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主義政治學強調對政治現象進行實證研究,以擺脫傳統(tǒng)政治學對意識形態(tài)的附屬地位,這種“價值中立”的理想對于客觀地研究政治生活的規(guī)律、真實地透視政治現象,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這種方法提倡的尊重客觀事實、還政治生活以本來面目的做法,在政治學研究中只能是一種理想,在實踐中根本沒有辦法實現�？梢哉f,行為主義政治學自其產生,其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即已暴露出來,現實政治生活的嚴峻,使行為主義政治學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并最后走向了終結。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終結,可以說是內外交困的結果。這種困境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既有學派內部學者的分歧乃至分化,也有對立政治學派的批判,更有外在的政治現實所造成的壓力。當然,最重要的是其方法論所內含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在這里,我們先撇開其內在原因,分析外在的客觀原因如何導致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終結。

　　一

　　首先,其他對立政治學派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在20 世紀50 年代即行為主義政治學發(fā)展的高峰期,一些新興的政治學派,如新左派和新保守主義就開始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價值中立”論提出批判;同時,傳統(tǒng)政治學派也繼續(xù)固守他們的理論陣地,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方法論進行批判,認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科學方法純粹是科學幻想。就這樣,圍繞著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問題,行為主義政治學派與傳統(tǒng)政治學派展開了論戰(zhàn)。

　　在論戰(zhàn)過程中,作為傳統(tǒng)政治學代表的經典政治哲學學派和制度分析學派對自己的方法進行了充分的辯護,從以下兩個方面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方法論進行了反詰:一是政治現象不可經驗論證,人類行為所具有的某些基本特征決定了政治學“要永遠被科學拒之門外”。在自然科學中,可以隨心所欲地根據解釋的需要來羅列事實,但在社會科學中,尤其是在政治學中,就必須依賴于政治行動者“本身具的觀念才能解釋他們的行動,研究者必須根據行動者的動機、所處的社會的習俗和基本概念來解釋其行動的意義”。因此,既不存在客觀的可操作性的研究對象,也不存在客觀的中立的研究者。以自然科學的那一套來研究能動的人的政治行為是不科學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二是政治理論難以預測政治現象。因為預測要求有規(guī)律性和重復性,而政治學涉及的對象是處于動態(tài)過程中的人,個人的政治行為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不可計劃的,不僅環(huán)境時刻會改變政治行為的目標取向,人們還會受一些心理因素的影響,因此充滿偶然性和隨機性,要對其進行預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行為主義政治學也充分表達了自己關于政治學研究方面的理想。但由于各種原因,傳統(tǒng)政治學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論戰(zhàn)不了了之。行為主義政治學認為他們取得了勝利。而傳統(tǒng)政治學仍繼續(xù)他們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終于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迎來了政治哲學的復興。

　　在政治哲學復興過程中,有兩位思想家功不可沒。一位是施特勞斯,根據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人是最優(yōu)秀的政治動物,因為他是理性的和道德的動物。正因如此,施特勞斯認為,不下價值判斷,便無法研究政治現象,因而政治學不能夠、且不應該成為“價值中立”。在施特勞斯看來,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有其致命的理論上的弱點,正是實證主義的局限造成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困境,也是現代政治科學的困境。因此,施特勞斯認為,真正的政治學應該是評價的,而不應該是中立的。他認為,所有政治行動的目的,不在于保存而在于變革。當目的在于保存時,我們企圖防止更壞的變動;當目的在于變革時,我們希望帶來更佳的事物。顯然,某一更佳或更壞的思想,引導著所有政治行動。因此,所有政治行動本身,具有一個邁向善生活或善社會的指令,而善生活或善社會正是完全的政治善。進一步說,政治事務原本就屬于贊許的或不贊許的、選擇的或拒斥的、褒揚的或譴責的。這就是說,政治事務的本質并非中立的,而是要求人們的服從、忠貞、決定或判斷。從政治行動的目的與政治事務的本質看來,政治研究者不下價值判斷,根本就無從研究政治現象。行為主義政治學家一方面反對價值判斷,另一方面又急于推銷他們自己的政治學,事實上,他們已經悄悄地選擇了他們自己認為的“真理的價值”,但表面上沒有承認罷了。施特勞斯的上述理論,切中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要害,揭示了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論自身所存在的限度和必然衰落的命運。

　　在政治哲學復興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位思想家是羅爾斯。面對當代美國社會一系列政治和經濟危機,整個知識界都在思考,現代國家的職能是什么? 什么才是比較公平合理的分配? 是否存在一個衡量社會正義的標準?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下,1971 年,與眾多學者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反思相呼應,與施特勞斯長期以來堅持的政治哲學研究傳統(tǒng)相呼應,羅爾斯發(fā)表了《正義論》一書,標志著哲學、倫理學潮流的一個重要轉折,“即由形式的問題轉到實質性的問題,由懷疑和否定轉到試圖重新肯定,由實證的分析轉到思辨的概括”,重新關注制度的正義問題,從而打破了當時政治哲學研究萬馬齊喑的局面。此后,對于正義、公平等政治價值的研究和探討重新成為政治學家們的理論旨趣。繼羅爾斯之后,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中也提出了有關社會正義的問題,美國學術界稱之為后實證時期政治理論的復興。在這種理論背景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張在實踐中開始面臨全面挑戰(zhàn)。

　　其次,現實政治需要向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提出挑戰(zhàn)。任何政治思潮的產生與衰亡都與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分不開,而60 年代末期美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條件就構成了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現實挑戰(zhàn)。羅爾斯指出“, 如果說,一種使權力服從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義社會不可能出現,而人民普遍無道德———如果還不是無可救藥的犬儒主義者和自我中心論者———的話,那么,人們可能會以康德的口吻發(fā)問: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是否還有價值? 我們必須從這樣一種假設出發(fā):即,一合乎理性的正義之政治社會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類必定具有一種道德本性,這當然不是一種完美無缺的本性,然而卻是一種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而行動并足以受一種合乎理性的政治之正當與正義觀念驅動、以支持由其理想和原則指導的社會之道德本性�！� 同時,社會動蕩迫使學者們對以往深信不疑的原則和方法進行反思:既然已經形成的科學并沒有事先預見到社會和政治中存在的問題,那就是理論本身存在著缺陷。他們開始重新檢驗政治科學的基礎構架,反思的結論是:行為主義政治學單純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往往忽略了政治的價值和目標,忽略了系統(tǒng)理論的作用。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有些主張,如“價值中立”的主張,使其研究結果嚴重脫離政治現實,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問題無能為力。而現實的發(fā)展不斷地向政治學理論提出新的課題,要求政治學家們能夠做出滿意的回答。兩次世界大戰(zhàn),30 年代世界性的經濟蕭條,核武器的使用和擴散,核毀滅的前景, 種種事端,削弱了人們因科學技術的迅猛發(fā)展而樹立起來的樂觀和自信,人們感覺到有些觀念或者信念方面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政治學研究再也不能一味地回避政治價值問題,而必須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

　　最后,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內部分化,也是促使行為主義政治學終結的重要原因�，F實政治的推動,其他學派的批判,促使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內部一部分學者,如拉斯韋爾、伊斯頓、達爾等行為主義政治學著名代表人物開始反省,這也是行為主義政治學走向終結的重要原因。

　　拉斯韋爾就建議政治學科應該將自己的注意力轉向“一些有意義的方法論運用問題”,政治科學家們應該根據自己的目標來選擇所要研究的問題。他當時就預見到,美國的政治科學將會“轉向運用知識來改進民主實踐”。所以,他提議,政治學科需要探求一些直接與人類需要和公共政策有關的基礎性問題。美國的政治現實回應了拉斯韋爾的這些預見。在60 年代,美國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這問題迫使許多政治學家去探求與之相關的問題,并反省其方法的正當性以及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達爾在推動行為主義政治學向后行為主義轉變過程中也起到了積極作用。達爾認識到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有幾個明顯的缺點。他認為行為主義政治學低估了人類的想像力,在運用想像力進行預測方面尚存在不足。此后,受羅爾斯《正義論》的影響,達爾在1984 年修訂版《現代政治分析》中,特意補充了價值理論一章。

　　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重要代表之一的阿爾蒙德,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盛行的時候,也曾對“價值中立”觀進行反省。他認為:“政治分析家們往往都回避對政治體系的評價問題,這常常是自欺欺人的。要解決隱含在選擇問題和觀察角度中的價值傾向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正視所有類型的政治價值。” 這種認識在當時行為主義政治學家中也是非常超前的。

　　而直接推動行為主義政治學發(fā)生革命性轉變、并最終走向后行為主義的是著名政治學家伊斯頓。早在《政治系統(tǒng)》一書中,伊斯頓就開始意識到不能將價值完全排除在科學范圍之外。根據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現狀,伊斯頓預測了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產生。他說:“最近,政治學總體方向上的發(fā)展大致具有吸收更精確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特點,這種發(fā)展已經導致了理論的任務和功能在觀念上的根本轉變。” 他主張政治學研究要重建新的價值結構。他指出,政治理論家的重要職能之一,是對社會的迫切問題和社會的需要做出敏捷的反應,以便有可能明確表達極其深奧的、但對公民和政治家了解自身處境大有幫助的價值系統(tǒng)。他認為“, 像所有的社會知識那樣,政治學的所以產生和不斷得到支持是由于人類認為它有用這一明顯的事實。如果人們并不認為政治學事實上或可能最終滿足人類的某些意圖,它就不會存在達兩千年之久�！�

　　二

　　隨著“價值中立”論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很多學者對“價值中立”這一口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質疑。達仁朵夫(RalfDahrendorf) 認為“, 就‘價值中立’之社會科學的可欲性與可行性而言,不論我們的看法如何‘, 價值中立的科學這一題材本身,似乎不能以一個‘價值中立’的方式,甚至冷靜的方式,來加以討論�！崩锢�( Gre2sham Riley) 也認為“, 社會科學中客觀性與價值上的爭議,或許永無終止之時�！�

　　更多的學者對政治學研究中“價值中立”的主張?zhí)岢隽伺�評。很多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中“價值中立”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空想。如挪威學者克里斯琴·貝(Christian Bay) 認為“, 行為主義所謂的‘價值中立’的政治學,其實是一種不顧社會的存在,而一種象牙塔中的政治學,它顯示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與醉心于保持現狀下的既得利益”。有些學者甚至尖銳地指出,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充滿著許多嚴重的錯誤,而救弊之道,在于發(fā)展健全的價值理論,藉以引導政治研究”。

　　針對行為主義政治學脫離實際政治生活、不關心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沖突的保守傾向,后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應當與“當前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相聯系”,這就是后行為主義政治學著名的“關聯原則”。后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不僅應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邏輯基礎,進行基礎性研究,發(fā)現政治生活的規(guī)律,而且,這種研究本身應針對各種迫切的社會問題———種族歧視、貧困、饑餓、核戰(zhàn)爭和環(huán)境污染等。政治學者應該關心社會政治理想和倫理道德規(guī)范,應該研究政治體系的性質和目的、個人權利和義務的范圍和基礎、自由平等正義的意義這類規(guī)范性課題。只有這樣,才不至于流于片面、膚淺和繁瑣。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格言“寧可錯誤,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對立,后行為主義政治學者的格言則是“寧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無補”。他們認為,政治學研究的成果應該付諸政治學者的行動之中,因為政治學研究人員不僅是知識的創(chuàng)造者,而且也應該是問題的解決者。他們應該具有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勇于承擔指導社會進行政治結構改革的義務,應該運用自己的政治知識和技能為現存社會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和途徑,而不能成為只對社會做小修小補的技師或修理工。總之,政治學不應該成為一門“取消政治”的純科學,相反,政治學研究的目標和內容應該“政治化”,即應該與現實政治密切結合,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就這樣,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價值中立”論逐漸被后行為主義的“關聯原則”所取代�！皟r值中立”論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論的核心,它的被否定也就意味著曾經作為主流學派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已經走到了盡頭。

　　三

　　行為主義政治學終結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后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批判繼承的過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后行為主義繼承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大多數分析技術和手段,而且其方法更趨精確。如后行為主義者都善于使用統(tǒng)計資料和計算機分析,但他們把自己的技術用于解決至關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同行為主義政治學一樣,大多數屬于后行為主義的研究工作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個體”的政治行為上,并將其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而且,他們特別關注的是作為個體的公民、選民,處于社會化過程中的青少年、決策人物和非官方社團的成員。此外,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一些理論框架和概念也被后行為主義繼承和使用。

　　在后行為主義階段,政治學家們一方面使用科學技術手段,另一方面對政府機構和政治行為做出價值判斷,既關注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又關注政治學研究的終極目的,從而推動了政治科學朝著政策科學的方向發(fā)展。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行為主義政治學作為主流政治學派,曾經對美國乃至世界政治學研究產生過重要的作用�？陀^地說,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方法論革命曾經帶來了政治學研究的繁榮。

　　 首先,行為主義政治學對人的政治行為的重視,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范圍。行為主義政治學強調以政治行為作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并圍繞人的政治行為這一中心,將心理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等諸多因素都納入政治學研究的范圍,從而大大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使政治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

　　其次,對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方法的借鑒,豐富了政治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學”的口號下,行為主義政治學綜合運用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統(tǒng)計學、物理學、系統(tǒng)論、控制論等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極大地豐富了政治學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方法論上兼收并蓄的特點,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內部不同學者的共同特點,也是行為主義政治學迅速崛起和壯大的原因之所在。美國各綜合大學,凡是設立政治學專業(yè)的,都將統(tǒng)計學、社會調查、抽樣分析等課程作為最重要的課程講授。

　　再次,在政治學研究中得出了許多新的結論,形成了許多新的理論。綜合運用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結果,使行為主義政治學得出了許多傳統(tǒng)政治學所沒有的新結論,形成了政治學中的許多新理論。如通過將社會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和自然科學中的系統(tǒng)論運用到政治學研究中,形成了政治學中的政治系統(tǒng)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關于人性中非理性的研究,在政治學研究中發(fā)展出學習理論、社會化理論和人格理論;而對人性中理性一面的研究,則發(fā)展出決策理論、博弈論。通過對政治權力分配關系的分析,發(fā)展出角色理論、小團體理論、團體理論和精英理論。另外,還有政治發(fā)展理論、政治文化理論和政治溝通理論,等等,都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結出的碩果。以“科學”相號召,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經驗方法的旗幟下匯集了政治系統(tǒng)方法、政治結構功能方法、政治溝通方法、政治決策方法、政治精英方法和政治團體方法等多種分析方。至于技術層面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如個案分析、實驗分析、模擬分析、調查研究、因素分析、統(tǒng)計方法等,應有盡有。而且,根據行為主義的新方法,政治學研究得到迅速發(fā)展,各種新成果層出不窮。在五六十年代,美國的政治學研究主要以研究選舉行為或者投票行為為主,這是政治生活中可操作的部分,也是當時美國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極大成功首先使政治學在美國成為顯學,很多學科都試圖與政治學發(fā)生某種關系,心理學、統(tǒng)計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學者,都紛紛加入政治學的研究行列,政治學研究的隊伍日益壯大。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真正的獨立的政治學家。此前,我們所推崇的經典政治學家,如亞里士多德、洛克、霍布斯,他們首先是作為哲學家出現的,他們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哲學方面而不是政治學方面。自從行為主義政治學產生以后,政治得以成為真正獨立的學科,很多政治學的研究者得以成為真正獨立的政治學家,如拉斯韋爾、阿爾蒙德、達爾、伊斯頓,他們既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倡導者,更是政治學研究的領導者,他們以其特有的貢獻在政治學說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受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影響,世界各國的政治學也得以迅速發(fā)展。

　　相對于傳統(tǒng)政治學來說,行為主義政治學是一種方法論上的革命,它強調“價值中立”和實證研究�？梢哉f“, 價值中立”是政治學研究自古以來的理想。為了客觀地反映政治生活的實質,還政治現象以本來面目,歷史上許多思想家都將“價值中立”作為自己科學研究的理想。但是,人是一種特殊的動物,人不可能完全擺脫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科學研究中的“價值中立”從來就只能是部分的、相對的,而不可能是完全的、絕對的。此外,政治學是特殊的,因為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是處于特定政治關系中的人及其行為,這種特定的政治人和政治行為是無法被孤立、靜止、片面的計算和測量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政治學研究的實證分析也從來就只能是一種輔助手段,而不能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正因如此,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的美好理想時刻受到現實的嚴峻挑戰(zhàn),它在帶給政治學研究短暫繁榮的同時,也隱含著某種不可逆轉的危機,這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本身無法逾越的限度。

　　事實上,行為主義政治學這種內在的矛盾和悖論,從一開始就受到傳統(tǒng)政治學的反詰和其他政治學派別的批判。而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治生活中出現了許多用實證分析方法無法解決的新問題。面對這些新問題,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內外的許多有遠見的政治學者,開始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進行反思,終于在60 年代末促成了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改變其方法論的一些基本原則,取而代之的是后行為主義政治學。此后,繁榮一時的行為主義政治學派開始走向終結,而其方法論原則,在經過革命性的改造后,開始融入政治學方法論體系新一輪的分化與整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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