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布羅姆利可能是國內經濟學界不太熟悉的經濟學家，他的著作只有《經濟利益和經濟制度》被譯成中文。在美國經濟學界，他也是非主流。如果要分派，他可以歸入以威斯康星學派為代表的老制度學派。此學派鼎盛時期是在上世紀40年代末以前；
隨后，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在美國繁榮。如今，它的地位基本上被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取代，盡管后者也不大為美國主流經濟學界所接受。

　　作為他的學生，我從布羅姆利那里獲益良多，2000年回麥迪遜教課時，還專門補聽了他的制度經濟學課。那時，我就知道他在寫這本書；
2005年他到我們中心訪問，告訴我此書已經被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接受，正在出版過程中，并希望能夠出版中文版，我欣然應允。

　　依我之見，布羅姆利此書想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制度是人類有意的創(chuàng)造。這當然和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不同。自發(fā)秩序意味著，制度是人類在“不經意間”造就的，即每個人或組織都從各自利益出發(fā)參與社會博弈，沒有對社會組織形式的想法和規(guī)劃。但是，他們博弈的結果卻創(chuàng)造出對每個人都有益的制度。

　　自發(fā)秩序并不被新制度經濟學派普遍接受，諾斯就把制度定義為對人類行為的“人為約束”，其目的是為個人行為提供可預測性。諾斯對人的目的性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基本持負面看法。他認為，人的目的性往往阻礙人類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如果制度變遷是由經濟收益引導，不摻入制度變遷執(zhí)行者個人的目的，制度就會朝著有效的方向演進。

　　布羅姆利走得比諾斯更遠。布羅姆利認為把經濟收益當作指引制度變遷的外生動因，是一種同義反復。經濟收益是由制度定義的，也就是說，制度先于經濟收益而存在。目的性參與制度的設計和變動，意味著人們先有了對未來的想象，即對一個更加美好社會的構想，然后，根據這個想象來構造當前的制度。用布羅姆利的話來說，人們在構造當前的制度時，總是“站在未來思考現在”，即依據觀念的改變而改變制度，不拘泥于當前的利益得失。觀念的改變就是布羅姆利所說的關于制度變化的“目的因”。他說：“目的因讓我們能夠理解DDT被禁用不是因為突然間這個做法符合了經濟效率的標準（機械原因），而是因為環(huán)境在與農業(yè)利益（一種事后的理性化）的較量中獲得了更多的‘力量’。DDT被禁用是因為一種新的集體承諾業(yè)已形成，即禿鷲，或者其他動物，值得讓農業(yè)中的害蟲控制蒙受損失——‘值得’不是在福利經濟學意義上的，而是指創(chuàng)造一個未來，或總而言之，擁有后會更好�！�

　　對制度變遷的解釋，不能只停留在尋找經濟收益這樣的機械原因上，要在經濟領域之外尋找答案，這要求我們研究制度變遷執(zhí)行者的目的。唯此，我們才能找到解釋制度變遷的“充分理由”。

　　從人的目的性出發(fā)，布羅姆利提出了“volitional pragmatism”的概念，我們把它翻譯成“能動的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否定人的思想是自然的鏡面反射，相反，強調個人對于周遭環(huán)境的理解必然受到他們對周遭環(huán)境印象的限制，而且，不同的人必定擁有不同的印象，因此，不存在單一或終極的真理。實用主義的核心因而是試驗，能動的實用主義者的試驗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到他們對于未來的想象的指導。制度之所以發(fā)生變化，是因為人們根據自己對未來想象的試驗，導致了一些沒有料到的“驚訝”；
這些“驚訝”為現有制度所不容，因此，需要新的制度來消解。

　　中國迄今30年來的漸進式改革，是能動實用主義的具體體現。為了更契合中國的語境，我把它更名為“實踐的務實主義”。漸進改革的哲學基礎是對單一和終極真理的否定，因此，它是務實的；
同時，漸進改革又以不斷的試驗為先導，因此，它在行動上又是實踐的。布羅姆利此書雖然不是為中國讀者而寫，也不是為研究中國改革歷程而作，但是，它所表達的思想對理解中國的改革歷程，具有很大的啟發(fā)意義。

　　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布羅姆利的思想對業(yè)已在中國成為主流的新制度經濟學傳統(tǒng)提出了挑戰(zhàn)。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把制度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試圖以經濟參數的變化，作為解釋制度變遷的主要因素。本書對此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會在中國制度經濟學者中引起爭論。

　　記得2005 年布羅姆利到我們中心給學生辦講座的時候，學生們對他的思想的反應，可以用“震驚”來形容，因為他所講的和他們所接受的主流經濟學太不同了。雖然我不完全贊同布羅姆利的思想，但是，我相信，閱讀他的書對于每個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的人來說，都至少會是一次耳目一新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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