，深感兩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深感有責任運用自己的知識能力，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冷靜、客觀、全面如實地介紹給大陸朋友與普通民眾。同時，也誠懇地期望臺灣人不要走向臺灣獨立。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爭取的，有些事情是無法通過爭取來實現(xiàn)的。臺灣獨立就是不可能通過爭取而成功的事。雖然兩岸關系有許多敏感復雜的因素，雖然大陸方面的一些具體做法，可能使臺灣人產生誤解，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意無意中傷害了臺灣人的感情，其中也有歷史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造成的過節(jié)兒與誤會，但大陸人希望兩岸統(tǒng)一的愿望是出于至誠。正如兩個打過架的兄弟總會和好如初，回到已故母親的靈前來共同祭祀，我也看到兩岸關系發(fā)展的許多重要因素與契機。

　　最后，我感謝所有臺灣朋友對我的幫助，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中國人的傳統(tǒng)美德，也盼望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兩岸人民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回家前的感想

　　過幾小時就回到家了，此刻我坐在香港候機廳讀一份香港報紙，報載大陸知名學者N教授關于兩岸問題的文章，這位學者斷言,2008年臺灣勢將獨立，中國大陸必須做好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準備，言下之意要先下手為強。據(jù)我所知，此君從來沒有去過臺灣，對臺灣當然沒有實際的感覺。令人擔心的是，這位大陸強硬派學者的思維方式，卻在我們大陸的網(wǎng)絡上，成為主流，長此以往，可能左右人們思考問題的路徑。

　　記得正是這位學者曾經發(fā)表過一個怪論，大意是，即使收不回臺灣，我們也可以把臺灣炸平了再說。這真像是一種賭輸了同歸于盡的心態(tài)，完全不顧臺灣人的死活，實在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非理性的心態(tài)。雖然他不能代表大陸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但其言論卻能影響眾多憤青與網(wǎng)民，并占領民族主義話語的至高點。

　　我深恐此類思維會披上民族正義的冠冕堂皇的外衣，來影響國人的思維與選擇。相信中國的當政者不會片面聽信此君的不負責的言論，中國的命運決不能交由此種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擺布，至少不能讓他的聲音毫無阻力地在社會上不受制約，如入無人之境。我想，一個有機會到臺灣訪問的大陸學者。應該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讓更多的人了解。用政治學者與歷史學者的眼晴，把我在臺灣的所見所聞寫出來，實際上正是實踐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責任。

　　來源：《領導者》，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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