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近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必然要對他們所生活的不同時代先做一個基本評價，然后再觀察他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我們先從三個北大校長說起。

　　一般談論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常要從嚴復開始，晚清歷史處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在傳統與現代轉型中發(fā)揮他們作用的。在嚴復生活的時代里，仕途與學術大體并不沖突，一般讀書人進退的余地還是很大的，從晚清到民國，雖然時代變了，但這個時代的轉換，對社會基本結構的震動并不很大，創(chuàng)造民國的領袖人物在很長時期里是與晚清的舊臣在共同進行政治活動，雖然沖突不斷，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國初年中國政治的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是漸進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傳統沒有發(fā)生斷裂�？婆e的廢除，新政的實行，立憲運動的興起、地方自+治的熱潮等等，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基本是正面的。雖然科舉的廢除，把有志于仕途的相當一批讀書人放在了半路上，但并沒有從根本上絕了他們的生路，因為有相對發(fā)達的民間社會為不能再進入仕途的讀書人預留了空間。政府沒有限制民間辦學的合法性，也沒有從法理上認為民間不能辦報紙、辦出版社和通訊社，宗教活動還是自由的等等。民國以后嚴+復還做了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他以后，做校長的蔡元培和蔣夢麟都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命脈從近代以來基本保持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手里，他們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鋒。

　　到了胡適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發(fā)揮作用的時候，在北洋和國民黨兩個時期，他們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府之間還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一九四九年前，無論北洋還是國民政府時期，從法理上觀察，他們從來沒有否定過民間有辦大學的權利、有辦報紙的權利、有結社的權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權利。這兩個時期，都曾發(fā)生過暗殺新聞記者，如黃遠庸、林白水、邵飄萍和史量才等，查封報紙和雜志的事件也時有發(fā)生，但構成這些民間活動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終存在，所以才出現了那么多產生重大影響的報紙和雜志，如《申報》《大公報》和《國聞周報》《觀察》周刊等，同時有大批名報人的出現�？梢娒耖g社會的生機還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辦大學，而且辦成了名校，如南開大學。教會也可以辦大學，同樣也辦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學和協和醫(yī)學院等等。在國家之外，社會的力量隨處可見。在國民政府面臨困境的時候，胡適又做了北京大學的校長，可見政府還是有借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誠意。

　　中國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成了國立北京大學的校長，這也許就是這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政府關系的一個縮影。當年胡適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給他的信中說過：“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他們生活的時代，社會還有空間，國家之外有民間社會，進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樣的感受。

　　從嚴復到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和政府之間，基本是一種諍友的關系，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這種關系，是建立在一種相互信任基礎上的，有人格和知識作最后的底線。蔡元培和胡適他們曾有過“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時期尊重過這種意見。當年無論北大還是清華，都曾有過名教授從政的先例。從早期的羅文干、湯爾和到后來的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與何廉等，可以說，早期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與政府有過蜜月時期。這種蜜月的建立有兩個條件：一是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當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早期歷史上，政府官員和他們有天然聯系，即同出一�；蛟谕�一地留學。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僚主要來源于科舉，科舉的傳統是特別看重同年科考，這一傳統到了現代轉化成同學同校之誼。

　　作為一種中間力量，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動中曾產生過很大影響，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緩沖力量，在國家與社會發(fā)生對立時，他們居間調停，化解矛盾。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沒有這種力量。國民政府時期，大體保留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起碼尊重，有沖突，但主導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間，政府是強者，他們的合作是強弱之間的合作。凡強弱關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強者一方有大的誠意，所謂：“以國士待我者，我必以國士報之，以眾人待我者，我必以眾人報之�！逼咂呤伦兦�，國民政府召開的廬山談話會，表現了政府對所有社會力量的尊重，因為政府邀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社會力量來討論國家面臨的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后，嚴格說，中國已不存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除了飄泊海外和退居港臺以外，留下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對象。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歷史上，時代轉換之際的一個特點是雖然從人數上說留下來的人多，但自由主義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卻走了，臺灣后來能走上憲政道路，與此有極大關系，這個傳統經過殷海光他們的努力傳了下來，北大的傳統實際是到了臺大，因為傅斯年本來就代理過北大的校長，臺大后來的聲望是北大的延續(xù)。而在中國大陸，經過歷次政治運動，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基本被催殘殆盡。他們和政府之的關系可以解釋為：政府對他們沒有起碼的尊重，只有一點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權建立以后，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只有極少數從事軍工研究的人員得到了保護，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鄧稼先。新政權是一個靠意識形態(tài)統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邏輯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新政權是一個全能政府，民間社會被完全窒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然還在政府里謀生，但他們與政府的關系只是為了活下去而已。

　　一般來說，我們談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系，其實主要是政治關系，而不是一般的謀生關系，他們的主要意義是在精神方面。一九四九年的時代轉換，在中國歷史是空前的。因為以往的改朝換代，對整個社會的日常生活影響并不是突變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一般可以延續(xù)，而這一次的時代變革卻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全部改變了。馬寅初是新政權建立后的北大校長，而他的一個學術觀點卻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到了他這里已經淹淹一息，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絕響。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社會，有一個社會賢達的群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這個群體中有很大比例。社會賢達由前朝官員、地方紳士及各行業(yè)中具有社會聲望的人士構成。這個群體的產生，是與相對發(fā)達的民間社會相關的，他們一般都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廣泛的社會關系和為社會各政治力量認可的社會聲望。他們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動，只是一個中間性質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會進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一九四九以后，傳統社會中舊朝退去時在政治、外交、司法、經濟、文化及道德方面積累的傳統資源，沒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別是國家和社會在政治活動的中間地帶出現了真空。無論晚清還是民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總有一個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賢達在承擔上下之間的緩沖作用，國家是認可這種社會力量的。

　　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中已出現了一些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比如律師、工商業(yè)者和各種自由職業(yè)者等等，隨著大學的改革步伐不斷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動也將成為現實，這樣他們有可能承擔起社會賢達的職能，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政府之間，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形成新的合作關系。如果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北京大學的校長，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聲望，無黨無派而經常批評政府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中國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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